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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在海外并购的大潮中浮沉，成功“走出去”需要的不只是搏击风浪的勇气。
四川汉龙集团与澳洲铁矿企业Sundance桑德斯长达两年的“恋爱长跑”最终以“分手”画下句点。
这样的结局有些令人意外。双方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协议会在中途止步。桑德斯在公告中称，由于融资条件没有达到，同时已被告知汉龙集团可能不会满足其它必要条件。
汉龙对桑德斯的收购失败是一系列中企失败的海外收购中的最新一例。12亿美元收购告吹使得中国近期失败的海外矿业收购交易总额达到450亿美元。2008年之后，中国就一直是全球矿业并购领域的主角，全球矿业资本市场对中国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等待中国企业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来自中国矿业联合会的信息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出海的成功率不足20%，其中很多大的项目都来自矿业。
而这其中，以汉龙集团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的海外并购步伐也在逐渐加快，成为并购市场中的一个亮点。
失败背后
汉龙收购桑德斯始于2011年3月，在汉龙集团收购桑德斯18.6%的股份后，双方于同年9月达成全资收购协议。经过调整，收购价格从原来每股0.57澳元调整到每股0.45澳元，收购代价约为14亿澳元。而此次并购失败，也由多方面原因造成。
作为一家涉足清洁能源、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环保产业和跨国投资等领域的大型民营企业，四川汉龙集团可以说是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但与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的路途上，会遭遇不少坎坷。
目前很多民营企业自身实力并不是非常强，其发展中对政府的支持及银行贷款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据四川银行界人士透露，因刘汉被调查，国开行向汉龙承诺的10.22亿美元贷款在今年年初已被撤销，融资受阻，成为并购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当前我国的海外并购中，一般都采用现金作为支付手段，或者通过银团短期贷款的方式筹集资金，这种方式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为并购后的整合和公司经营设置了巨大的财务障碍。而未与国内大型中资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也成为没有达到并购的必要条件之一。
卓创资讯钢铁网经理于淼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有两种：即资源型和技术型。国家鼓励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型并购，对于资源型并购，则更希望由国企来完成。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更有机会的是在技术型行业进行海外并购。如果是资源型并购，民营企业获取的政府支持有限，就会面临资金风险和政治风险。如果有中国企业来接手收购桑德斯，应该会是大型国企，或者是地方国资委下属的钢铁冶金企业。
民营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面临着自身资金实力不足，申办收购审批程序复杂，政府对其支持有限等种种困境，同时还可能面临政治风险，融资风险以及法律，文化差异等。
通力合作
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海油收购尼克森这一成功案例中得到一些启示。
2005年收购优尼科的失败经历，成为中海油下一次收购成功的重要铺垫。准备充分，行事低调，内部成立专门的法律、财务团队应对加拿大政府的审批要求，明确并购目的……这一系列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让中海油在收购尼克森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最终水到渠成，达成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最大的成功案例之一。
即使中海油作为大型国企，它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民营企业来说也同样适用。在海外并购中，融资难度较大，因此需要更加注意自身的财务状况，了解自身实力，不要盲目投资。在海外矿业并购案例中，中铝对力拓的注资曾是一个经典，但回顾中铝、力拓此后的合作历程，就能看出成功注资或并购并不意味着能获得正常的权益。
于淼蓉认为，提高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首先要加强与被并购方政府的沟通，减少政治因素的干扰。二是要做好充分的调研，分布实施，化解财务风险。三是要选择适当灵活的并购策略。并购策略的选择得当，对并购交易的成功有着重要的影响。四是与大型中资企业加强合作，抱团取暖。五是加强与并购企业的沟通与协商，如法律，金融、劳资及协同性上。
在法律制度方面，于淼蓉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中国已逐步出台一些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如《外商投资法》、《反垄断法》，但是关于中国本土企业海外并购的规定却极为缺乏。目前，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本国的海外投资，而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这一制度。当我国的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的时候，遭受到额外的法律风险，所受的损失只能由企业自行承担。如果建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有保险公司和企业共同承担风险，无疑会激发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海外并购的热情。
海外并购需要有持续的强有力的资金作为支持。现在，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是银企“联姻”，并购企业与相关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相互参股或签订合作协议，实现银企合作。但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就难以通过这个方式进行融资。
于淼蓉表示，国家政策性银行应该为正在“走出去”的民营企业给予更多的扶持。同时，也要解决国内市场融资方式过于单一的问题。加强国内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满足民营企业海外并购长期稳定的资金需求。政府可以考虑设立财政专项资金，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海外并购。同时，政府应该设立全国统一的海外并购管理机构和海外并购信息咨询服务机构，积极发挥引导和服务作用，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
四川汉龙集团与澳洲铁矿企业Sundance桑德斯长达两年的“恋爱长跑”最终以“分手”画下句点。
这样的结局有些令人意外。双方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协议会在中途止步。桑德斯在公告中称，由于融资条件没有达到，同时已被告知汉龙集团可能不会满足其它必要条件。
汉龙对桑德斯的收购失败是一系列中企失败的海外收购中的最新一例。12亿美元收购告吹使得中国近期失败的海外矿业收购交易总额达到450亿美元。2008年之后，中国就一直是全球矿业并购领域的主角，全球矿业资本市场对中国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等待中国企业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来自中国矿业联合会的信息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出海的成功率不足20%，其中很多大的项目都来自矿业。
而这其中，以汉龙集团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的海外并购步伐也在逐渐加快，成为并购市场中的一个亮点。
失败背后
汉龙收购桑德斯始于2011年3月，在汉龙集团收购桑德斯18.6%的股份后，双方于同年9月达成全资收购协议。经过调整，收购价格从原来每股0.57澳元调整到每股0.45澳元，收购代价约为14亿澳元。而此次并购失败，也由多方面原因造成。
作为一家涉足清洁能源、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环保产业和跨国投资等领域的大型民营企业，四川汉龙集团可以说是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但与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的路途上，会遭遇不少坎坷。
目前很多民营企业自身实力并不是非常强，其发展中对政府的支持及银行贷款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据四川银行界人士透露，因刘汉被调查，国开行向汉龙承诺的10.22亿美元贷款在今年年初已被撤销，融资受阻，成为并购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当前我国的海外并购中，一般都采用现金作为支付手段，或者通过银团短期贷款的方式筹集资金，这种方式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为并购后的整合和公司经营设置了巨大的财务障碍。而未与国内大型中资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也成为没有达到并购的必要条件之一。
卓创资讯钢铁网经理于淼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有两种：即资源型和技术型。国家鼓励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型并购，对于资源型并购，则更希望由国企来完成。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更有机会的是在技术型行业进行海外并购。如果是资源型并购，民营企业获取的政府支持有限，就会面临资金风险和政治风险。如果有中国企业来接手收购桑德斯，应该会是大型国企，或者是地方国资委下属的钢铁冶金企业。
民营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面临着自身资金实力不足，申办收购审批程序复杂，政府对其支持有限等种种困境，同时还可能面临政治风险，融资风险以及法律，文化差异等。
通力合作
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海油收购尼克森这一成功案例中得到一些启示。
2005年收购优尼科的失败经历，成为中海油下一次收购成功的重要铺垫。准备充分，行事低调，内部成立专门的法律、财务团队应对加拿大政府的审批要求，明确并购目的……这一系列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让中海油在收购尼克森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最终水到渠成，达成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最大的成功案例之一。
即使中海油作为大型国企，它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民营企业来说也同样适用。在海外并购中，融资难度较大，因此需要更加注意自身的财务状况，了解自身实力，不要盲目投资。在海外矿业并购案例中，中铝对力拓的注资曾是一个经典，但回顾中铝、力拓此后的合作历程，就能看出成功注资或并购并不意味着能获得正常的权益。
于淼蓉认为，提高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首先要加强与被并购方政府的沟通，减少政治因素的干扰。二是要做好充分的调研，分布实施，化解财务风险。三是要选择适当灵活的并购策略。并购策略的选择得当，对并购交易的成功有着重要的影响。四是与大型中资企业加强合作，抱团取暖。五是加强与并购企业的沟通与协商，如法律，金融、劳资及协同性上。
在法律制度方面，于淼蓉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中国已逐步出台一些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如《外商投资法》、《反垄断法》，但是关于中国本土企业海外并购的规定却极为缺乏。目前，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本国的海外投资，而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这一制度。当我国的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的时候，遭受到额外的法律风险，所受的损失只能由企业自行承担。如果建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有保险公司和企业共同承担风险，无疑会激发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海外并购的热情。
海外并购需要有持续的强有力的资金作为支持。现在，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是银企“联姻”，并购企业与相关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相互参股或签订合作协议，实现银企合作。但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就难以通过这个方式进行融资。
于淼蓉表示，国家政策性银行应该为正在“走出去”的民营企业给予更多的扶持。同时，也要解决国内市场融资方式过于单一的问题。加强国内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满足民营企业海外并购长期稳定的资金需求。政府可以考虑设立财政专项资金，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海外并购。同时，政府应该设立全国统一的海外并购管理机构和海外并购信息咨询服务机构，积极发挥引导和服务作用，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