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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社内的信任状况不容乐观，社员对合作社社长以及对合作社组织本身的信任程度较低，这使得合作社内很少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对合作社内的信任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对陕西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山东济宁的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社会调查并使用SPA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通过主成分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发现，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主要由认知信任、制度信任、情感信任三个构成层面构成，这三个构成层面有对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分别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信任；认知信任；情感信任；制度信任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6-0046-07
一、研究背景
目前，合作社内的信任状况不容乐观，合作社成员对管理者和组织本身的信任度很低，这使得合作社内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少之又少。总结学者们对合作社信任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一是对合作社内信任的范畴；二是对合作社内信任的前因变量进行研究，探究影响合作社内信任的因素；三是探讨合作社内信任的现状及信任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
杨灿君（2010）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角度来分析合作社社长和社员之间信任的构建并分别探讨了能人型以及干部型管理者和成员之间的信任对于合作社发展的影响。黄家亮（2011）对定县翟城村个案从面临转型期的乡土社会的信任逻辑和信任结构这个角度对农民合作难的问题进行研究。他指出，乡土社会具有差序信任和具象信任两种信任逻辑，这种逻辑限制了合作社的发展，而中国乡村的传统信任结构受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失灵的传统信任结构也不利于农民的合作。郭红东、杨海舟和张若健（2008）研究发现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的因素按影响程度由强到弱排列分别为社长能力、人品、声誉、社长与社员关系以及社长对社员的关心。黄珺（2009）认为影响社员对管理层信任的关键因素按影响程度由强到弱排列分别为能因子、动机因子、声誉因子以及形象因子。周晓丽（2011）基于结构方程的方法对合作社社员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是社员的信任倾向、管理者的能力、管理者的品德、其他社員的综合素质、组织规范公平、组织效益和组织实力对合作社社员信任有影响。刘宇翔（2012）对陕西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发现影响社员对合作社信任的因素主要是社员的主观心理因素，他同时指出法律制度、政府支持合作力度对信任具有显著影响。
但是，上述诸多研究却都没有对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信任作一明确的定义，这导致在研究过程中容易混淆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与合作社内的人际信任这两个概念，而这两种信任显然是不同的。考虑到这一点，本文将从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信任的定义这一角度出发，对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信任的构成层面进行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地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数据，问卷调查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时间是2012年的7月和8月。调查的对象是陕西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山东济宁的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入社农户。共发放6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18份，最后收回有效问卷共42份，有效率为70%。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众多学科对信任的定义都包含“期望”这一因素，郑也夫在《信任论》一书中指出：信任是一种态度。结合前期笔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经验，本文对信任作出这样的定义：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信任，是基于加入到合作社中能够提高其收入的乐观预期，相信合作社会为社员办事的一种态度。
为了验证这一定义的合理性，本研究在问卷中设置了以下三个题项（见下页表1）。
本文将信任划分为认知信任、情感信任和制度信任三个构成层面，这种划分参照了Luhman、Lewis、Weigert以及McAllister等人对信任的分类，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信任产生的基础。合作社对农民是一种新生的事物，从信任产生的基础的角度来研究更具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参照前人的研究，对每一构面的信任都设置了相应的题项（见表2）。
参考丁捷（2009）翻译的McAllister（1995）编写的人际信任量表以及周晓丽（2011）设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社员信任的指标体系，结合预调研掌握到的合作社的情况，编制了合作社内人际信任的量表（如下页表3所示）。
三、结果分析
（一）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任
在SPSS中，选择Pearson 相关性（单侧）对T0，T1，T2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直观信任（直接给出的信任评价结果）T0和农民对加入专业合作社提高收入的预期T1以及农民对专业合作社为社员办事的态度T2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这点可以验证前文给出的农民对合作社信任的定义，表明我们对信任的定义基本符合当前合作社的实际情况。
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与认知信任和制度信任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而与情感信任相关关系不是很好。为了更确切地验证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与各个信任构成层面之间的相关关系，接着对这4个变量进行两两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页表5所示）。根据检验结果，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T与认知信任CT和制度信任IT高度线性相关，而与情感信任AT线性相关关系不是很高。此外，认知信任CT和制度信任IT二者也高度线性相关。
（二）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任T与认知信任CT、制度信任IT的线性回归分析
本部分以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T为因变量，以认知信任CT与制度信任IT为自变量，采用步进的方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而得知CT与IT这两个构面对信任T的解释能力，结果删去了自变量CT，保留了自变量IT（如下页表6、表7和表8所示）。从下页表6可以看出因变量T和自变量IT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840，经过调整后的确定性系数是0.698，标准估计的误差是0.884，T和IT之间的拟合较好。从下页表7可以看出T和IT通过了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值是93.244，显著性水平小于0.01，可以认为建立的回归方程有效。
根据下页表8的检验结果，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t统计量的值是9.656，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1，可以认为方程显著。因此，T与IT的回归方程是：T=0.885IT
（三）认知信任CT与制度信任IT的线性回归分析
本部分对CT和IT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9，表10以及下页表11所示）。从表9可以看出因变量CT和自变量IT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857，经过调整后的确定性系数是0.728，标准估计的误差是0.575，CT和IT之间的拟合较好。从表10可以看出CT和IT通过了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值是107.945，显著性水平小于0.01，可认为建立的回归方程有效。
根据表11的检验结果，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t统计量的值是10.390，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1，可以认为方程显著。因此，CT与IT的回归方程是：CT=0.619IT
从Pearson 相关性检验的结果也能看出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T和社员对管理者的人际信任LITS的线性相关性显著但并不高。而从散点图来看，对于合作社内社员对管理者的人际信任LITS较高的社员表现出了对合作社较高的信任，但对LITS较低的社员却未必伴随对合作社较低的信任，这表明较高的LITS对提升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有帮助，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社员之间的人际信任MITS和情感信任AT之间较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表明合作社社员之间的人际信任以情感信任构面的形式对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T产生影响。
四、结语
本文以对陕西杨凌示范区及山东济宁的1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问卷调查为数据来源，分析了农民对合作社信任的影响因素，数据分析表明本文给出的农民对合作社信任的定义—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信任，是基于加入到合作社中能够提高其收入的乐观预期，相信合作社会为社员办事的一种态度。通过Pearson 相关性检验说明这样一种定义基本符合目前合作社的实际情况，这种定义是站得住脚的。并且经分析后明确指出合作社内的人际信任只是构成农民对合作社信任的构面—情感信任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是像某些研究者给出的定义那样，将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和人际信任混为一谈。
根据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主要由认知信任、制度信任、情感信任三个构成层面构成。认知信任主要由合作社的管理者及其他成员的个性特征和农民对自己入社收益的理性计算构成；制度主要指合作社的规范、法律保障、政府的支持和社会规范的约束四个方面的制度体系；情感信任指的是入社农民与合作社的管理者、合作社社员及合作社组织本身的情感认同度的高低而导致的情感层面上的不同程度信任。这三个层面的信任构成了农民对合作社信任的整个体系，了解农民对合作社信任的构面有助于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决策支持。认知信任度的提高可以提高农民加入合作社后对其收入的乐观预期；制度信任使农民相信自己的预期收入有能获得实现的保障；而提高农民对合作社管理者和社员以及整个组织的情感认同度，即提高农民对合作社的情感信任，有助于提高农民入社以及参加合作社组织生产活动的积极性。
[责任编辑 吴高君]
收稿日期：2014-04-09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210712189）
作者简介：龚云松（1991-），男，湖北随州人，本科生，从事企业管理研究。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信任；认知信任；情感信任；制度信任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6-0046-07
一、研究背景
目前，合作社内的信任状况不容乐观，合作社成员对管理者和组织本身的信任度很低，这使得合作社内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少之又少。总结学者们对合作社信任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一是对合作社内信任的范畴；二是对合作社内信任的前因变量进行研究，探究影响合作社内信任的因素；三是探讨合作社内信任的现状及信任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
杨灿君（2010）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角度来分析合作社社长和社员之间信任的构建并分别探讨了能人型以及干部型管理者和成员之间的信任对于合作社发展的影响。黄家亮（2011）对定县翟城村个案从面临转型期的乡土社会的信任逻辑和信任结构这个角度对农民合作难的问题进行研究。他指出，乡土社会具有差序信任和具象信任两种信任逻辑，这种逻辑限制了合作社的发展，而中国乡村的传统信任结构受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失灵的传统信任结构也不利于农民的合作。郭红东、杨海舟和张若健（2008）研究发现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的因素按影响程度由强到弱排列分别为社长能力、人品、声誉、社长与社员关系以及社长对社员的关心。黄珺（2009）认为影响社员对管理层信任的关键因素按影响程度由强到弱排列分别为能因子、动机因子、声誉因子以及形象因子。周晓丽（2011）基于结构方程的方法对合作社社员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是社员的信任倾向、管理者的能力、管理者的品德、其他社員的综合素质、组织规范公平、组织效益和组织实力对合作社社员信任有影响。刘宇翔（2012）对陕西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发现影响社员对合作社信任的因素主要是社员的主观心理因素，他同时指出法律制度、政府支持合作力度对信任具有显著影响。
但是，上述诸多研究却都没有对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信任作一明确的定义，这导致在研究过程中容易混淆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与合作社内的人际信任这两个概念，而这两种信任显然是不同的。考虑到这一点，本文将从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信任的定义这一角度出发，对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信任的构成层面进行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地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数据，问卷调查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时间是2012年的7月和8月。调查的对象是陕西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山东济宁的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入社农户。共发放6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18份，最后收回有效问卷共42份，有效率为70%。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众多学科对信任的定义都包含“期望”这一因素，郑也夫在《信任论》一书中指出：信任是一种态度。结合前期笔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经验，本文对信任作出这样的定义：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信任，是基于加入到合作社中能够提高其收入的乐观预期，相信合作社会为社员办事的一种态度。
为了验证这一定义的合理性，本研究在问卷中设置了以下三个题项（见下页表1）。
本文将信任划分为认知信任、情感信任和制度信任三个构成层面，这种划分参照了Luhman、Lewis、Weigert以及McAllister等人对信任的分类，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信任产生的基础。合作社对农民是一种新生的事物，从信任产生的基础的角度来研究更具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参照前人的研究，对每一构面的信任都设置了相应的题项（见表2）。
参考丁捷（2009）翻译的McAllister（1995）编写的人际信任量表以及周晓丽（2011）设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社员信任的指标体系，结合预调研掌握到的合作社的情况，编制了合作社内人际信任的量表（如下页表3所示）。
三、结果分析
（一）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任
在SPSS中，选择Pearson 相关性（单侧）对T0，T1，T2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直观信任（直接给出的信任评价结果）T0和农民对加入专业合作社提高收入的预期T1以及农民对专业合作社为社员办事的态度T2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这点可以验证前文给出的农民对合作社信任的定义，表明我们对信任的定义基本符合当前合作社的实际情况。
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与认知信任和制度信任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而与情感信任相关关系不是很好。为了更确切地验证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与各个信任构成层面之间的相关关系，接着对这4个变量进行两两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页表5所示）。根据检验结果，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T与认知信任CT和制度信任IT高度线性相关，而与情感信任AT线性相关关系不是很高。此外，认知信任CT和制度信任IT二者也高度线性相关。
（二）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任T与认知信任CT、制度信任IT的线性回归分析
本部分以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T为因变量，以认知信任CT与制度信任IT为自变量，采用步进的方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而得知CT与IT这两个构面对信任T的解释能力，结果删去了自变量CT，保留了自变量IT（如下页表6、表7和表8所示）。从下页表6可以看出因变量T和自变量IT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840，经过调整后的确定性系数是0.698，标准估计的误差是0.884，T和IT之间的拟合较好。从下页表7可以看出T和IT通过了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值是93.244，显著性水平小于0.01，可以认为建立的回归方程有效。
根据下页表8的检验结果，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t统计量的值是9.656，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1，可以认为方程显著。因此，T与IT的回归方程是：T=0.885IT
（三）认知信任CT与制度信任IT的线性回归分析
本部分对CT和IT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9，表10以及下页表11所示）。从表9可以看出因变量CT和自变量IT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857，经过调整后的确定性系数是0.728，标准估计的误差是0.575，CT和IT之间的拟合较好。从表10可以看出CT和IT通过了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值是107.945，显著性水平小于0.01，可认为建立的回归方程有效。
根据表11的检验结果，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t统计量的值是10.390，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1，可以认为方程显著。因此，CT与IT的回归方程是：CT=0.619IT
从Pearson 相关性检验的结果也能看出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T和社员对管理者的人际信任LITS的线性相关性显著但并不高。而从散点图来看，对于合作社内社员对管理者的人际信任LITS较高的社员表现出了对合作社较高的信任，但对LITS较低的社员却未必伴随对合作社较低的信任，这表明较高的LITS对提升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有帮助，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社员之间的人际信任MITS和情感信任AT之间较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表明合作社社员之间的人际信任以情感信任构面的形式对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T产生影响。
四、结语
本文以对陕西杨凌示范区及山东济宁的1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问卷调查为数据来源，分析了农民对合作社信任的影响因素，数据分析表明本文给出的农民对合作社信任的定义—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信任，是基于加入到合作社中能够提高其收入的乐观预期，相信合作社会为社员办事的一种态度。通过Pearson 相关性检验说明这样一种定义基本符合目前合作社的实际情况，这种定义是站得住脚的。并且经分析后明确指出合作社内的人际信任只是构成农民对合作社信任的构面—情感信任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是像某些研究者给出的定义那样，将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和人际信任混为一谈。
根据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主要由认知信任、制度信任、情感信任三个构成层面构成。认知信任主要由合作社的管理者及其他成员的个性特征和农民对自己入社收益的理性计算构成；制度主要指合作社的规范、法律保障、政府的支持和社会规范的约束四个方面的制度体系；情感信任指的是入社农民与合作社的管理者、合作社社员及合作社组织本身的情感认同度的高低而导致的情感层面上的不同程度信任。这三个层面的信任构成了农民对合作社信任的整个体系，了解农民对合作社信任的构面有助于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决策支持。认知信任度的提高可以提高农民加入合作社后对其收入的乐观预期；制度信任使农民相信自己的预期收入有能获得实现的保障；而提高农民对合作社管理者和社员以及整个组织的情感认同度，即提高农民对合作社的情感信任，有助于提高农民入社以及参加合作社组织生产活动的积极性。
[责任编辑 吴高君]
收稿日期：2014-04-09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210712189）
作者简介：龚云松（1991-），男，湖北随州人，本科生，从事企业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