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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两会”季，每到这个时节，中国公众的政治热情都会被不同程度地调动起来，公众的共同关注汇集成一个季候性的舆论场。
“两会”期间公共舆论的活跃，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生活的突出特点。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使得政治表达、参与的空间在不断扩展；另一方面说明人民的政治表达、参与诉求的高涨，人们的公民意识在改革中成长起来，他們迫切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来确保自己的权利得以保障。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网络媒介的大面积普及，为公众的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数量，据有关统计，截至2009年11月底，中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3.6亿，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改写。
事实上，从2009年年底地方“两会”开始，来自网络的巨大舆论场已经掀起了问政热潮。全国“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网上聊国事到“两会”进行中代表委员的微博直播，互联网已经成为“两会”最大最活跃的公共舆论集散地。3.6亿网民围聚起来的“意见市场”，是一个何等壮观的舆论场!
客观地说，互联网进入中国所带来的舆论难题，给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没有互联网的舆论环境中，政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舆论引导经验，拥有一整套比较有效的舆论管理制度。但互联网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平衡，使得中国的舆论生态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这对政府的舆论引导能力构成了不小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各级政府的网络执政能力乃当务之急。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政府已经把网络执政纳入到政治过程之中。无论是从高层的理论表述，还是从他们具体的政治沟通实践中，都能看到这种与时俱进的努力。“两会”期间，网民通过网络向温家宝总理提问，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些都说明，执政党高层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并在网络执政上率先垂范。如今，我们能够在网络空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官员的身影。虽然他们的技术可能会显得青涩一点，但这种集体努力的方向无疑是人们共同期待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网络问政会必然导致政府善治，即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尤其是在网下中国的网络舆论还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网络舆论的“极化”现象。所谓“极化”现象，就是网络舆论容易走向偏激或极端，造成集体的非理性。社会舆论是一股群体意识流，带有一定的非理性色彩。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色彩更浓。网络舆论一旦形成喧嚣的舆论，就容易被“圣似”为民意高地。在这一高地面前，任何拂逆民意的举动，可能会引发更为激烈的逆向反弹。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任何扬汤止沸的行动都是危险的。
二是网络“围观”现象。在网络环境中，网民更容易对话题进行聚焦，形成巨大的网络围观场面。在网络环境中，真实与虚拟两栖的角色，使得网络表达更为自由，更容易形成集体“围观”现象。集体“围观”也许并不能增加多少不同意见，也不会引发深入的理性讨论。“围观”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规模上，网络舆论能量之所以能够那么大，主要是网民扎堆聚议所形成的超大“分母”效应的缘故。
更关键在于，网络信息的无限性和可操纵性，特别是对网络“信息轰炸”和“信息伪造”，一般民众并没有鉴别能力，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这些信息，各种利益集团就可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网络上发布各种信息，误导民意，导致民意的非理性和非规范性，并使得网络民意很难被均衡代表。
收纳真正的民意，对于政府而言，需要理性地去伪存真，仔细筛选和甄别网络信息，否则有可能被错误的民意误导，从而造成政府的决策行为不当。
要言之，欲使“网络问政”成为政府决策的有力助推器，其根本还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当下的紧要之处，是提高政府行政透明化的力度，建立健全并促进行政透明化的信息披露机制。
“两会”期间公共舆论的活跃，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生活的突出特点。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使得政治表达、参与的空间在不断扩展；另一方面说明人民的政治表达、参与诉求的高涨，人们的公民意识在改革中成长起来，他們迫切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来确保自己的权利得以保障。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网络媒介的大面积普及，为公众的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数量，据有关统计，截至2009年11月底，中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3.6亿，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改写。
事实上，从2009年年底地方“两会”开始，来自网络的巨大舆论场已经掀起了问政热潮。全国“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网上聊国事到“两会”进行中代表委员的微博直播，互联网已经成为“两会”最大最活跃的公共舆论集散地。3.6亿网民围聚起来的“意见市场”，是一个何等壮观的舆论场!
客观地说，互联网进入中国所带来的舆论难题，给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没有互联网的舆论环境中，政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舆论引导经验，拥有一整套比较有效的舆论管理制度。但互联网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平衡，使得中国的舆论生态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这对政府的舆论引导能力构成了不小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各级政府的网络执政能力乃当务之急。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政府已经把网络执政纳入到政治过程之中。无论是从高层的理论表述，还是从他们具体的政治沟通实践中，都能看到这种与时俱进的努力。“两会”期间，网民通过网络向温家宝总理提问，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些都说明，执政党高层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并在网络执政上率先垂范。如今，我们能够在网络空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官员的身影。虽然他们的技术可能会显得青涩一点，但这种集体努力的方向无疑是人们共同期待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网络问政会必然导致政府善治，即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尤其是在网下中国的网络舆论还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网络舆论的“极化”现象。所谓“极化”现象，就是网络舆论容易走向偏激或极端，造成集体的非理性。社会舆论是一股群体意识流，带有一定的非理性色彩。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色彩更浓。网络舆论一旦形成喧嚣的舆论，就容易被“圣似”为民意高地。在这一高地面前，任何拂逆民意的举动，可能会引发更为激烈的逆向反弹。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任何扬汤止沸的行动都是危险的。
二是网络“围观”现象。在网络环境中，网民更容易对话题进行聚焦，形成巨大的网络围观场面。在网络环境中，真实与虚拟两栖的角色，使得网络表达更为自由，更容易形成集体“围观”现象。集体“围观”也许并不能增加多少不同意见，也不会引发深入的理性讨论。“围观”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规模上，网络舆论能量之所以能够那么大，主要是网民扎堆聚议所形成的超大“分母”效应的缘故。
更关键在于，网络信息的无限性和可操纵性，特别是对网络“信息轰炸”和“信息伪造”，一般民众并没有鉴别能力，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这些信息，各种利益集团就可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网络上发布各种信息，误导民意，导致民意的非理性和非规范性，并使得网络民意很难被均衡代表。
收纳真正的民意，对于政府而言，需要理性地去伪存真，仔细筛选和甄别网络信息，否则有可能被错误的民意误导，从而造成政府的决策行为不当。
要言之，欲使“网络问政”成为政府决策的有力助推器，其根本还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当下的紧要之处，是提高政府行政透明化的力度，建立健全并促进行政透明化的信息披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