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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市场主体的呼声，反过来就会被市场惩罚。”2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再一次强调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涵，并要求制定涉企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听取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使政府决策更符合实际和民意;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在全国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更加严格的目标和任务，是以过去一年的努力为前提。2018年，为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我国着眼于加快市场化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营商环境的建设。
从宏观政策看，国务院成立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并下设优化营商环境专题组，先后出台了《关于部分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做法的通报》、《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具体部署。
从具体落实情况看，国家发改委根据国务院部署，全面梳理国内外相关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构建了中国特色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营商环境试评价;国家能源局大力推动“获得电力”排名提升工作，并牵头负责“五年内供电企业办理电力用户用电业务平均时间压缩三分之二以上、压减到40个工作日以内”目标任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指导各地深入推进改革实施。
我国各地在“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行动中，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北京市精准制定“9 N”系列政策措施，聚力营商环境示范工程建设;上海市印发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方案，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大重点难点领域的改革力度;广州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头号工程”，多个方面加力促改革;深圳市主动发挥改革先行区示范作用，重点针对薄弱环节，制定出台营商环境20条。而相比于担负“排头兵”重任的“北上广深”，其他各地也在多维度全力以赴。
正是在这样上下合力、部门协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营商环境得到不小的提升。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營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一年内跃升32位，从第78位到第46位。
评判营商环境有国际标准，但最重要的标准，还是看企业和群众满意不满意。相比于营商环境好的国家和地区，刚开始发力的我们，显然还有更大更多的提升空间。
本刊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各地在营商环境优化中因自身发展的不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一而足，但当前一些共性难题亟需解决。
首先，认识上存在偏差，导致行动上缺乏主动，改革的力度和成效也打了折扣。当前，很多地方和部门对营商环境的系统性认识不够，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范围内容的界定、着力点、部门协作方式等都还较为模糊，加上现成可借鉴的经验、方式、方法少，都认为营商环境仅仅是营商办或投资促进部门的事，与自己单位和部门关系不大。
其次，优化营商环境，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比如，当前一些城市在推广运用“一网通办”等技术瓶颈凸显，一方面是因部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需对接的审批系统属垂管系统，地方无法实现实时数据共享支撑;另一方面现阶段还存在一些不适宜的法律条文和部门法规，阻碍了“一网通办”在部门间以及业务部门与企业间的信息有效衔接。
第三，“融资难、融资贵”等现象依然存在，投资经营和创新创业还是有各种“玻璃门、弹簧门、卷帘门”，侵犯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产权和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是比较多。
因此，不难看出，未来我国营商环境的打造，显然还需要不断加大力度，要切实从企业和群众的角度出发，把办事创业方便了多少作为评价营商环境的标准，力除烦苛之弊，大兴便民之举，进一步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实现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提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目标和承诺。
更加严格的目标和任务，是以过去一年的努力为前提。2018年，为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我国着眼于加快市场化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营商环境的建设。
从宏观政策看，国务院成立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并下设优化营商环境专题组，先后出台了《关于部分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做法的通报》、《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具体部署。
从具体落实情况看，国家发改委根据国务院部署，全面梳理国内外相关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构建了中国特色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营商环境试评价;国家能源局大力推动“获得电力”排名提升工作，并牵头负责“五年内供电企业办理电力用户用电业务平均时间压缩三分之二以上、压减到40个工作日以内”目标任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指导各地深入推进改革实施。
我国各地在“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行动中，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北京市精准制定“9 N”系列政策措施，聚力营商环境示范工程建设;上海市印发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方案，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大重点难点领域的改革力度;广州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头号工程”，多个方面加力促改革;深圳市主动发挥改革先行区示范作用，重点针对薄弱环节，制定出台营商环境20条。而相比于担负“排头兵”重任的“北上广深”，其他各地也在多维度全力以赴。
正是在这样上下合力、部门协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营商环境得到不小的提升。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營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一年内跃升32位，从第78位到第46位。
评判营商环境有国际标准，但最重要的标准，还是看企业和群众满意不满意。相比于营商环境好的国家和地区，刚开始发力的我们，显然还有更大更多的提升空间。
本刊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各地在营商环境优化中因自身发展的不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一而足，但当前一些共性难题亟需解决。
首先，认识上存在偏差，导致行动上缺乏主动，改革的力度和成效也打了折扣。当前，很多地方和部门对营商环境的系统性认识不够，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范围内容的界定、着力点、部门协作方式等都还较为模糊，加上现成可借鉴的经验、方式、方法少，都认为营商环境仅仅是营商办或投资促进部门的事，与自己单位和部门关系不大。
其次，优化营商环境，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比如，当前一些城市在推广运用“一网通办”等技术瓶颈凸显，一方面是因部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需对接的审批系统属垂管系统，地方无法实现实时数据共享支撑;另一方面现阶段还存在一些不适宜的法律条文和部门法规，阻碍了“一网通办”在部门间以及业务部门与企业间的信息有效衔接。
第三，“融资难、融资贵”等现象依然存在，投资经营和创新创业还是有各种“玻璃门、弹簧门、卷帘门”，侵犯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产权和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是比较多。
因此，不难看出，未来我国营商环境的打造，显然还需要不断加大力度，要切实从企业和群众的角度出发，把办事创业方便了多少作为评价营商环境的标准，力除烦苛之弊，大兴便民之举，进一步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实现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提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目标和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