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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剖析亚太有关国家汇率改革案例，揭示了其汇改路径选择与发展过程，进而汲取汇改失败教训，利用汇改成功经验，获取正反两方面的借鉴价值，这对于今后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优化我国外汇管理大有裨益。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改革；案例；启示
一、日本汇改的发展
二战后，日本的汇率改革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一）建立并极力维护日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时期（1949～1971年）
二战后，日本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稳定汇率有利于出口。自1949年4月25日开始，实行美元兑日元的固定汇率政策，保持了22年多，直到1971年12月才正式改变，这为日本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美国对日本产品出口日益不满。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日美间摩擦不断。60年代后期开始，双方贸易摩擦向几乎所有重要工业产品领域扩展。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增大，在金融层面要求日元升值。
（二）被迫采取浮动汇率制度，日元逐渐升值时期（1971～1985年）
1971年8月，美国“新经济政策”从根本上动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剧烈动荡。日本为维护日元兑美元汇率水平，多次入市干预，但都无济于事。尽管如此，欧美国家仍不断批评日元升幅不够。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决定将日元升值16.8%，即1美元兑308日元，并以此为标准，可上下浮动2.25%。但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元汇率仍呈下滑趋势。1973年2月13日，美元对黄金贬值10%，日本只好让日元向浮动汇率过渡。从固定汇率过渡到浮动汇率，日本是在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后才实现的，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
（三）允许日元汇率大幅度升值时期（1985～1997年）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进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日本政府放手日元升值，日本试图以此缓和日美贸易摩擦，避免两国关系恶化，也想借此机会提高日元甚至日本的国际地位。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最大的影响是促进了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当时日本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家电等传统产业方面，在以信息产业、生化等为代表的高科技方面还未发展到成规模的产业阶段。因此，日元升值推动传统产业的企业大量到海外投资，形成了所谓的国内产业空洞化现象，破坏了经济结构转轨，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反过来又影响企业在国内的投资需求，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四）采取措施阻止日元汇率升值时期（1997年至今）
日元大幅升值是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破灭的原因之一。日本饱尝了本币过度升值的苦果后，转而采取了阻止日元升值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实际上采取了促使美元贬值的政策。对此，日本运用各种手段防止日元汇率升值。如2004年1~7月，日本政府动用9.03万亿日元入市干预，购买美元和欧元，目的是保证出口收益，以外需来弥补因长期萧条带来的内需不足。
二、澳大利亚汇改的发展
澳大利亚汇制的转换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固定汇率制度（1931年12月～1976年11月）
从1931年12月至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前，澳大利亚实行钉住英镑的汇率制度，并随着英镑对其他货币浮动。二战后，美元在国际储备和国际结算中逐渐取代英镑的地位。这一趋势也体现在澳大利亚银行外汇业务中美元占比上升、外汇储备中的英镑被美元和部分黄金储备替代。“史密森协议”为主要货币提供了重新估价机会，澳元兑美元汇率从1.1200美元升值到1.2160美元，并在IMF允许的2.5%波幅内波动。澳元转为钉住美元。
1973～1974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滞涨”，澳大利亚经济也因国内货币政策紧缩和消费者支出减缓转入衰退。1974年9月25日，澳元对美元贬值12%，并与美元脱钩，澳元开始钉住以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指数（TWI）为权重的“一篮子”货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每天根据TWI对外公布澳元兑美元的中间汇率，并对加权指数进行经常性的小幅调整。钉住“一篮子”汇率虽然稳定了名义有效汇率，但受到本国和贸易伙伴国的相对通胀率的影响，实际有效汇率仍可能频繁波动，因而不但难以实现稳定实际有效汇率目的，而且给投机资金提供了可乘之机。汇市日益浓厚的投机气氛使澳元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到1976年11月29日，澳政府将澳元对“一篮子”货币贬值17.5%，固定汇率制度终结。
（二）爬行钉住汇率制度（1976年11月～1983年12月12日）
作为过渡阶段，1976年11月后，澳大利亚采取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当对相关经济因素的评估显示汇率水平需要变动时，就小幅频繁地调整澳元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目的是避免市场对汇率长期大幅变化的预期，并使汇率成为经济政策中一个更具弹性的工具。其外汇管理以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为中心，并将汇率工具作为对付通胀的重要手段。外汇管制措施与我国的现状类似。
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存在澳元有效汇率频繁变动的预期，巨额投机资本反复无常地流动，不仅造成汇市动荡，而且当局为维持汇率稳定而被迫牺牲国内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剧烈波动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就业造成严重影响。1983年初，政治性投机压力又导致大规模资本流出，澳元汇率持续贬值。因外汇管制成本日益高昂而管理效率低下，爬行的钉住和外汇管制的有效性均遭到质疑。
（三）自由浮动汇率制（1983年12月至今）
从1983年12月12日开始，澳大利亚改行自由浮动制度。储备银行从即期市场退出，不再公布指导性的澳元兑美元中间汇率，也不公布加权指数，但保留干预汇市的决定权。不再要求银行每日与储备银行清算其外汇头寸，但超过规定的敞口需告知当局。允许资本自由进出，澳元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只有在必要时，储备银行才适度入市干预，以维护货币的稳定性。
三、国际汇改案例对我国外汇管理改革的若干启示
以上汇改案例的剖析，对我国今后人民币汇改及外汇管理深化改革有以下启示：
（一）应“操之在我”，要适时、合理调整外汇管理政策
“主动性”是新兴经济强国汇改的关键。如“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大幅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欧美对日本政治施压的结果。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为一个日渐崛起的新兴经济强国，汇制选择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考量。特别是在一个美元霸权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个新兴经济强国的崛起必然会对现有经济体系和国际格局产生冲击，也必然会受到国际既得利益集团打压与干扰。
因此，能否顶住国际压力，主要根据本国国情保持汇制的稳定或根据自身政治、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需要适时进行汇率改革是新兴经济强国汇率政策调整的关键。反观澳大利亚，其政府审时度势，根据各阶段的国内、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及时调整外汇管理政策。在旧汇制无法维持或维持成本太高时，果断选择并施行新汇制，成效显著。
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合适与否的根本标准应是汇率对国内经济的实际影响。基于汇率指标的敏感性，如果在当前汇率水平下，国内的经济增长率、就业情况、物价水平及国际收支比较适当，就不能轻言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者骤然贬值。否则，汇改势必伤害中国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改革；案例；启示
一、日本汇改的发展
二战后，日本的汇率改革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一）建立并极力维护日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时期（1949～1971年）
二战后，日本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稳定汇率有利于出口。自1949年4月25日开始，实行美元兑日元的固定汇率政策，保持了22年多，直到1971年12月才正式改变，这为日本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美国对日本产品出口日益不满。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日美间摩擦不断。60年代后期开始，双方贸易摩擦向几乎所有重要工业产品领域扩展。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增大，在金融层面要求日元升值。
（二）被迫采取浮动汇率制度，日元逐渐升值时期（1971～1985年）
1971年8月，美国“新经济政策”从根本上动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剧烈动荡。日本为维护日元兑美元汇率水平，多次入市干预，但都无济于事。尽管如此，欧美国家仍不断批评日元升幅不够。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决定将日元升值16.8%，即1美元兑308日元，并以此为标准，可上下浮动2.25%。但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元汇率仍呈下滑趋势。1973年2月13日，美元对黄金贬值10%，日本只好让日元向浮动汇率过渡。从固定汇率过渡到浮动汇率，日本是在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后才实现的，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
（三）允许日元汇率大幅度升值时期（1985～1997年）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进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日本政府放手日元升值，日本试图以此缓和日美贸易摩擦，避免两国关系恶化，也想借此机会提高日元甚至日本的国际地位。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最大的影响是促进了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当时日本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家电等传统产业方面，在以信息产业、生化等为代表的高科技方面还未发展到成规模的产业阶段。因此，日元升值推动传统产业的企业大量到海外投资，形成了所谓的国内产业空洞化现象，破坏了经济结构转轨，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反过来又影响企业在国内的投资需求，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四）采取措施阻止日元汇率升值时期（1997年至今）
日元大幅升值是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破灭的原因之一。日本饱尝了本币过度升值的苦果后，转而采取了阻止日元升值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实际上采取了促使美元贬值的政策。对此，日本运用各种手段防止日元汇率升值。如2004年1~7月，日本政府动用9.03万亿日元入市干预，购买美元和欧元，目的是保证出口收益，以外需来弥补因长期萧条带来的内需不足。
二、澳大利亚汇改的发展
澳大利亚汇制的转换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固定汇率制度（1931年12月～1976年11月）
从1931年12月至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前，澳大利亚实行钉住英镑的汇率制度，并随着英镑对其他货币浮动。二战后，美元在国际储备和国际结算中逐渐取代英镑的地位。这一趋势也体现在澳大利亚银行外汇业务中美元占比上升、外汇储备中的英镑被美元和部分黄金储备替代。“史密森协议”为主要货币提供了重新估价机会，澳元兑美元汇率从1.1200美元升值到1.2160美元，并在IMF允许的2.5%波幅内波动。澳元转为钉住美元。
1973～1974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滞涨”，澳大利亚经济也因国内货币政策紧缩和消费者支出减缓转入衰退。1974年9月25日，澳元对美元贬值12%，并与美元脱钩，澳元开始钉住以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指数（TWI）为权重的“一篮子”货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每天根据TWI对外公布澳元兑美元的中间汇率，并对加权指数进行经常性的小幅调整。钉住“一篮子”汇率虽然稳定了名义有效汇率，但受到本国和贸易伙伴国的相对通胀率的影响，实际有效汇率仍可能频繁波动，因而不但难以实现稳定实际有效汇率目的，而且给投机资金提供了可乘之机。汇市日益浓厚的投机气氛使澳元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到1976年11月29日，澳政府将澳元对“一篮子”货币贬值17.5%，固定汇率制度终结。
（二）爬行钉住汇率制度（1976年11月～1983年12月12日）
作为过渡阶段，1976年11月后，澳大利亚采取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当对相关经济因素的评估显示汇率水平需要变动时，就小幅频繁地调整澳元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目的是避免市场对汇率长期大幅变化的预期，并使汇率成为经济政策中一个更具弹性的工具。其外汇管理以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为中心，并将汇率工具作为对付通胀的重要手段。外汇管制措施与我国的现状类似。
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存在澳元有效汇率频繁变动的预期，巨额投机资本反复无常地流动，不仅造成汇市动荡，而且当局为维持汇率稳定而被迫牺牲国内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剧烈波动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就业造成严重影响。1983年初，政治性投机压力又导致大规模资本流出，澳元汇率持续贬值。因外汇管制成本日益高昂而管理效率低下，爬行的钉住和外汇管制的有效性均遭到质疑。
（三）自由浮动汇率制（1983年12月至今）
从1983年12月12日开始，澳大利亚改行自由浮动制度。储备银行从即期市场退出，不再公布指导性的澳元兑美元中间汇率，也不公布加权指数，但保留干预汇市的决定权。不再要求银行每日与储备银行清算其外汇头寸，但超过规定的敞口需告知当局。允许资本自由进出，澳元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只有在必要时，储备银行才适度入市干预，以维护货币的稳定性。
三、国际汇改案例对我国外汇管理改革的若干启示
以上汇改案例的剖析，对我国今后人民币汇改及外汇管理深化改革有以下启示：
（一）应“操之在我”，要适时、合理调整外汇管理政策
“主动性”是新兴经济强国汇改的关键。如“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大幅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欧美对日本政治施压的结果。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为一个日渐崛起的新兴经济强国，汇制选择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考量。特别是在一个美元霸权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个新兴经济强国的崛起必然会对现有经济体系和国际格局产生冲击，也必然会受到国际既得利益集团打压与干扰。
因此，能否顶住国际压力，主要根据本国国情保持汇制的稳定或根据自身政治、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需要适时进行汇率改革是新兴经济强国汇率政策调整的关键。反观澳大利亚，其政府审时度势，根据各阶段的国内、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及时调整外汇管理政策。在旧汇制无法维持或维持成本太高时，果断选择并施行新汇制，成效显著。
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合适与否的根本标准应是汇率对国内经济的实际影响。基于汇率指标的敏感性，如果在当前汇率水平下，国内的经济增长率、就业情况、物价水平及国际收支比较适当，就不能轻言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者骤然贬值。否则，汇改势必伤害中国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