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作为一种近代新型城市空间，公园被引入中国时，其政治教化功能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同时这种来自西方的空间形态先天所具有的休闲娱乐功能也是难以被忽略的，它打破了旧式熟人社交的传统，为市民提供了一处观赏自然美景、开展自由交际的场所，同时也为社会底层某些人群提供了新的谋生之地。济南、青岛两地的中山公园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城市公园，见证了近代中国国民休闲生活的变迁，在百年来中国民众思想与生活逐步从愚昧保守走向进步开放的过程中所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市民生活;公园;青岛;济南
在西方，城市公园作为工业革命后为解决城市环境恶化的弊病、缓和工业化给人民带来的压抑感的一种公共设施应运而生。自列强入侵、中国被迫开始近代化进程后，公园这种新型公共空间作为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被殖民者带入租界，在一批进步国人的呼吁下，逐渐在中国土地上得到普及。从客观上看，公园这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设施的开放式空间形态，打破了熟人社会的交际壁垒，成为近代市民标榜进步与新潮的休闲场所，同时也成为城市中推动公共意识形成的重要媒介。
青岛作为近代著名的殖民城市，其公园建设具有突出的欧式风格;而济南中山公园作为清末新政时期仿行西法自主建设公园的代表，是西方设计和中国园林艺术交织的结果。两座中山公园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批公园，都诞生于清末，发展兴盛于民国，历经数次政权更迭，在百年来中国民众思想与生活逐步从愚昧保守走向进步开放的过程中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公园规划与建设：全新公共设施的引进
作为山东省内最早开辟的两座公园，青岛和济南的中山公园诞生于截然不同的背景下。
德国曾希望将青岛打造为模范殖民地，但是园林建设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德国政府所做工作也仅仅是在太平山地区（即后来的公园所在地）建树种园和苗圃。虽然这块区域后来逐渐增添了一些基础设施，并改名为森林公园，但仍主要以植物园的面貌展现，并不具备公园的属性。公园的形成和发展是在第一次日占时期。因为青岛的气候与日本相似，大量日本侨民涌入，殖民者为满足侨民生活习惯、营造日本文化，便将太平山改为旭山，森林公园随即在1915年被更名为旭公园，公园北部太平山的阳半坡也修建了纪念日本军人的“忠魂碑”。这一时期公园内广泛地种植樱花，又在公园的西南侧划地30亩建造动物笼舍。动物园的建设和樱花的栽种使得公园观赏娱乐功能得到拓展，不再是德占时期单纯的植物试验场。1922年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将“旭公园”更名为“第一公园”，原植物试验场并入公园之内，并另辟南园展拓界址。这一时期公园内广泛种植中国的海棠、芍药、牡丹等花卉，并组织清明植树等活动，在消解日本殖民文化的同时，又大大丰富了公园的内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沈鴻烈担任市长后，青岛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公园绿地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也获得了全面提升。这一时期为纪念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以及宣扬三民主义，第一公园更名为“中山公园”。该时期修建了公园西门，开辟西式庭院，公园呈现出更加现代化的风格。公园内增设了饭店、茶社等服务设施，使得公园的功能更加多元化。
相较于脱胎德国植物试验场的青岛中山公园而言，济南中山公园自营造之初便以商埠公园之名问世，自建设之初便设计规整，具备了城市公园的主要功能。
这座完全由山东省政府自行设计营造的近代公园，是1904 年袁世凯与周馥向清廷奏请自开商埠时为了吸引各地商旅来济投资而被设计到商埠区中的城市公共设施。因为当时国内尚缺乏相似的自主工程可供借鉴，商埠公园几乎完全按照租界区公园的形制而规划，但是在完工后依然暴露出了诸如面积狭小、排水困难等许多设计上的不足之处。不过，从推进济南近代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山东省内第一座中国自主建设的公园，商埠公园的落成依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其修建过程中遇到的排水困难、面积狭小等问题也为后来规划建设新的城市公园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公园建设落成之后即成为济南新型城市公共设施的代表而面向全社会开放，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可以自由享受园中精心营造的园林美景，体验西式“文明生活”。这种为所有社会阶层服务的设施展现了济南商埠不同于传统城市的现代化与进步性特征，以至于像《1927济南快览》、《济南指南》这种面向商旅游客且发行量较大的旅行指南中都对其进行了专章介绍。
与青岛的公园一样，济南中山公园内部的建筑布局也经历过数次调整与重建，但其基本布局和整体风格却始终保持了中国传统园林亭台楼阁、假山夹道、移步易景、曲径通幽的特点。1911年落成时，公园在西式经典的规整布局基础上与强调“巧于因借、天人合一”的中式景观相融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商埠公园除了在西端设立的“商品陈列所”集中体现着商埠公园设计之初宣传济南商埠、吸引商旅投资、促进山东商业发展的目的之外，园内正中央那座名为“四照厅”的清庑殿式建筑作为主体设施也可满足举办各类集会之需。在四照厅偏西还有几处假山亭榭，园内植有苍松数株，葱郁之间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曲折幽静的特点。公园作为商埠区内一处占地面积较大的综合性公共设施，各类服务功能自然被考虑在内，园内饭店、咖啡厅和茶棚等商业服务场所在公园设立之初就得以引进。民国建立后，公园内又修建了喷泉荷池，弥补了原先无水体的缺憾。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济南后，又在南端开辟一处儿童乐园，内有秋千、滑板等专供儿童的玩具。园内西部也增设了音乐台，每逢周日下午四点钟即有音乐团来此演奏西乐，原本只有上层社会才能欣赏的西洋乐也通过公园这种具备了公共性质的空间得以走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国民党统治时期，公园成为当时中国人休闲娱乐的首选活动场所之一，由于人们往往能在游览公园过程中获得诸如免费欣赏西洋乐之类的新奇体验，公园这一公共设施就逐渐被打上了新潮的标签。逛公园也就成为人们追求新式生活、彰显思想进步的一种生活方式。
二、新式空间与新生活
在近代，西式的生活习惯与观念传入一些通商口岸后，便被当作是文明进步的生活方式，引起一批中国人的竞相模仿。由欧美国家传入中国的公园也冲击着传统交际场所，形成了一处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直接面对和观察不同的陌生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开展的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感知公共生活
公园明显区别于中国传统的茶馆、酒肆等交游场所，它所展现的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在这处空间中，人们不仅可以欣赏精心布置的景观，而且还能大胆地展示自己，追求愉悦与满足。公园中的人们在充分感知现代公共生活、自由地观察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他人眼中的风景。
青岛中山公园树种花种繁多，共有各类树木百七十余种，春夏秋三季都有花草树木可以观赏，其中樱花最多。每年三四月间樱花盛开时节，男的一批，女的一批，穿长袍马褂的，西装洋服的……剪发的，剪长发，剪短发，剪波浪式发的;穿旧衣，穿新衣，穿旗袍，一批一批都向第一公园进步。汇泉道上，树里林间，充满了热闹气象。人们在第一公园穿梭般的过来过去，好像寻找甚么东西似的。每逢赏樱时节，也有大量的日本侨民，携酒带菜在树林里席地野餐。直到午刻十二点的时候，人越聚越多，越上越勇，公园道上游客们，这个磨那个的肩膀，那个踏这个的鞋子，走来走去人看人忙个不休。
济南商埠公园开放之后，市民的休闲娱乐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虽然商埠公园中的松柏古树和牡丹芍药在济南城内也相当出名，但是与青岛中山公园相比，济南的公园不仅是一处优美的城市园林，更是一座区域性的综合服务设施。由于设在模仿西方租界规划的商埠区，济南中山公园先天就被罩上了一层代表着新潮与进步的光环。不仅电话、自来水井等近代化的市政设施最先在这里亮相，济南市内公共卫生活动也选择在此开展：1941年春，气温变化幅度较大，疫病流行，公安局长赵广培专门指定中山公园作为临时种痘所。在济南市体育场尚未完工时，中山公园内曾专门圈出一片体育场，设置了大量的体育健身设施，使得诸多济南民众在浏览商埠公园之余可以运用园内的健身设施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就曾选择在体育设施齐全的公园中举办运动会，培养学生的体育竞技精神和体育运动实力。即使在市体育场落成后，公园内的体育设施也并未被拆除，济南商埠公园仍为一处市民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园内修建的大量凉亭和茶棚也可以满足市民放松自我、享受自然、聚会交际等多方面的需要，不少济南的私人小型聚会也多选择在这里进行。济南剧艺研究社的社员就多选择在商埠公园进行座谈，他们或共同阅读革命著作，或只谈进步的文艺理论。公园内的基础设施为市民提供了体育锻炼、休闲聚会的场所以及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机会。
（二）苦心经营为生计
民国时期市政经费往往并不宽裕，甚至常常入不敷出。门票被取消后，公园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经费来源，政府只得采用出租公园内地皮供商贩开展经营的方式维持公园日常维护的开销。在春夏之交，尤其是赏花时节，云光、天光、华德泰、鸿新、天真等市内知名照相馆都在青岛第一公园里竖起旗帜、打起了招牌，预备给游客们留些“雪泥鸿爪”的纪念，一些原先在其它公园耍把戏的也把场子搬过来，锣鼓敲得震大响。还有走钢索的卖艺姑娘从帐幕顶露出半个身子，引诱着小孩拖着大人买票进去观看。此时正是天气逐渐转热的时节，人们还尚未脱去厚重冬装，游览完公园往往已是饥肠辘辘、浑身冒汗了，济南中山公园南部有海国春西餐厅，园内船式屋中设有茶座，运动场周边还有咖啡厅，不过这些地方消费较高，往往只有少数有钱阶级和上层社会的公子小姐才会光顾。生意最好的往往是价格相对低廉的茶社，这些商贩在经营之初就被限定仅能售卖各式冷餐，在树阴空场下罗列着八九张桌子，漂白的桌单儿铺得格外整齐，江西瓷的茶壶茶碗摆得更是精致。虽然园内经营的商业活动为商贩们提供了一处谋生场所，为一些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了消暑解渴的茶水和暂时果腹的食品，但是在公园的实际管理过程中，过多流动商贩的进驻让公园内充满了商业气息。原本静谧的公园变得十分嘈杂，商贩们搭设的凉棚摊位也折煞了园中精心布置的美景。因此园林学家陈植在其1930年出版的《都市与公园论》中就曾以济南中山公园为典型，批评我国公园内各类民营事业“惟数量过多，殊为公园本质之玷。曾见济南公园茶社林立，奉天公园货摊棋布，一入其境，辄觉秩序紊乱，人声喧嚣，既失公园之本质，复何效能之可言。新设公园，幸各以斯为戒。”
结语
1906年端方、戴鸿慈出洋考察后在《奏陈各国导民善法请次第举办折》中认为西方公园在教化民众方面有诸多先天优势，因此极力主张清政府在各地主持修建城市公园。在戴鸿慈等官员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先进士商也借用公园具备教化功能这一优势从民间舆论的层面呼吁政府营造公园。1910年美国传教士丁义华在其发表的白话演讲《公共花园论》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公园的设施，并且指出公园的好处一是“有益于卫生”，二为“有益于民智”，三为“有益于民德”。综合来看，丁义华的这种观点不仅是对当时社会上主张修建公园的诸多观点之总结，而且可能更加接近西方建设公园的初衷。作为山东省内两座重要城市，青岛和济南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城市发展轨迹。青岛中山公园由于诞生在德国对青岛的大力建设时期且主要为德国侨民服务，虽然后来又在不同政府的主导下逐渐增添了启迪民智、树立民德的功能，但园内营林传统却在德国规划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乃至成为突出特色，中山公园也成为青岛城市绿色肌体的一部分。政府也通过对游览条例的宣传而令市民在欣赏园林美景的同时，于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不随处便溺、爱护草木的现代社会公共意识。
济南中山公园的建设与规划则更加突出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日后即便多次修葺新建，依然注重中国传统园林特色的展示，讲究营造移步易景、咫尺山水的意境，园内建筑也多依中国传统亭台式样修建。公园内四照厅和运动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可以供市民使用，因此这里成为老城居民私人集會、标榜进步的不二之选。国人的自主建设再搭配上中山公园内参天古树和可供集会活动的运动广场，济南商埠公园在规划之初便有能力充分发挥先天具备的教育功能，软化了原本生硬的官方教化行为。
回顾百余年来两地中山公园与市民的互动史，诞生于清末的城市公园塑造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它们不仅为济南与青岛两地的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放松的新场所，而且成为普通市民接触现代事物的重要平台之一。现代的与传统的、外来的与本土的不同城市生活样态在这里轮番登场，展示着近代城市的人生百态，因而成为两座城市中最具生活气息与生命力的地方。
作者简介：
黄雨奇（1998.08-）男，汉，河南郑州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吴燕伶（1999.11-）女，汉，云南玉溪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何聪聪（1998.12-）女，汉，山东青岛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明清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绿地规划建设及其现代启示——以济南和青岛为例”（S201910445136）
关键词：市民生活;公园;青岛;济南
在西方，城市公园作为工业革命后为解决城市环境恶化的弊病、缓和工业化给人民带来的压抑感的一种公共设施应运而生。自列强入侵、中国被迫开始近代化进程后，公园这种新型公共空间作为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被殖民者带入租界，在一批进步国人的呼吁下，逐渐在中国土地上得到普及。从客观上看，公园这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设施的开放式空间形态，打破了熟人社会的交际壁垒，成为近代市民标榜进步与新潮的休闲场所，同时也成为城市中推动公共意识形成的重要媒介。
青岛作为近代著名的殖民城市，其公园建设具有突出的欧式风格;而济南中山公园作为清末新政时期仿行西法自主建设公园的代表，是西方设计和中国园林艺术交织的结果。两座中山公园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批公园，都诞生于清末，发展兴盛于民国，历经数次政权更迭，在百年来中国民众思想与生活逐步从愚昧保守走向进步开放的过程中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公园规划与建设：全新公共设施的引进
作为山东省内最早开辟的两座公园，青岛和济南的中山公园诞生于截然不同的背景下。
德国曾希望将青岛打造为模范殖民地，但是园林建设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德国政府所做工作也仅仅是在太平山地区（即后来的公园所在地）建树种园和苗圃。虽然这块区域后来逐渐增添了一些基础设施，并改名为森林公园，但仍主要以植物园的面貌展现，并不具备公园的属性。公园的形成和发展是在第一次日占时期。因为青岛的气候与日本相似，大量日本侨民涌入，殖民者为满足侨民生活习惯、营造日本文化，便将太平山改为旭山，森林公园随即在1915年被更名为旭公园，公园北部太平山的阳半坡也修建了纪念日本军人的“忠魂碑”。这一时期公园内广泛地种植樱花，又在公园的西南侧划地30亩建造动物笼舍。动物园的建设和樱花的栽种使得公园观赏娱乐功能得到拓展，不再是德占时期单纯的植物试验场。1922年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将“旭公园”更名为“第一公园”，原植物试验场并入公园之内，并另辟南园展拓界址。这一时期公园内广泛种植中国的海棠、芍药、牡丹等花卉，并组织清明植树等活动，在消解日本殖民文化的同时，又大大丰富了公园的内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沈鴻烈担任市长后，青岛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公园绿地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也获得了全面提升。这一时期为纪念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以及宣扬三民主义，第一公园更名为“中山公园”。该时期修建了公园西门，开辟西式庭院，公园呈现出更加现代化的风格。公园内增设了饭店、茶社等服务设施，使得公园的功能更加多元化。
相较于脱胎德国植物试验场的青岛中山公园而言，济南中山公园自营造之初便以商埠公园之名问世，自建设之初便设计规整，具备了城市公园的主要功能。
这座完全由山东省政府自行设计营造的近代公园，是1904 年袁世凯与周馥向清廷奏请自开商埠时为了吸引各地商旅来济投资而被设计到商埠区中的城市公共设施。因为当时国内尚缺乏相似的自主工程可供借鉴，商埠公园几乎完全按照租界区公园的形制而规划，但是在完工后依然暴露出了诸如面积狭小、排水困难等许多设计上的不足之处。不过，从推进济南近代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山东省内第一座中国自主建设的公园，商埠公园的落成依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其修建过程中遇到的排水困难、面积狭小等问题也为后来规划建设新的城市公园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公园建设落成之后即成为济南新型城市公共设施的代表而面向全社会开放，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可以自由享受园中精心营造的园林美景，体验西式“文明生活”。这种为所有社会阶层服务的设施展现了济南商埠不同于传统城市的现代化与进步性特征，以至于像《1927济南快览》、《济南指南》这种面向商旅游客且发行量较大的旅行指南中都对其进行了专章介绍。
与青岛的公园一样，济南中山公园内部的建筑布局也经历过数次调整与重建，但其基本布局和整体风格却始终保持了中国传统园林亭台楼阁、假山夹道、移步易景、曲径通幽的特点。1911年落成时，公园在西式经典的规整布局基础上与强调“巧于因借、天人合一”的中式景观相融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商埠公园除了在西端设立的“商品陈列所”集中体现着商埠公园设计之初宣传济南商埠、吸引商旅投资、促进山东商业发展的目的之外，园内正中央那座名为“四照厅”的清庑殿式建筑作为主体设施也可满足举办各类集会之需。在四照厅偏西还有几处假山亭榭，园内植有苍松数株，葱郁之间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曲折幽静的特点。公园作为商埠区内一处占地面积较大的综合性公共设施，各类服务功能自然被考虑在内，园内饭店、咖啡厅和茶棚等商业服务场所在公园设立之初就得以引进。民国建立后，公园内又修建了喷泉荷池，弥补了原先无水体的缺憾。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济南后，又在南端开辟一处儿童乐园，内有秋千、滑板等专供儿童的玩具。园内西部也增设了音乐台，每逢周日下午四点钟即有音乐团来此演奏西乐，原本只有上层社会才能欣赏的西洋乐也通过公园这种具备了公共性质的空间得以走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国民党统治时期，公园成为当时中国人休闲娱乐的首选活动场所之一，由于人们往往能在游览公园过程中获得诸如免费欣赏西洋乐之类的新奇体验，公园这一公共设施就逐渐被打上了新潮的标签。逛公园也就成为人们追求新式生活、彰显思想进步的一种生活方式。
二、新式空间与新生活
在近代，西式的生活习惯与观念传入一些通商口岸后，便被当作是文明进步的生活方式，引起一批中国人的竞相模仿。由欧美国家传入中国的公园也冲击着传统交际场所，形成了一处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直接面对和观察不同的陌生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开展的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感知公共生活
公园明显区别于中国传统的茶馆、酒肆等交游场所，它所展现的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在这处空间中，人们不仅可以欣赏精心布置的景观，而且还能大胆地展示自己，追求愉悦与满足。公园中的人们在充分感知现代公共生活、自由地观察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他人眼中的风景。
青岛中山公园树种花种繁多，共有各类树木百七十余种，春夏秋三季都有花草树木可以观赏，其中樱花最多。每年三四月间樱花盛开时节，男的一批，女的一批，穿长袍马褂的，西装洋服的……剪发的，剪长发，剪短发，剪波浪式发的;穿旧衣，穿新衣，穿旗袍，一批一批都向第一公园进步。汇泉道上，树里林间，充满了热闹气象。人们在第一公园穿梭般的过来过去，好像寻找甚么东西似的。每逢赏樱时节，也有大量的日本侨民，携酒带菜在树林里席地野餐。直到午刻十二点的时候，人越聚越多，越上越勇，公园道上游客们，这个磨那个的肩膀，那个踏这个的鞋子，走来走去人看人忙个不休。
济南商埠公园开放之后，市民的休闲娱乐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虽然商埠公园中的松柏古树和牡丹芍药在济南城内也相当出名，但是与青岛中山公园相比，济南的公园不仅是一处优美的城市园林，更是一座区域性的综合服务设施。由于设在模仿西方租界规划的商埠区，济南中山公园先天就被罩上了一层代表着新潮与进步的光环。不仅电话、自来水井等近代化的市政设施最先在这里亮相，济南市内公共卫生活动也选择在此开展：1941年春，气温变化幅度较大，疫病流行，公安局长赵广培专门指定中山公园作为临时种痘所。在济南市体育场尚未完工时，中山公园内曾专门圈出一片体育场，设置了大量的体育健身设施，使得诸多济南民众在浏览商埠公园之余可以运用园内的健身设施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就曾选择在体育设施齐全的公园中举办运动会，培养学生的体育竞技精神和体育运动实力。即使在市体育场落成后，公园内的体育设施也并未被拆除，济南商埠公园仍为一处市民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园内修建的大量凉亭和茶棚也可以满足市民放松自我、享受自然、聚会交际等多方面的需要，不少济南的私人小型聚会也多选择在这里进行。济南剧艺研究社的社员就多选择在商埠公园进行座谈，他们或共同阅读革命著作，或只谈进步的文艺理论。公园内的基础设施为市民提供了体育锻炼、休闲聚会的场所以及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机会。
（二）苦心经营为生计
民国时期市政经费往往并不宽裕，甚至常常入不敷出。门票被取消后，公园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经费来源，政府只得采用出租公园内地皮供商贩开展经营的方式维持公园日常维护的开销。在春夏之交，尤其是赏花时节，云光、天光、华德泰、鸿新、天真等市内知名照相馆都在青岛第一公园里竖起旗帜、打起了招牌，预备给游客们留些“雪泥鸿爪”的纪念，一些原先在其它公园耍把戏的也把场子搬过来，锣鼓敲得震大响。还有走钢索的卖艺姑娘从帐幕顶露出半个身子，引诱着小孩拖着大人买票进去观看。此时正是天气逐渐转热的时节，人们还尚未脱去厚重冬装，游览完公园往往已是饥肠辘辘、浑身冒汗了，济南中山公园南部有海国春西餐厅，园内船式屋中设有茶座，运动场周边还有咖啡厅，不过这些地方消费较高，往往只有少数有钱阶级和上层社会的公子小姐才会光顾。生意最好的往往是价格相对低廉的茶社，这些商贩在经营之初就被限定仅能售卖各式冷餐，在树阴空场下罗列着八九张桌子，漂白的桌单儿铺得格外整齐，江西瓷的茶壶茶碗摆得更是精致。虽然园内经营的商业活动为商贩们提供了一处谋生场所，为一些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了消暑解渴的茶水和暂时果腹的食品，但是在公园的实际管理过程中，过多流动商贩的进驻让公园内充满了商业气息。原本静谧的公园变得十分嘈杂，商贩们搭设的凉棚摊位也折煞了园中精心布置的美景。因此园林学家陈植在其1930年出版的《都市与公园论》中就曾以济南中山公园为典型，批评我国公园内各类民营事业“惟数量过多，殊为公园本质之玷。曾见济南公园茶社林立，奉天公园货摊棋布，一入其境，辄觉秩序紊乱，人声喧嚣，既失公园之本质，复何效能之可言。新设公园，幸各以斯为戒。”
结语
1906年端方、戴鸿慈出洋考察后在《奏陈各国导民善法请次第举办折》中认为西方公园在教化民众方面有诸多先天优势，因此极力主张清政府在各地主持修建城市公园。在戴鸿慈等官员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先进士商也借用公园具备教化功能这一优势从民间舆论的层面呼吁政府营造公园。1910年美国传教士丁义华在其发表的白话演讲《公共花园论》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公园的设施，并且指出公园的好处一是“有益于卫生”，二为“有益于民智”，三为“有益于民德”。综合来看，丁义华的这种观点不仅是对当时社会上主张修建公园的诸多观点之总结，而且可能更加接近西方建设公园的初衷。作为山东省内两座重要城市，青岛和济南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城市发展轨迹。青岛中山公园由于诞生在德国对青岛的大力建设时期且主要为德国侨民服务，虽然后来又在不同政府的主导下逐渐增添了启迪民智、树立民德的功能，但园内营林传统却在德国规划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乃至成为突出特色，中山公园也成为青岛城市绿色肌体的一部分。政府也通过对游览条例的宣传而令市民在欣赏园林美景的同时，于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不随处便溺、爱护草木的现代社会公共意识。
济南中山公园的建设与规划则更加突出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日后即便多次修葺新建，依然注重中国传统园林特色的展示，讲究营造移步易景、咫尺山水的意境，园内建筑也多依中国传统亭台式样修建。公园内四照厅和运动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可以供市民使用，因此这里成为老城居民私人集會、标榜进步的不二之选。国人的自主建设再搭配上中山公园内参天古树和可供集会活动的运动广场，济南商埠公园在规划之初便有能力充分发挥先天具备的教育功能，软化了原本生硬的官方教化行为。
回顾百余年来两地中山公园与市民的互动史，诞生于清末的城市公园塑造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它们不仅为济南与青岛两地的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放松的新场所，而且成为普通市民接触现代事物的重要平台之一。现代的与传统的、外来的与本土的不同城市生活样态在这里轮番登场，展示着近代城市的人生百态，因而成为两座城市中最具生活气息与生命力的地方。
作者简介：
黄雨奇（1998.08-）男，汉，河南郑州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吴燕伶（1999.11-）女，汉，云南玉溪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何聪聪（1998.12-）女，汉，山东青岛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明清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绿地规划建设及其现代启示——以济南和青岛为例”（S201910445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