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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时间，大部分志愿者已经离开，胡清华坚守到现在。他说，三年前，他是理想主义者，在政府与百姓之间，他天然靠向后者。三年后，他发现政府里有正直的工作人员，也有混日子的；村民里有老实的，也有借着地震想占便宜的。如今，他即将离开，他告诉自己：不能按自己的思维去要求别人，但要把自己管好
胡清华坐在马路边接电话，他很干练地和对方约定了时间和地点，背起双肩包急匆匆往宿舍走。“现在重建基本完成，但是收尾的工作啊，总结啊，结算啊，都还得最后做。”他说这些时显得专业而成熟。实际上，他只有25岁，汶川地震后的三年来一直留在映秀做志愿者。
胡清华推开门进屋，客厅里堆着四袋大米、几包紫菜、没刷的饭盒和一堆纸箱。这套不到80平方米的毛坯房位于映秀新城边缘的一座援建楼里。经过五次搬家，胡清华和一位当地的公务员被临时安置在这个两居室中。“算是过了几个月安稳生活。”他点了一根烟笑笑说。两个月之后，他将告别志愿者身份离开映秀。
被热血驱动
把东西放到宿舍之后，胡清华下楼去办公室。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运动服，趿拉着布鞋从一大片鲜花中穿过。“5·12地震三周年”的纪念活动快要开始了。映秀作为重建的样板，到处被布置了鲜花。
簇新到夸张的映秀新城充满各种著名建筑设计院和建筑师的名字，每个建筑前都用中英韩日多国语言标明楼的名称和援建单位。这里有西式建筑、藏式房屋、仿碉楼独栋别墅和四面玻璃墙的菜市场。虽然去年腊月二十八就搬到了这里，但是那些在旧镇子住惯了的居民对这个花团锦簇如世博园一样的地方仍在适应当中。
胡清华熟练地在这片新城里穿梭。三年前这里是废墟，当时他的工作就是面对废墟和那些活下来的人们。
“当时是我爸跟我说的，灾区需要志愿者，你愿不愿意去做？”胡清华喝了口茶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作为四川资阳人，虽然家里受灾比较轻微，但也算感同身受。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胡清华临近毕业。作为北师大珠海分校英语系的学生，他已经为自己联系了一份月薪1400元的工作——在山东一家著名的太阳能热水器公司做销售。“没有技术么，只能做销售员。”胡清华说。但是，当时在他看来，太阳能是自己看好的新能源领域，这让他觉得以后一定有发展空间。而且，他毕业的2008年，大学生找工作已经十分困难。
但是地震发生了。
“父亲和我说了志愿者的事情以后，我说去就去呗。”于是，胡清华拒绝了山东那家公司的职位，转而向学校报名去做志愿者。
客观地讲，大学的这几年中，胡清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翘课、休学做生意、对学生会不满、对党团委之类的部门更是不打交道。但最终，他还是找到了团委，因为这样才能参加“西部志愿者计划”。
这一批志愿者一共32人，专门针对汶川地震对口支援。胡清华被分配到映秀镇。“广东团省委带过来就交给四川团省委，四川团省委再交给下面县团委，然后再往下分。”胡清华说，“其实我（当初）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志愿者是怎么回事也不是很清楚，就觉得想做点事。有点热血吧。”
胡清华到达映秀的时间是2008年7月，地震刚刚发生，还没醒过神儿的当地干部也不清楚这些自称“volunteer”的年轻人能做点什么。于是，胡清华每天就帮忙发放物资和喷洒消毒药水。过了一段时间，当地干部看他还算有能力，又会讲四川话，就派他到映秀镇下面最贫穷的黄家院村做基层工作。
“最主要的事就是和当地村民沟通，让他们安心在原地重建。”胡清华说。黄家院的土地破坏并不严重，把石头搬掉、再修整一下还可以耕种，房屋也能重新修缮。“但是大家还是想往外跑。他们担心如果再地震怎么办。”胡清华说，“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能去哪儿。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没什么技术。”
最初一段时间，志愿者在这样的村子中地位尴尬。有些村民把他当做政府官员，认为他们代言着权力，任何要求和责问都会指向他们，而在政府眼中，这个群体又只是系统编制之外的年轻人。磨合、解释和交流才能逐渐取得信任。“我的沟通能力可能天生比较好。”胡清华笑呵呵地说。在被当地村民逐渐接纳之后，政府也逐渐对胡清华产生信任。他开始掌握财权，更多的纠结却也由此开始。
烫手的重权
“我当时掌管着农房补贴的钱、民房重建的钱、地震对青苗损害的补偿款。我的权限可以决定给谁钱不给谁钱。”胡清华抽了一口烟说，“这实际上是最关键的一个权力。”
村民们开始明白，胡清华不再是一个每天只能向自己介绍政策和安抚人心的年轻大学生，而是一个可以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重要人物。
胡清华查看房屋和青苗受损情况，有村民就会把他拉到一边说，“这一块地你给我记成两块的面积。拿到的钱我分你一半。”
当时，作为志愿者，胡清华分到了一间板房，自己用砖头和木板搭起了床，三餐免费，每个月的所有收入是团委发放的800元补助。那些很难具体监管流向的补偿款似乎足以构成诱惑。
“就只能靠自己抵制。我就想要是捞这个钱，晚上能睡得着吗？”胡清华说，“再说，我家经济条件还可以，也确实不缺它那个钱，还是比较有底气。”
他要向村民解释，自己不能拿那笔钱，也不能为他们多计算补偿面积。相对于一个外来年轻人的耿直，村民们似乎更相信现实长期教给他们的民间逻辑。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表态似乎过于虚伪。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双输”的选择。
“我只能给他们讲我做的是对的，给他们承诺在我的职权范围内，答应你的事一定给你办到。如果做不到，你怎么对我都可以。”胡清华说，“遇到补偿款的那种事，我就对有小算盘的人讲，如果我拿了这笔钱你怎么能相信我就不拿别人的钱呢？那样的话你也是吃亏的。我不拿你的，就能证明我也不拿别人的。”
这样的逻辑和解释更朴实一些，村民们半信半疑地看着胡清华丈量房屋和农田，逐渐发现这个外来的年轻人还算得上做事公平。对于自己无法占便宜也不会吃亏的局面也就认了下来。“还算没发生村民对我扔石头的事吧。”胡清华大笑着说。
当地政府对他的信任也在升级。在灾区已经工作一年的胡清华似乎还没有离开的迹象。“我那时候已经觉得暂时走不了了，重建都刚开始么。”他说。与他同行的志愿者已经有一半人服务到期离开，剩下的大多数人也在之后的一年中陆续离去。而胡清华被选入当地灾后重建办公室。“还是每个月八百块钱，没有户口、编制、合同什么的。但是干的活好像是公务员的那种工作。”他说，“开始接手房屋、公共设施重建的招投标工作了。”
在这之后，胡清华逐渐发现自己曾经的热情开始遭遇冷酷的现实。他的手机经常出现陌生的来电。对方都是希望得到重建工程项目的各种公司，他们希望能与胡清华“结识”。
“这个事情确实困扰了我一段时间。我总觉得这些人应该稍微克制一下，不要那么露骨。我希望整个程序应该更加透明。”胡清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这个社会的良好程度没有达到我预期的那么高。”
胡清华只能尽量拒绝各种想“结识”他的人。但是与之前遇到的村民的小算盘不同，这些强大的资本集团显然有着更大的力量。一些传言也进入了政府官员的耳朵，有时胡清华被描述成一个“不好控制的、不听话的人”。各种压力都向他蔓延过来。
胡清华有些厌倦，2009年10月的一天，他收拾了自己板房里的东西，决定离开。转天一早，一位与他相识的忘年交到住处看望他。“他是当地很正直的一位官员。”胡清华向他抱怨，“有些事情不是我这样的志愿者能做的，我也不想更多地陷入到这些事情里。”这位朋友劝他，“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存在这种问题，投机钻营的人都会去做这些事情，那你不是都要逃吗？”最终，胡清华把东西放回了原处，留了下来。
“搞这个东西（招投标）已经一年多了，也还是比较有心得了。总体上来说，我负责的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干净的。”胡清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钱我没拿过。就去吃过两次饭，还是我认为这个公司是凭实力的、规矩的，值得交往。不能说什么烂单位你都去吃饭。”
25岁的他仰着头算了算说，“这几年过我手的钱有十几个亿。”
到了告别的时候
胡清华现在的宿舍里有冰箱、洗衣机和电视。这些都是他和室友凑钱买的。在灾区，每个月八百块钱的补贴并没有太多花处，他就用这些钱买了些电器。
他的房间里有一张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破旧大班台，上面摆放着资料和书。最上面一本是《史记》。“每天看几页，为了养成个阅读习惯。”他说。
再过两个月，这些东西都将与他告别。胡清华已经决定在2011年7月离开灾区。“我觉得志愿者生活应该告一段落了。房屋的重建都基本结束了，但是人心的重建还需要太长时间。我以后去做什么工作还不知道，先休整一段吧。”他笑笑说。他觉得这几年一直呆在小地方，思维上确实受到些局限，“有些东西需要多吸收一下”。
他的女友还在成都附近的一所学校读书，有时也会问他今后到底去哪里生活，到哪里定居。对于这样的问题，胡清华一概回答“不知道”。在他看来，这并非不负责任，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信任之上。“我觉得这三年那么苦都过来了，以后碰到的都不算多大的困难。去哪里都不会活得太差。”他说。
当初和胡清华一起来灾区的志愿者都已经返回城市。有广东户籍的学生还可以得到广东团省委的推荐。有些考上了公务员，有些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因为胡清华本人户籍仍在老家，所以即使结束志愿者工作也无法得到组织推荐。但在他看来，这三年并非耽误时间，虽然没有一份“正经”工作，也没有存款，但是“对于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是不可替代的经历”。他说，“我的那些找到工作的同学飞黄腾达的也不多么，大多还是在中下层。”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大批志愿者涌入四川。这似乎是第一次让中国意识到民间力量的强大。2008年5月19日，共青团四川省委称，截至当天，登记志愿者已经达到106万人。一个月之后，志愿者人数攀升至150万人。而那些没有进行注册的志愿者数量已经无法统计。
这些志愿者在最初的激情褪去之后，逐渐回归理性，开始重返自己的日常生活。很少一部分人选择留下。除了志愿者，目前留在灾区的还有一些职业化的社工组织。比如台湾的慈济、民间环保事业倡导者廖晓义组织的乐活村，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发起的一个社工项目。与志愿者相比，这些组织有更多的保障，比如香港理工大学的项目会为自己的社工发放每月2000元的薪水。
胡清华有时会和这些一同留下的年轻人聊一聊，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各自做各自的事。他说，这三年来不仅仅帮助映秀开始重建，也让他开始重新认识社会和自己。他在大学时期，是个理想主义的学生。遇到石头与鸡蛋的对立，天生要站在鸡蛋一边。在到灾区之前，在他的脑海里，灾民就是鸡蛋，当地政府就是石头。但三年之后，原本黑白分明的界限逐渐模糊。
“政府里有正直的工作人员，也有混日子的；村民里有老实的，也有借着地震想占便宜的。这几年，我跟政府领导拍过桌子，跟老百姓也拍过桌子。”胡清华笑笑说，“志愿者也一样，有的来这里是因为一腔热血，有的是为了缓冲就业压力。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是理想主义的，有的人是功利的。我不能按我的思维去要求别人，只能把自己管好。”
现在，胡清华每天仍然在忙着重建工程的善后工作，他说，离开灾区之后需要时间对自己这三年也作个总结。在他看来，经商可能是未来的选择之一。作为一个在广东读书的四川人来说，这似乎是最正常的选择。他也知道，一些志愿者日后都成为了公务员。但是他狡黠地眨眨眼睛反问道，“你觉得我适合吗？”★
（实习生栾絮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胡清华坐在马路边接电话，他很干练地和对方约定了时间和地点，背起双肩包急匆匆往宿舍走。“现在重建基本完成，但是收尾的工作啊，总结啊，结算啊，都还得最后做。”他说这些时显得专业而成熟。实际上，他只有25岁，汶川地震后的三年来一直留在映秀做志愿者。
胡清华推开门进屋，客厅里堆着四袋大米、几包紫菜、没刷的饭盒和一堆纸箱。这套不到80平方米的毛坯房位于映秀新城边缘的一座援建楼里。经过五次搬家，胡清华和一位当地的公务员被临时安置在这个两居室中。“算是过了几个月安稳生活。”他点了一根烟笑笑说。两个月之后，他将告别志愿者身份离开映秀。
被热血驱动
把东西放到宿舍之后，胡清华下楼去办公室。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运动服，趿拉着布鞋从一大片鲜花中穿过。“5·12地震三周年”的纪念活动快要开始了。映秀作为重建的样板，到处被布置了鲜花。
簇新到夸张的映秀新城充满各种著名建筑设计院和建筑师的名字，每个建筑前都用中英韩日多国语言标明楼的名称和援建单位。这里有西式建筑、藏式房屋、仿碉楼独栋别墅和四面玻璃墙的菜市场。虽然去年腊月二十八就搬到了这里，但是那些在旧镇子住惯了的居民对这个花团锦簇如世博园一样的地方仍在适应当中。
胡清华熟练地在这片新城里穿梭。三年前这里是废墟，当时他的工作就是面对废墟和那些活下来的人们。
“当时是我爸跟我说的，灾区需要志愿者，你愿不愿意去做？”胡清华喝了口茶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作为四川资阳人，虽然家里受灾比较轻微，但也算感同身受。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胡清华临近毕业。作为北师大珠海分校英语系的学生，他已经为自己联系了一份月薪1400元的工作——在山东一家著名的太阳能热水器公司做销售。“没有技术么，只能做销售员。”胡清华说。但是，当时在他看来，太阳能是自己看好的新能源领域，这让他觉得以后一定有发展空间。而且，他毕业的2008年，大学生找工作已经十分困难。
但是地震发生了。
“父亲和我说了志愿者的事情以后，我说去就去呗。”于是，胡清华拒绝了山东那家公司的职位，转而向学校报名去做志愿者。
客观地讲，大学的这几年中，胡清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翘课、休学做生意、对学生会不满、对党团委之类的部门更是不打交道。但最终，他还是找到了团委，因为这样才能参加“西部志愿者计划”。
这一批志愿者一共32人，专门针对汶川地震对口支援。胡清华被分配到映秀镇。“广东团省委带过来就交给四川团省委，四川团省委再交给下面县团委，然后再往下分。”胡清华说，“其实我（当初）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志愿者是怎么回事也不是很清楚，就觉得想做点事。有点热血吧。”
胡清华到达映秀的时间是2008年7月，地震刚刚发生，还没醒过神儿的当地干部也不清楚这些自称“volunteer”的年轻人能做点什么。于是，胡清华每天就帮忙发放物资和喷洒消毒药水。过了一段时间，当地干部看他还算有能力，又会讲四川话，就派他到映秀镇下面最贫穷的黄家院村做基层工作。
“最主要的事就是和当地村民沟通，让他们安心在原地重建。”胡清华说。黄家院的土地破坏并不严重，把石头搬掉、再修整一下还可以耕种，房屋也能重新修缮。“但是大家还是想往外跑。他们担心如果再地震怎么办。”胡清华说，“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能去哪儿。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没什么技术。”
最初一段时间，志愿者在这样的村子中地位尴尬。有些村民把他当做政府官员，认为他们代言着权力，任何要求和责问都会指向他们，而在政府眼中，这个群体又只是系统编制之外的年轻人。磨合、解释和交流才能逐渐取得信任。“我的沟通能力可能天生比较好。”胡清华笑呵呵地说。在被当地村民逐渐接纳之后，政府也逐渐对胡清华产生信任。他开始掌握财权，更多的纠结却也由此开始。
烫手的重权
“我当时掌管着农房补贴的钱、民房重建的钱、地震对青苗损害的补偿款。我的权限可以决定给谁钱不给谁钱。”胡清华抽了一口烟说，“这实际上是最关键的一个权力。”
村民们开始明白，胡清华不再是一个每天只能向自己介绍政策和安抚人心的年轻大学生，而是一个可以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重要人物。
胡清华查看房屋和青苗受损情况，有村民就会把他拉到一边说，“这一块地你给我记成两块的面积。拿到的钱我分你一半。”
当时，作为志愿者，胡清华分到了一间板房，自己用砖头和木板搭起了床，三餐免费，每个月的所有收入是团委发放的800元补助。那些很难具体监管流向的补偿款似乎足以构成诱惑。
“就只能靠自己抵制。我就想要是捞这个钱，晚上能睡得着吗？”胡清华说，“再说，我家经济条件还可以，也确实不缺它那个钱，还是比较有底气。”
他要向村民解释，自己不能拿那笔钱，也不能为他们多计算补偿面积。相对于一个外来年轻人的耿直，村民们似乎更相信现实长期教给他们的民间逻辑。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表态似乎过于虚伪。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双输”的选择。
“我只能给他们讲我做的是对的，给他们承诺在我的职权范围内，答应你的事一定给你办到。如果做不到，你怎么对我都可以。”胡清华说，“遇到补偿款的那种事，我就对有小算盘的人讲，如果我拿了这笔钱你怎么能相信我就不拿别人的钱呢？那样的话你也是吃亏的。我不拿你的，就能证明我也不拿别人的。”
这样的逻辑和解释更朴实一些，村民们半信半疑地看着胡清华丈量房屋和农田，逐渐发现这个外来的年轻人还算得上做事公平。对于自己无法占便宜也不会吃亏的局面也就认了下来。“还算没发生村民对我扔石头的事吧。”胡清华大笑着说。
当地政府对他的信任也在升级。在灾区已经工作一年的胡清华似乎还没有离开的迹象。“我那时候已经觉得暂时走不了了，重建都刚开始么。”他说。与他同行的志愿者已经有一半人服务到期离开，剩下的大多数人也在之后的一年中陆续离去。而胡清华被选入当地灾后重建办公室。“还是每个月八百块钱，没有户口、编制、合同什么的。但是干的活好像是公务员的那种工作。”他说，“开始接手房屋、公共设施重建的招投标工作了。”
在这之后，胡清华逐渐发现自己曾经的热情开始遭遇冷酷的现实。他的手机经常出现陌生的来电。对方都是希望得到重建工程项目的各种公司，他们希望能与胡清华“结识”。
“这个事情确实困扰了我一段时间。我总觉得这些人应该稍微克制一下，不要那么露骨。我希望整个程序应该更加透明。”胡清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这个社会的良好程度没有达到我预期的那么高。”
胡清华只能尽量拒绝各种想“结识”他的人。但是与之前遇到的村民的小算盘不同，这些强大的资本集团显然有着更大的力量。一些传言也进入了政府官员的耳朵，有时胡清华被描述成一个“不好控制的、不听话的人”。各种压力都向他蔓延过来。
胡清华有些厌倦，2009年10月的一天，他收拾了自己板房里的东西，决定离开。转天一早，一位与他相识的忘年交到住处看望他。“他是当地很正直的一位官员。”胡清华向他抱怨，“有些事情不是我这样的志愿者能做的，我也不想更多地陷入到这些事情里。”这位朋友劝他，“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存在这种问题，投机钻营的人都会去做这些事情，那你不是都要逃吗？”最终，胡清华把东西放回了原处，留了下来。
“搞这个东西（招投标）已经一年多了，也还是比较有心得了。总体上来说，我负责的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干净的。”胡清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钱我没拿过。就去吃过两次饭，还是我认为这个公司是凭实力的、规矩的，值得交往。不能说什么烂单位你都去吃饭。”
25岁的他仰着头算了算说，“这几年过我手的钱有十几个亿。”
到了告别的时候
胡清华现在的宿舍里有冰箱、洗衣机和电视。这些都是他和室友凑钱买的。在灾区，每个月八百块钱的补贴并没有太多花处，他就用这些钱买了些电器。
他的房间里有一张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破旧大班台，上面摆放着资料和书。最上面一本是《史记》。“每天看几页，为了养成个阅读习惯。”他说。
再过两个月，这些东西都将与他告别。胡清华已经决定在2011年7月离开灾区。“我觉得志愿者生活应该告一段落了。房屋的重建都基本结束了，但是人心的重建还需要太长时间。我以后去做什么工作还不知道，先休整一段吧。”他笑笑说。他觉得这几年一直呆在小地方，思维上确实受到些局限，“有些东西需要多吸收一下”。
他的女友还在成都附近的一所学校读书，有时也会问他今后到底去哪里生活，到哪里定居。对于这样的问题，胡清华一概回答“不知道”。在他看来，这并非不负责任，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信任之上。“我觉得这三年那么苦都过来了，以后碰到的都不算多大的困难。去哪里都不会活得太差。”他说。
当初和胡清华一起来灾区的志愿者都已经返回城市。有广东户籍的学生还可以得到广东团省委的推荐。有些考上了公务员，有些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因为胡清华本人户籍仍在老家，所以即使结束志愿者工作也无法得到组织推荐。但在他看来，这三年并非耽误时间，虽然没有一份“正经”工作，也没有存款，但是“对于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是不可替代的经历”。他说，“我的那些找到工作的同学飞黄腾达的也不多么，大多还是在中下层。”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大批志愿者涌入四川。这似乎是第一次让中国意识到民间力量的强大。2008年5月19日，共青团四川省委称，截至当天，登记志愿者已经达到106万人。一个月之后，志愿者人数攀升至150万人。而那些没有进行注册的志愿者数量已经无法统计。
这些志愿者在最初的激情褪去之后，逐渐回归理性，开始重返自己的日常生活。很少一部分人选择留下。除了志愿者，目前留在灾区的还有一些职业化的社工组织。比如台湾的慈济、民间环保事业倡导者廖晓义组织的乐活村，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发起的一个社工项目。与志愿者相比，这些组织有更多的保障，比如香港理工大学的项目会为自己的社工发放每月2000元的薪水。
胡清华有时会和这些一同留下的年轻人聊一聊，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各自做各自的事。他说，这三年来不仅仅帮助映秀开始重建，也让他开始重新认识社会和自己。他在大学时期，是个理想主义的学生。遇到石头与鸡蛋的对立，天生要站在鸡蛋一边。在到灾区之前，在他的脑海里，灾民就是鸡蛋，当地政府就是石头。但三年之后，原本黑白分明的界限逐渐模糊。
“政府里有正直的工作人员，也有混日子的；村民里有老实的，也有借着地震想占便宜的。这几年，我跟政府领导拍过桌子，跟老百姓也拍过桌子。”胡清华笑笑说，“志愿者也一样，有的来这里是因为一腔热血，有的是为了缓冲就业压力。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是理想主义的，有的人是功利的。我不能按我的思维去要求别人，只能把自己管好。”
现在，胡清华每天仍然在忙着重建工程的善后工作，他说，离开灾区之后需要时间对自己这三年也作个总结。在他看来，经商可能是未来的选择之一。作为一个在广东读书的四川人来说，这似乎是最正常的选择。他也知道，一些志愿者日后都成为了公务员。但是他狡黠地眨眨眼睛反问道，“你觉得我适合吗？”★
（实习生栾絮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