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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后期,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传教活动获得对中国本土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权,中国社会本土势力亦利用各种资源手段做出相应的排斥与反抗以保障自身的传统社会控制权力。在贵阳教案中,贵州地区官、绅、民积极参与其中,与当地教会、传教士的矛盾冲突极为激烈,并由此展开相互之间的利益博弈,从而引发贵州地区社会思想文化的不断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