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城市的垃圾分类始于上世纪90年代，2000年国家建设部更加明确地确定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杭州、厦门、桂林八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分类减量效果并不如人意。
近年来，各大城市又加强了垃圾分类减量的推进力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北京于2009年，基于《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和试行的《北京市生活垃圾“零废弃”试点管理办法》，对党政机关、学校、宾馆饭店、商场、公园、农贸市场、度假村和居民小区等8类试点单位制定了细化标准。
广州市政府讨论通过《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自2011年4月1日起，生活垃圾分类率先在广州市、区（县级市）、街党政机关、16条街、6个社区、1500所中小学校和万科集团、保利集团管辖住宅小区及岭南集团属下的宾馆、酒店和商场等区域开展先行试点。
上海在经历1995年和2007年垃圾的二分类、四分类之后又于2011实施“2 3”垃圾分类法，即垃圾先被分为干湿2大类，然后再将干垃圾细分为玻璃、旧衣服和其他垃圾3类。同时，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大分流小分类”、单位生活垃圾收费制度，“绿色账户”的分类宣传活动和2011年开始的“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我先行”等活动，来实现其分类减量目标。
主要的经济激励措施
目前各城市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的经济激励，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市区两级给予更多的财力投入。以北京为例，2010年市级层面的投入标准为400元/户，各区县、街乡也配套相应资金，如朝阳区为每个试点街乡配套启动资金30万元，并按照每户15元的标准对街道队伍、评比奖励等进行补贴。上海各区县在垃圾分类减量的试点中平均以试点居民300元/户的标准给予区县财政上的支持。2010年广州市投入2625万元，各区共投入1586万元，配置了2.6万多个生活垃圾分类容器，新建了大田山填埋场好氧堆肥、厌氧发酵制沼气生产基地，饮料软包装分类回收利用体系和有害垃圾分类回收体系。
二是制度创新，加大对分类减量居民的奖励力度。如北京市政府设立垃圾分类推进专项奖励经费，对垃圾分类业绩突出的社区和街道给予一定物质奖励；对垃圾分类达标的家庭，按照一定比例给予物业收费补贴，同时建立家庭环保积分卡，达到一定积分的家庭可换购景点门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上海则实施绿色账户，对分类投放的居民给予一定的物质激励。
三是增加处罚规定。北京和广州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不同程度的罚款。如北京对个人处以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四是加强政府与企业合作，利用市场手段推进废物的资源化再利用。上海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通过财政补贴、政策支持、社区分类投入组织与完善，推动分类回收资源化利用的废物流链的物质链、价值链与产业链的联动。
此外，在制定垃圾处理终端计量收费方法时，一些城市的市环卫管理部门设计了减量的激励机制。如广州市规定，垃圾处理费以区为单位，对每个区的垃圾年排放量进行限制，超标区县将按照比例或加倍多缴纳一定的处置费用，将末端的处理经费投向垃圾分类前端，依据减量程度给予奖励。
上海市发改委也出台区县垃圾处置的环境补偿办法，对区县实际产生的垃圾量征收相应的环境补偿费，专款专用于垃圾处置企业所在地的环境治理。
存在哪些问题
可以说，在垃圾分类减量的实践中，经济激励手段已得到具体应用，但也面临一些问题。
比如，政府尽管出台了奖罚分明的强制性分类制度，但如何实施还面临着管理对象众多、分散、监管成本高的难题。
再如，已有的对居民个人的经济激励还局限于分类行为的奖励，缺乏与垃圾分类质量与数量的挂钩。发达国家随袋征收垃圾费制度有效地激励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行为，促进了垃圾的减量。居民对垃圾分类越细，不可回收垃圾越少，付费越少，有效地激励了居民对垃圾的分类，越来越多市民开始自觉分类。相较之下，我国居民生活垃圾的按月收费（北京、广州）和不收费（上海）均不利于居民在源头上的垃圾分类与减量。
政府给予餐厨垃圾、碎玻璃、旧织物等废物回收再利用企业不同的补贴，但由于各类废物资源化再利用的市场环境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因此补贴制度存在部分失灵情况，尚需建立与数量质量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或建立资源回收基金，负责废物的资源化再利用。
未来垃圾分类减量的具体安排
针对当下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未来垃圾分类减量的具体安排，首先是建立促使垃圾减量化与资源化的财政拨款体系，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未来的财政拨款体系的优化需考虑到各环节减量的激励作用，对分类垃圾、减量化垃圾、增量垃圾和混合垃圾实施不同的财政拨款方式，将有助于垃圾收费制度的建立，实现垃圾减量与资源化的目的。
同时，还需要强调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和传导性。有效的激励机制需要对行为人的减量有促进作用，减得越多，激励越大；传导性是指垃圾分类、收集、处置的各环节均具有产生减量的激励，层层作用，实现全过程减量。
其中激励的源头来源于市对区的激励，然后沿着区环卫局---街道---居委会---居民；环卫局---环卫作业单位---小区物业---居民；区环卫局---环卫作业单位---单位垃圾产生企业；区环卫局---中转站---小压站，通过该发散性网络层层传递到各垃圾产生源头，从而实现垃圾的减量化目标。
其次，以小区、企业为单位建立垃圾分类质量的梯度价格制度，调动垃圾产生者的分类减量积极性。
我国城市需构建居民和企业的生活垃圾阶梯收费制度。以小区和企业为单位，街道核算各小区和企业的基准垃圾量，对基准内的垃圾，根据其分类质量划分为几类，分别征收不同的收运处置费。如严格按要求分类的干湿垃圾免费收运；对不分类的实行收费制度；对超额垃圾按议价分别对分类和不分类垃圾征收不同的收运处置费。
此外，建立末端处置环境税费制度和资源化再利用的补贴制度，引导垃圾处置方式的转变。
比如，征收末端处置环境税费制度。市政府可通过调节该税费标准，引导、激励各区县采取措施，朝着政府既定的减量与资源化利用方向转变。另外，扶持资源化再利用企业的发展。如对回收资源化再利用企业进行资质管理，通过行业标准的制定，规范、提升此类企业的作业水平；对市内居民专项生活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实行特许经营，给予贷款担保等融资支持等。
更关键的是，加强垃圾分类的地方立法，强化对各主体垃圾减量的法律强制。
通过立法才能推进废物的可持续管理。基于此，笔者认为，需将上述建议整合进《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通过地方立法强调从居民到市政府各级责任主体的权利、责任与利益，并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办法，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保证管理办法的层层落实，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减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
近年来，各大城市又加强了垃圾分类减量的推进力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北京于2009年，基于《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和试行的《北京市生活垃圾“零废弃”试点管理办法》，对党政机关、学校、宾馆饭店、商场、公园、农贸市场、度假村和居民小区等8类试点单位制定了细化标准。
广州市政府讨论通过《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自2011年4月1日起，生活垃圾分类率先在广州市、区（县级市）、街党政机关、16条街、6个社区、1500所中小学校和万科集团、保利集团管辖住宅小区及岭南集团属下的宾馆、酒店和商场等区域开展先行试点。
上海在经历1995年和2007年垃圾的二分类、四分类之后又于2011实施“2 3”垃圾分类法，即垃圾先被分为干湿2大类，然后再将干垃圾细分为玻璃、旧衣服和其他垃圾3类。同时，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大分流小分类”、单位生活垃圾收费制度，“绿色账户”的分类宣传活动和2011年开始的“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我先行”等活动，来实现其分类减量目标。
主要的经济激励措施
目前各城市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的经济激励，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市区两级给予更多的财力投入。以北京为例，2010年市级层面的投入标准为400元/户，各区县、街乡也配套相应资金，如朝阳区为每个试点街乡配套启动资金30万元，并按照每户15元的标准对街道队伍、评比奖励等进行补贴。上海各区县在垃圾分类减量的试点中平均以试点居民300元/户的标准给予区县财政上的支持。2010年广州市投入2625万元，各区共投入1586万元，配置了2.6万多个生活垃圾分类容器，新建了大田山填埋场好氧堆肥、厌氧发酵制沼气生产基地，饮料软包装分类回收利用体系和有害垃圾分类回收体系。
二是制度创新，加大对分类减量居民的奖励力度。如北京市政府设立垃圾分类推进专项奖励经费，对垃圾分类业绩突出的社区和街道给予一定物质奖励；对垃圾分类达标的家庭，按照一定比例给予物业收费补贴，同时建立家庭环保积分卡，达到一定积分的家庭可换购景点门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上海则实施绿色账户，对分类投放的居民给予一定的物质激励。
三是增加处罚规定。北京和广州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不同程度的罚款。如北京对个人处以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四是加强政府与企业合作，利用市场手段推进废物的资源化再利用。上海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通过财政补贴、政策支持、社区分类投入组织与完善，推动分类回收资源化利用的废物流链的物质链、价值链与产业链的联动。
此外，在制定垃圾处理终端计量收费方法时，一些城市的市环卫管理部门设计了减量的激励机制。如广州市规定，垃圾处理费以区为单位，对每个区的垃圾年排放量进行限制，超标区县将按照比例或加倍多缴纳一定的处置费用，将末端的处理经费投向垃圾分类前端，依据减量程度给予奖励。
上海市发改委也出台区县垃圾处置的环境补偿办法，对区县实际产生的垃圾量征收相应的环境补偿费，专款专用于垃圾处置企业所在地的环境治理。
存在哪些问题
可以说，在垃圾分类减量的实践中，经济激励手段已得到具体应用，但也面临一些问题。
比如，政府尽管出台了奖罚分明的强制性分类制度，但如何实施还面临着管理对象众多、分散、监管成本高的难题。
再如，已有的对居民个人的经济激励还局限于分类行为的奖励，缺乏与垃圾分类质量与数量的挂钩。发达国家随袋征收垃圾费制度有效地激励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行为，促进了垃圾的减量。居民对垃圾分类越细，不可回收垃圾越少，付费越少，有效地激励了居民对垃圾的分类，越来越多市民开始自觉分类。相较之下，我国居民生活垃圾的按月收费（北京、广州）和不收费（上海）均不利于居民在源头上的垃圾分类与减量。
政府给予餐厨垃圾、碎玻璃、旧织物等废物回收再利用企业不同的补贴，但由于各类废物资源化再利用的市场环境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因此补贴制度存在部分失灵情况，尚需建立与数量质量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或建立资源回收基金，负责废物的资源化再利用。
未来垃圾分类减量的具体安排
针对当下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未来垃圾分类减量的具体安排，首先是建立促使垃圾减量化与资源化的财政拨款体系，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未来的财政拨款体系的优化需考虑到各环节减量的激励作用，对分类垃圾、减量化垃圾、增量垃圾和混合垃圾实施不同的财政拨款方式，将有助于垃圾收费制度的建立，实现垃圾减量与资源化的目的。
同时，还需要强调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和传导性。有效的激励机制需要对行为人的减量有促进作用，减得越多，激励越大；传导性是指垃圾分类、收集、处置的各环节均具有产生减量的激励，层层作用，实现全过程减量。
其中激励的源头来源于市对区的激励，然后沿着区环卫局---街道---居委会---居民；环卫局---环卫作业单位---小区物业---居民；区环卫局---环卫作业单位---单位垃圾产生企业；区环卫局---中转站---小压站，通过该发散性网络层层传递到各垃圾产生源头，从而实现垃圾的减量化目标。
其次，以小区、企业为单位建立垃圾分类质量的梯度价格制度，调动垃圾产生者的分类减量积极性。
我国城市需构建居民和企业的生活垃圾阶梯收费制度。以小区和企业为单位，街道核算各小区和企业的基准垃圾量，对基准内的垃圾，根据其分类质量划分为几类，分别征收不同的收运处置费。如严格按要求分类的干湿垃圾免费收运；对不分类的实行收费制度；对超额垃圾按议价分别对分类和不分类垃圾征收不同的收运处置费。
此外，建立末端处置环境税费制度和资源化再利用的补贴制度，引导垃圾处置方式的转变。
比如，征收末端处置环境税费制度。市政府可通过调节该税费标准，引导、激励各区县采取措施，朝着政府既定的减量与资源化利用方向转变。另外，扶持资源化再利用企业的发展。如对回收资源化再利用企业进行资质管理，通过行业标准的制定，规范、提升此类企业的作业水平；对市内居民专项生活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实行特许经营，给予贷款担保等融资支持等。
更关键的是，加强垃圾分类的地方立法，强化对各主体垃圾减量的法律强制。
通过立法才能推进废物的可持续管理。基于此，笔者认为，需将上述建议整合进《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通过地方立法强调从居民到市政府各级责任主体的权利、责任与利益，并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办法，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保证管理办法的层层落实，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减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