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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历了几个世代的演变，戏曲始终没有从中国文化艺术的圈子退场。舞台不是它们唯一的寄身之所，作为中国传统贵族生活方式的延续，戏曲转身回到那些被岁月刻出纹路的老宅子里，以最本初、最具生命力的姿态，迎来再一次重生的机会。
大户人家庆寿，皆呼朋引类，满座厅堂，把戏台子装扮一新。台上角儿吟唱，台下男女老少其乐融融，也让东家赚足面子—现代人印象中，古时的戏曲莫过于此。看戏，曾经是古人最重要的社交和文化娱乐事件—戏台上，演员粉墨登场、咿咿呀呀的唱着曲调，台下的观众谈笑风生、适时叫好。无论是在平民百姓间，抑或是在皇室贵族中，婚丧嫁娶、祭祀节庆、闲暇娱乐之时，都少不了用看戏作为点缀。
即使是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见戏曲的风行。曹雪芹好戏曲，《红楼梦》就见着不少昆曲踪迹。《红楼梦》里，但凡家庭聚会、重要节日，除了必须喝酒行乐，另一样必备品便是戏。贾母八十大寿，几个戏班同时开演，一演便是数日。观戏之前礼数繁复隆重，前来观戏的北静王、南安郡王、永昌附马、乐善郡王和几位世交公侯应袭的出席，也显示出这摆戏一举不光图个热闹，更是家族荣耀尊贵地位的象征。
贵族尚且如此，民间的戏曲又是何种境况？就说近代的乡野草台，就曾在不少作家的笔下出现。鲁迅在《社戏》中提到过民众看戏的场景：“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若说鲁迅记录的仅仅是乡民们对看戏的热衷，那到了张爱玲这，草台看戏的经历，彰显的则是戏曲最粗粝、最原始的生命力：“拉胡琴的一开始调弦子，听着就有一种奇异的惨伤，风急天高的调子，夹着嘶嘶的嘎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坐在第二排震得头昏眼花，脑子里许多东西渐渐地都给砸了出来，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
想来，这种凡常大众的享乐，却也同时成为上流社会的飨宴。看似矛盾的两个阶层，因了戏曲这根红线的牵引，居然有了一丝莫名的联系。这种联系来自戏台背后—涌动在其中的，实则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崇尚和追求。一方面，它是平民百姓的精神依托，由此被视作生活必需；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彰显身份、地位、财富的平台，大户人家以此作为香火相传的必习课程。
当昆曲、京剧相继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们发现，现代的钢筋森林中仿佛已经无法找到安放传统戏曲文化的位置。这种需要时间慢品的艺术形式，无法适应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值得庆幸的是，总有一些善于开拓思路的戏曲爱好者和践行者，在尝试用更接近这个时代的形式，擦拭着传统戏曲的精华。传统的戏曲精神，被披上时尚高雅的外衣，移居到古朴的百年老宅戏台上，竟也能让都市人重新寻见一丝旧时文人士大夫的雅致。
老宅看戏，成为旧时风物在民间传承的回归，亦上演了一出士大夫娱乐传统的复兴。
课植园梦江南
课植园留给张军的印象，只有『安静』二字。他把昆曲搬进了这座独具匠心的园林深处，打造出一个隔绝尘世喧嚣的昆曲世界—这个心怀振兴昆曲愿景的年轻人，正在吹开被尘封多年的昆曲上的那层厚灰。
朱家角古镇以江南水乡的古朴秀丽驰名中外，上海市区往来此地的游客络绎不绝，五十公里的路程，正好隔绝一个喧嚣世界。三年前，位于古镇北面的一处名为课植园的江南古典园林，出现在城市人的视野中。
被外界称作“昆曲王子”的张军在此设局。一年中，初夏与初秋的每个周六夜晚，园林版《牡丹亭》—75分钟的精简折子戏，在园中开场。几十位持票观众，轻摇蒲扇，在小河边亭子间入座。日落一霎，戏梦开演。几百年前的柳梦梅与杜丽娘，在小河对岸上演荡气回肠的爱情。
2008年，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昆曲演员张军，在好友谭盾的邀请下，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青浦。谭盾带着他到课植园游逛，张军一下子就被这里安静的氛围吸引住了。兴许是园中的景致突然激发了两人的灵感，谭盾提议，是否可以尝试把昆曲搬进园林里来唱。“以前，我在同济大学园林学者陈从周教授的文章里见过这个提议，也在他设计的园林里唱过一些折子。”张军有着振兴昆曲的宏大愿景，一直在为昆曲的现代回归做形式上的探寻，而谭盾也希望自己倡导的中外文化交融的艺术形式，能被更多有识之士发扬并开花结果。共同的追求让两人一拍即合。
那时候的张军，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处会所开设了工作室，每周末的一个夜晚，放出29个位子，卖昂贵的票价，演厅堂里的奢华昆曲。“不是针对戏曲迷的群体，而是有高收入的雅兴爱好者。听说北京有这样的形式，效果非常好。”他也如法炮制，可收效甚微。
这并没有打击到张军的热情，反而让他滋生了更多念头：“明代中叶，江南贵族间有一种雅好开始蔓延，那就是请朋友们到自己宅子里来看戏。主人自己写的戏，让自己养的戏班子演出。” 这样的情结，一直在张军心中紊绕。
在张军眼中，演出形式和规模的过于单一，限制了昆曲这门艺术在当代的发展，也很难吸引有消费意识和能力的中青年观众群。因此，他一直在寻求将昆曲重新带入大众视野的方式。而在园林里上演昆曲，兴许正是昆曲复兴的一个机会。“在这样美、这样安静的地方，产生点时尚的城市话题，也无可厚非。”
选择课植园并不是偶然。辛亥元年，盐商马老板发了财，即刻捐了道台，学着别地的样，在朱家角造了个青浦地区最大的园子。当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风景独好。百年后，对传统文化振兴颇有想法的朱家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鲁千林，与张军有了接触。有了谭盾的音乐创意，再有好友黄豆豆的舞美设计，于是，这出古董戏就演进了古董园子。“在自然里唱戏，竹林、小河、桥梁、假山，都会与我的声音产生互动。”这也是前来听戏的观众们热切向往的。
在不缺热闹的时代，张军为大伙儿营造的是一个安静的场地。“一入座，人们还在嘈杂的燥热中闲聊，突然，载着吹箫女的小舟缓缓在人们眼前划过，瞬间沉寂。”有观众专程过来享受安宁，认为这里带来的是别样的心灵感受。“五六点钟过来，闻着炊烟，周围竹林婆娑，都市中真难找到如此空灵的地方。”不仅中国人喜欢，许多外国游客都慕名而来。“这样的园林，全世界有二十多个地方存在。今年十一月底，我还会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收藏的园林里唱这出戏。” 堂会戏一般从下午唱到午夜，也有从上午开始的。最好的角儿一般在晚上七八点上台，压轴、大轴，都是最棒的，一般从倒数第四场开始，好戏才上演。到后期，只要是财力达到，就可以办堂会。新中国成立前，北京解放后，京城的一位名医还办过一次堂会，没想到却是历史上最后一次。
京戏到了同光以后，开始从班舍制走向明星制，每一个戏班都为一名主角服务，人们也开始追星捧角，之后慢慢形成流派。以前昆曲时代是戏子为编曲者即文人服务，后来文人反而为名角儿服务，为他们编新戏打磨，著名的有齐如山、冯幼伟、李世绩。
我的祖父，是极少数在那年代还自己玩创作的文人，很多达官贵人都喜欢同他打交道。我在六七岁时就开始看戏，我们那房子尽管有花园，但还是没法唱戏。一直到五十年代，样板戏兴盛，我对此很反感，京戏怎么能随便瞎改呢？如果在200年前，有人去瞎改昆曲，那么今天我们再也听不到了。如果京剧也去玩声光电，那么以后的人就不知道什么是京剧了。
京戏不适合现代，没有振兴的可能。首先，年轻人都变了；其次社会发展多元化了，不会出现一统天下的局面。它最多成为一种仪式的东西，像是日本歌舞伎。昆曲为何会在衰亡后再次被拿出来，因为它一直代表着高雅，文辞典雅，有缠绵悱恻，有悲壮情怀。我现在都能倒背如流许许多多的唱词。而京剧在文法上过多追求唱词押韵，有时都不通顺。昆曲在思想性上儒雅许多，而京剧因为市井所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市场。京戏无外乎袍带戏、情爱戏、因果报应戏和公案戏，都是老百姓老少皆宜的。而昆曲则深奥许多。
我不同意文人戏曲的回归之说，因为当年的盛况已无法复制了，历史也不会存在假如，现在没有氛围，也没有心态去回归。现在的一些新版演绎，我认为也不算是回归，只能算旧瓶装新酒。那些大热天站着蹭戏看的场景，也无法想象了。反而，做个有戏曲点缀的宴会，成了炫耀的元素。不管是哪里做的奢华型传统文化，我认为都是作秀，是在利用老东方，只是一时的文化点缀，一点不可悲，存在也无可厚非。我有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但一点也不觉得伤感，这是历史必然，任其发展，左右不动。大家要有通达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思维理念在近百年来发生了重要变化，简单点说是三个因素：1911年至今的七次政治变革、1949年以来的两次人口迁徙潮以及电视与网络这两种新媒体的介入。戏曲爱好也随着这些变革而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有些人对此依然有喜好，我认为，在自己的空间里与古人对话，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但我也规劝大家不用有雄心壮志，让全世界与你一样。有一位记者朋友写我的文章，标题为“放怀天地外，得弃书斋间”，我把“弃”字改成“去”字，因为很多事情自己无法做主，任由它去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大户人家庆寿，皆呼朋引类，满座厅堂，把戏台子装扮一新。台上角儿吟唱，台下男女老少其乐融融，也让东家赚足面子—现代人印象中，古时的戏曲莫过于此。看戏，曾经是古人最重要的社交和文化娱乐事件—戏台上，演员粉墨登场、咿咿呀呀的唱着曲调，台下的观众谈笑风生、适时叫好。无论是在平民百姓间，抑或是在皇室贵族中，婚丧嫁娶、祭祀节庆、闲暇娱乐之时，都少不了用看戏作为点缀。
即使是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见戏曲的风行。曹雪芹好戏曲，《红楼梦》就见着不少昆曲踪迹。《红楼梦》里，但凡家庭聚会、重要节日，除了必须喝酒行乐，另一样必备品便是戏。贾母八十大寿，几个戏班同时开演，一演便是数日。观戏之前礼数繁复隆重，前来观戏的北静王、南安郡王、永昌附马、乐善郡王和几位世交公侯应袭的出席，也显示出这摆戏一举不光图个热闹，更是家族荣耀尊贵地位的象征。
贵族尚且如此，民间的戏曲又是何种境况？就说近代的乡野草台，就曾在不少作家的笔下出现。鲁迅在《社戏》中提到过民众看戏的场景：“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若说鲁迅记录的仅仅是乡民们对看戏的热衷，那到了张爱玲这，草台看戏的经历，彰显的则是戏曲最粗粝、最原始的生命力：“拉胡琴的一开始调弦子，听着就有一种奇异的惨伤，风急天高的调子，夹着嘶嘶的嘎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坐在第二排震得头昏眼花，脑子里许多东西渐渐地都给砸了出来，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
想来，这种凡常大众的享乐，却也同时成为上流社会的飨宴。看似矛盾的两个阶层，因了戏曲这根红线的牵引，居然有了一丝莫名的联系。这种联系来自戏台背后—涌动在其中的，实则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崇尚和追求。一方面，它是平民百姓的精神依托，由此被视作生活必需；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彰显身份、地位、财富的平台，大户人家以此作为香火相传的必习课程。
当昆曲、京剧相继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们发现，现代的钢筋森林中仿佛已经无法找到安放传统戏曲文化的位置。这种需要时间慢品的艺术形式，无法适应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值得庆幸的是，总有一些善于开拓思路的戏曲爱好者和践行者，在尝试用更接近这个时代的形式，擦拭着传统戏曲的精华。传统的戏曲精神，被披上时尚高雅的外衣，移居到古朴的百年老宅戏台上，竟也能让都市人重新寻见一丝旧时文人士大夫的雅致。
老宅看戏，成为旧时风物在民间传承的回归，亦上演了一出士大夫娱乐传统的复兴。
课植园梦江南
课植园留给张军的印象，只有『安静』二字。他把昆曲搬进了这座独具匠心的园林深处，打造出一个隔绝尘世喧嚣的昆曲世界—这个心怀振兴昆曲愿景的年轻人，正在吹开被尘封多年的昆曲上的那层厚灰。
朱家角古镇以江南水乡的古朴秀丽驰名中外，上海市区往来此地的游客络绎不绝，五十公里的路程，正好隔绝一个喧嚣世界。三年前，位于古镇北面的一处名为课植园的江南古典园林，出现在城市人的视野中。
被外界称作“昆曲王子”的张军在此设局。一年中，初夏与初秋的每个周六夜晚，园林版《牡丹亭》—75分钟的精简折子戏，在园中开场。几十位持票观众，轻摇蒲扇，在小河边亭子间入座。日落一霎，戏梦开演。几百年前的柳梦梅与杜丽娘，在小河对岸上演荡气回肠的爱情。
2008年，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昆曲演员张军，在好友谭盾的邀请下，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青浦。谭盾带着他到课植园游逛，张军一下子就被这里安静的氛围吸引住了。兴许是园中的景致突然激发了两人的灵感，谭盾提议，是否可以尝试把昆曲搬进园林里来唱。“以前，我在同济大学园林学者陈从周教授的文章里见过这个提议，也在他设计的园林里唱过一些折子。”张军有着振兴昆曲的宏大愿景，一直在为昆曲的现代回归做形式上的探寻，而谭盾也希望自己倡导的中外文化交融的艺术形式，能被更多有识之士发扬并开花结果。共同的追求让两人一拍即合。
那时候的张军，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处会所开设了工作室，每周末的一个夜晚，放出29个位子，卖昂贵的票价，演厅堂里的奢华昆曲。“不是针对戏曲迷的群体，而是有高收入的雅兴爱好者。听说北京有这样的形式，效果非常好。”他也如法炮制，可收效甚微。
这并没有打击到张军的热情，反而让他滋生了更多念头：“明代中叶，江南贵族间有一种雅好开始蔓延，那就是请朋友们到自己宅子里来看戏。主人自己写的戏，让自己养的戏班子演出。” 这样的情结，一直在张军心中紊绕。
在张军眼中，演出形式和规模的过于单一，限制了昆曲这门艺术在当代的发展，也很难吸引有消费意识和能力的中青年观众群。因此，他一直在寻求将昆曲重新带入大众视野的方式。而在园林里上演昆曲，兴许正是昆曲复兴的一个机会。“在这样美、这样安静的地方，产生点时尚的城市话题，也无可厚非。”
选择课植园并不是偶然。辛亥元年，盐商马老板发了财，即刻捐了道台，学着别地的样，在朱家角造了个青浦地区最大的园子。当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风景独好。百年后，对传统文化振兴颇有想法的朱家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鲁千林，与张军有了接触。有了谭盾的音乐创意，再有好友黄豆豆的舞美设计，于是，这出古董戏就演进了古董园子。“在自然里唱戏，竹林、小河、桥梁、假山，都会与我的声音产生互动。”这也是前来听戏的观众们热切向往的。
在不缺热闹的时代，张军为大伙儿营造的是一个安静的场地。“一入座，人们还在嘈杂的燥热中闲聊，突然，载着吹箫女的小舟缓缓在人们眼前划过，瞬间沉寂。”有观众专程过来享受安宁，认为这里带来的是别样的心灵感受。“五六点钟过来，闻着炊烟，周围竹林婆娑，都市中真难找到如此空灵的地方。”不仅中国人喜欢，许多外国游客都慕名而来。“这样的园林，全世界有二十多个地方存在。今年十一月底，我还会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收藏的园林里唱这出戏。” 堂会戏一般从下午唱到午夜，也有从上午开始的。最好的角儿一般在晚上七八点上台，压轴、大轴，都是最棒的，一般从倒数第四场开始，好戏才上演。到后期，只要是财力达到，就可以办堂会。新中国成立前，北京解放后，京城的一位名医还办过一次堂会，没想到却是历史上最后一次。
京戏到了同光以后，开始从班舍制走向明星制，每一个戏班都为一名主角服务，人们也开始追星捧角，之后慢慢形成流派。以前昆曲时代是戏子为编曲者即文人服务，后来文人反而为名角儿服务，为他们编新戏打磨，著名的有齐如山、冯幼伟、李世绩。
我的祖父，是极少数在那年代还自己玩创作的文人，很多达官贵人都喜欢同他打交道。我在六七岁时就开始看戏，我们那房子尽管有花园，但还是没法唱戏。一直到五十年代，样板戏兴盛，我对此很反感，京戏怎么能随便瞎改呢？如果在200年前，有人去瞎改昆曲，那么今天我们再也听不到了。如果京剧也去玩声光电，那么以后的人就不知道什么是京剧了。
京戏不适合现代，没有振兴的可能。首先，年轻人都变了；其次社会发展多元化了，不会出现一统天下的局面。它最多成为一种仪式的东西，像是日本歌舞伎。昆曲为何会在衰亡后再次被拿出来，因为它一直代表着高雅，文辞典雅，有缠绵悱恻，有悲壮情怀。我现在都能倒背如流许许多多的唱词。而京剧在文法上过多追求唱词押韵，有时都不通顺。昆曲在思想性上儒雅许多，而京剧因为市井所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市场。京戏无外乎袍带戏、情爱戏、因果报应戏和公案戏，都是老百姓老少皆宜的。而昆曲则深奥许多。
我不同意文人戏曲的回归之说，因为当年的盛况已无法复制了，历史也不会存在假如，现在没有氛围，也没有心态去回归。现在的一些新版演绎，我认为也不算是回归，只能算旧瓶装新酒。那些大热天站着蹭戏看的场景，也无法想象了。反而，做个有戏曲点缀的宴会，成了炫耀的元素。不管是哪里做的奢华型传统文化，我认为都是作秀，是在利用老东方，只是一时的文化点缀，一点不可悲，存在也无可厚非。我有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但一点也不觉得伤感，这是历史必然，任其发展，左右不动。大家要有通达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思维理念在近百年来发生了重要变化，简单点说是三个因素：1911年至今的七次政治变革、1949年以来的两次人口迁徙潮以及电视与网络这两种新媒体的介入。戏曲爱好也随着这些变革而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有些人对此依然有喜好，我认为，在自己的空间里与古人对话，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但我也规劝大家不用有雄心壮志，让全世界与你一样。有一位记者朋友写我的文章，标题为“放怀天地外，得弃书斋间”，我把“弃”字改成“去”字，因为很多事情自己无法做主，任由它去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