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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澹如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忠实朋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便与冯雪峰结为挚友，是一位充满理想的文学青年；三十年代冒着危险投入“左联”文化活动，曾掩护瞿秋白夫妇渡过危机；瞿秋白、方志敏牺牲后，他又在白色恐怖的社会环境下保存并出版了烈士文稿……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自己珍藏的大量有关鲁迅、瞿秋白、茅盾的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有关部门。纵观谢澹如一生，诚如鲁迅所言，是一位“同情革命的活动家”。
投身进步文化活动，开办文化书店，秘密印刷“左联”创刊号《前哨》
谢澹如，又名旦如、淡如、永淦，1904年生于上海。谢澹如父亲谢敏甫是上海某钱庄的老板。少年时期的谢澹如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喜爱购置新文化书刊，与友人交流阅读。他加入了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等发起组织的湖畔诗社，出版了个人诗集《苜蓿花》。
1921年，谢澹如作为发起人之一，与应修人等人在宝山路组建了上海通信图书馆，为广大读者提供读书、借书的方便，传播新文化。这个便利广大贫寒读者的组织，不久却被国民党当局以“借书不要钱，就是实行共产”的可笑罪名封闭了。
1929年，谢澹如与朋友在上海南市老西门合办西门书店，销售社会科学和新文艺书刊，并编辑《出版月刊》，兼办新书推荐社，向读者推广宣传马列主义和新文艺书刊，还为读者选订外国进步书刊，该店渐渐成为左翼文化工作的据点。
有位当年经常光顾西门书店的读者撰文说，“他家里有钱，所以只想便利读者，不想在读者身上打主意赚钱。我对他的崇高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非常钦佩，觉得他的内心正如他的外表一样清秀纯洁，仿佛出水芙蓉似的，一尘不染，思想上没有丝毫灰尘，这在富家公子哥儿中是非常难得的。”
有一次，这位读者在西门书店里阅读张资平的长篇小说《天孙之女》，看着看着，忍不住当着谢澹如的面大声嚷道：“岂有此理！下流！”还激动地说，《出版月刊》不能只推荐好书，也应该批判坏书，不能让某些人披着作家的外衣来毒害青年，销蚀人们的意志。谢澹如肯定了这位读者对低俗读物应有的批判态度，但他不同意《出版月刊》做这件事，便说“批判方面的工作应该让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同志去做……”
读者又兴奋地问道：“那《出版月刊》也有过瞿秋白的文章吗？”谢澹如立刻警觉起来，含糊地答曰：“也许有吧，不过有他们的文章，一般都用笔名。至于他在这里的笔名是什么，那不能告诉你。”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这个组织不仅推动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而且配合党组织反对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这年夏天，谢澹如为避开反动派的注意，将自己经营的西门书店迁至虹口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北四川路，改名公道书店，经营西文旧书。他又在隔壁开设一食品店，两店相通，进退自如。这里成了不为人们注意的“左联”联络点。冯雪峰因工作关系，经常来书店，往往把党内机密文件交谢澹如收藏，鲁迅有时也和冯同来。
1931年2月7日、8日，反动当局龙华警备司令部枪杀了何孟雄、林育南等23位烈士，其中有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李伟森、胡也频、冯铿、柔石、殷夫等5位烈士在内，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事件。消息传出，民众激愤。“左联”立刻发出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等战斗檄文，并准备出一本机关杂志，把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大屠杀的真相昭告全国和世界。冯雪峰是编辑这本杂志的具体负责人，他忙于联络组稿编辑，作为冯的挚友，谢澹如则担当起印刷和筹措经费的责任。鲁迅亲笔为刊名题写了“前哨”两个大字作封面。当时烈士血迹未干，社会仍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出版这样的刊物，很难找到印刷厂承印。
谢澹如物色到一家小印刷所，发动了几个同情革命的印刷工友秘密排版，文稿排好后不打纸型校样，就用铅版在脚踏印刷机上印刷。一切都是地下活动，谢澹如实在不便在场守候把关，所以错字也无人校改，缺字也无法补置。结果关键的人名都出了错，柔石错成“桑石”，冯铿错成“冯鉴”。谢澹如只好在刊物末页附加了一张勘误表。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左联”五烈士事件，是件轰动社会而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大事件，鲁迅对此久久不能释怀，以至于他两年后还忍含悲愤写下著名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
掩护房客瞿秋白、杨子华夫妇，鲁迅称赞他“是位同情革命的活动家”
1931年5月初，瞿秋白、杨子华夫妇因党中央某机关被破坏，避居在茅盾寓所。但瞿觉得这并非长久之计，便向冯雪峰提出，要他帮助寻找新的安全的住处，冯雪峰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好友谢澹如。
冯雪峰回忆说：“1931年5月初的一天，我把几份刚出版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一期给茅盾先生送去，在茅盾先生家里我就第一次看到瞿秋白同志和杨之华同志……那天秋白同志说些什么话，我大半都忘记了，但记得他很高兴地翻阅着《前哨》。”“过了几天我再到茅盾先生家里去，秋白同志夫妇还在那里。这一天，秋白同志问我有无商人这类的朋友或可靠的社会关系，因为他想找一个可以比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并且说因身体不好，组织上要他休养，他很想借此休养的机会，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这件事情，使我很兴奋。我立即去和一个接近文学而同情革命的在钱庄里做事的朋友谢澹如商量了……他的亲戚和社会关系又都在商界，他的家属也很单纯，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可保证的住处。谢澹如当即答应了……”
谢澹如很信任周围的“赤色”朋友。当冯向他谈及要为“某同志”夫妇安排安全住处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并不知道新房客是谁，只是从冯的话语中感觉到有几分神秘和危险，他的应承完全是出于对“赤色”朋友的信赖和尊重。不久，冯雪峰要领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来谢家看房子了，谢澹如才晓得这位新房客就是他心仪已久文学才华出众的共产党人瞿秋白。谢澹如不仅读过他的文章，而且在编印《出版月刊》时还用过他的文章。
谢澹如家住在紫霞路68号，地处上海南市紫霞路中段。这是一座旧式楼房，楼房前后有两个门，进出十分方便。为了安全和策略起见，谢澹如做通了妻子钱锦云和母亲的工作（其母开始不愿意出租余屋），后又故意先在报上登了房屋招租广告，还在紫霞路上贴过几张出租房屋告示。为免妻子老母担惊受怕，他未向家人透露房客的真实身份，介绍说是林其祥先生和太太。
1931年6月的一天上午，冯雪峰带瞿秋白夫妇来到谢家。这天，瞿秋白新剪了个短短的平头，脸上配一副斯文的眼镜，身着浅灰色的长衫，脚下是普通家制布鞋，很像外地进城来教书的先生。夫妇俩只拎着一只小皮箱。
瞿秋白夫妇的房间在二楼东边前厢房，家具陈设很简单，双人床、旧沙发，桌子、凳子都是谢家房中原有的。
谢澹如指着西厢房说：“这是寒舍的书房，林先生如有兴趣，可以随时进去。”
“哦，书房?”瞿秋白十分惊喜。“啊呀，好丰饶的藏书啊!”瞿一進书房，不由赞叹道，“好，好啊，谢先生不仅是商人，还是文人，文商兼得，儒雅过人。”听到客人由衷赞叹，谢澹如反而不好意思地笑了。在谢家住下后，瞿秋白常常在谢的书房一坐就是半天。谢澹如妻子钱云锦若干年后回忆说，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在他们家住下后，“很少和外界来往，过着严格的秘密生活。瞿秋白一天到晚伏在桌上看书、写文章和翻译（书稿），偶尔在旧沙发坐坐，或独自玩骨牌‘过五关’或是在房间里踱步，活动一下身体。”
瞿、杨夫妇对谢家老小都很尊重，谢家为人宽厚热心，处处关照这对新来的房客夫妇，两家关系颇为融洽。这年年底，谢家老母去世，前来吊唁的商界亲戚朋友很多，人多嘴杂，难免会打听新房客的来历。杨之华“主动出击”，热情帮谢家料理丧事，什么杂事都做，帮着递烟倒茶，招呼谢家来往的客人。因此，连谢家亲戚也对这家从乡下到上海养病的新房客颇有好感，免去许多猜疑。
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谢澹如一家为避战乱搬迁到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毕兴坊10号。谢澹如也让瞿、杨夫妇跟着他家一同搬迁。后来淞沪战乱结束了，瞿、杨夫妇又随谢家搬回紫霞路68号。在这期间，瞿秋白以“养病”为名仍坚持工作，他一面与茅盾等人配合鲁迅和“左联”在文化战线与反动派开展斗争，一面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的文章，包括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苏俄文学作品，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奠基者之一。
冯雪峰《回忆鲁迅》中说，鲁迅与秋白“两人的关系也就开始于秋白同志住进谢家的这个时候”。瞿搬进谢家的这年夏天，冯雪峰陪同瞿、杨夫妇首次去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现名北川公寓）拜访了鲁迅。入秋时节，鲁迅又回访了瞿、杨夫妇。
那天正下雨，鲁迅和许广平带着儿子海婴，由冯雪峰陪同一起来访，这令瞿、杨夫妇喜出望外。鲁迅在其日记（1932年9月1日）中写道：“一日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这是鲁迅日记上首次记载鲁、瞿间的交往。为安全计，鲁迅常常用“何先生”、“维宁”等瞿秋白曾使用过的姓名称呼瞿秋白。同月14日，鲁迅日记有“文尹夫妇来，留之饭”，这是瞿秋白夫妇再次去鲁迅寓所。之后，两人交往频繁。
鲁迅和茅盾、冯雪峰经常与瞿秋白会面。当时鲁迅居住的公寓，距离公道书店很近，所以瞿秋白与鲁迅等人会见、交流意见、谈工作往往就由谢澹如安排在自己的书店内。谢澹如则常常陪着瞿秋白从紫霞路家中到公道书店去。
谢澹如与朋友交往的热情在文化界“圈内”是出名的。但自从瞿、杨夫妇成为谢家房客，尤其后来鲁迅、茅盾、冯雪峰等人又与瞿往来后，出于安全考虑，谢澹如谢绝了不少欲到家里来探访的朋友，直至1933年2月瞿、杨夫妇离开谢家。后来谢澹如得知瞿秋白被俘，就与妻子商议，设法筹集钱款托人保释营救。不久传来瞿秋白牺牲的消息，谢澹如悲痛不已。
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往往转述鲁迅的话称赞谢澹如“不仅是个进步文艺的热心人，也是位同情革命的活动家”。
为实现烈士的遗愿，冒险收藏保存并出版烈士遗著
1935年6月、8月，瞿秋白、方志敏两位优秀的共产党人先后被蒋介石密令杀害。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等文稿，先后被同情革命的仁人志士辗转多次送到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后这些文稿都交给了冯雪峰。冯身为共产党员且事务繁杂，秘密活动来去无踪，随时有危险降临，觉得自己亲自保管烈士文稿实在不妥。这时他又想到了挚友谢澹如，便将这些珍贵文稿全部委托谢澹如保存。从此谢澹如身边多了一个随身携带的黑皮箱。他把方志敏狱中文稿《可爱的中国》、《清贫》以及与瞿秋白鲁迅等人有关的重要文件文稿都装在这只皮箱里。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谢家居处也不得安宁了。谢澹如得知日军要来搜查，便拎着这只皮箱和一些简单的日用品，携带家人匆匆忙忙迁往法租界。果然，日军搜查了紫霞路谢家住宅，将谢家的家具财产掠走，还放火烧毁了谢家的这幢楼房，以至于以后上海的老地图虽然仍有紫霞路68号，但已不是瞿秋白、杨子华夫妇居住过的谢宅了。
1938年，热心进步文化事业的谢澹如又在上海九江路创办了金星书店。谢澹如念念不忘瞿秋白、方志敏等革命先驱。他将自己保存的方志敏两篇手稿《清贫》和《可爱的中国》细细地校勘誊抄辑集，以霞社名义出版了方志敏的《方志敏自传》（内收烈士《清贫》和《可爱的中国》等文），封面是影印的《清贫》手迹。1940年1月1日出版的瞿秋白《街头集》是霞社出版的五种书之一，该书的版权页有关于《方志敏自传》的标价广告；金星书店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五日”（1940年）出版的杂志《译林》创刊号的封三也有关于瞿秋白《乱弹及其他》和方志敏《方志敏自传》两本书广告，分别定价为“二元五角”和“四角”。据此可断定《方志敏自传》是谢澹如在1939年8月为了纪念方志敏烈士就义（1935年8月6日）四周年而出版的了。在《译林》创刊号封三还可以看到，《方志敏自传》广告语摘引烈士《可爱的中国》中一段交待写作动机的话：“‘这篇像小说又不像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含糊其辞地写下，这是说明一个×××员是爱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这是作者的附言，也是我们先烈的绝笔。”可见当年谢澹如在策划如何向读者宣传介绍这本书时，不仅充满了对革命烈士的崇敬之情，而且颇费了一番心机。几乎与此同时，上海还出现以“史社”名义出版的《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也与谢澹如有密切关系，这两本书是国内最早出版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的书。
谢澹如还以“霞社”的名义先后出版了瞿秋白《乱弹及其他》、《社会科学概论》两本书，这也是所有瞿秋白著作版本中最为罕见的版本，同样弥足珍贵。“谢版”的瞿秋白著作很快流传至全国，并传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1946年，晋察冀新华书店据此版本出版了解放区的毛纸本。有人据此评说谢澹如是一位既充满感情而具有胆识的出版家，他的努力“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在当时进步社会活动及家庭的影响下，谢澹如的五个儿子个个思想进步，深明大义。尤其是次子谢庆璋，读了瞿秋白、方志敏那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稿后，热血沸腾。为表示对这两位共产党人的永久怀念，他改名为谢秋敏，并以此名投入学生运动。后来谢秋敏参加了新四军，他的名字至今未改（居武汉市，离休干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闯进了上海租界，环境日趋险恶。谢澹如不得不一度避走香港，临行时交待家人一定要保存好瞿秋白、方志敏等人的文稿及其他文件。其妻子回忆说，“1948年，次子庆璋因参加学生运动暴露了身份，撤往解放区。澹如为防止牵连，避走香港。临行前，他关照我要收藏好小皮箱内的资料，不能遗失。在香港时，他担忧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要搜查我家，十分不安，写信嘱我将小皮箱内的文稿送往广州。我为防止原件遗失，于是和长子庆国、三子庆才商量，决定三人连夜将方志敏两篇遗著抄写一遍，准备将抄件寄广州，后接到澹如来信，不需寄去而未寄走。我把小皮箱里的文稿裹在小孩旧衣服里，回娘家时带去设法藏在一堆寿砖中。我娘家的兄弟姐妹从未察觉。直到上海解放，我才全部取回，并由澹如将它们完整無损地交给冯雪峰，由他转交党中央。”
1951年春由冯雪峰主持首次出版的《可爱的中国》（内收《清贫》、《可爱的中国》和《遗信》），就是冯雪峰将烈士遗稿“转交党中央”前，委托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的。
新中国成立初，上海鲁迅纪念馆成立。经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的推荐，原任华东文化部研究室副主任的谢澹如改任纪念馆副馆长。在此前后，他还向政府或鲁迅纪念馆等有关部门捐献了大量自己珍藏或经手保存的珍贵文献、文物以及瞿秋白、鲁迅等名人手迹。
1962年9月26日，谢澹如因突发脑溢血病逝，终年59岁。上海市委宣传部在万国殡仪馆为这位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忠实朋友举行了公祭仪式。○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