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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秋风，原名姚中秋，1966年出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书院山长。著有《重新发现儒家》等书，译有《哈耶克传》，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秋风，最早被大家所熟知，是作为著名的时评作家和“自由主义”学派学者。然而，人到中年的他，却冷不丁一个急转弯，收起如刀之笔，从研究自由主义、市场、法治等问题，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践行儒学。
旁人难以理解，甚至认为他分裂、逆行，而他自己则觉得是随心而行，就像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述自己蓄须的情形：“某一天我突然觉得应该留胡子，然后就不再刮了，现在它长成了这样。”
秋风花白的胡须密密丛丛，与头上的银发似乎在互相呼应，身上则穿着深色汉服。他称自己的汉服是“改良版”，而他的新儒学，在其看来，也是传统儒学的改良版——顺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国情民意。
以前对西学仰视，现在俯视
秋风说自己天生就有点儒家入世者的情怀，“从高中时候起，除了读书，我就始终在关注社会的好坏变化，也想做些事情。”
他出生于陕西农村，1984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青年时期我很激进，当时大学里的气氛就是反中国文化、反传统。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我看了很多西方思想家如萨特、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的书。”
1988年，秋风考上本系研究生。可体检时发现得了肝脏疾病，只得休学一年，回老家养病，“当时病得很重，开始思考生死的大问题，想弄清生命究竟是什么，因为你会看到病房的病友相继去世，不知道自己能否侥幸逃离死亡的阴影。所以那时候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看一些道家、佛家的经书和古代文化典籍。”
返校读研后，他选择研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思想，硕士论文的题目就是《钱穆历史文化思想评述》。
大学毕业后，秋风先在机关工作，辗转一番后落脚于一家报纸当夜班编辑。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和安定的生活，也让他有了更多时间阅读和研究。那几年，他系统地读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和奥地利学派（以奥地利人门格尔为代表的学派）的论著，译介了当代著名学者哈耶克等人的著作。“这段时间其实是我学术很重要的积累阶段，大概持续了10年。”
与此同时，秋风将所学到的西方理论都用在讨论国内问题上，“给报刊写专栏，談经济、政治、社会的问题。”他的时评以自由主义、市场、法治等为关键词，成为当时许多青年关于民主、法治的启蒙。
然而，秋风逐渐发现，通过西学找不到“道”，现实问题只是让他越来越困惑。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讲出了自己的“中国故事”，但也陷入了某种困境：政治领域的变革没有展开，本已发生一定变革的经济体制甚至出现了某些倒退，强拆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他在文章中总结：“过去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思想一直是反对的。到了现在，这种反对已面临失灵。或者说，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根本就不能抓住问题的焦点，甚至完全没有能力回应中国问题。”
秋风心中潜藏的传统文化开始显现，这一次，他直接溯源到了儒学。
对于这一看似陡变的心路历程，秋风解释说：“我一直跟人说，自己并不是转了个身，而只是换了一下位置，也可以说，我把自己提升了一步，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看西学，以前对西学是仰视，现在是俯视它。”
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
秋风一向高产，转向儒学后著述更勤奋。只2014年，他就已出版《问道：为儒家鼓与呼》等3部著作。目前正在写的一本书，名字初步定为《仁政大纲》，显然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大抱负。此外，相比一些学者藏身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秋风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积极介入到社会的各项事务。
这些天，他在微博、讲坛等各个场合呼吁取消社会抚养费，并建议终止计划生育政策。而此前提倡将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写信给安徽省委第二巡视组、举报安庆殡葬改革引起老人自杀，等等，都是秋风对社会的“介入”之举。
然而，他对自己被称为“大陆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却颇不以为然。“一般都是儒学圈外的人会这样说。我自己很少说‘新儒学’这个词，更不会说自己是‘新儒学’。我们就是儒者，是读四书五经、读历代儒者著述，然后体会儒家义理，去践行它的人，仅此而已。”在秋风眼中，儒者和儒学研究者隔着的那条鸿沟，其实也就只有两字——“践行”。“我当然也搞研究，因为儒者一定是‘博学于文’的人。儒家有一套义理系统，我们必须通过研究它，包括研究历史、社会、民情等才能把握它。但你是以局内人还是局外人的心态来研究，有很大的区别。儒家在历史上向来讲求‘知行合一’，知的目的是为了行，然后又在行中‘致知’。”
秋风认为，当今儒学，如果非要称之为“新儒学”，并非它比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更先进、现代，“我跟朱子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处在不同的空间、时间，所以我们的观念也不一样。我很自然地会站在这样一个具体处境和情景中去思考所谓的‘道’。”
而这个“道”是什么？“‘道’就是一条路，走到汉朝的时候，周围是一番风景，然后有一番作为;走到宋朝，我们又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景，产生新的思想和政策;到近现代，我们又会有一套新做法，但不管怎样，你都在这条路上。它不像一些宗教，有很严格的戒律戒条，丝毫不能变动。对儒家来说，这个限制根本不存在，它有一组核心的命题：仁义。其它都是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时俱进。”他始终坚持一点：“归根到底，我们的思考是在中国这个大地上，我们所要建立的制度是为中国人的，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观念，不能只是简单移植，必须要去化用它。”
秋风把儒家界定为“文教”：“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自儒家诞生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形态就是‘一个文教，多个宗教’。”这里的文教，指的是儒家的教化。“儒家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塑造了一种普遍的共同价值。”
生活方式的回归 为“复兴儒家事业”，秋风等人在2012年创立“弘道书院”。这个组织如今已经成为秋风弘扬新儒学的基地，会定期举辦修身营、讲座和学术研讨会等活动。
矫枉常常容易过正。秋风的快速转变，也让他在一些问题上，好似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小区楼前头弄一个罗马式的裸体女性雕塑，它就会起到伤风败俗的作用。我们不能说罗马人不对，因为观念不一样，在我们这里，男孩、女孩就是应该有个界限。”“我老说中国的房地产且增长呢，因为等中国人的文化意识觉醒以后，房子全得扒了重建。现在我们抬头看这些高楼大厦，你觉得这是中国吗，坐在这里和坐在南美、北美、欧洲有什么区别？”
这些观点看似“奇葩”，但秋风有自己的想法。“中国文化复兴对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方式的回归，它能塑造人的品性。比如你生活在乌镇那样的建筑格局中，自然会有一种中国式的思考和为人处事。乡村到处都有‘孝悌亭’，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周围人。而我们现在生活在水泥森林似的城市空间中，人一定会焦躁不安，人和人之间一定充满不信任感，甚至有敌意。”
生活方式的回归，在他看来，还包括穿汉服，留胡须。“这就是中国的衣冠之美，穿有中国风的服装，我觉得舒服，能够把自己的心态表达出来”，他笑着告诉记者，“我经常穿这个衣服出去，回头率很高的。”
在秋风任教的大学，每次正式讲课之前，他都先要恭敬地对墙上的孔子像行礼。之前，他还曾带着数十个学生去山东曲阜的孔庙行了跪拜大礼，这也曾在网上引起了一番激辩。
有了一个方向
对秋风“复兴儒家事业”的质疑，集中在把2000多年前的东西搬回来，能否解决当下这已经全然不同的社会问题。
2011年，秋风与历史学家袁伟时等学者有过一场著名的论争。当时，秋风提出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至少存在3种共治：士人与皇权共治、社会与政府共治、德治与刑治并存。袁伟时公开发文批判。
2014年11月8日，在一个学术论坛上，主持人提出：“儒家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业吗？”秋风作为首位发言嘉宾回答说，儒家不仅有能力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使命，而且是全面解决方案的唯一提供者。在场的另一位学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马上回应秋风太独断。
虽然质疑重重，但秋风自己依然对儒家“大行于世”信心满满，他举例说：“2000年前的中国人重视家庭，现在的中国人也是。很多人批判我们的国民性，我觉得这样的批判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他把自己凌驾于国民之上，我认为这是最愚昧的。中国近代以来的绝大多数灾难都源起于这样的观念。20世纪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制度变了、道没了，所以发生了非常剧烈的摇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精英开始有文化自觉，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儒家之国，要治理它，就必须立足于儒家，以儒家之道作为我们的道，这就有了方向。有了这个方向，以中国人的聪明好学，制度创新一点都不难。”
眼下中国，从秋风身上，我们依稀能看到，“复兴儒学”这个梦不只是学术思想的复兴，更代表一种姿态——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民族自信的复兴。
秋风，最早被大家所熟知，是作为著名的时评作家和“自由主义”学派学者。然而，人到中年的他，却冷不丁一个急转弯，收起如刀之笔，从研究自由主义、市场、法治等问题，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践行儒学。
旁人难以理解，甚至认为他分裂、逆行，而他自己则觉得是随心而行，就像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述自己蓄须的情形：“某一天我突然觉得应该留胡子，然后就不再刮了，现在它长成了这样。”
秋风花白的胡须密密丛丛，与头上的银发似乎在互相呼应，身上则穿着深色汉服。他称自己的汉服是“改良版”，而他的新儒学，在其看来，也是传统儒学的改良版——顺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国情民意。
以前对西学仰视，现在俯视
秋风说自己天生就有点儒家入世者的情怀，“从高中时候起，除了读书，我就始终在关注社会的好坏变化，也想做些事情。”
他出生于陕西农村，1984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青年时期我很激进，当时大学里的气氛就是反中国文化、反传统。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我看了很多西方思想家如萨特、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的书。”
1988年，秋风考上本系研究生。可体检时发现得了肝脏疾病，只得休学一年，回老家养病，“当时病得很重，开始思考生死的大问题，想弄清生命究竟是什么，因为你会看到病房的病友相继去世，不知道自己能否侥幸逃离死亡的阴影。所以那时候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看一些道家、佛家的经书和古代文化典籍。”
返校读研后，他选择研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思想，硕士论文的题目就是《钱穆历史文化思想评述》。
大学毕业后，秋风先在机关工作，辗转一番后落脚于一家报纸当夜班编辑。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和安定的生活，也让他有了更多时间阅读和研究。那几年，他系统地读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和奥地利学派（以奥地利人门格尔为代表的学派）的论著，译介了当代著名学者哈耶克等人的著作。“这段时间其实是我学术很重要的积累阶段，大概持续了10年。”
与此同时，秋风将所学到的西方理论都用在讨论国内问题上，“给报刊写专栏，談经济、政治、社会的问题。”他的时评以自由主义、市场、法治等为关键词，成为当时许多青年关于民主、法治的启蒙。
然而，秋风逐渐发现，通过西学找不到“道”，现实问题只是让他越来越困惑。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讲出了自己的“中国故事”，但也陷入了某种困境：政治领域的变革没有展开，本已发生一定变革的经济体制甚至出现了某些倒退，强拆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他在文章中总结：“过去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思想一直是反对的。到了现在，这种反对已面临失灵。或者说，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根本就不能抓住问题的焦点，甚至完全没有能力回应中国问题。”
秋风心中潜藏的传统文化开始显现，这一次，他直接溯源到了儒学。
对于这一看似陡变的心路历程，秋风解释说：“我一直跟人说，自己并不是转了个身，而只是换了一下位置，也可以说，我把自己提升了一步，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看西学，以前对西学是仰视，现在是俯视它。”
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
秋风一向高产，转向儒学后著述更勤奋。只2014年，他就已出版《问道：为儒家鼓与呼》等3部著作。目前正在写的一本书，名字初步定为《仁政大纲》，显然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大抱负。此外，相比一些学者藏身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秋风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积极介入到社会的各项事务。
这些天，他在微博、讲坛等各个场合呼吁取消社会抚养费，并建议终止计划生育政策。而此前提倡将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写信给安徽省委第二巡视组、举报安庆殡葬改革引起老人自杀，等等，都是秋风对社会的“介入”之举。
然而，他对自己被称为“大陆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却颇不以为然。“一般都是儒学圈外的人会这样说。我自己很少说‘新儒学’这个词，更不会说自己是‘新儒学’。我们就是儒者，是读四书五经、读历代儒者著述，然后体会儒家义理，去践行它的人，仅此而已。”在秋风眼中，儒者和儒学研究者隔着的那条鸿沟，其实也就只有两字——“践行”。“我当然也搞研究，因为儒者一定是‘博学于文’的人。儒家有一套义理系统，我们必须通过研究它，包括研究历史、社会、民情等才能把握它。但你是以局内人还是局外人的心态来研究，有很大的区别。儒家在历史上向来讲求‘知行合一’，知的目的是为了行，然后又在行中‘致知’。”
秋风认为，当今儒学，如果非要称之为“新儒学”，并非它比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更先进、现代，“我跟朱子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处在不同的空间、时间，所以我们的观念也不一样。我很自然地会站在这样一个具体处境和情景中去思考所谓的‘道’。”
而这个“道”是什么？“‘道’就是一条路，走到汉朝的时候，周围是一番风景，然后有一番作为;走到宋朝，我们又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景，产生新的思想和政策;到近现代，我们又会有一套新做法，但不管怎样，你都在这条路上。它不像一些宗教，有很严格的戒律戒条，丝毫不能变动。对儒家来说，这个限制根本不存在，它有一组核心的命题：仁义。其它都是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时俱进。”他始终坚持一点：“归根到底，我们的思考是在中国这个大地上，我们所要建立的制度是为中国人的，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观念，不能只是简单移植，必须要去化用它。”
秋风把儒家界定为“文教”：“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自儒家诞生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形态就是‘一个文教，多个宗教’。”这里的文教，指的是儒家的教化。“儒家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塑造了一种普遍的共同价值。”
生活方式的回归 为“复兴儒家事业”，秋风等人在2012年创立“弘道书院”。这个组织如今已经成为秋风弘扬新儒学的基地，会定期举辦修身营、讲座和学术研讨会等活动。
矫枉常常容易过正。秋风的快速转变，也让他在一些问题上，好似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小区楼前头弄一个罗马式的裸体女性雕塑，它就会起到伤风败俗的作用。我们不能说罗马人不对，因为观念不一样，在我们这里，男孩、女孩就是应该有个界限。”“我老说中国的房地产且增长呢，因为等中国人的文化意识觉醒以后，房子全得扒了重建。现在我们抬头看这些高楼大厦，你觉得这是中国吗，坐在这里和坐在南美、北美、欧洲有什么区别？”
这些观点看似“奇葩”，但秋风有自己的想法。“中国文化复兴对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方式的回归，它能塑造人的品性。比如你生活在乌镇那样的建筑格局中，自然会有一种中国式的思考和为人处事。乡村到处都有‘孝悌亭’，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周围人。而我们现在生活在水泥森林似的城市空间中，人一定会焦躁不安，人和人之间一定充满不信任感，甚至有敌意。”
生活方式的回归，在他看来，还包括穿汉服，留胡须。“这就是中国的衣冠之美，穿有中国风的服装，我觉得舒服，能够把自己的心态表达出来”，他笑着告诉记者，“我经常穿这个衣服出去，回头率很高的。”
在秋风任教的大学，每次正式讲课之前，他都先要恭敬地对墙上的孔子像行礼。之前，他还曾带着数十个学生去山东曲阜的孔庙行了跪拜大礼，这也曾在网上引起了一番激辩。
有了一个方向
对秋风“复兴儒家事业”的质疑，集中在把2000多年前的东西搬回来，能否解决当下这已经全然不同的社会问题。
2011年，秋风与历史学家袁伟时等学者有过一场著名的论争。当时，秋风提出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至少存在3种共治：士人与皇权共治、社会与政府共治、德治与刑治并存。袁伟时公开发文批判。
2014年11月8日，在一个学术论坛上，主持人提出：“儒家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业吗？”秋风作为首位发言嘉宾回答说，儒家不仅有能力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使命，而且是全面解决方案的唯一提供者。在场的另一位学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马上回应秋风太独断。
虽然质疑重重，但秋风自己依然对儒家“大行于世”信心满满，他举例说：“2000年前的中国人重视家庭，现在的中国人也是。很多人批判我们的国民性，我觉得这样的批判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他把自己凌驾于国民之上，我认为这是最愚昧的。中国近代以来的绝大多数灾难都源起于这样的观念。20世纪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制度变了、道没了，所以发生了非常剧烈的摇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精英开始有文化自觉，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儒家之国，要治理它，就必须立足于儒家，以儒家之道作为我们的道，这就有了方向。有了这个方向，以中国人的聪明好学，制度创新一点都不难。”
眼下中国，从秋风身上，我们依稀能看到，“复兴儒学”这个梦不只是学术思想的复兴，更代表一种姿态——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民族自信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