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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西方大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权重此消彼长，中国正在由国际体系外围进入内核。金融危机中，中国充分彰显成熟、有远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无论是达沃斯论坛，匹兹堡金融峰会还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都成为世界瞩目的绝对主角，一时间，关于“中国角色”的讨论一发不可收拾。有人提出“中美国(G2)”，甚至有外媒预言，中国必将成为新的“全球霸主”或“世界领袖”。
在全球秩序的重构中，中国如何看待、定位自己的国际形象?如何选择对世界的责任方式?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更清醒的认识。一时经济总量的变化，改变不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现状。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当前，公认的发达国家有20多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大部分成员国都是发达国家。其中最重要的7个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这7个国家又形成“七国集团”。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目前有150多个，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部分东欧和南欧以及地中海地区。人口约占世界总数的3/4，土地面积约占世界的2/3。
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水平可以分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高收入国家是指1994年人均GNP在8956美元以上的国家，共24个。中等收入国是指1994年人均GNP在725美元以上、8956美元以下的国家。低收入国是指1994年人均CNP在725美元及以下的国家。
单纯按收入水平对国家进行分类不免失之偏颇。因此，一些国际组织往往采用多重分类标准。当前，联合国采用人类发展指数来划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使用三个指标计算，1、人口健康水平，主要用人均寿命来衡量。2、教育和知识水平，用文盲率，大学，中学，小学入学率等指标来衡量。3、生活质量，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9年10月发布年度人类发展指数，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72，处于全球人类发展排行榜上排名第92位，属于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属于资源贫国
经过30多年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上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大，参与全球治理的水平和能力全面提高，特别是金融危机后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都将进一步跃升。海关总署和德国官方公布的2009年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已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也可能超过日本跃升全球第二。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以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6.948的平均汇率计算，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4.32万亿美元，人均GDP却只有3200美元左右，排名在世界百名之外。相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4万美元的人均收入相去甚远。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以人均占有量和消费量而言，却属于资源贫国。例如，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07年世界石油消费人均为595公斤，美国则达3.13吨，日本也达1.79吨，中国人均年石油消费为277公斤，不及美国的1/10，日本的1/8和欧盟的1/5；中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7％，居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仅有24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量的25％，居世界第119位，是全球13个贫水国之一；中国森林面积居世界第5位，森林蓄积量列第7位。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61.3％，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人均森林蓄积量只有世界人均蓄积量的1/8；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资源，人均耕地也仅为世界的1/7。从基础设施条件看，即使在中国铁路大发展的2009年和2010年，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也不到7毫米，还不足一支香烟的长度，不及美国人均的1/10。
中国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2009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工业生产大国，中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6％，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0.3％。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同时企业平均规模小、持续发展较差，中国工业整体还没有实现现代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在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已由2007年的72.7％上升2008年的74.6％，取得了新的进步，但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特别是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指标看，中国单位GDP能耗和环境质量指数还存在很大距离，因此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任务仍相当艰巨。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二元性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的“过渡性”特征，中国的二元矛盾十分突出。
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民致富困难、农村消费不足，使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和城乡差别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日益扩大。到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1578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761.0元，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3.31:1。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幅员辽阔，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从人均收入水平看，有些地区进入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如北京、上海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鄂尔多斯地区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但是，中部地区人均GDP大概只相当于东部地区50％，西部地区只相当于东部地区44％，还处在比较低的收入水平上。
三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数据表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的平均覆盖率达60％以上，发达国家达70％以上，而中国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仅为30％。此外，反映生活质量的国民健康、营养和医疗保健的总体发展水平还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中国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低端
当前，尽管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尤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和全球产业链条的低端加工环节的重要地位，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但是，中国在全球加工环节中处于链条末端，在国际利益分配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另一个综合指标。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23％.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2.99、22.12及11.69个百分点。
此外，由于中国制造业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也造成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尤其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转移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美的贸易，从而使得中国具有了虚幻的“贸易顺差”现实。
中国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
尽管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复苏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但是，我们在关注短期经济总量回升趋势的同时，似乎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避免结构异化、保持长期经济活力的核心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滞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深层次矛盾都亟待解决。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艰巨而复杂，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的“富裕”只是与历史纵向相比的结果，中国的强大仍然局限于局部。
因此，当实力渐强的中国需要更多地履行一个大国的国际义务时，这种履行义务不能超出中国的合理承受范围，更不能以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为前提。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应坚持“责任与利益对等”的原则，并在未来新的全球治理框架中保持发展权与主导权之间的平衡。
在全球秩序的重构中，中国如何看待、定位自己的国际形象?如何选择对世界的责任方式?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更清醒的认识。一时经济总量的变化，改变不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现状。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当前，公认的发达国家有20多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大部分成员国都是发达国家。其中最重要的7个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这7个国家又形成“七国集团”。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目前有150多个，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部分东欧和南欧以及地中海地区。人口约占世界总数的3/4，土地面积约占世界的2/3。
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水平可以分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高收入国家是指1994年人均GNP在8956美元以上的国家，共24个。中等收入国是指1994年人均GNP在725美元以上、8956美元以下的国家。低收入国是指1994年人均CNP在725美元及以下的国家。
单纯按收入水平对国家进行分类不免失之偏颇。因此，一些国际组织往往采用多重分类标准。当前，联合国采用人类发展指数来划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使用三个指标计算，1、人口健康水平，主要用人均寿命来衡量。2、教育和知识水平，用文盲率，大学，中学，小学入学率等指标来衡量。3、生活质量，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9年10月发布年度人类发展指数，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72，处于全球人类发展排行榜上排名第92位，属于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属于资源贫国
经过30多年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上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大，参与全球治理的水平和能力全面提高，特别是金融危机后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都将进一步跃升。海关总署和德国官方公布的2009年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已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也可能超过日本跃升全球第二。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以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6.948的平均汇率计算，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4.32万亿美元，人均GDP却只有3200美元左右，排名在世界百名之外。相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4万美元的人均收入相去甚远。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以人均占有量和消费量而言，却属于资源贫国。例如，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07年世界石油消费人均为595公斤，美国则达3.13吨，日本也达1.79吨，中国人均年石油消费为277公斤，不及美国的1/10，日本的1/8和欧盟的1/5；中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7％，居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仅有24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量的25％，居世界第119位，是全球13个贫水国之一；中国森林面积居世界第5位，森林蓄积量列第7位。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61.3％，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人均森林蓄积量只有世界人均蓄积量的1/8；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资源，人均耕地也仅为世界的1/7。从基础设施条件看，即使在中国铁路大发展的2009年和2010年，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也不到7毫米，还不足一支香烟的长度，不及美国人均的1/10。
中国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2009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工业生产大国，中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6％，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0.3％。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同时企业平均规模小、持续发展较差，中国工业整体还没有实现现代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在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已由2007年的72.7％上升2008年的74.6％，取得了新的进步，但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特别是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指标看，中国单位GDP能耗和环境质量指数还存在很大距离，因此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任务仍相当艰巨。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二元性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的“过渡性”特征，中国的二元矛盾十分突出。
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民致富困难、农村消费不足，使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和城乡差别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日益扩大。到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1578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761.0元，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3.31:1。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幅员辽阔，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从人均收入水平看，有些地区进入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如北京、上海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鄂尔多斯地区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但是，中部地区人均GDP大概只相当于东部地区50％，西部地区只相当于东部地区44％，还处在比较低的收入水平上。
三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数据表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的平均覆盖率达60％以上，发达国家达70％以上，而中国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仅为30％。此外，反映生活质量的国民健康、营养和医疗保健的总体发展水平还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中国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低端
当前，尽管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尤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和全球产业链条的低端加工环节的重要地位，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但是，中国在全球加工环节中处于链条末端，在国际利益分配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另一个综合指标。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23％.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2.99、22.12及11.69个百分点。
此外，由于中国制造业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也造成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尤其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转移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美的贸易，从而使得中国具有了虚幻的“贸易顺差”现实。
中国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
尽管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复苏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但是，我们在关注短期经济总量回升趋势的同时，似乎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避免结构异化、保持长期经济活力的核心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滞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深层次矛盾都亟待解决。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艰巨而复杂，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的“富裕”只是与历史纵向相比的结果，中国的强大仍然局限于局部。
因此，当实力渐强的中国需要更多地履行一个大国的国际义务时，这种履行义务不能超出中国的合理承受范围，更不能以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为前提。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应坚持“责任与利益对等”的原则，并在未来新的全球治理框架中保持发展权与主导权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