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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梵志诗；唐代民间；求学观；处世原则
王梵志是唐初白话诗人的一个代表，他创作了三百多首在当时很有影响的白话诗。其运用俗语的典范性成就，开创了唐代白话诗派，其通俗诗在宣扬佛理的同时，还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位真正的民间通俗诗人，他所展示的生活图景是那个时代的下层，王梵志诗集中的内容，不但第一次集中地、大量地反映了社会下层的生活图景，而且观察生活的角度也和后来关心民疾的进步文人不同，他是从社会底层的内部观察人民的生活，并作为人民的一员来表达某种思想，因此它比文人诗歌更真实、更具体、更深刻。
1 读书至上的求学观
王梵志诗云“养子莫徒使，先教勤读书。一朝乘驷马，还得似相如。”后二句引用了西汉才子司马相如的故事，据《华阳国志》卷三记载：“成都城北十里有昇迁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作者用司马相如的豪言壮志来激励后辈好好读书，也要像著名的青年才俊那样立志求取功名。表达了作者重视教育孩子读书的意愿，直接点明勤读书是为了获取功名富贵，读书获取学问，是人间最可贵的技艺本领，教子读书，其目的就是希望子孙科举及第，将来出入台阁。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读书兴教育的良好传统。到唐代，科举取士逐步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士庶文化进一步混同，激发了广大文士们的仕宦热情，一些明智之士领悟到读书的实用价值，于是纷纷投身科举求取功名，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途，并积极引导子弟通过读书入仕来振兴家族，光耀门楣。后来，武则天又大力改革进士科举制，拓宽了入仕道路，使不同阶层出身、不同地域来源的读书人都有望进入官僚队伍。
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有文化的农民自不待言，即使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在自己不能实现读书登科愿望的情况下，也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从而形成了一个万众向学的大环境。王梵志说：“世间何物贵？无价是诗书。了了说仁义，愚夫都不知。深房禁婢妾，对客夸妻儿。青石瓷行路，未知身死时。”诗书是最宝贵的东西，读书治学是最高尚的行为，表明了诗人尊学的价值观。即使在边远的新疆地区也流传着劝学的教子歌：“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高照明灯念五更。”可见，修身治学是唐代普遍的社会心态。
在重学思想的氛围中，唐代社会各阶层都很重视教育问题。官僚士大夫家庭主要是以设立家庭学堂的形式来完成对子弟的教育，而普通家庭子弟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的文化教育主要是在乡学、村学、寺学等地方学校中完成的。
唐代敦煌地区还有寺庙义学也招收了不少学童，他们自称学生、学郎或学士郎等。敦煌文书中遗留的大量题记和学郎诗，反映了当时学童在学习中的心理活动及学习状况等，真实形象。有激励学生苦学的，如大中四年（860）翟姓学生诗：“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辞杖棰体，愿赐荣趋路。”为将来学业有成、荣华富贵，今日甘愿忍受皮肉之苦。有反映学习苦闷和对婚姻向往的，如唐景龙四年（710）“可怜学生郎，骑马上天堂。谁家有好女，嫁与学生郎。”大部分孩子的目标都很明确：以折桂登科为人生最大志向。当然，结果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学有所成，进士及第入仕，有的名落孙山，仍旧过着平凡的生活。
王梵志诗云：“黄金未是宝，学问胜珠珎。丈夫无伎艺，虚霑一世人。”见《敦煌曲校录》：“食时辰，偷光凿壁事殷勤。丈夫学问随身宝，白玉黄金未是珍。”韩愈《符读书城南》一诗也说道：“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都是典型的劝学篇。唐代流行于民间的童蒙读物《太公家教》用格言式的警句鼓励人们读书成材，说“人生不学，费其言语；人生不学，言不成章”，“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千顷，不如薄技随身。”可见唐人普遍具有尊学、劝学以及书中取富贵的观念，很多家庭有着严谨的致学之风。中宗时县令李恕《戒子拾遗》中有他为子孙后代制定的学习计划，“男子六岁教之方名，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居宿于外，十一专习两经……擢第之后，勿弃光阴，三四年间，屏绝人事，讲论经籍，爱迄史传，并当谙忆……”唐代许多农民寒士对读书做学问非常虔诚，对科举有着如痴如醉的激情，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状态下，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寒，鱼跃龙门。而其中一部分寒门学子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成功事例也极大促进了农民的进取心。虽然困难重重，但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条件和振兴门第、光宗耀祖的强烈愿望，众多农家寒士数十年如一日醉心科举，发奋苦读，而且愈挫弥坚。他们希望通过苦读求学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等级，从而显示出不甘心受命运摆布而奋起抗争的勃勃生机与活力。王梵志也说“仕人作官职，人中第一好”这种人生信条，在古代社会一直被当作许多农家读书人所秉承的立身箴言。
杜荀鹤是晚唐的进士和著名诗人，也是出身寒门。他的求学历程和勤奋精神代表了唐代千千万万贫穷学子的经历和心态。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坚守着读书至上的信念，在他看来，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求取功名，也是支撑他人生的信念，即使穷困潦倒，但读书立身、求取功名的目标至死不渝，认为这样才能体现人生价值。他在诗中写道：“深山大雪懒开门，门径行踪自尔新。无酒御寒虽寡况，有书供读且资身。便均情爱同诸弟，莫更生疏似外人。昼短夜长须强学，学成贫亦胜他贫。”他以此诗勉励从弟，也以此自勉。杜荀鹤可以说是唐代贫穷学子的代言人，虽然身处困苦的环境，但依然志存高远，保持着坚定的求学信念和与命运抗争的顽强意志，其本身的实际行动也为读书人的志向和气节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那么，王梵志是否参加过科举考试？在这里，我想做一种揣测：他青年时应举但没有及第，这无疑是他一生的憾事。作者一生可谓历尽沧桑，他的理想难以实现，心声无从宣泄，到老成为一个穷苦的儒士和在俗僧人。但从诗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深处是不平静的，从他对科举和功名的态度就可窥见。在唐初整個社会激扬活跃的风气影响下，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非常复杂的，既想摆脱俗世的纷扰，又对世间事物还有所眷恋，对某种事物还抱有希望。他在对子女的教育观上体现了积极进取的“入世”理念，和社会主流意识基本一致。 但就诗集作品整体来看，在对待人生和命运的根本问题上，王梵志的思想和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还是有所抵触的，唐初社会呈现出一派昂扬向上、积极进取、功利开放的精神风貌，人们普遍有着乐观、充满希望的心态，在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上，也是踌躇满志的，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而王梵志的诗作所透露出的思想则是饱含沧桑、看透世事、怀才不遇、消极保守的。面对诸多的现实问题，作者有时愤世嫉俗，有时则淡漠得可怕，好似“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保持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他的有限的“入世”理念也显得有所保留，流露着含蓄无奈的情绪。这种意识放在唐初社会，好比在富含生机与活力的乐章上响动着沉重的音符，无疑会产生激烈的摩擦，碰撞出火花，作者自己的矛盾性和与社会主流思想的不和谐性，体现在诗集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
2 克己复礼的处世原则
王梵志诗的处世哲学处处体现了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标准，注重自身修行和自我约束，如“敬他还自敬”、“难忍倘能忍”、“负恩必须酬”、“好事须相让”、“相交莫嫉妒”、“他贫不得笑”、“在乡须下意”、“邻并须来往”、“见恶须掩藏”等等。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就是所谓“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教、礼貌，和规章制度，以达到一种和谐的社会环境。我国古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礼仪规则——家礼，它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在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按等级区分来规定各自应遵守的言行准则。《礼记》在唐代被正式升格为经书，成为“五经”之一，其中的家礼内容就自然被当作整个社会共同遵守的家庭礼仪规范，对后世影响深远。
家庭教育中，礼仪的形式多种多样，涉及面广，事无巨细，均有规定。它基本上规定和约束了长辈与晚辈之间、平辈之间、主仆之间在日常生活或公共场所中的各种行动标准，贯彻着儒学重视伦理纲常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
王梵志诗中有不少表现儒家“礼”思想的诗篇，如：
尊人相逐出，子莫向前行。识事须相逢，情知乏礼生。
尊人共客语，侧立在旁听。莫向前头闹，喧乱作鸭鸣。
亲家会宾客，在席有尊卑。诸人未下筋，不得在前椅。
尊人立莫坐，赐坐莫背人。蹲坐无方便，席上被人嗔。
尊人与酒吃，即把莫推辞。性少由方便，圆融莫遣知。
这些是对人们在生活中待人接物、言行举止方面的约束和要求，以及一些交际场合的礼仪和禁忌。比如长辈在和客人谈话，晚辈要在一旁站听，不要喧哗；宴请宾客时，要按长幼尊卑入座，不能在众人开动之前下筷；长辈站立，晚辈不得自行坐下，落座时还要注意坐姿；长辈赐酒，不得推辞，倘若天性不善饮，也要巧妙地设法处置掩饰，总之要做到天衣无缝，面面俱到，不能令尊人看出而生不快。
唐代民间的处世规范继承了儒家传统，以忠孝仁义为主要内容，以传统礼仪为日常行为规范。上述王梵志诗可以说是待人处世的启蒙教科书，其性质与唐代中后期社会普遍流行的《太公家教》一书十分相似。这本书是当时民间道德礼仪教育的最佳范本，在唐代民间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提倡忠心为国、孝顺父母、孝敬师长、谨慎做人。“事君尽忠，事父尽孝。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舍父事师，敬同于父。慎其言语，整其容貌……”二是重视家庭教育，尤其子弟的道德礼仪及为人处事，包括谨慎言行、与人为善、莫贪钱财、戒酒戒色、劝恶行善等。“言不可失，行不可亏。他篱莫越，他事莫知。他贫莫讥，他病莫欺。他财莫取，他色莫侵。他强莫触，他弱莫欺……”三是教育孩子从小注重日常生活礼节，重视读书和技能的培养。“尊人之前，不得唾地。尊人賜酒，必须拜受。尊者赐肉，骨不与狗”，“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千顷，不如薄技随躯”。
王梵志诗有许多是和《太公家教》的内容一一对应的，如：
“得他一束绢，还他一束罗。”与《太公家教》：“得人一牛，还人一马。”
“尊人相逐出，子莫向前行。”与《太公家教》：“其父出行，子须从后。”
“尊人与酒吃，即把莫推辞。”与《太公家教》：“尊人赐酒，必须拜受。”
“见恶须藏掩，知贤为赞扬。”与《太公家教》：“见人善事，必须赞之；见人恶事，必须掩之。”
如此等等，意思可以说非常接近。就影响来看，它们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彼此很相似的两种读物，而且同样具有礼仪规范和道德原则的约束力。《太公家教》中的为人处事教育，集中体现了唐代民间的道德礼仪观念，是当时道德礼仪教育的通行版本。就内容而言，从道德观念，到日常行为，都有所涉及，既有大家熟知的传统礼法观念，也有渗透着个人体验的处世之道，所以传播范围极广。
民间道德观念的形成和普及，离不开官方的引导和大力提倡，也和民间道德礼仪规范的自发建构密切相关。王梵志诗有一首反映常识性礼节的《主人相屈至》，云“主人相屈至，客莫先入门。若是尊人处，临时自打门。”语意简单易懂实用。湖南长沙窑曾出土过一件唐代磁壶，壶腹上写着一首五言诗：“客人莫直入，直入主人厌。打门二三下，自有出来人。”与《主人相屈至》内容十分相似。这首诗写在水壶上，是否有“倒水”的双关意味，颇为耐人寻味；而另一方面，又宣传了做客时敲门的礼貌，很有意思。可见这类格言式的教人礼仪的小诗在唐代民间是广泛流行的，而王梵志诗正是频繁采用这种格言小诗的体制，对普通百姓来说，通俗易懂、言简意赅，使人印象深刻。
王梵志诗中还有倡导人际交往中守信义的，如“立身存笃信，景行胜将金。在处人携接，谙知无负心。”有提倡知恩图报的，如“蒙人惠一恩，终身酬不极。若济桑下饥，扶轮可惜力。”“得他一束绢，还他一束罗。计时应大重，直为岁年多。”“贷人五斗米，送还一硕粟。算时应有余，剩者充臼直。”有提倡结交益友的，如“结交须择善，非谙莫与心。若知管鲍志，还共不分金。”总之，这与儒家观念影响下的社会道德标准是一致的，处理人际关系要讲究仁、义、礼、智、信，待人处世要宽厚、忠义、礼让、理解、诚信，他认为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可见，“礼”的思想在唐代民间是深入人心的。不可否认，“礼”对人性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礼”对人格修养有很大的影响。从儒家教育的观点来看，“礼教”是教育的最终目标，即培养“君子”的唯一路径。这样一来，追求“仁义”，必然要求人们遵守具体的“礼”和“礼教”，“礼”的价值正在于此。
王梵志诗体现了他讲究礼法的处世原则。要求待人接物讲究礼仪规范；言行举止合乎礼法准则；与人交往恪守仁、义、礼、智、信的信条，还宣扬小心谨慎、谦虚忍让、不露锋芒的处世“宝典”，时时对自己严格要求，不容差错，体现了儒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思想内涵，这一套处世方法可谓小心翼翼、中规中矩。同时，他所作的这一系列处世方法或训世格言又在民间广泛传播，不停地扩大影响，为世人所信奉，以至于后世的很多文人和无名白话诗人也模仿性地作出了大量类似诗篇，并附会为王梵志所作，可见王诗的影响力之巨大，也可见这种儒家的处世观念在民间的根深蒂固。
但其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长久以来，“礼”的种种繁琐规定把人的思想牢牢禁锢住了，思想和行为逐渐呆板僵化，缺乏自我意识和创新精神，限制了个性的发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人们的情趣和爱好，整日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唯唯诺诺、亦步亦趋，造成了个性压抑甚至人性扭曲、麻木不仁，局限在固定的圈子里，只能忠实地贯彻各种规矩和纲常。
自隋唐实行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以后，考试的科目中一直把儒家文化作为考试的重点。唐初，太宗又令孔颖达对儒学经典进行了统一的整理和注释，定为“五经正义”。此后，读经、应试均以此为准，“五经四书”逐渐成为读书人必须掌握的内容。这就把儒文化进一步推到了显学的位置上，也就进一步推动了整个社会对儒家的关注、学习和应用，使儒家文化在整个社会及人们思想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在整个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从王梵志诗的很多作品都能看出，儒家思想在唐代，尤其是普通百姓的思想领域中占据的主导地位。
正是先贤们的这些“言行美恶”的知识，作为日常生活的伦理，为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是非觀念和价值判断提供了历史依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唐代下层民众的道德观念和处世原则。唐代社会普通家庭的道德礼法观念与士族家庭渐趋一致，一些庶族和寒门出身的人士普遍认识到家庭礼法观念的确立对家庭关系和谐及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也开始重视家庭教育，即家庭成员的道德、礼仪、修养的培养和塑造。一般来说，普通人家的礼仪，都是在士大夫家法的基础上取舍而来，二者是一脉相承的，说明了唐代礼法通过家庭教育发生下移，不同阶层家庭的道德教化基本一致。王梵志诗的内容代表了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儒士的观点，也反映了下层民众对礼法的崇奉和遵循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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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国藩.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初探[J].敦煌学辑刊，1984.
作者单位：
沧州师范学院
王梵志是唐初白话诗人的一个代表，他创作了三百多首在当时很有影响的白话诗。其运用俗语的典范性成就，开创了唐代白话诗派，其通俗诗在宣扬佛理的同时，还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位真正的民间通俗诗人，他所展示的生活图景是那个时代的下层，王梵志诗集中的内容，不但第一次集中地、大量地反映了社会下层的生活图景，而且观察生活的角度也和后来关心民疾的进步文人不同，他是从社会底层的内部观察人民的生活，并作为人民的一员来表达某种思想，因此它比文人诗歌更真实、更具体、更深刻。
1 读书至上的求学观
王梵志诗云“养子莫徒使，先教勤读书。一朝乘驷马，还得似相如。”后二句引用了西汉才子司马相如的故事，据《华阳国志》卷三记载：“成都城北十里有昇迁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作者用司马相如的豪言壮志来激励后辈好好读书，也要像著名的青年才俊那样立志求取功名。表达了作者重视教育孩子读书的意愿，直接点明勤读书是为了获取功名富贵，读书获取学问，是人间最可贵的技艺本领，教子读书，其目的就是希望子孙科举及第，将来出入台阁。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读书兴教育的良好传统。到唐代，科举取士逐步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士庶文化进一步混同，激发了广大文士们的仕宦热情，一些明智之士领悟到读书的实用价值，于是纷纷投身科举求取功名，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途，并积极引导子弟通过读书入仕来振兴家族，光耀门楣。后来，武则天又大力改革进士科举制，拓宽了入仕道路，使不同阶层出身、不同地域来源的读书人都有望进入官僚队伍。
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有文化的农民自不待言，即使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在自己不能实现读书登科愿望的情况下，也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从而形成了一个万众向学的大环境。王梵志说：“世间何物贵？无价是诗书。了了说仁义，愚夫都不知。深房禁婢妾，对客夸妻儿。青石瓷行路，未知身死时。”诗书是最宝贵的东西，读书治学是最高尚的行为，表明了诗人尊学的价值观。即使在边远的新疆地区也流传着劝学的教子歌：“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高照明灯念五更。”可见，修身治学是唐代普遍的社会心态。
在重学思想的氛围中，唐代社会各阶层都很重视教育问题。官僚士大夫家庭主要是以设立家庭学堂的形式来完成对子弟的教育，而普通家庭子弟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的文化教育主要是在乡学、村学、寺学等地方学校中完成的。
唐代敦煌地区还有寺庙义学也招收了不少学童，他们自称学生、学郎或学士郎等。敦煌文书中遗留的大量题记和学郎诗，反映了当时学童在学习中的心理活动及学习状况等，真实形象。有激励学生苦学的，如大中四年（860）翟姓学生诗：“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辞杖棰体，愿赐荣趋路。”为将来学业有成、荣华富贵，今日甘愿忍受皮肉之苦。有反映学习苦闷和对婚姻向往的，如唐景龙四年（710）“可怜学生郎，骑马上天堂。谁家有好女，嫁与学生郎。”大部分孩子的目标都很明确：以折桂登科为人生最大志向。当然，结果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学有所成，进士及第入仕，有的名落孙山，仍旧过着平凡的生活。
王梵志诗云：“黄金未是宝，学问胜珠珎。丈夫无伎艺，虚霑一世人。”见《敦煌曲校录》：“食时辰，偷光凿壁事殷勤。丈夫学问随身宝，白玉黄金未是珍。”韩愈《符读书城南》一诗也说道：“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都是典型的劝学篇。唐代流行于民间的童蒙读物《太公家教》用格言式的警句鼓励人们读书成材，说“人生不学，费其言语；人生不学，言不成章”，“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千顷，不如薄技随身。”可见唐人普遍具有尊学、劝学以及书中取富贵的观念，很多家庭有着严谨的致学之风。中宗时县令李恕《戒子拾遗》中有他为子孙后代制定的学习计划，“男子六岁教之方名，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居宿于外，十一专习两经……擢第之后，勿弃光阴，三四年间，屏绝人事，讲论经籍，爱迄史传，并当谙忆……”唐代许多农民寒士对读书做学问非常虔诚，对科举有着如痴如醉的激情，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状态下，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寒，鱼跃龙门。而其中一部分寒门学子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成功事例也极大促进了农民的进取心。虽然困难重重，但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条件和振兴门第、光宗耀祖的强烈愿望，众多农家寒士数十年如一日醉心科举，发奋苦读，而且愈挫弥坚。他们希望通过苦读求学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等级，从而显示出不甘心受命运摆布而奋起抗争的勃勃生机与活力。王梵志也说“仕人作官职，人中第一好”这种人生信条，在古代社会一直被当作许多农家读书人所秉承的立身箴言。
杜荀鹤是晚唐的进士和著名诗人，也是出身寒门。他的求学历程和勤奋精神代表了唐代千千万万贫穷学子的经历和心态。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坚守着读书至上的信念，在他看来，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求取功名，也是支撑他人生的信念，即使穷困潦倒，但读书立身、求取功名的目标至死不渝，认为这样才能体现人生价值。他在诗中写道：“深山大雪懒开门，门径行踪自尔新。无酒御寒虽寡况，有书供读且资身。便均情爱同诸弟，莫更生疏似外人。昼短夜长须强学，学成贫亦胜他贫。”他以此诗勉励从弟，也以此自勉。杜荀鹤可以说是唐代贫穷学子的代言人，虽然身处困苦的环境，但依然志存高远，保持着坚定的求学信念和与命运抗争的顽强意志，其本身的实际行动也为读书人的志向和气节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那么，王梵志是否参加过科举考试？在这里，我想做一种揣测：他青年时应举但没有及第，这无疑是他一生的憾事。作者一生可谓历尽沧桑，他的理想难以实现，心声无从宣泄，到老成为一个穷苦的儒士和在俗僧人。但从诗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深处是不平静的，从他对科举和功名的态度就可窥见。在唐初整個社会激扬活跃的风气影响下，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非常复杂的，既想摆脱俗世的纷扰，又对世间事物还有所眷恋，对某种事物还抱有希望。他在对子女的教育观上体现了积极进取的“入世”理念，和社会主流意识基本一致。 但就诗集作品整体来看，在对待人生和命运的根本问题上，王梵志的思想和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还是有所抵触的，唐初社会呈现出一派昂扬向上、积极进取、功利开放的精神风貌，人们普遍有着乐观、充满希望的心态，在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上，也是踌躇满志的，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而王梵志的诗作所透露出的思想则是饱含沧桑、看透世事、怀才不遇、消极保守的。面对诸多的现实问题，作者有时愤世嫉俗，有时则淡漠得可怕，好似“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保持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他的有限的“入世”理念也显得有所保留，流露着含蓄无奈的情绪。这种意识放在唐初社会，好比在富含生机与活力的乐章上响动着沉重的音符，无疑会产生激烈的摩擦，碰撞出火花，作者自己的矛盾性和与社会主流思想的不和谐性，体现在诗集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
2 克己复礼的处世原则
王梵志诗的处世哲学处处体现了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标准，注重自身修行和自我约束，如“敬他还自敬”、“难忍倘能忍”、“负恩必须酬”、“好事须相让”、“相交莫嫉妒”、“他贫不得笑”、“在乡须下意”、“邻并须来往”、“见恶须掩藏”等等。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就是所谓“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教、礼貌，和规章制度，以达到一种和谐的社会环境。我国古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礼仪规则——家礼，它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在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按等级区分来规定各自应遵守的言行准则。《礼记》在唐代被正式升格为经书，成为“五经”之一，其中的家礼内容就自然被当作整个社会共同遵守的家庭礼仪规范，对后世影响深远。
家庭教育中，礼仪的形式多种多样，涉及面广，事无巨细，均有规定。它基本上规定和约束了长辈与晚辈之间、平辈之间、主仆之间在日常生活或公共场所中的各种行动标准，贯彻着儒学重视伦理纲常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
王梵志诗中有不少表现儒家“礼”思想的诗篇，如：
尊人相逐出，子莫向前行。识事须相逢，情知乏礼生。
尊人共客语，侧立在旁听。莫向前头闹，喧乱作鸭鸣。
亲家会宾客，在席有尊卑。诸人未下筋，不得在前椅。
尊人立莫坐，赐坐莫背人。蹲坐无方便，席上被人嗔。
尊人与酒吃，即把莫推辞。性少由方便，圆融莫遣知。
这些是对人们在生活中待人接物、言行举止方面的约束和要求，以及一些交际场合的礼仪和禁忌。比如长辈在和客人谈话，晚辈要在一旁站听，不要喧哗；宴请宾客时，要按长幼尊卑入座，不能在众人开动之前下筷；长辈站立，晚辈不得自行坐下，落座时还要注意坐姿；长辈赐酒，不得推辞，倘若天性不善饮，也要巧妙地设法处置掩饰，总之要做到天衣无缝，面面俱到，不能令尊人看出而生不快。
唐代民间的处世规范继承了儒家传统，以忠孝仁义为主要内容，以传统礼仪为日常行为规范。上述王梵志诗可以说是待人处世的启蒙教科书，其性质与唐代中后期社会普遍流行的《太公家教》一书十分相似。这本书是当时民间道德礼仪教育的最佳范本，在唐代民间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提倡忠心为国、孝顺父母、孝敬师长、谨慎做人。“事君尽忠，事父尽孝。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舍父事师，敬同于父。慎其言语，整其容貌……”二是重视家庭教育，尤其子弟的道德礼仪及为人处事，包括谨慎言行、与人为善、莫贪钱财、戒酒戒色、劝恶行善等。“言不可失，行不可亏。他篱莫越，他事莫知。他贫莫讥，他病莫欺。他财莫取，他色莫侵。他强莫触，他弱莫欺……”三是教育孩子从小注重日常生活礼节，重视读书和技能的培养。“尊人之前，不得唾地。尊人賜酒，必须拜受。尊者赐肉，骨不与狗”，“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千顷，不如薄技随躯”。
王梵志诗有许多是和《太公家教》的内容一一对应的，如：
“得他一束绢，还他一束罗。”与《太公家教》：“得人一牛，还人一马。”
“尊人相逐出，子莫向前行。”与《太公家教》：“其父出行，子须从后。”
“尊人与酒吃，即把莫推辞。”与《太公家教》：“尊人赐酒，必须拜受。”
“见恶须藏掩，知贤为赞扬。”与《太公家教》：“见人善事，必须赞之；见人恶事，必须掩之。”
如此等等，意思可以说非常接近。就影响来看，它们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彼此很相似的两种读物，而且同样具有礼仪规范和道德原则的约束力。《太公家教》中的为人处事教育，集中体现了唐代民间的道德礼仪观念，是当时道德礼仪教育的通行版本。就内容而言，从道德观念，到日常行为，都有所涉及，既有大家熟知的传统礼法观念，也有渗透着个人体验的处世之道，所以传播范围极广。
民间道德观念的形成和普及，离不开官方的引导和大力提倡，也和民间道德礼仪规范的自发建构密切相关。王梵志诗有一首反映常识性礼节的《主人相屈至》，云“主人相屈至，客莫先入门。若是尊人处，临时自打门。”语意简单易懂实用。湖南长沙窑曾出土过一件唐代磁壶，壶腹上写着一首五言诗：“客人莫直入，直入主人厌。打门二三下，自有出来人。”与《主人相屈至》内容十分相似。这首诗写在水壶上，是否有“倒水”的双关意味，颇为耐人寻味；而另一方面，又宣传了做客时敲门的礼貌，很有意思。可见这类格言式的教人礼仪的小诗在唐代民间是广泛流行的，而王梵志诗正是频繁采用这种格言小诗的体制，对普通百姓来说，通俗易懂、言简意赅，使人印象深刻。
王梵志诗中还有倡导人际交往中守信义的，如“立身存笃信，景行胜将金。在处人携接，谙知无负心。”有提倡知恩图报的，如“蒙人惠一恩，终身酬不极。若济桑下饥，扶轮可惜力。”“得他一束绢，还他一束罗。计时应大重，直为岁年多。”“贷人五斗米，送还一硕粟。算时应有余，剩者充臼直。”有提倡结交益友的，如“结交须择善，非谙莫与心。若知管鲍志，还共不分金。”总之，这与儒家观念影响下的社会道德标准是一致的，处理人际关系要讲究仁、义、礼、智、信，待人处世要宽厚、忠义、礼让、理解、诚信，他认为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可见，“礼”的思想在唐代民间是深入人心的。不可否认，“礼”对人性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礼”对人格修养有很大的影响。从儒家教育的观点来看，“礼教”是教育的最终目标，即培养“君子”的唯一路径。这样一来，追求“仁义”，必然要求人们遵守具体的“礼”和“礼教”，“礼”的价值正在于此。
王梵志诗体现了他讲究礼法的处世原则。要求待人接物讲究礼仪规范；言行举止合乎礼法准则；与人交往恪守仁、义、礼、智、信的信条，还宣扬小心谨慎、谦虚忍让、不露锋芒的处世“宝典”，时时对自己严格要求，不容差错，体现了儒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思想内涵，这一套处世方法可谓小心翼翼、中规中矩。同时，他所作的这一系列处世方法或训世格言又在民间广泛传播，不停地扩大影响，为世人所信奉，以至于后世的很多文人和无名白话诗人也模仿性地作出了大量类似诗篇，并附会为王梵志所作，可见王诗的影响力之巨大，也可见这种儒家的处世观念在民间的根深蒂固。
但其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长久以来，“礼”的种种繁琐规定把人的思想牢牢禁锢住了，思想和行为逐渐呆板僵化，缺乏自我意识和创新精神，限制了个性的发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人们的情趣和爱好，整日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唯唯诺诺、亦步亦趋，造成了个性压抑甚至人性扭曲、麻木不仁，局限在固定的圈子里，只能忠实地贯彻各种规矩和纲常。
自隋唐实行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以后，考试的科目中一直把儒家文化作为考试的重点。唐初，太宗又令孔颖达对儒学经典进行了统一的整理和注释，定为“五经正义”。此后，读经、应试均以此为准，“五经四书”逐渐成为读书人必须掌握的内容。这就把儒文化进一步推到了显学的位置上，也就进一步推动了整个社会对儒家的关注、学习和应用，使儒家文化在整个社会及人们思想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在整个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从王梵志诗的很多作品都能看出，儒家思想在唐代，尤其是普通百姓的思想领域中占据的主导地位。
正是先贤们的这些“言行美恶”的知识，作为日常生活的伦理，为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是非觀念和价值判断提供了历史依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唐代下层民众的道德观念和处世原则。唐代社会普通家庭的道德礼法观念与士族家庭渐趋一致，一些庶族和寒门出身的人士普遍认识到家庭礼法观念的确立对家庭关系和谐及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也开始重视家庭教育，即家庭成员的道德、礼仪、修养的培养和塑造。一般来说，普通人家的礼仪，都是在士大夫家法的基础上取舍而来，二者是一脉相承的，说明了唐代礼法通过家庭教育发生下移，不同阶层家庭的道德教化基本一致。王梵志诗的内容代表了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儒士的观点，也反映了下层民众对礼法的崇奉和遵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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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沧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