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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在新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减少，而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却第一次入选了大陆高中语文教材。梁实秋与鲁迅都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因文艺观点不同，两名文坛大将当年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笔战，两人也因此结仇，成为了一生的宿敌。现在两人却在同一套语文教材里现身，而且出现的时机正是鲁迅作品日益减少的时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不同的文艺观：梁实秋与鲁迅的较量
梁实秋与鲁迅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文坛名宿。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场以梁实秋为旗手的新月派与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阵营之间的争论已成为一桩历史公案。
梁实秋是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人士。但是他主张“文学无阶级”，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曾和鲁迅等作家笔战不断。
梁鲁之争源于两人文艺观的不同，论战过程中各自逼人的书生意气使得他们之间的论争和纠葛日益白热化，一生未能和解；另外，梁鲁之争始终纠结在国共两党复杂政治斗争的脉络之中，使得这一文人间的争执和纠葛打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
梁鲁之争随着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离去早已经结束。然而两人之争的余波跟着政治的风向一直伴随着整个20世纪。梁实秋与鲁迅之争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令人信服的结果，谁输谁赢，并无定论。留给我们唯一的启示可能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下，文化没有自由，无法独立。
政治生态结成的文化“围城”
由于20世纪前半期独特的政治气候，使得梁鲁之争变得异常复杂。1949年后，由于两岸长期对峙，使得梁实秋和鲁迅在海峡两岸分别处于被对方冷遇的境地，政治生态结成的文化“围城”使得两人的进出都不得自由。
中国共产党对鲁迅先生的评价很高。1936年鲁迅离世后，中共对鲁迅的推崇一直未断。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作题为《论鲁迅》的讲演。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之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并将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命名为鲁迅文学院，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毛泽东是把鲁迅当作全党的导师来重点推荐的。毛泽东之所以举起鲁迅这面文化大旗，无疑是为了增强与国民党在文化方面抗衡的力量。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鲁迅的众多文章被选择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鲁迅因而成为了大陆几代年轻人的精神导师。
在大陆，梁实秋则相反。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梁实秋因为在杂志上撰写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等批判中共的言论文章，处在与中共长期对立的立场上。由于以上诸因，梁实秋长期处于被冷遇、漠视和批判的境地。
梁实秋随国民党政权出走台湾后而名噪一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推崇，在台湾影响深远。由于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官僚腐化、血腥治国和一党专政，因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严重打压。1949年后，鲁迅在台湾也一直被当作国民党的反面教材加以贬低。在台湾，鲁迅的作品与毛泽东的著作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列入禁书的黑名单，无法印刷、出版和流通，一般人看不到，甚至连一些大学的图书馆里也没有收藏。
围不住的是理性、常识和人性
鲁迅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进入学校语文课本，此后，几乎所有各套语文课本都选入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但日前，在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改必修教材中，陪伴几代人成长的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越减越少。鲁迅的作品越来越少，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去鲁化”。“去鲁化”的本质其实是在清除一个影响几代人的文化符号。
鲁迅的宿敌，在大陆文化界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梁实秋，他的文章却首次入选了高中语文教材。鲁迅走出神坛，梁实秋粉墨登场。这一下一上，体现了社会的急剧变化。
我们看到，随着“政治挂帅”年代的渐行渐远，一些违背常识和理性的现象也在逐渐被正视，乃至纠正过来。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语文教科书，梁实秋的“进”和鲁迅的“出”，体现的也恰恰是时代的变迁、政治生态的宽松和理性的勃发。
不同的文艺观：梁实秋与鲁迅的较量
梁实秋与鲁迅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文坛名宿。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场以梁实秋为旗手的新月派与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阵营之间的争论已成为一桩历史公案。
梁实秋是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人士。但是他主张“文学无阶级”，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曾和鲁迅等作家笔战不断。
梁鲁之争源于两人文艺观的不同，论战过程中各自逼人的书生意气使得他们之间的论争和纠葛日益白热化，一生未能和解；另外，梁鲁之争始终纠结在国共两党复杂政治斗争的脉络之中，使得这一文人间的争执和纠葛打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
梁鲁之争随着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离去早已经结束。然而两人之争的余波跟着政治的风向一直伴随着整个20世纪。梁实秋与鲁迅之争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令人信服的结果，谁输谁赢，并无定论。留给我们唯一的启示可能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下，文化没有自由，无法独立。
政治生态结成的文化“围城”
由于20世纪前半期独特的政治气候，使得梁鲁之争变得异常复杂。1949年后，由于两岸长期对峙，使得梁实秋和鲁迅在海峡两岸分别处于被对方冷遇的境地，政治生态结成的文化“围城”使得两人的进出都不得自由。
中国共产党对鲁迅先生的评价很高。1936年鲁迅离世后，中共对鲁迅的推崇一直未断。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作题为《论鲁迅》的讲演。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之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并将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命名为鲁迅文学院，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毛泽东是把鲁迅当作全党的导师来重点推荐的。毛泽东之所以举起鲁迅这面文化大旗，无疑是为了增强与国民党在文化方面抗衡的力量。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鲁迅的众多文章被选择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鲁迅因而成为了大陆几代年轻人的精神导师。
在大陆，梁实秋则相反。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梁实秋因为在杂志上撰写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等批判中共的言论文章，处在与中共长期对立的立场上。由于以上诸因，梁实秋长期处于被冷遇、漠视和批判的境地。
梁实秋随国民党政权出走台湾后而名噪一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推崇，在台湾影响深远。由于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官僚腐化、血腥治国和一党专政，因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严重打压。1949年后，鲁迅在台湾也一直被当作国民党的反面教材加以贬低。在台湾，鲁迅的作品与毛泽东的著作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列入禁书的黑名单，无法印刷、出版和流通，一般人看不到，甚至连一些大学的图书馆里也没有收藏。
围不住的是理性、常识和人性
鲁迅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进入学校语文课本，此后，几乎所有各套语文课本都选入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但日前，在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改必修教材中，陪伴几代人成长的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越减越少。鲁迅的作品越来越少，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去鲁化”。“去鲁化”的本质其实是在清除一个影响几代人的文化符号。
鲁迅的宿敌，在大陆文化界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梁实秋，他的文章却首次入选了高中语文教材。鲁迅走出神坛，梁实秋粉墨登场。这一下一上，体现了社会的急剧变化。
我们看到，随着“政治挂帅”年代的渐行渐远，一些违背常识和理性的现象也在逐渐被正视，乃至纠正过来。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语文教科书，梁实秋的“进”和鲁迅的“出”，体现的也恰恰是时代的变迁、政治生态的宽松和理性的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