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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商资归农”活动处于两难境地与当时的多种环境风险因素密切相关。其一，自然环境方面，自然灾害不仅导致借款人信用风险加大，且间接增加了社会环境风险；其二，社会环境方面，战争不仅直接造成生命财产损失，而且间接影响到农村与银行——政府为筹集军费加征田赋、发行公债，一方面农民负担因之加重，另一方面银行因政府债信危机而难免受损；其三，制度环境方面，无效的土地产权制度及关税制度继续存在，合作社制度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直接保障并监督商资的有效制度供给滞后，农村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其产生严重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