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催眠师的精彩与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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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学第一次给我做催眠是因为在采访中聊到了催眠敏感性,他一时兴起,“跟你做一个测试你就知道,好不好?”
  房间不算安静,在场还有他的助手和摄影师。我还在怀疑这样的环境无法安下心来,李建学已经从沙发上站起,两手背在身后,卡其色的西装外套撑开后,露出了圆圆的啤酒肚。他目光扫向别处,用带有点口音的普通话轻轻念道:“坐直后你把手伸直到一样高,闭上眼睛,我让你去想象下,想象我在你左手上面放了一本书,那本书是大辞海,硬纸壳的那种,你想象到了没有,想象到了告诉我。”
  我心里焦躁又带着对催眠的反抗,“好像没有。”
  “没有的话我把书拿掉,放一块红砖放在你左手上,你想象到了没有。”
  “没有。”几个来回后,我甚至开始担心起如果自己催眠不了岂不是令他难堪,结果心理活动越来越快。
  “你右手的大拇指上系一根绳子,那根绳子是从空中垂下来的,上面有个气球,是红色的气球在空中飘,拉动着你的右手往上飘,想象中你看到那个气球了没有。左手你托着红砖,托得有点累好像有点托不起了……”他好像从不担心我能否被催眠,描述的情境越来越具体,还用不同的叙述方式重复了几次。
  就像一个人慢跑,刚开始的一段路心率很快跑得很累,但逐渐调整后,呼吸会变得平稳通畅。我听到这些催眠词的某一刻突然有了与慢跑时相似的感觉,心里面就好像是弹跳的玻璃球,每一次反弹的高度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我开始认真听进他说的话,开始觉得左手上有重量,甚至出现了负重后的酸胀感,并且越来越酸。
  “你可以睁开你的眼,看看你的手,看看还是平的吗?”
  结果显而易见。

“那就是个电影”


  采访时他习惯背靠在沙发上,二郎腿轻盈地搭着,手掌随着说话内容摊开、收回,这种坐姿随着他自信平稳的语言可以保持几个小时。从1991年从业至今,所有的案例像是归类存档在他的大脑里,加之职业本身具有的对事物的解释能力,他每次都能自动转换为主讲者的角色。
  “这样说吧,其实你一天到晚都在被催眠,还有你平时用的东西,包括化妆品、服装、包包,无形中你会去买一个品牌,是因为你看电视听广播听到了一些广告词,就是你被广告所催眠,生活中催眠是无处不在的。”
  这样简单化的解释显然不能够满足大多数人对于催眠神秘化的想象。在电影《催眠大师》里,徐峥所饰演的催眠大师晃着怀表催眠莫文蔚,试图用催眠术进入她的思维。综艺节目里,被催眠者的身体随着催眠师的指令僵硬成“人桥”,一个成人站在上面也不会坍塌。
  “那就是个电影。”李建学并不排斥这类表演和电影,“从娱乐的角度看没关系,从治疗的角度讲是有误导的。能够做“人桥”表演的被催眠者,在人群中只有不到10%。”他几乎不对任何事情下绝对的判断。
  “催眠实际上是将意识程度降低,通过语言将被催眠者引导至潜意识开放的状态。”通过催眠,李建学让戒烟者进入自己的机体看到烟熏火燎,让暴饮暴食的极端肥胖者看到内脏堆积的脂肪,让偏头痛者进入大脑消灭干扰源……这些更接近于人们理解范畴的催眠方式通过他完满的叙述却显得匪夷所思。而他认为催眠本来就是一种科学,“以前所说的巫术或妖术,烧张佛纸放在水里,有的人喝了就不痛;有的人在屋里捉鬼,降妖师当着你的面捉了鬼之后,他就睡得着了,这些都是暗示。”
  “你对催眠的过程都很有把控力?”
  “我会更多去斟酌对方的想法,所以我更多跟对方是一种合作方式。”
  “你有过失败的案例吗?”
  “我们不把它叫作失败,一种方式不好的时候,我们会换一种方式,因为咨询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

存在就是合理的


  在广州一栋写字楼的30层,面积不算太大的房间被划分成了几间治疗室,李建学那间在最里面,门一关,所有爱恨离愁、人性黑暗、尔虞我诈的真实故事传入他的耳里,隔绝于门外的世界。助手小谭有时可以看到哭了一纸篓的纸巾。来访者走后,李建学又回到狭小的办公室里,耳边归于平静。
  从1991年到现在李建学已经接过两万多单案例,占最多数的是婚姻情感问题,其次是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有抑郁、恐惧等神经症。许多婚姻问题在他看来实际上是人格问题。“我不会去给她评判她的做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对错,适合她的就是最好的,对不对?”李建学讲述案例就像在吹一个个欲破未破的气球,眼看着跌宕起伏即将吹破了,他又“狡黠”地一松,用理性让激情的气球萎缩,把握着很好的分寸感。
  作为父亲,他最感触的一个案例是一位母亲发现儿子枕头下藏着刀和遗书,详细规划了如何把家人杀死后自杀。当年男孩还不到15周岁,在他那里治疗了两年,现在在英国留学。“心理咨询师是助人、自助,”他说他从不打骂自己的孩子,“我们学心理有一句话,存在就是合理的。”
  他严禁自己和学员去分析生活中的人。夫妻俩之间如果互相分析,“对我好是因为心中有愧想讨好我,邻居夸自己孩子非说别人是太自卑所以要抖出来,你把什么都看透了分析透了,那还有什么味道呢?”
  心理咨询师的一些职业习惯则理智又近乎冷漠,“来咨询的人,走出这个房子就是陌生人。”我对这种纯粹理性的果决不理解,“倾诉多了他们也会把你当朋友。”他的解释迅速又冷酷:“他是对咨询师有感情,不是对我。”他对有把握的回答会露出一种“高屋建瓴”的微笑,眼睛和嘴轻微一弯,仿佛试图往他的果断里增加友好成分。“假如你来做咨询,把最不能见人的事情都告诉我了,在你的生活中我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
  李建学的生活其实单调无比。每天步行七八分钟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除了偶尔会到楼下打打乒乓球,他說他的兴趣就是工作,把工作当享受。他说朋友不多,但也不认为这个职业对交友有影响。就像他认为这个职业需要有菩萨般的善良心肠,他的回答都是从善意出发。
  “有没有什么事能触及你的个人底线?”他一系列的回复都让我觉得自己在掰一个太过精致的柚子,让人不断想探探是不是每一片都这么完好。
  “可能是我的生活太单调,这种冲突的机会也没有,”此前的采访中他的平静让人摸不着真实感,直到此时他脸上出现了短暂的尴尬又自嘲的笑容。这个“柚子”里也有柔软的部分,把他从菩萨的高度扎实地落到了地表。

“活着就不是个事”


  上世纪80年代,一心想学临床医学的李建学误打误撞踏入了同济大学的心理学系,在当时这意味着他毕业后很可能分配到精神病院。在逐渐喜欢上心理学这个“幸福的学派”后, 1991年他开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室,当时心理咨询在中国尚未广为人知。催眠这项技能也是通过自己付出成本去学的。“考证是比较容易的,考了这个证,离从业的路还非常遥远。”
  李建学现在的收费标准是1000元一小时。刚开工那会,请不起助手,50元一小时别人都不接受。有时候一星期就来了一个人,一听要价马上不干了,“我又没有拿到药,那你为什么收我50块?”
  “中国人不看心理医生几千年来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但是你不看医生怎么行啊,因为你生病会死掉。你不看心理医生,有痛苦,人生活得没有乐趣,幸福感低下,但反正你还活着,活着就不是个事。”
  前期通过做公益推广,渐渐开始有了生意,免费让人体验后,开始有人一次性付300块做10次。现在情况变好了,他每天从上午到晚上都排满了客人,“对幸福感要求的意识增强,人们就更懂得寻求这个帮助。”
  再一次让李建学犹豫的问题是“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我很少有,可能是感觉不到。”有时候负能量如果太多,他也会沉浸在悲伤之中,“要清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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