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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
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6）
13—0084—02
十月革命后，列宁结合俄国本国国情，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权建设的学说俄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将市场经济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并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尽管由于时代和当时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新经济政策最终流产，但这并不能掩盖列宁经济思想的光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产生与发展的同时，也吸引了一部分国外学者的注意力与兴趣。他们纷纷从不同的侧面与史料入手，探讨新经济政策对于当时俄国的意义与影响。即使以今天的目光去考量，这些论断仍然值得我们去深思。
对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探讨与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上半期，关于新经济政策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主要的材料是党的文献、斯大林的著作等，而且更加直观地反映在斯大林、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三个人对待新经济政策不同的态度上。
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正式提出前持的是反对意见，主要表现在对“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和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能否存在的理解上。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却截然对立。商品、价值、工资等商品经济概念在过渡时期与资本主义时是不同的：当生产过程的不合理性消失，即自觉的社会调节者出来代替自发势力的时候，商品就失去商品性质变成产品，价值也不适用于过渡时期，工人此时领得的是社会劳动份额而不是工资，利润以及剩余价值也消失了。所以，过渡时期不存在商品经济。但是1921年春尖锐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使布哈林态度完全转变，坚决拥护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布哈林在《经济政策的新方针》中认为当时俄国处于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所以“增加产品的数量是当前经济形势的最高规律”，“保存、加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各种经济形式以及社会化的大机器工业”，在增加产品数量的同时要警惕资产阶级发展趋势，防止蜕化变质。这时布哈林已经是完全赞同新经济政策。
托洛茨基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时就向列宁建议应放弃战时共产主义，用征收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建立商品交换制度。可见托洛茨基最初是赞成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后，苏联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大量存在，城市耐普曼和富农出现。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上，托洛茨基主张对其进行压制，并纳入到国营范围内，使之国有化。《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中托洛茨基考量了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城乡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成分，对市场制度显得过于悲观。但是，托洛茨基最后认为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还得依靠世界市场。在《“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中托洛茨基主张“恢复我们和世界经济的物质联系……我们越来越走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孤立状态，而纳入世界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体系中。”
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则较为复杂。1921年的《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中斯大林从战略、策略意义上分析当时战争结束后苏联国内外局势，得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可行，为了世界各国的革命和建立世界经济，应实行新经济政策。可见，这时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赞同只是作为一个策略家的谋略，并没有理论上的论证。1924年4月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商业的发展扩大了销路也扩展了工业，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顺利地解决了其他当前任务，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造了条件。1925年6月的《问题和答复》是斯大林对十四大后群众所提出的疑问进行的答复，指出要消灭农村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实行正确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实行电气化计划，发展大工业，消灭城乡对立。1926年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中，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分成两个时期，以1926年为界，前一个时期以农业为中心，后一时期以工业为重心，现在应该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加强外汇储备，改革税制，干预粮食市场，为发展工业积累资金，同时巩固工农联盟。1929年4月的《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中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允许了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使得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强大起来并向社会主义进攻。《大转变的一年》是斯大林对1929年工业、农业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从成果上肯定了要取消新经济政策。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可见，斯大林这里完全终止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态度上的变化是随着苏联当时经济生活的情况做出相应的策略上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从理论上、实际上来说都是必须的。
第二阶段：在俄罗斯建立后，学者们对于新经济政策研究的热情度依旧不减当初，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如何看待列宁根本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在这个问题上，普列特尼科夫的观点比较传统，他认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是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的确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在《新经济政策：列宁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根本改变》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过去把取消商品生产作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并提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应当是直接的商品交换。然而现实中没有出现产品交换，也没有出现商品交换，只有原始的买卖。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于是出现了利用商品生产范畴的任务。由此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开始发生改变。
格里诺夫和查库诺夫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他们指出，列宁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根本改变表现在把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到“文化”组织工作，这不能说列宁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只能说明列宁改变了看问题的角度，他们认为列宁只是把合作社当作新经济政策下保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趋势的方法。他们在《列宁新经济政策构想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首先提出问题：许多研究者根据列宁的《论合作社》得出所谓列宁在1923年1月对于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的修正就是从非商品模式变为市场模式的结论至少是值得商榷的。他们认为，在列宁看来，并非任何的合作社制度都是社会主义，必须是无产阶级国家内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合作社制度才是社会主义。他们指出，在论述列宁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时有句话很重要：“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革命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可见，列宁改变的是看问题的角度。夺权以前，列宁是“从下面”，从革命的地下状态看社会主义，而现在是“从上面”、从一个掌权者的角度——从经济、文化的角度看社会主义。 2.经济改革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作为保证。
吉姆佩尔松在对1921～1923年苏联的政治制度做了考察后认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在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普遍不满的情绪压力下被迫作出的，而不是修改执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原则的结果。他在《政治制度与新经济政策：不相应的改革》一文中认为，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一点都没有改变，党依然垄断着所有的国家机构。在俄共的文件中，“党专政”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新经济政策客观上需要政治上实行改革，但是“党专政”阻碍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因此，新经济政策仅仅动摇了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而未根本改变它，从而最终被斯大林体制所取代。
纳乌莫夫认为，只有政治体制到改革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然而党内频繁的政治斗争破坏了改革的落实。他在《1923年：列宁的抉择的命运》一文中指出，经济改革要求实行政治上的改革，因为延缓政治上的改革就会冲淡经济改革的实质，缩小经济改革的范围，限制新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但是列宁的战友们之间所展开的政治斗争却使得列宁的许多原则性改革成为了党内上层进行阴谋的牺牲品。
3.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
霍多尔科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的构想。他在《论列宁的合作社构想》一文中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首先是向农民实行的一种经济上的妥协，以此取代对农民的强制，消除与农民的直接冲突。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并不是为了平息农民的不满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列宁和党在过渡时期内的新构想，说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构想。
阿·秋金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构想》一文中强调，实质上新经济政策要比它之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含有更多旧的东西；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在过渡时期的迂回之路，是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一种手段，是要利用市场关系和国家资本主义战胜小资产阶级商品生产和建立迈进社会主义大门所不可缺少的“前阶”。新经济政策的这项任务不仅仅是俄国的，也应该是全世界的。
伊戈尔金评价新经济政策的角度与众不同。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文明的“国家资本主义”加上劳动者自我管理成分，这就等于是从反面指出经典的社会主义站不住脚，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种灵活性，即资本主义具有可变性和迅速适应的能力。新经济政策证明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之间历史上相互接近，彼此兼容。这种方法利用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却没有破坏俄国的传统与内在国民精神。新经济政策为未来的趋同发展模式提供了动力。
编辑：郭裕嘉
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6）
13—0084—02
十月革命后，列宁结合俄国本国国情，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权建设的学说俄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将市场经济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并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尽管由于时代和当时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新经济政策最终流产，但这并不能掩盖列宁经济思想的光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产生与发展的同时，也吸引了一部分国外学者的注意力与兴趣。他们纷纷从不同的侧面与史料入手，探讨新经济政策对于当时俄国的意义与影响。即使以今天的目光去考量，这些论断仍然值得我们去深思。
对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探讨与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上半期，关于新经济政策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主要的材料是党的文献、斯大林的著作等，而且更加直观地反映在斯大林、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三个人对待新经济政策不同的态度上。
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正式提出前持的是反对意见，主要表现在对“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和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能否存在的理解上。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却截然对立。商品、价值、工资等商品经济概念在过渡时期与资本主义时是不同的：当生产过程的不合理性消失，即自觉的社会调节者出来代替自发势力的时候，商品就失去商品性质变成产品，价值也不适用于过渡时期，工人此时领得的是社会劳动份额而不是工资，利润以及剩余价值也消失了。所以，过渡时期不存在商品经济。但是1921年春尖锐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使布哈林态度完全转变，坚决拥护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布哈林在《经济政策的新方针》中认为当时俄国处于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所以“增加产品的数量是当前经济形势的最高规律”，“保存、加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各种经济形式以及社会化的大机器工业”，在增加产品数量的同时要警惕资产阶级发展趋势，防止蜕化变质。这时布哈林已经是完全赞同新经济政策。
托洛茨基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时就向列宁建议应放弃战时共产主义，用征收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建立商品交换制度。可见托洛茨基最初是赞成新经济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后，苏联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大量存在，城市耐普曼和富农出现。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上，托洛茨基主张对其进行压制，并纳入到国营范围内，使之国有化。《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中托洛茨基考量了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城乡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成分，对市场制度显得过于悲观。但是，托洛茨基最后认为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还得依靠世界市场。在《“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中托洛茨基主张“恢复我们和世界经济的物质联系……我们越来越走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孤立状态，而纳入世界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体系中。”
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则较为复杂。1921年的《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中斯大林从战略、策略意义上分析当时战争结束后苏联国内外局势，得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可行，为了世界各国的革命和建立世界经济，应实行新经济政策。可见，这时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赞同只是作为一个策略家的谋略，并没有理论上的论证。1924年4月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商业的发展扩大了销路也扩展了工业，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顺利地解决了其他当前任务，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造了条件。1925年6月的《问题和答复》是斯大林对十四大后群众所提出的疑问进行的答复，指出要消灭农村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实行正确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实行电气化计划，发展大工业，消灭城乡对立。1926年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中，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分成两个时期，以1926年为界，前一个时期以农业为中心，后一时期以工业为重心，现在应该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加强外汇储备，改革税制，干预粮食市场，为发展工业积累资金，同时巩固工农联盟。1929年4月的《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中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允许了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使得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强大起来并向社会主义进攻。《大转变的一年》是斯大林对1929年工业、农业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从成果上肯定了要取消新经济政策。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可见，斯大林这里完全终止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态度上的变化是随着苏联当时经济生活的情况做出相应的策略上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从理论上、实际上来说都是必须的。
第二阶段：在俄罗斯建立后，学者们对于新经济政策研究的热情度依旧不减当初，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如何看待列宁根本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在这个问题上，普列特尼科夫的观点比较传统，他认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是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的确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在《新经济政策：列宁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根本改变》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过去把取消商品生产作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并提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应当是直接的商品交换。然而现实中没有出现产品交换，也没有出现商品交换，只有原始的买卖。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于是出现了利用商品生产范畴的任务。由此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开始发生改变。
格里诺夫和查库诺夫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他们指出，列宁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根本改变表现在把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到“文化”组织工作，这不能说列宁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只能说明列宁改变了看问题的角度，他们认为列宁只是把合作社当作新经济政策下保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趋势的方法。他们在《列宁新经济政策构想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首先提出问题：许多研究者根据列宁的《论合作社》得出所谓列宁在1923年1月对于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的修正就是从非商品模式变为市场模式的结论至少是值得商榷的。他们认为，在列宁看来，并非任何的合作社制度都是社会主义，必须是无产阶级国家内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合作社制度才是社会主义。他们指出，在论述列宁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时有句话很重要：“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革命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可见，列宁改变的是看问题的角度。夺权以前，列宁是“从下面”，从革命的地下状态看社会主义，而现在是“从上面”、从一个掌权者的角度——从经济、文化的角度看社会主义。 2.经济改革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作为保证。
吉姆佩尔松在对1921～1923年苏联的政治制度做了考察后认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在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普遍不满的情绪压力下被迫作出的，而不是修改执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原则的结果。他在《政治制度与新经济政策：不相应的改革》一文中认为，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一点都没有改变，党依然垄断着所有的国家机构。在俄共的文件中，“党专政”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新经济政策客观上需要政治上实行改革，但是“党专政”阻碍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因此，新经济政策仅仅动摇了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而未根本改变它，从而最终被斯大林体制所取代。
纳乌莫夫认为，只有政治体制到改革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然而党内频繁的政治斗争破坏了改革的落实。他在《1923年：列宁的抉择的命运》一文中指出，经济改革要求实行政治上的改革，因为延缓政治上的改革就会冲淡经济改革的实质，缩小经济改革的范围，限制新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但是列宁的战友们之间所展开的政治斗争却使得列宁的许多原则性改革成为了党内上层进行阴谋的牺牲品。
3.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
霍多尔科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的构想。他在《论列宁的合作社构想》一文中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首先是向农民实行的一种经济上的妥协，以此取代对农民的强制，消除与农民的直接冲突。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并不是为了平息农民的不满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列宁和党在过渡时期内的新构想，说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构想。
阿·秋金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构想》一文中强调，实质上新经济政策要比它之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含有更多旧的东西；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在过渡时期的迂回之路，是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一种手段，是要利用市场关系和国家资本主义战胜小资产阶级商品生产和建立迈进社会主义大门所不可缺少的“前阶”。新经济政策的这项任务不仅仅是俄国的，也应该是全世界的。
伊戈尔金评价新经济政策的角度与众不同。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文明的“国家资本主义”加上劳动者自我管理成分，这就等于是从反面指出经典的社会主义站不住脚，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种灵活性，即资本主义具有可变性和迅速适应的能力。新经济政策证明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之间历史上相互接近，彼此兼容。这种方法利用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却没有破坏俄国的传统与内在国民精神。新经济政策为未来的趋同发展模式提供了动力。
编辑：郭裕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