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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诚的中篇小说《我爱手机》极具挑战意味地将；娇柔的女性气质作为文化内核，耐人寻味地演绎了当代文化境域下已婚美女所遭罹的外遇困扰与诱惑游戏。虽然在这一婚外恋中并未有真正的赢家，伤害像魔咒一样成为囊紧每个游戏主体的黑色宿命，但从女性在诱惑过程中未被表象化和客体化，美的生动内涵和人的个性色彩也未被抽空的角度看，女性气质的“亮光”仍不可小觑，它为女性最终识破诱惑迷津，重新找回自我留下了心灵退路。
[关键词]《我爱手机》 诱惑 娇柔的女性气质 游戏与仪式
当代知名作家海诚发表于《时代文学》2008年第3期的中篇小说《我爱手机》，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诱惑与救赎的当代都市情感故事。在小说中，作家极具挑战意味地将“娇柔的女性气质”作为文化内核，耐人寻味地演绎了当代文化境域下已婚美女所遭罹的外遇困扰与诱惑游戏，特别是文本紧扣时代脉动的前卫意识，不仅纵向颠覆了以往此类题材拘谨媚俗的情理模式，而且横向扩展了读者有关都市新感觉、时尚新女性的接受体验。当然，对城市边缘文化土壤的犁耕，并不等于作家对这一婚外欲念的颂扬，当女主角们最后放射出女性自救的人性“亮光”，纷纷挣离诱惑的精神死泽时，就暗示了作家力图结束美女诱惑，制止都市游戏梦魇再度病发的价值规训。
一、诱惑：“女性气质”之游戏与仪式
“诱惑”是鲍德里亚在《诱惑》一书中注解当代社会交往原则的核心词语。在鲍德里亚看来，诱惑首先是与女性有关的，它“与娇柔的女性气质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二者基本等同。”通过娇柔的女性特质，女人在超越男性／女性、主动／被动、内在／外在等主客二分论的基础上，施展以柔克刚(示弱)的“计谋”或策略与男性游戏，并在一种类似仪式化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彼此的交换与互惠。因此，“这是一个崭新的双向互动模式，是人类进入到后工业社会之后的一个新的交往或活动方式。”该社会性别建构不仅打击了西方流行的各类女性／女权主义文化思维，而且在超性别的理论之维上缔建了当代社会两性经验的新模式，成为射入浮华都市的一束灿烂的理论光束。
在女性形象多元、人生主题多元的今天，离婚与外遇在很多情况下已不再是无法割除的家庭毒瘤，也不再带有痴男怨女式的婚恋伤害：相反。它常常被填进女性对抗日常角色、探询主体“自救”等新锐内涵。《我爱手机》中充满后现代意味的红杏出墙之举就散射出这样的女性强光。成熟风情的女记者王惠与老公刘思秋经过七年致命平淡的家庭厮守，婚姻濒临解体，于是，她与情人的缠绵疯狂即带上了个人不甘日常落寞与平淡的能动诉求：而常年出海的船员老吴与美丽时尚的售楼小姐阿倩因两地分居，夫妻情分早已名存实亡。所以她属意刘思秋也是想在新的性对象那里寻求肉体和思想的流通，摆脱日常寡居的“残酷”宿命。作者海诚正是从这里看到了两位丽人走入外遇时刻的激情与主动，以及去诱惑与被诱惑时放射的主体光芒。在此，女人的形体——包括她的眼睛、口唇、胸部、臀部、腿部的大小及形状，皮肤、头发、肌肉的质地，身体各处的苗条程度，连同其形象内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的评介对象，也不再“显得软弱、无用和温顺”，而具有了直面男性，甚至征服男性的生命意味。鲍德里亚就曾给予这种“娇柔的女性气质”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外表柔弱的、‘原始的’、有魅力的、优雅而高贵的女性特质”，实则“绵里藏针，内聚着可逆性、颠覆或摧毁性的力量。”它恰好突破“男女对立的结构及其逻辑，它以女性气质的示弱面目出现，通过游戏(game)的方式来实施诱惑，其诱惑对象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最终，娇柔的女性气质通过游戏来化解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这就是外表娇柔的女性气质拥有策略和力量之所在。”
因之，《我爱手机》中暗藏黠慧、撩拨性欲的女性没有被简单地降至花瓶商品的行列，而是屡屡焕发出游戏男性、困扰男性的引诱力。其中，女性曼妙的身姿与以柔克刚的“计谋”是这一性别诱惑的最好担当者与体现者。如阿倩之于刘思秋。阿倩给编辑刘思秋打电话，表面上是向其倾吐婚姻苦楚，实则是她绽放风情、聊试诱惑的伎俩。当刘思秋回电话时，阿倩轻佻、调皮的语态更是将内心的隐秘袒露无遗。如小说所言，“阿倩眼睛一亮，嘴上却故意道：‘刘思秋?哪个刘思秋?’……阿倩兴奋得转了一个圈，却故意说：‘我认识你吗?’刘思秋尴尬的声音：‘对不起，我……我可能是打错了。’阿倩咯咯笑起来：‘我是逗你的，谁让你拖这么久才和人家打电话?’”而在约会地点，飘然而至的阿倩又乍现了女人清艳端方的养眼形象——“挑染过的长发披散着，秀美的脸。苗条的身段，穿黑色无袖晚装裙。”如此强化个人的妆容服饰，显然带有女人不可告人的蓄谋。而且在约会中，阿倩不但“艺术”地敞亮青春细节，如利用V字形的开领。展现迷人的胸沟：还适时地拉紧诱惑之网。当夜晚二人坐上回家的的士时，她立即善解风情地把头靠在刘思秋的肩上，香艳的身子也随之贴近了对方，这使“刘思秋忽然有了恋爱的感觉”!
然而，美女诱惑并非只是单向度的征服，它也是双向的、互惠的与可逆的。即诱惑是一场满足男女双方欲求的“象征交换”(鲍德里亚语)。进言之，游戏男女只有在金钱与色欲构织的诱惑之网中达成共谋，才能腾空日常规训，自由分享激情狂欢的男女时刻。美女王惠与阿倩即沉溺其问，并在物质和情欲这两个向度之间徘徊游走，演绎着城市非主流文化的泛滥与阴暗灰调的激情……王惠之所以选择情人，“更大的原因还在于她的婚姻生活，已经像冲了多遍的茶水，平淡得不能再平淡。这时候，谁能伸头打破那一潭死水，她就是谁的了。”而高飞是企业家、商业精英，有品位有地位，又“一直在巴结她、宠爱她”，因而做自己的情人很理想。并且她更在乎与情人的性爱质量。“和丈夫做爱时像例行公事，平淡无奇”，“和情人就不一样，他的手一碰到她，她身体就软了。潮了，充满渴望”，“不知不觉就变得肆无忌惮，成了快乐的荡妇!”当然这并不是说王惠拒绝金钱，正像她剖白的那样，“如果高飞是个穷光蛋。她看也不会看他一眼。”而阿倩倒向高飞则是赤裸裸的金钱引诱，是她在情人刘思秋那里获得情欲满足后的一次放荡与坠落，女性的生命光晕在此荡然无存。当高飞开价十万元约阿倩吃饭时，尽管阿倩已有情人，且“从对方眼里读出暧昧和玩亵”。吃惊之余，“还是小声说，‘不。”’但当金钱数字飙升至二十万、三十万时。“阿倩愣住了，仿佛一个遭惊吓的孩子。”当想到三十万的银行卡触手可及时，她甚至激动得手有些发颤……可见，金钱的粗暴介入，使这场早已不再含情脉脉的男女诱惑进一步游离感情、靠向商品，并最终滑向没有方向感与操行感的肉欲交易。
最后。诱惑游戏不能离开神秘的、仪式化的非日常情境。虽然亲密接触是情人幽会 的必修功课，但诱惑主体要实现双赢，就“需要懂得利用方便有利的空间和时间”，以“实现爱的挑逗”。如高飞为博得美人王惠的欢心。会在其生日时送满眼的玫瑰花，之后在点蜡烛，许愿，美食与洋酒等渲染的神秘气氛中将情人抱上床，再耐心地去做让女人动情的前戏……显然，这与不为自己过生日，不送小礼品，做爱像例行公事的老公相比。是一种很让人陶醉的感觉。阿倩与刘思秋做爱后的调情也是如此。阿倩不满意刘思秋用“一个字：很好”来评价二人当晚的婚外行为。调皮地模仿道，“俩字：非常好。”又正色道，“要上升到写文章的高度。”刘思秋只好煽情，“我们是两只被抛弃的小鸟，相互温暖着，度过漫漫长夜。”因此，这种花费手腕和精力的缠绵之恋，无异于日常视域中两性游戏的仪式化与神秘化，它不仅使传统的行为规范、品德标准以及行为约束在此黯然失色，而且将人们推向梦一样的现实，吹向超越日常限度的眩晕与飞翔。正如鲍德里亚所言，“诱惑的这一双向互动的游戏‘开启了一个神秘的、仪式化的循环模式，一种通过自己的规则来游戏的直接的开端。……诱惑是直接可逆性的(reversible)，而这一可逆性是由自己所隐含的挑战和其中被吸收的神秘所构成的。”’特别是在庸碌乏味的日常世界中，这座“把每日劳作这种平庸亵渎的时刻，与牺牲和庆典这类神圣的时刻架构起来”的桥梁，俨然就是让都市男女脱却世智尘劳的“梦想飞地”!然而。神秘与仪式褪色之后呢?
二、诱惑结束：超性别狂欢的空洞能指
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诱惑是一个无限游戏的循环结构，“没有人能阻止诱惑的循环。‘一个人得以诱惑某一个人，其目的是为了诱惑另一个人。但诱惑另一个也是为了取悦于自己。……被诱惑是最好的诱惑方式。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重复(refrain)。”’这是诱惑的文化逻辑，也是诱惑得以病毒般扩散的原动力。可见，紧随无边诱惑、无限狂欢而来的就是生命的重复感、无痛感与单调感。从反对日常结构的角度看，这种金钱诱惑与性欲冲动固然建构了两性关系的新秩序。但它的流动性和游戏性还是最终熄灭了个中蕴涵的自由火焰，正如有学者所言，“女性气质。既不存在诱惑游戏的胜利者，也不存在失败者，所有的仅仅是‘女性气质’的游戏和仪式。”在《我爱手机》中，阿倩以女性的美貌娇柔诱惑了刘思秋，但为了“穿名牌，住别墅，开好车，出国旅游，过上等人的日子”，她又毅然抛弃了在购买力上过于“矜持”的“老抠”情人，钻进了一场更具商品性的男女游戏。于是，这场由阿倩导源的女性欲望游戏“通过示弱的外在表现方式来达到吸引对方，并致对方于死地”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诱惑循环。这种随时进入游戏，随时结束游戏的潜规则，不仅导致了一个又一个被诱者的落水而亡，而且这场游戏“接力”也在锈蚀着每个引诱者的灵魂。如果说阿倩之前委身刘思秋，还带有两个“爱无能”的都市孤儿相濡以沫，寻求情感慰藉的精神属性：那么她此后的移情别恋则是一种下降运动，落向“卖淫和花天酒地，落向大逆不道和亵渎美，落向无可逾越的深渊”。因此，诱惑中并未有真正的赢家，伤害像魔咒一样成为裹紧每个游戏主体的黑色宿命。
由此可见，虽然“娇柔的女性气质”中蕴藏着对女性占有欲与性主动的张扬，但其充其量只是一种构建性别“秀场”的游戏力量，它的循环性与空洞。眭最终通向恶性无解的毁灭与虚无。这是因为纯然的诱惑逻辑只能在文化与人性的真空中存在，人作为社会复杂机体的有机分子，并不能真正挣脱文化与社会的网罗。并且，即便跳过物质、道德等层层壁垒，女性的诱惑逻辑也存在自身的悖谬性，即性爱视域中的两性诱惑无法坚持纯粹的游戏本性。马里奥·佩尔尼奥拉就认为，“性爱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在有些时候，性伴侣即使以秘而不宣的方式，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已经给出了自己，而在其他时候，性伴侣即使以秘而不宣的方式，仍然约束自己……”这就是说，性爱不仅仅是生理与游戏，它还具有类似给予与自律的伦理诉求。然而，女性诱惑则不然，它面向整个世界，既不专注于某一客体，也不会带来新爱。它引来的只是冲动和欲望。像作品中姣好袅娜的阿倩就令老板高飞在演讲时魂不守舍，甚至将《谁动了我的奶酪》误说成《谁动了我的奶子》。所以，恰如有学者所论断的，“冲动和主观欲望根本带不来完美的爱情：事实上，它们有时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正因如此，尽管性爱狂欢没有给生活中那些根深蒂固的、习以为常的、或单调乏味的一切留有一席之地，但在它背后腾空的却是一个道德与人性的“空场”。因而客观地看，诱惑对性别等级模式的突破，对当代男女交往中无性别或超性别图式的倡扬，其建构效度是非常有限的。不过。从女性没有在诱惑过程中被表象化和客体化，美的生动内涵和人的个性色彩也没有被抽空的角度看，女性气质的“亮光”仍不可小觑，它最终为女性识破诱惑迷津，重新找回自我提供了积极的主体资源。在小说最后，我们就看到了女性反诱惑、乃至结束诱惑的一面。这使作品在劝化的层面上呈现出女性自救的伦理色彩。当心性高傲的王惠遭遇情人冷淡。发现自己竟被阿倩这样一个花瓶般的小姑娘淘汰出局，输得连一点点自信都没剩下时，经过痛苦的心灵争斗幡然悔悟，最终走出了诱惑的罪恶阴影。另一新女性阿倩在女性诱惑中更为如鱼得水，利用自己的亭亭玉立与性感迷人，从刘思秋到高飞一路征服过去，可谓春风得意、所向披靡……但阿倩本质上也不是一个为游戏而游戏的女性。她的放得开与逢场作戏也是有颠覆底线的，当她发现能给自己带来高物质、高消费的情人竟是社会上最让人不齿的道德犬儒时，就异常果断地从诱惑之局中抽身而出。将玻璃杯中荡漾的红酒泼向对方的胖脸，以一个潇洒的动作表示了自己的蔑视与唾弃，并为诱惑游戏画上了完美的休止符!
三、结语
《我爱手机》中，王惠与阿倩的越界行为虽是对日常保守生活的“突破”，却没有为自己赢得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在此，女性气质的诱惑游戏丧失了性革命和性解放的进步意味，剩下的只是不分男女性别的游戏的狂欢。而处于文化与社会网罗之中的世俗男女本质上也难以产生真正的游戏认同，这就为诱惑视域中的个体最终弃绝游戏，回归现实留下了心灵退路。王惠与阿倩的诱惑之旅就生动地图解了当代文化境域下已婚美女的“坚挺”与“冒险”，这里虽然隐藏着女性的征服欲和自利性等内在缺陷，但它在推动我们重新审视当代两性格局，深化对女性精神欲求的认识，摈弃支配妇女和男性的陈腐观念，构建女性与世界、与男性交往的新范式等方面，无疑具有“反论”与警醒作用。所以，正因为超性别狂欢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它才会驱使女性去寻觅性别之维中并不空洞的角落!
[关键词]《我爱手机》 诱惑 娇柔的女性气质 游戏与仪式
当代知名作家海诚发表于《时代文学》2008年第3期的中篇小说《我爱手机》，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诱惑与救赎的当代都市情感故事。在小说中，作家极具挑战意味地将“娇柔的女性气质”作为文化内核，耐人寻味地演绎了当代文化境域下已婚美女所遭罹的外遇困扰与诱惑游戏，特别是文本紧扣时代脉动的前卫意识，不仅纵向颠覆了以往此类题材拘谨媚俗的情理模式，而且横向扩展了读者有关都市新感觉、时尚新女性的接受体验。当然，对城市边缘文化土壤的犁耕，并不等于作家对这一婚外欲念的颂扬，当女主角们最后放射出女性自救的人性“亮光”，纷纷挣离诱惑的精神死泽时，就暗示了作家力图结束美女诱惑，制止都市游戏梦魇再度病发的价值规训。
一、诱惑：“女性气质”之游戏与仪式
“诱惑”是鲍德里亚在《诱惑》一书中注解当代社会交往原则的核心词语。在鲍德里亚看来，诱惑首先是与女性有关的，它“与娇柔的女性气质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二者基本等同。”通过娇柔的女性特质，女人在超越男性／女性、主动／被动、内在／外在等主客二分论的基础上，施展以柔克刚(示弱)的“计谋”或策略与男性游戏，并在一种类似仪式化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彼此的交换与互惠。因此，“这是一个崭新的双向互动模式，是人类进入到后工业社会之后的一个新的交往或活动方式。”该社会性别建构不仅打击了西方流行的各类女性／女权主义文化思维，而且在超性别的理论之维上缔建了当代社会两性经验的新模式，成为射入浮华都市的一束灿烂的理论光束。
在女性形象多元、人生主题多元的今天，离婚与外遇在很多情况下已不再是无法割除的家庭毒瘤，也不再带有痴男怨女式的婚恋伤害：相反。它常常被填进女性对抗日常角色、探询主体“自救”等新锐内涵。《我爱手机》中充满后现代意味的红杏出墙之举就散射出这样的女性强光。成熟风情的女记者王惠与老公刘思秋经过七年致命平淡的家庭厮守，婚姻濒临解体，于是，她与情人的缠绵疯狂即带上了个人不甘日常落寞与平淡的能动诉求：而常年出海的船员老吴与美丽时尚的售楼小姐阿倩因两地分居，夫妻情分早已名存实亡。所以她属意刘思秋也是想在新的性对象那里寻求肉体和思想的流通，摆脱日常寡居的“残酷”宿命。作者海诚正是从这里看到了两位丽人走入外遇时刻的激情与主动，以及去诱惑与被诱惑时放射的主体光芒。在此，女人的形体——包括她的眼睛、口唇、胸部、臀部、腿部的大小及形状，皮肤、头发、肌肉的质地，身体各处的苗条程度，连同其形象内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的评介对象，也不再“显得软弱、无用和温顺”，而具有了直面男性，甚至征服男性的生命意味。鲍德里亚就曾给予这种“娇柔的女性气质”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外表柔弱的、‘原始的’、有魅力的、优雅而高贵的女性特质”，实则“绵里藏针，内聚着可逆性、颠覆或摧毁性的力量。”它恰好突破“男女对立的结构及其逻辑，它以女性气质的示弱面目出现，通过游戏(game)的方式来实施诱惑，其诱惑对象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最终，娇柔的女性气质通过游戏来化解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这就是外表娇柔的女性气质拥有策略和力量之所在。”
因之，《我爱手机》中暗藏黠慧、撩拨性欲的女性没有被简单地降至花瓶商品的行列，而是屡屡焕发出游戏男性、困扰男性的引诱力。其中，女性曼妙的身姿与以柔克刚的“计谋”是这一性别诱惑的最好担当者与体现者。如阿倩之于刘思秋。阿倩给编辑刘思秋打电话，表面上是向其倾吐婚姻苦楚，实则是她绽放风情、聊试诱惑的伎俩。当刘思秋回电话时，阿倩轻佻、调皮的语态更是将内心的隐秘袒露无遗。如小说所言，“阿倩眼睛一亮，嘴上却故意道：‘刘思秋?哪个刘思秋?’……阿倩兴奋得转了一个圈，却故意说：‘我认识你吗?’刘思秋尴尬的声音：‘对不起，我……我可能是打错了。’阿倩咯咯笑起来：‘我是逗你的，谁让你拖这么久才和人家打电话?’”而在约会地点，飘然而至的阿倩又乍现了女人清艳端方的养眼形象——“挑染过的长发披散着，秀美的脸。苗条的身段，穿黑色无袖晚装裙。”如此强化个人的妆容服饰，显然带有女人不可告人的蓄谋。而且在约会中，阿倩不但“艺术”地敞亮青春细节，如利用V字形的开领。展现迷人的胸沟：还适时地拉紧诱惑之网。当夜晚二人坐上回家的的士时，她立即善解风情地把头靠在刘思秋的肩上，香艳的身子也随之贴近了对方，这使“刘思秋忽然有了恋爱的感觉”!
然而，美女诱惑并非只是单向度的征服，它也是双向的、互惠的与可逆的。即诱惑是一场满足男女双方欲求的“象征交换”(鲍德里亚语)。进言之，游戏男女只有在金钱与色欲构织的诱惑之网中达成共谋，才能腾空日常规训，自由分享激情狂欢的男女时刻。美女王惠与阿倩即沉溺其问，并在物质和情欲这两个向度之间徘徊游走，演绎着城市非主流文化的泛滥与阴暗灰调的激情……王惠之所以选择情人，“更大的原因还在于她的婚姻生活，已经像冲了多遍的茶水，平淡得不能再平淡。这时候，谁能伸头打破那一潭死水，她就是谁的了。”而高飞是企业家、商业精英，有品位有地位，又“一直在巴结她、宠爱她”，因而做自己的情人很理想。并且她更在乎与情人的性爱质量。“和丈夫做爱时像例行公事，平淡无奇”，“和情人就不一样，他的手一碰到她，她身体就软了。潮了，充满渴望”，“不知不觉就变得肆无忌惮，成了快乐的荡妇!”当然这并不是说王惠拒绝金钱，正像她剖白的那样，“如果高飞是个穷光蛋。她看也不会看他一眼。”而阿倩倒向高飞则是赤裸裸的金钱引诱，是她在情人刘思秋那里获得情欲满足后的一次放荡与坠落，女性的生命光晕在此荡然无存。当高飞开价十万元约阿倩吃饭时，尽管阿倩已有情人，且“从对方眼里读出暧昧和玩亵”。吃惊之余，“还是小声说，‘不。”’但当金钱数字飙升至二十万、三十万时。“阿倩愣住了，仿佛一个遭惊吓的孩子。”当想到三十万的银行卡触手可及时，她甚至激动得手有些发颤……可见，金钱的粗暴介入，使这场早已不再含情脉脉的男女诱惑进一步游离感情、靠向商品，并最终滑向没有方向感与操行感的肉欲交易。
最后。诱惑游戏不能离开神秘的、仪式化的非日常情境。虽然亲密接触是情人幽会 的必修功课，但诱惑主体要实现双赢，就“需要懂得利用方便有利的空间和时间”，以“实现爱的挑逗”。如高飞为博得美人王惠的欢心。会在其生日时送满眼的玫瑰花，之后在点蜡烛，许愿，美食与洋酒等渲染的神秘气氛中将情人抱上床，再耐心地去做让女人动情的前戏……显然，这与不为自己过生日，不送小礼品，做爱像例行公事的老公相比。是一种很让人陶醉的感觉。阿倩与刘思秋做爱后的调情也是如此。阿倩不满意刘思秋用“一个字：很好”来评价二人当晚的婚外行为。调皮地模仿道，“俩字：非常好。”又正色道，“要上升到写文章的高度。”刘思秋只好煽情，“我们是两只被抛弃的小鸟，相互温暖着，度过漫漫长夜。”因此，这种花费手腕和精力的缠绵之恋，无异于日常视域中两性游戏的仪式化与神秘化，它不仅使传统的行为规范、品德标准以及行为约束在此黯然失色，而且将人们推向梦一样的现实，吹向超越日常限度的眩晕与飞翔。正如鲍德里亚所言，“诱惑的这一双向互动的游戏‘开启了一个神秘的、仪式化的循环模式，一种通过自己的规则来游戏的直接的开端。……诱惑是直接可逆性的(reversible)，而这一可逆性是由自己所隐含的挑战和其中被吸收的神秘所构成的。”’特别是在庸碌乏味的日常世界中，这座“把每日劳作这种平庸亵渎的时刻，与牺牲和庆典这类神圣的时刻架构起来”的桥梁，俨然就是让都市男女脱却世智尘劳的“梦想飞地”!然而。神秘与仪式褪色之后呢?
二、诱惑结束：超性别狂欢的空洞能指
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诱惑是一个无限游戏的循环结构，“没有人能阻止诱惑的循环。‘一个人得以诱惑某一个人，其目的是为了诱惑另一个人。但诱惑另一个也是为了取悦于自己。……被诱惑是最好的诱惑方式。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重复(refrain)。”’这是诱惑的文化逻辑，也是诱惑得以病毒般扩散的原动力。可见，紧随无边诱惑、无限狂欢而来的就是生命的重复感、无痛感与单调感。从反对日常结构的角度看，这种金钱诱惑与性欲冲动固然建构了两性关系的新秩序。但它的流动性和游戏性还是最终熄灭了个中蕴涵的自由火焰，正如有学者所言，“女性气质。既不存在诱惑游戏的胜利者，也不存在失败者，所有的仅仅是‘女性气质’的游戏和仪式。”在《我爱手机》中，阿倩以女性的美貌娇柔诱惑了刘思秋，但为了“穿名牌，住别墅，开好车，出国旅游，过上等人的日子”，她又毅然抛弃了在购买力上过于“矜持”的“老抠”情人，钻进了一场更具商品性的男女游戏。于是，这场由阿倩导源的女性欲望游戏“通过示弱的外在表现方式来达到吸引对方，并致对方于死地”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诱惑循环。这种随时进入游戏，随时结束游戏的潜规则，不仅导致了一个又一个被诱者的落水而亡，而且这场游戏“接力”也在锈蚀着每个引诱者的灵魂。如果说阿倩之前委身刘思秋，还带有两个“爱无能”的都市孤儿相濡以沫，寻求情感慰藉的精神属性：那么她此后的移情别恋则是一种下降运动，落向“卖淫和花天酒地，落向大逆不道和亵渎美，落向无可逾越的深渊”。因此，诱惑中并未有真正的赢家，伤害像魔咒一样成为裹紧每个游戏主体的黑色宿命。
由此可见，虽然“娇柔的女性气质”中蕴藏着对女性占有欲与性主动的张扬，但其充其量只是一种构建性别“秀场”的游戏力量，它的循环性与空洞。眭最终通向恶性无解的毁灭与虚无。这是因为纯然的诱惑逻辑只能在文化与人性的真空中存在，人作为社会复杂机体的有机分子，并不能真正挣脱文化与社会的网罗。并且，即便跳过物质、道德等层层壁垒，女性的诱惑逻辑也存在自身的悖谬性，即性爱视域中的两性诱惑无法坚持纯粹的游戏本性。马里奥·佩尔尼奥拉就认为，“性爱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在有些时候，性伴侣即使以秘而不宣的方式，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已经给出了自己，而在其他时候，性伴侣即使以秘而不宣的方式，仍然约束自己……”这就是说，性爱不仅仅是生理与游戏，它还具有类似给予与自律的伦理诉求。然而，女性诱惑则不然，它面向整个世界，既不专注于某一客体，也不会带来新爱。它引来的只是冲动和欲望。像作品中姣好袅娜的阿倩就令老板高飞在演讲时魂不守舍，甚至将《谁动了我的奶酪》误说成《谁动了我的奶子》。所以，恰如有学者所论断的，“冲动和主观欲望根本带不来完美的爱情：事实上，它们有时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正因如此，尽管性爱狂欢没有给生活中那些根深蒂固的、习以为常的、或单调乏味的一切留有一席之地，但在它背后腾空的却是一个道德与人性的“空场”。因而客观地看，诱惑对性别等级模式的突破，对当代男女交往中无性别或超性别图式的倡扬，其建构效度是非常有限的。不过。从女性没有在诱惑过程中被表象化和客体化，美的生动内涵和人的个性色彩也没有被抽空的角度看，女性气质的“亮光”仍不可小觑，它最终为女性识破诱惑迷津，重新找回自我提供了积极的主体资源。在小说最后，我们就看到了女性反诱惑、乃至结束诱惑的一面。这使作品在劝化的层面上呈现出女性自救的伦理色彩。当心性高傲的王惠遭遇情人冷淡。发现自己竟被阿倩这样一个花瓶般的小姑娘淘汰出局，输得连一点点自信都没剩下时，经过痛苦的心灵争斗幡然悔悟，最终走出了诱惑的罪恶阴影。另一新女性阿倩在女性诱惑中更为如鱼得水，利用自己的亭亭玉立与性感迷人，从刘思秋到高飞一路征服过去，可谓春风得意、所向披靡……但阿倩本质上也不是一个为游戏而游戏的女性。她的放得开与逢场作戏也是有颠覆底线的，当她发现能给自己带来高物质、高消费的情人竟是社会上最让人不齿的道德犬儒时，就异常果断地从诱惑之局中抽身而出。将玻璃杯中荡漾的红酒泼向对方的胖脸，以一个潇洒的动作表示了自己的蔑视与唾弃，并为诱惑游戏画上了完美的休止符!
三、结语
《我爱手机》中，王惠与阿倩的越界行为虽是对日常保守生活的“突破”，却没有为自己赢得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在此，女性气质的诱惑游戏丧失了性革命和性解放的进步意味，剩下的只是不分男女性别的游戏的狂欢。而处于文化与社会网罗之中的世俗男女本质上也难以产生真正的游戏认同，这就为诱惑视域中的个体最终弃绝游戏，回归现实留下了心灵退路。王惠与阿倩的诱惑之旅就生动地图解了当代文化境域下已婚美女的“坚挺”与“冒险”，这里虽然隐藏着女性的征服欲和自利性等内在缺陷，但它在推动我们重新审视当代两性格局，深化对女性精神欲求的认识，摈弃支配妇女和男性的陈腐观念，构建女性与世界、与男性交往的新范式等方面，无疑具有“反论”与警醒作用。所以，正因为超性别狂欢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它才会驱使女性去寻觅性别之维中并不空洞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