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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7月30日这个炎炎夏日的清晨，一颗科学巨星陨落。
从20世纪60年代，钱伟长与钱学森、钱三强被周恩来总理并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
离世之时，钱伟长是世界上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享年98岁。
穷则思学 弃文学理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这个地方有句俗语：“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这话一点儿也不假，钱伟长一家就是在穷苦中挣扎着度日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一辈子不得志，只好在萧条的乡村教几个蒙童维持生计，40多岁就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钱伟长的父亲和大叔父靠着家学的根底，继承了祖父教私塾的衣钵。钱伟长的父亲作为长子，过早地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子儿女，还要教育4个弟弟。
贫穷的生活磨练了幼小的钱伟长，使他过早地懂了父母的艰辛。7岁过后，父亲把他送进了村里的一所学堂，开始了启蒙教育。仅过几个月，七房桥发生了一场火灾，钱家也化作了一片灰烬，全家被迫搬到了离村七八里地的荡口镇。钱伟长进了荡口镇的鸿模小学。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一样，钱伟长一边用功读书，一边还要帮助家里干活。钱伟长曾回忆说：“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经母亲改裁的旧衣。”
小学毕业后，祖母和母亲便劝他到铁路或邮局去做工。钱伟长虽然渴望升学，但家境如此，也就不得不辍学了。1925年，父亲受到无锡县立初级中学的聘用，薪水略有提高。钱伟长才得以到无锡求学，先人了工商中学，后又进了著名学者唐文治开办的国学专修学校，再后插班到无锡县立初中二年级。不久，又投考叔父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高中部，以最后一名被录取。
这时，父亲突然病逝。接着，1个弟弟和3个妹妹先后夭亡。这给钱伟长极大的打击。家里更困苦了，他只是依靠叔父的接济才得以继续上学。困难和挫折又一次教育了他，他决心以更大的毅力去战胜学习中的难关。从此，他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还总要再自学两三个小时。他至今保持的“开夜车”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1931年，当拿到一生中的第一张毕业文凭时，他除了继续保持着文学、历史的优异成绩外，数理化和英语成绩也较以前有了起色。
出生于乡间寒儒家庭的钱伟长，自幼饱受清贫之苦，在多方资助之下方得勉强完成中学学业。离开了苏州中学，钱伟长心想，学校的大门对自己也许永远关闭了。显然母亲没有力量供他上大学，叔父也难于继续资助他。就在这时，上海有位名叫吴蕴初的化学家，利用自己开味精厂所得的利润，设立了“清寒奖学金”，主要资助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优秀学生，每年奖励12名学生。得到这消息，钱伟长决心去试试。
这年夏天，他只身到上海，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考试。这时，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已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北平来信，建议侄儿到清华读书。钱伟长接受了这一建议。清华大学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准备把他分到中文系或历史系。当时，中文系杨树达教授在新生中宣传钱伟长的入学作文不错，“中文系得了一个人才”。钱伟长回忆说：“当时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竟有21人。对那些入学考试物理、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系里当然欢迎，而对我却尽力劝说到别的系去。”
当时，钱伟长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吴有训教授感到为难了。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学生，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都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进物理系呢?”的确，就成绩而言，就兴趣而言，钱伟长是应该读文史的。然而，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追使他走上弃文学理的道路，这股力量虽然产生不久，但却无法遏制……
那是在上海参加完高考之后，有一天，钱伟长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门口有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他觉得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在心里恨恨地骂道：“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钱伟长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
同时，没想到他刚进清华大学的第三天，就遇上了“九·一八”事变。尽管他当时已经显示出文科方面的突出才能，而迫于成长环境，理科成绩相对差些，但在科学救国的热情驱使下，他进一步坚定了弃文学理的决心。40多年后，他曾这样回顾道：“我是受国耻纪念日对我的灵魂上的冲击长大的，因此最后我从学文改学物理，因为当时我认为没有强大的国力是没有办法对付帝国主义的。”正是这种爱国的信念，指导了钱伟长一辈子的学术活动。
钱伟长仿佛一夜之间转变想法，“科学救国”成为第一选择，文史则似乎与救国相隔太远。清华的物理系素享盛名，多少学子想入其门而不得。因此，钱伟长将目标锁定为物理系。钱伟长与叔父钱穆商议此事，钱穆不同意，认为家传史学底蕴积厚，改学物理功底太薄，前途难测。看看无法说服叔父，钱伟长“曲线运动”便跑去找史学大家顾颉刚，他知道叔父很听顾颉刚的话。难得的是，顾颉刚居然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侮，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听了顾颉刚的意见，钱穆不再反对。
家庭这一关通过后，还有学校这一关。由于钱伟长物理仅得18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允。同时，历史系主任陈寅恪又到处打听这位历史满分的学生为何不来报到。陈寅恪处由钱穆去商量，吴有训处由顾颉刚出面通融。顾颉刚对吴有训说：“青年有选择志向的权利，他愿意为国家民族学科学，尽管有困难，但他愿意学，坚持要学，他就能克服困难。他清楚自己的条件，比别人学得晚，是很吃亏的。但他有坚定的志向，我们对年轻人的志向只能引导，不能堵。”
吴有训教授被这个学生的诚挚热情打动了，觉得没有理由使他的爱国心遭到打击。他对钱伟长说：“那好吧，你先在物理系学习一年，如果到了期末考试，你的物理和高等数学的成绩达不到70分，再改学文史不晚。”
钱伟长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他凭着刻苦精神，攻克了学习上的一道道难关。“最困难的是第一个学期，除学习正课和做实验外，还要自己补习英文和中学的一些基础数学，只得夜以继日苦读。大学一年级的普通物理由吴老师亲自讲授，他讲课与众不同，从不带讲稿，不是照本宣科。开始我听课记笔记，仍用中学生的办法，但效果不好，每周20分钟的课堂测验，我竟一连7个星期不及格。吴老师不断给我指导，告诉学物理不像学中文，不要追求文字的记忆硬背，而要体会其严格的概念，要学通，通就是懂了，懂了才能用，用了就自然记得了。劝我上课不能只顾记笔记，重要的是仔细听讲，力求当堂听懂。”
一个学年下来，他各门功课的成绩均在70分以上。以后，他再接再厉，使成绩稳步提高。直到他从清华毕业时，吴有训教授已经非常器重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了，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在大学4年和研 究院两年中，大大提高了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理化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钱伟长回忆自己当时，常常和同学彭桓武、张宗燧等为一个新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让自己难以忘怀。
归心似箭 报效国家
1939年夏天，钱伟长在西南联大任教。这一年，用中英“庚子赔款”招收出国留学学生的考试，分别在上海、昆明、重庆进行。招收名额虽然只有20个，报考人数却超过了3000人。钱伟长参加了考试，而他所选择的专业仅招收一名。考试成绩一公布，钱伟长等3人所得的总分完全一样，这可难住了主考人。到底取谁呢?斟酌再三，只得将3人同时录取。这就使得最终招收的总人数变成了22名。
9月1日，公费留学生们在香港集合，准备前往英国。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之时。就在他们到达香港的第二天，英国对德宣战，无法接受留学生。于是，他们只得返回各自学校，等待新的安排。
12月底，中英庚款委员会又通知留学生到上海集合，准备改去加拿大。委员会委托一个英国人和他的买办为留学生们办理出国手续。离起航只差半个小时，大家才拿到护照。突然，一个同学发现护照上有日本领事的签证，惊讶地大叫起来。于是，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日本人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有什么资格在我们的护照上签证!”“对，我们宁可不去留学，也不要敌人的签证!”
钱伟长和大家一道立即把行李扛回了旅馆，眼看着去加拿大的轮船离开了码头。就这样，大家又一次回到各自的学校。
直到第二年夏天，钱伟长等才重新领到了去加拿大的护照。于是，从上海起航，开始了留学生活。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钱伟长是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很快，他们合作共同攻克了板壳内禀统一理论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这时，钱伟长仅28岁。
1941年5月11日，是现代航空大师冯·卡门的60寿辰。为了向他表示祝贺，美国科学界的著名学者决定出版一本高质量的祝寿论文集。为这本文集撰写论文的，大多是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爱因斯坦。在这本厚厚的论文集中，第一次出现了～个陌生的名字：钱伟长。他是论文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个。
钱伟长在自己的论文里，提出了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论文发表后，许多科学家指出，钱伟长是国际上第一次把张量分析用于弹性板壳问题上的富有成效的学者。那组方程式，则被世界公认为“钱伟长方程”。直到1977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名叫《板壳渐进解》的书，还把钱伟长的这一工作誉为“划时代的工作”。
由于钱伟长的出色成果，多伦多大学于1942年授予他博士学位。就在这一年，他离开多伦多，来到了冯·卡门的门下，在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员。这时，另一位中国学生钱学森，已在冯·卡门的门下从事工作。卡门同情贫弱的中国，对中国学生的勤奋，聪明备加赞赏。在他的指导下，钱伟长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钱伟长担任的主要课题是火箭的起飞、飞行中火箭的翻滚、火箭弹道的控制等。时间不长，他便接连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并在研究、设计、制造等环节中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后来，钱伟长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规划和研究，并写出了有分量的研究论文。
正当钱伟长的工作得心应手、卓有成效之时，祖国传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他的心化作了一枚“火箭”，飞向那养育过自己的土地。他郑重地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请求，却遭到这位导师的拒绝。冯·卡门不愿意放走这个精明强干的助手。
过了几天，钱伟长再一次找到了冯·卡门，用一种恳求的语气对他说：“您知道，我出国已经7年。我很怀念自己的妻子和从未见过面的孩子，请给我一个探亲假吧。”
这个请示果然得到了冯·卡门的同情。他答应钱伟长回家探亲，并嘱他早日回所。
1946年5月，钱伟长乘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他名为回国探亲，实际上早已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由于他在科研中接触了大量军事机密，为了让美方顺利放行，他制造了短期回国探亲的假象：轻装简从，将大量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还在住所预付了半年房租，就连刚刚晋级的薪水也没有去领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钱伟长说：“老实说，我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我领导了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就是做‘洋官’的人，当然我是‘技术官’，可我不稀罕这个，我当时是为美国做事，做出来的导弹火箭都是美国用的，我干吗，我要回来就回来了……”
回国后，钱伟长到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授。可是薪水很低，生活的困难令他失望。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已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为此，奔波于北京的三所大学讲课，但仍不得温饱，不得不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告贷度日。
1948年友人捎信给钱伟长，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亟愿他回该所复职，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于是，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噩梦酲来是早晨
解放后，钱伟长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积极参加和领导教学、科研活动，进入了他学术上的第2个丰收期。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合著的科学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出版，著作总结了钱伟长当时所从事的工作，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运用系统摄动法处理了非线性方程。此法被力学界公认为是最经典、最接近实际而又最简单的解法，以至后来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之为“钱伟长法”。第二年，这一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奖。1956年，他参加制定我国科学发展规划，就在那时，他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三钱”。
正当钱伟长雄心勃勃地攀登新高峰的时候，一场历时20余年的苦难落到了他的头上。他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极不合理的待遇。1957年，他的29个社会职务被剥夺到只剩下教授一职，而且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他的独子尽管高考成绩优异却受牵连而“不予录取”；更有甚者，他被剥夺了公开进行科研、发表论著的权利——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稿，全都被压在书架上，经受着时间的考验和淘汰。对于一位热诚的科学家，这是何等重大的打击!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没有灰心丧气，继续从事着力所能及的教学和科学咨询工作。
在“十年动乱”中，钱伟长遭到更大的厄运，但是仍然痴心不改地进行着“地下”科研工作。就在清华武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家正处在两派的前沿阵地而又不准搬迁，在室外的混乱枪声中，他仍然挑灯夜战，从事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工作；在首钢特殊钢厂劳动期间，他与工人亲密无间，与他们一起研制了水压机和热处理设备，并得到了工人的保护。钱伟长说：“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在近半年的 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相濡以沫，聊以度日。”“文革”期间，虽然缺乏起码的工作条件，但他以非凡的毅力，推导了12000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其中不少很有实用价值，也是前人所未知的。
得到“解放”以后，钱伟长的书架上已经积压着数百万字的论文手稿。从此，他的论文又不断出现在各级学术刊物上，仅1979年这一年，他就发表了15篇研究论文，创造了他从美国回国以后发表论文的最高记录。
一个初春，一个略带寒意的午后。钱伟长刚刚写完了一篇很长的讲学文章，半躺在沙发上，想松弛一下绷得紧紧的神经。忽然，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把他从朦胧的状态中惊醒。
随后，他热情地把一位过去相识的年轻科技工作者让进了屋。年轻人还没坐稳，就沮丧地将一摞手稿放在了桌子上，长叹了一声，满怀忧虑地向钱伟长诉说了他们这些“小人物”发表论文的苦处。他说：“这篇论文，我已经寄过好几家刊物。全是因为稿挤，没有版面，给退了回来。其实，这些话头都是借口，还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无名小辈，发表了也没多少价值，才借故推托吗?”说到这儿，他的脸有点涨红，语气也有些结巴。
钱伟长明白了，这个年轻人是想走个“后门”，通过自己这个“名家”关系发表文章的。钱伟长的心一阵抽搐：多可怕呀!科学本来是最光明磊落的东西，现在也要通过“关系”才能发表。
年轻人走了，钱伟长拿起那位年轻人留下的论文，一页页翻看起来。“好!多好的一篇论文!很有自己的见解。”钱伟长台上了最后一页稿纸，兴奋得禁不住自言自语起来。坦率地说，就是发表在刊物上的一些名家之篇，也未必会比它高明多少。可是，这样一篇论文，却被“摒弃”了，逼得作者通过“走后门”。钱伟长的心又一阵刺痛……
最后，他终于酿成了一个成熟的想法：开辟一个专门让中青年科技人员说话的刊物。让他们把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以得到同行们的关心和支持。
而想法要变成现实，又需要打通多少关节。当年，年已七旬的钱伟长四处奔忙：电话，跑路，磨牙，批示……
1980年5月，一份名叫《应用数学和力学》的杂志正式诞生了!钱伟长亲自任主编。自从有了这个刊物以后，他案头年轻人的论文稿，一天比一天摞得高。有寄来的，送来的，捎来的，还有他约来的。对于每一篇来稿，他都要认真阅读，挑选。阅稿的工作往往是在夜深人静以后进行，明亮的灯光陪着他，妻子的鼾声陪着他，壁缝里蟋蟀的鸣唱陪着他……
钱伟长还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中文信息处理作出重要贡献。1984年，他提出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简称“钱码”。汉字是由能够表达形、声、义等多种信息的字形部件组成的。平时，人们经常是近似地、模糊地捕捉字形部件特征来读音辨义。“钱码”以汉字的宏观字形部件编码，把151种基本部件按形状相似、相近归类，定义在39个键位上。“钱码”允许重码，其字频最高的字直接跳入文本，其他同码字按常用字频排列于下，可供选择。使得码长缩短，效率提高。1986年，在国家标准局组织的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在34种方案中，“钱码”被评为A类方案，单人输入速度第一。
引导学生进入“问号”境界
从1946年起，钱伟长就到高校从教，开始了他的传道授业的生涯。1983年，上海市请求中央派人出任上海工业大学(后与其他大学合并组建成新上海大学)校长。党中央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钱伟长。那时，钱伟长虽已70出头了，可他却以年轻人般的活力回答了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他一方面大力整顿学校管理工作教学秩序，一方面从国内外聘请专家、教授来校任教，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他在全国首创实施把每一个学年划分为3个短学期的学制，一方面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给学生更多自主学习和社会实践的空间。1993年，上海工大成为全国第一家入学收费的高校，钱伟长一下子又成为议论的中心，但他都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钱伟长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拆掉“四堵墙”，即：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他认为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为社会服务，并且要和社会结合起来办教育。教育是否成功，要看毕业生是否受社会欢迎，学到的知识是否有用。学生在学校里要紧的是打好基础和培养自学能力，而不是开设过多的专业课程和灌输老化的、现成的知识。学生和教师都要养成不断更新知识的习惯。他提倡产、学合作教育，希望学生在学习基础课之后能在实际岗位上工作，再根据需要选课，而不要人为地划分过细的专业，一辈子背专业包袱。应当有能力随时改行，去做社会需要的工作。他认为应当切实端正教育思想，不能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不能让分数牵着鼻子跑。
他认为要办好工科，必须有坚实的理科做基础，理科和工科相互渗透有利于把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钱伟长还建议高校教育要推倒不同院系之间专业的壁垒，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发展的趋势一理工科院校要有中文系，中文系的学生则要学习现代科学基础概论。钱伟长坦言：“我一向主张大学教育宜宽不宜窄，不能把专业看得太重。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较深，特点之一就是教学方面过早专业化，本来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符合国家计划，但实际上有很多学生毕业后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没有太大关系。过早专业化的结果常常是‘教师教什么学生懂什么’，学生只在一个方向上发展，把这个方向上的东西学四年，别的都不懂，这不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而社会需要能带着满脑子的问题从大学走出来的人，需要有创造性而不是模仿性的人。”
钱伟长一直强调教学创新，引导学生进入“问号”境界。他提出，大学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教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为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取知识，无师自通的人。如果毕业后，还是不教不会，就说明你办教育失败了。这就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他说，现在知识发展很快，永远也学不完，最好的办法是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在教学上，钱伟长辛勤耕耘、不断进取，在繁忙的公务中常抽时间和学生、青年一起具体地探讨如何攻难关、做学问，他认为这是他最大的快乐。他思路敏捷，见多识广，心地坦诚，随时都有令人叹止的新点子。
据悉：听过他课的人数不下数万人，他亲自传帮带的研究生大约为百名左右。不少学生这样评论：“听钱先生上课是一种艺术享受。”钱伟长一般不是手把手地教，而经常在自由的讨论中发挥学生的能力。在所有学生开始做课题之前，他会安排一次恳谈，提出他的要求，有时指定一两篇文献，此后做得最多的是倾听学生的研究进展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存在的问题，让学生在实践中磨炼自己。
当年，邓小平出面安排钱伟长去上海大学担任校 长时说：“你是没有退休年龄的，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一直做下去。”身为上海大学的校长，他却并不在这里领工资，也没有房子，就住在上海大学的招待所“乐乎楼”。钱伟长曾经这样对别人说：“我就住校园，以校为家。”
从担任校长开始，每年参加本科生、研究生的毕业典礼，与毕业生们合拍毕业照，已经成为钱伟长坚持出席的活动，直到他的身体不再许可。每年炎热的7月，钱校长会顶着烈日，奔波在上海大学的延长、宝山、嘉定3个校区，和每一个班级拍一张毕业照。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用发自内心的笑容，目送学生。
作为教育家，钱伟长生前是上海大学校长、国内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教授；身为科学家，他是中科院资深院士、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英文《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作为政治活动家，他晚年虽退出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但还出任多个组织的会长。有人说，钱伟长太全面了，他在科学、政治、教育每个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是常人无法企及的。而钱伟长一直强调：“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用毕生报国之路诠释了自己的专业：爱国。
在他98年的人生中，成功地完成了教育家、科学家、政治活动家等多重角色，留下了让后人敬仰的卓越和辉煌。生前，钱伟长的繁忙也是著名的。这每一个职务于他并不是虚设的，都有太多的事要做：阅读文件，参加活动，开展科研，视察扶贫，带博士生，等等。工作几乎占有了他除了睡觉的所有时间。如此繁重的工作，对于一位90多岁的老人来说，有些叫人担心。
钱伟长生前说：“我没有休闲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我睡眠时间不长，但睡眠效率很高。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钱伟长对饮食也从不挑剔，既不抽烟，也不喝酒，饮茶也不讲究。晚年的他，起居很有规律，早上7点起床洗漱，吃完早饭后在楼道里或者在校园内走走。8点开始工作，包括接待来访客人、听秘书念当天的报纸、或找人谈话、或召集会议。中饭后午睡，一般到三、四点左右，然后又开始工作，常常工作到深夜。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沉静在思考与科学计算中，这已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了。
钱伟长溘然长逝，“三钱”至此已成绝唱。但是，钱伟长他那传奇般的人生，则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他那爱国敬业无私无畏的精神，求真务实追求创新的理念，敢作敢为坦坦荡荡的人生态度，则是我们永远的楷模!
从20世纪60年代，钱伟长与钱学森、钱三强被周恩来总理并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
离世之时，钱伟长是世界上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享年98岁。
穷则思学 弃文学理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这个地方有句俗语：“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这话一点儿也不假，钱伟长一家就是在穷苦中挣扎着度日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一辈子不得志，只好在萧条的乡村教几个蒙童维持生计，40多岁就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钱伟长的父亲和大叔父靠着家学的根底，继承了祖父教私塾的衣钵。钱伟长的父亲作为长子，过早地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上奉老母，下养妻子儿女，还要教育4个弟弟。
贫穷的生活磨练了幼小的钱伟长，使他过早地懂了父母的艰辛。7岁过后，父亲把他送进了村里的一所学堂，开始了启蒙教育。仅过几个月，七房桥发生了一场火灾，钱家也化作了一片灰烬，全家被迫搬到了离村七八里地的荡口镇。钱伟长进了荡口镇的鸿模小学。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一样，钱伟长一边用功读书，一边还要帮助家里干活。钱伟长曾回忆说：“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经母亲改裁的旧衣。”
小学毕业后，祖母和母亲便劝他到铁路或邮局去做工。钱伟长虽然渴望升学，但家境如此，也就不得不辍学了。1925年，父亲受到无锡县立初级中学的聘用，薪水略有提高。钱伟长才得以到无锡求学，先人了工商中学，后又进了著名学者唐文治开办的国学专修学校，再后插班到无锡县立初中二年级。不久，又投考叔父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高中部，以最后一名被录取。
这时，父亲突然病逝。接着，1个弟弟和3个妹妹先后夭亡。这给钱伟长极大的打击。家里更困苦了，他只是依靠叔父的接济才得以继续上学。困难和挫折又一次教育了他，他决心以更大的毅力去战胜学习中的难关。从此，他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还总要再自学两三个小时。他至今保持的“开夜车”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1931年，当拿到一生中的第一张毕业文凭时，他除了继续保持着文学、历史的优异成绩外，数理化和英语成绩也较以前有了起色。
出生于乡间寒儒家庭的钱伟长，自幼饱受清贫之苦，在多方资助之下方得勉强完成中学学业。离开了苏州中学，钱伟长心想，学校的大门对自己也许永远关闭了。显然母亲没有力量供他上大学，叔父也难于继续资助他。就在这时，上海有位名叫吴蕴初的化学家，利用自己开味精厂所得的利润，设立了“清寒奖学金”，主要资助那些缴不起学费的优秀学生，每年奖励12名学生。得到这消息，钱伟长决心去试试。
这年夏天，他只身到上海，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考试。这时，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已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北平来信，建议侄儿到清华读书。钱伟长接受了这一建议。清华大学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准备把他分到中文系或历史系。当时，中文系杨树达教授在新生中宣传钱伟长的入学作文不错，“中文系得了一个人才”。钱伟长回忆说：“当时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竟有21人。对那些入学考试物理、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系里当然欢迎，而对我却尽力劝说到别的系去。”
当时，钱伟长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吴有训教授感到为难了。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学生，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都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进物理系呢?”的确，就成绩而言，就兴趣而言，钱伟长是应该读文史的。然而，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追使他走上弃文学理的道路，这股力量虽然产生不久，但却无法遏制……
那是在上海参加完高考之后，有一天，钱伟长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门口有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他觉得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在心里恨恨地骂道：“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钱伟长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
同时，没想到他刚进清华大学的第三天，就遇上了“九·一八”事变。尽管他当时已经显示出文科方面的突出才能，而迫于成长环境，理科成绩相对差些，但在科学救国的热情驱使下，他进一步坚定了弃文学理的决心。40多年后，他曾这样回顾道：“我是受国耻纪念日对我的灵魂上的冲击长大的，因此最后我从学文改学物理，因为当时我认为没有强大的国力是没有办法对付帝国主义的。”正是这种爱国的信念，指导了钱伟长一辈子的学术活动。
钱伟长仿佛一夜之间转变想法，“科学救国”成为第一选择，文史则似乎与救国相隔太远。清华的物理系素享盛名，多少学子想入其门而不得。因此，钱伟长将目标锁定为物理系。钱伟长与叔父钱穆商议此事，钱穆不同意，认为家传史学底蕴积厚，改学物理功底太薄，前途难测。看看无法说服叔父，钱伟长“曲线运动”便跑去找史学大家顾颉刚，他知道叔父很听顾颉刚的话。难得的是，顾颉刚居然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侮，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听了顾颉刚的意见，钱穆不再反对。
家庭这一关通过后，还有学校这一关。由于钱伟长物理仅得18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允。同时，历史系主任陈寅恪又到处打听这位历史满分的学生为何不来报到。陈寅恪处由钱穆去商量，吴有训处由顾颉刚出面通融。顾颉刚对吴有训说：“青年有选择志向的权利，他愿意为国家民族学科学，尽管有困难，但他愿意学，坚持要学，他就能克服困难。他清楚自己的条件，比别人学得晚，是很吃亏的。但他有坚定的志向，我们对年轻人的志向只能引导，不能堵。”
吴有训教授被这个学生的诚挚热情打动了，觉得没有理由使他的爱国心遭到打击。他对钱伟长说：“那好吧，你先在物理系学习一年，如果到了期末考试，你的物理和高等数学的成绩达不到70分，再改学文史不晚。”
钱伟长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他凭着刻苦精神，攻克了学习上的一道道难关。“最困难的是第一个学期，除学习正课和做实验外，还要自己补习英文和中学的一些基础数学，只得夜以继日苦读。大学一年级的普通物理由吴老师亲自讲授，他讲课与众不同，从不带讲稿，不是照本宣科。开始我听课记笔记，仍用中学生的办法，但效果不好，每周20分钟的课堂测验，我竟一连7个星期不及格。吴老师不断给我指导，告诉学物理不像学中文，不要追求文字的记忆硬背，而要体会其严格的概念，要学通，通就是懂了，懂了才能用，用了就自然记得了。劝我上课不能只顾记笔记，重要的是仔细听讲，力求当堂听懂。”
一个学年下来，他各门功课的成绩均在70分以上。以后，他再接再厉，使成绩稳步提高。直到他从清华毕业时，吴有训教授已经非常器重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了，把他收为自己的研究生。“在大学4年和研 究院两年中，大大提高了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理化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钱伟长回忆自己当时，常常和同学彭桓武、张宗燧等为一个新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让自己难以忘怀。
归心似箭 报效国家
1939年夏天，钱伟长在西南联大任教。这一年，用中英“庚子赔款”招收出国留学学生的考试，分别在上海、昆明、重庆进行。招收名额虽然只有20个，报考人数却超过了3000人。钱伟长参加了考试，而他所选择的专业仅招收一名。考试成绩一公布，钱伟长等3人所得的总分完全一样，这可难住了主考人。到底取谁呢?斟酌再三，只得将3人同时录取。这就使得最终招收的总人数变成了22名。
9月1日，公费留学生们在香港集合，准备前往英国。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之时。就在他们到达香港的第二天，英国对德宣战，无法接受留学生。于是，他们只得返回各自学校，等待新的安排。
12月底，中英庚款委员会又通知留学生到上海集合，准备改去加拿大。委员会委托一个英国人和他的买办为留学生们办理出国手续。离起航只差半个小时，大家才拿到护照。突然，一个同学发现护照上有日本领事的签证，惊讶地大叫起来。于是，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日本人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有什么资格在我们的护照上签证!”“对，我们宁可不去留学，也不要敌人的签证!”
钱伟长和大家一道立即把行李扛回了旅馆，眼看着去加拿大的轮船离开了码头。就这样，大家又一次回到各自的学校。
直到第二年夏天，钱伟长等才重新领到了去加拿大的护照。于是，从上海起航，开始了留学生活。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钱伟长是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很快，他们合作共同攻克了板壳内禀统一理论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这时，钱伟长仅28岁。
1941年5月11日，是现代航空大师冯·卡门的60寿辰。为了向他表示祝贺，美国科学界的著名学者决定出版一本高质量的祝寿论文集。为这本文集撰写论文的，大多是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爱因斯坦。在这本厚厚的论文集中，第一次出现了～个陌生的名字：钱伟长。他是论文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个。
钱伟长在自己的论文里，提出了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论文发表后，许多科学家指出，钱伟长是国际上第一次把张量分析用于弹性板壳问题上的富有成效的学者。那组方程式，则被世界公认为“钱伟长方程”。直到1977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名叫《板壳渐进解》的书，还把钱伟长的这一工作誉为“划时代的工作”。
由于钱伟长的出色成果，多伦多大学于1942年授予他博士学位。就在这一年，他离开多伦多，来到了冯·卡门的门下，在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员。这时，另一位中国学生钱学森，已在冯·卡门的门下从事工作。卡门同情贫弱的中国，对中国学生的勤奋，聪明备加赞赏。在他的指导下，钱伟长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钱伟长担任的主要课题是火箭的起飞、飞行中火箭的翻滚、火箭弹道的控制等。时间不长，他便接连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并在研究、设计、制造等环节中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后来，钱伟长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规划和研究，并写出了有分量的研究论文。
正当钱伟长的工作得心应手、卓有成效之时，祖国传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他的心化作了一枚“火箭”，飞向那养育过自己的土地。他郑重地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请求，却遭到这位导师的拒绝。冯·卡门不愿意放走这个精明强干的助手。
过了几天，钱伟长再一次找到了冯·卡门，用一种恳求的语气对他说：“您知道，我出国已经7年。我很怀念自己的妻子和从未见过面的孩子，请给我一个探亲假吧。”
这个请示果然得到了冯·卡门的同情。他答应钱伟长回家探亲，并嘱他早日回所。
1946年5月，钱伟长乘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他名为回国探亲，实际上早已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由于他在科研中接触了大量军事机密，为了让美方顺利放行，他制造了短期回国探亲的假象：轻装简从，将大量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还在住所预付了半年房租，就连刚刚晋级的薪水也没有去领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钱伟长说：“老实说，我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我领导了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就是做‘洋官’的人，当然我是‘技术官’，可我不稀罕这个，我当时是为美国做事，做出来的导弹火箭都是美国用的，我干吗，我要回来就回来了……”
回国后，钱伟长到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授。可是薪水很低，生活的困难令他失望。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已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为此，奔波于北京的三所大学讲课，但仍不得温饱，不得不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告贷度日。
1948年友人捎信给钱伟长，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亟愿他回该所复职，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于是，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噩梦酲来是早晨
解放后，钱伟长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积极参加和领导教学、科研活动，进入了他学术上的第2个丰收期。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合著的科学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出版，著作总结了钱伟长当时所从事的工作，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运用系统摄动法处理了非线性方程。此法被力学界公认为是最经典、最接近实际而又最简单的解法，以至后来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之为“钱伟长法”。第二年，这一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奖。1956年，他参加制定我国科学发展规划，就在那时，他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三钱”。
正当钱伟长雄心勃勃地攀登新高峰的时候，一场历时20余年的苦难落到了他的头上。他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极不合理的待遇。1957年，他的29个社会职务被剥夺到只剩下教授一职，而且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他的独子尽管高考成绩优异却受牵连而“不予录取”；更有甚者，他被剥夺了公开进行科研、发表论著的权利——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稿，全都被压在书架上，经受着时间的考验和淘汰。对于一位热诚的科学家，这是何等重大的打击!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没有灰心丧气，继续从事着力所能及的教学和科学咨询工作。
在“十年动乱”中，钱伟长遭到更大的厄运，但是仍然痴心不改地进行着“地下”科研工作。就在清华武斗最激烈的时候，他家正处在两派的前沿阵地而又不准搬迁，在室外的混乱枪声中，他仍然挑灯夜战，从事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工作；在首钢特殊钢厂劳动期间，他与工人亲密无间，与他们一起研制了水压机和热处理设备，并得到了工人的保护。钱伟长说：“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在近半年的 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相濡以沫，聊以度日。”“文革”期间，虽然缺乏起码的工作条件，但他以非凡的毅力，推导了12000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其中不少很有实用价值，也是前人所未知的。
得到“解放”以后，钱伟长的书架上已经积压着数百万字的论文手稿。从此，他的论文又不断出现在各级学术刊物上，仅1979年这一年，他就发表了15篇研究论文，创造了他从美国回国以后发表论文的最高记录。
一个初春，一个略带寒意的午后。钱伟长刚刚写完了一篇很长的讲学文章，半躺在沙发上，想松弛一下绷得紧紧的神经。忽然，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把他从朦胧的状态中惊醒。
随后，他热情地把一位过去相识的年轻科技工作者让进了屋。年轻人还没坐稳，就沮丧地将一摞手稿放在了桌子上，长叹了一声，满怀忧虑地向钱伟长诉说了他们这些“小人物”发表论文的苦处。他说：“这篇论文，我已经寄过好几家刊物。全是因为稿挤，没有版面，给退了回来。其实，这些话头都是借口，还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无名小辈，发表了也没多少价值，才借故推托吗?”说到这儿，他的脸有点涨红，语气也有些结巴。
钱伟长明白了，这个年轻人是想走个“后门”，通过自己这个“名家”关系发表文章的。钱伟长的心一阵抽搐：多可怕呀!科学本来是最光明磊落的东西，现在也要通过“关系”才能发表。
年轻人走了，钱伟长拿起那位年轻人留下的论文，一页页翻看起来。“好!多好的一篇论文!很有自己的见解。”钱伟长台上了最后一页稿纸，兴奋得禁不住自言自语起来。坦率地说，就是发表在刊物上的一些名家之篇，也未必会比它高明多少。可是，这样一篇论文，却被“摒弃”了，逼得作者通过“走后门”。钱伟长的心又一阵刺痛……
最后，他终于酿成了一个成熟的想法：开辟一个专门让中青年科技人员说话的刊物。让他们把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以得到同行们的关心和支持。
而想法要变成现实，又需要打通多少关节。当年，年已七旬的钱伟长四处奔忙：电话，跑路，磨牙，批示……
1980年5月，一份名叫《应用数学和力学》的杂志正式诞生了!钱伟长亲自任主编。自从有了这个刊物以后，他案头年轻人的论文稿，一天比一天摞得高。有寄来的，送来的，捎来的，还有他约来的。对于每一篇来稿，他都要认真阅读，挑选。阅稿的工作往往是在夜深人静以后进行，明亮的灯光陪着他，妻子的鼾声陪着他，壁缝里蟋蟀的鸣唱陪着他……
钱伟长还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中文信息处理作出重要贡献。1984年，他提出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简称“钱码”。汉字是由能够表达形、声、义等多种信息的字形部件组成的。平时，人们经常是近似地、模糊地捕捉字形部件特征来读音辨义。“钱码”以汉字的宏观字形部件编码，把151种基本部件按形状相似、相近归类，定义在39个键位上。“钱码”允许重码，其字频最高的字直接跳入文本，其他同码字按常用字频排列于下，可供选择。使得码长缩短，效率提高。1986年，在国家标准局组织的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在34种方案中，“钱码”被评为A类方案，单人输入速度第一。
引导学生进入“问号”境界
从1946年起，钱伟长就到高校从教，开始了他的传道授业的生涯。1983年，上海市请求中央派人出任上海工业大学(后与其他大学合并组建成新上海大学)校长。党中央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钱伟长。那时，钱伟长虽已70出头了，可他却以年轻人般的活力回答了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他一方面大力整顿学校管理工作教学秩序，一方面从国内外聘请专家、教授来校任教，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他在全国首创实施把每一个学年划分为3个短学期的学制，一方面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给学生更多自主学习和社会实践的空间。1993年，上海工大成为全国第一家入学收费的高校，钱伟长一下子又成为议论的中心，但他都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钱伟长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拆掉“四堵墙”，即：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他认为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为社会服务，并且要和社会结合起来办教育。教育是否成功，要看毕业生是否受社会欢迎，学到的知识是否有用。学生在学校里要紧的是打好基础和培养自学能力，而不是开设过多的专业课程和灌输老化的、现成的知识。学生和教师都要养成不断更新知识的习惯。他提倡产、学合作教育，希望学生在学习基础课之后能在实际岗位上工作，再根据需要选课，而不要人为地划分过细的专业，一辈子背专业包袱。应当有能力随时改行，去做社会需要的工作。他认为应当切实端正教育思想，不能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不能让分数牵着鼻子跑。
他认为要办好工科，必须有坚实的理科做基础，理科和工科相互渗透有利于把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钱伟长还建议高校教育要推倒不同院系之间专业的壁垒，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发展的趋势一理工科院校要有中文系，中文系的学生则要学习现代科学基础概论。钱伟长坦言：“我一向主张大学教育宜宽不宜窄，不能把专业看得太重。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较深，特点之一就是教学方面过早专业化，本来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符合国家计划，但实际上有很多学生毕业后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没有太大关系。过早专业化的结果常常是‘教师教什么学生懂什么’，学生只在一个方向上发展，把这个方向上的东西学四年，别的都不懂，这不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而社会需要能带着满脑子的问题从大学走出来的人，需要有创造性而不是模仿性的人。”
钱伟长一直强调教学创新，引导学生进入“问号”境界。他提出，大学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教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为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取知识，无师自通的人。如果毕业后，还是不教不会，就说明你办教育失败了。这就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他说，现在知识发展很快，永远也学不完，最好的办法是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在教学上，钱伟长辛勤耕耘、不断进取，在繁忙的公务中常抽时间和学生、青年一起具体地探讨如何攻难关、做学问，他认为这是他最大的快乐。他思路敏捷，见多识广，心地坦诚，随时都有令人叹止的新点子。
据悉：听过他课的人数不下数万人，他亲自传帮带的研究生大约为百名左右。不少学生这样评论：“听钱先生上课是一种艺术享受。”钱伟长一般不是手把手地教，而经常在自由的讨论中发挥学生的能力。在所有学生开始做课题之前，他会安排一次恳谈，提出他的要求，有时指定一两篇文献，此后做得最多的是倾听学生的研究进展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存在的问题，让学生在实践中磨炼自己。
当年，邓小平出面安排钱伟长去上海大学担任校 长时说：“你是没有退休年龄的，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一直做下去。”身为上海大学的校长，他却并不在这里领工资，也没有房子，就住在上海大学的招待所“乐乎楼”。钱伟长曾经这样对别人说：“我就住校园，以校为家。”
从担任校长开始，每年参加本科生、研究生的毕业典礼，与毕业生们合拍毕业照，已经成为钱伟长坚持出席的活动，直到他的身体不再许可。每年炎热的7月，钱校长会顶着烈日，奔波在上海大学的延长、宝山、嘉定3个校区，和每一个班级拍一张毕业照。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用发自内心的笑容，目送学生。
作为教育家，钱伟长生前是上海大学校长、国内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教授；身为科学家，他是中科院资深院士、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英文《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作为政治活动家，他晚年虽退出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但还出任多个组织的会长。有人说，钱伟长太全面了，他在科学、政治、教育每个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是常人无法企及的。而钱伟长一直强调：“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用毕生报国之路诠释了自己的专业：爱国。
在他98年的人生中，成功地完成了教育家、科学家、政治活动家等多重角色，留下了让后人敬仰的卓越和辉煌。生前，钱伟长的繁忙也是著名的。这每一个职务于他并不是虚设的，都有太多的事要做：阅读文件，参加活动，开展科研，视察扶贫，带博士生，等等。工作几乎占有了他除了睡觉的所有时间。如此繁重的工作，对于一位90多岁的老人来说，有些叫人担心。
钱伟长生前说：“我没有休闲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我睡眠时间不长，但睡眠效率很高。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钱伟长对饮食也从不挑剔，既不抽烟，也不喝酒，饮茶也不讲究。晚年的他，起居很有规律，早上7点起床洗漱，吃完早饭后在楼道里或者在校园内走走。8点开始工作，包括接待来访客人、听秘书念当天的报纸、或找人谈话、或召集会议。中饭后午睡，一般到三、四点左右，然后又开始工作，常常工作到深夜。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沉静在思考与科学计算中，这已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了。
钱伟长溘然长逝，“三钱”至此已成绝唱。但是，钱伟长他那传奇般的人生，则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他那爱国敬业无私无畏的精神，求真务实追求创新的理念，敢作敢为坦坦荡荡的人生态度，则是我们永远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