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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永利化学公司、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实业家范旭东于1914～1922年先后创办的，统称“永、久、黄”。久大的精盐生产结束了中国人几千年食用粗盐的历史，永利的“红三角”牌纯碱更获得国际金奖的荣誉，黄海社则从技术上支持了久大、永利的生产事业，它们共同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开辟了新局面。而取得这些成就的重要前提则有赖于企业精神——“四大信条”对职工素质的凝聚和培育。
关键词：“永、久、黄”团体；职业素质；范旭东；人才观；四大信条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5-0177-04
“永、久、黄”团体，是天津永利制碱公司、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三个单位组成的企业和科研团体，创办人是著名实业家范旭东（1883～1945），其后加盟共同创业的有著名科学家侯德榜（1890～1974）、企业家李烛尘（1882～1968）以及科学家孙学悟（1888～1951）等，他们都生于封建王朝岌岌可危的清末，个个怀有救国、强国志向。毛泽东在总结近代中国历史时曾经指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而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范旭东1901年东渡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专业，侯德榜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工程博士学位，李烛尘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称工业大学），专攻电气化学，孙学悟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他们都是留学外国而寻求救国、强国之道的“求进步的中国人”，也全都是早年的爱国“海归”、知识精英。
范旭东1912年回国不久，奉财政部派遣赴欧洲考察盐业，准备在国内建立精盐制造厂，后因财政部人事变动，精盐厂计划流产。范旭东由此萌发了自己创办精盐公司的念头，遂与盐务署顾问、《盐政杂志》主编景本白（学钤）等人于1914年共同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注册资本5万元，以“海王星”为商标，工厂设在天津塘沽，管理机构设在天津市区。由于产品符合市场需要，经营得法，多次增资，扩大生产。据统计，1934年久大的精盐生产运销量达28万余担，占全国精盐运销总量的40%以上。久大就是在这块原本荒芜的不毛之地，成功地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精盐制造公司。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长期仰赖进口的纯碱来源中断，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囤积居奇，造成碱价暴涨，民众生计大受影响。1917年，范旭东邀集同道，成功试制出纯碱，随即着手在塘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制碱厂。1920年以“永利制碱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银洋40万元，并获特许所需之工业用盐免税30年优惠。从建厂到1926年“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历尽曲折艰辛，终于为祖国赢得荣誉。而侯德榜博士创造的“侯氏制碱法”声名远扬，更是功不可没。
注重科学的范旭东，于1922年在久大精盐公司化验室的基础上，又创建了国内第一个私人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取名“黄海”，是因机构地处沿海，资源无限的海洋是他们研究、开发的对象。研究社聘请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孙学悟主持社务，并开始招揽人才，购置图书、仪器，陆续建立了化工原理、应用化学、发酵化学、海洋化学等研究部门，其科研成果不但为久大、永利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为公司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技术人才，也为社会其他方面相关化学工业的需要做出了贡献。
此后，又于1936年在南京建成了永利硫酸铔厂，生产出自己的硫酸铵产品，从而揭开了我国化肥制造工业新的一页。
“永、久、黄”团体为“互通消息，联络感情”，于1928年创办了《海王》旬刊，它既是团体的喉舌，也是传播知识、研讨学术、团结职工的舆论阵地。这样，“永、久、黄”就形成了近代中国唯一的私营化学工业团体，不但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奠定了基础，打开了盐、碱、酸生产的新局面，也成为培养中国化学工业人才的摇篮。其间，范旭东经历了旧盐商造谣打压，纠缠诉讼，军阀绑架勒索敲诈，国民党官僚刁难、挟持的种种劫难。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相继沦陷，“永、久、黄”遭毁灭性打击，为保全民族工业，决定全部西迁入川，选址重建。1945年“8.15”日寇战败投降，“永、久、黄”再度返回天津塘沽，重新恢复生产，个中曲折艰难，非同一般。
确立职业素质目标
自1914年久大精盐公司创办到“永、久、黄”团体形成，范旭东团结全体同仁艰苦奋斗，取得了不凡的成就。科学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精神意识又反过来影响物质存在，世间一切事物都离不开这一法则。范旭东等实业家、科学家最初选择创业，就是本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从衰败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投身化工事业的建设。而其后创业的成功，则是在他们所信奉的理念精神的指导下所获得的。为总结、丰富、提升团体的理念精神，需要寻求一种更为明确的“团体”的职业素质目标，以便推动“永、久、黄”事业更好地发展。
当1933年久大精盐公司成立20周年之际，《海王》有文章回顾说：公司之创办“惟期改良盐质，以振起国民之新事业，亦即所以富国而便民用”。其后，永利制碱成功，“纯碱产量大增，销路推广，其输出日本者亦不下万吨，创中国化学工业史上未有之先例”。黄海社作为私营科研机构，一种不求名利，只求奉献，潜心学术研究的风气更是自不待言。正是黄海社社长孙学悟，于1933年提出了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工厂事业的性质“与其仅只视为生产的，谋利的，毋宁当作一种学校看”，在工厂里学习，进行生产试验，锻炼人才，“无处不是要训练我们做现代的新国民，无处不昭示我们是这社会大学的先锋队”。这就意味着需要创建一种企业文化的全新理念。
1934年，团体领导人自觉地意识到建立“团体信条”，也就是职业素质目标的重要与必要，于是通过《海王》旬刊发起了“征集”活动，并成立了专门的“征集委员会”，指出“每个团体都有一个目标，凡属团体内各个分子，都努力以赴之；有组织，有计划，有信条，意志统一，步武整齐，一心一德，不顾一切往前迈进，……其事业乃得以成功”。随后，出现了热烈研讨的局面，大家各抒己见，建言献策，8条、10条、12条、14条……，不同的见解畅所欲言，活动长达两个月。 最后，至1934年9月，在《海王》旬刊公布了范旭东总结提炼的“四大信条”，即：“（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的发展实业；（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其内在逻辑是：“相信科学”是根本指导思想和前提；“发展实业”是强国富民的手段；“服务社会”是最终目的；而“牺牲个人顾全团体”则是必要条件。“四大信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永、久、黄”团体构想的职业素质目标由此确立了起来。自然，“四大信条”不是突然形成的，可以说从1914年久大初创时起，“四大信条”的不同要素便已存在，此时只是在实践后的升华。
“四大信条”在《海王》旬刊的每一期都以醒目的字体刊登，至1949年9月20日停刊，长达15年之久，它如滴滴春雨，起到了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作用。“四大信条”不但是“永、久、黄”全体职工的行为准则，更是其团体前进发展的共同目标和不竭动力。
培育职工职业素质的举措
范旭东认为：“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事在人为”，“凡事待人而兴”，这是他创业、兴业的一贯认识和实践的结论。范旭东不但广揽人才，特别是高层专家，同时又注重对不同人才的培养训练。在人才培养中，从实际出发，根据需要，分门别类，既着力于生产一线操作者的基础教育，又着力于以半工半读形式培育中层技术骨干，更不惜代价选送优秀技术人员出国深造，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储备人才。
提升职工的职业素质，文化教育是基础。中国长期以来是农耕社会，近代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和部分城市贫民，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在旧中国经常处于食不果腹的悲惨境地，根本没有条件进学校读书接受教育。而近代大工业生产需要的是有文化、懂技术的操作者，这一矛盾在当时国家贫弱的社会环境下，只能由需求劳动力的工厂方面解决。
1921年3月，在富有远见的范旭东倡议和多位厂领导与职员的支持下，成立了工人“夜读班”（后改为“工读班”），利用工余，每晚为工人授课。第一期报名者八十余人，按识字程度分甲、乙两级，聘请厂内工程技术人员义务教授，成效良好。
为使工人教育制度化，1921年7月，在《久大精盐工厂管理规则》中规定：“本厂为增进工人知能幸福起见，特联合永利工厂共设工读班，三年毕业，凡本厂工人有志求学者，均得报名入学。”同时又规定“本厂艺徒，均须入工读班读书，不得规避”，就是说对艺徒入读是带有强制性的，逃课甚至要加以惩罚（后已取消）。至于学习、书籍、文具等均不收取费用，完全是义务教育性质的。
1922年1月“工读班”扩充为甲、乙、丙、丁4个学级，学生增至145人。至1925年更扩充到8个学级，学生达420人。于是补充教员，配备专业教师，增设学科、课时，逐步与正规的国民教育接轨。求知上进乃是人的本能之一，《海王》旬刊曾有报道：工读班“虽在严寒中，学生竟鲜有缺课者，可见工友努力之精神及求知之殷切，殊堪钦佩”。
为进一步规范久大、永利两厂职工教育，1927年12月，范旭东又亲自函告两厂称：“教育事宜关系国家前途至钜，现为塘沽本工厂谋教育发达起见，组织教育委员会，特派傅冰芝、沈舜卿、李烛尘、欧阳谷贻四君为委员，办理明星小学校（子弟小学）及工读班一切事务……”。这充分表明范旭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1927年以后，久大、永利两厂的职工教育进一步规范化。工读班改用中华教育促进会编定的《市民千字课本》，该课本从市民已是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出发，按照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公民经济、公民卫生几个部分编定。高级班则增加公民法制、公民道德、应用尺牍等新学科。已经成立的工厂教育委员会还根据工人的特点，添设科学常识课，并创办演讲会，培养工人的演说能力。
工读班每年进行学期考核，对学习成绩优秀的前三名工友颁发一定的奖金，以示鼓励。
当年久大、永利两厂地处偏僻，国家教育又不发达，当地没有国办学校，两厂职工子弟的教育便成了问题。为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更是为社会分担儿童教育的任务，1925年8月，创办了职工子弟小学，以两厂创办人范旭东“旭东照明星”之意，定名为“明星小学校”。至1926年，全校6个年级已有学生一百九十多人。不久，呈报塘沽所属河北省宁河县教育局转呈省教育厅立案，从而与国民小学教育接轨，纳入了政府举办的小学教育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上还是依靠两厂，具有久大、永利的特色。如学校根据“四大信条”制定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即：“（一）启发民族的意识；（二）培养团体的意识；（三）锻炼健康的身体；（四）养成劳动的习惯；（五）建立科学的基础；（六）训练前进的思想；（七）增进艺术的兴趣；（八）发展创造的能力”。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停办。永利公司西迁入川后，于1940年1月在四川省犍为县重建了明星完全小学（久大入川后去了自贡）。
1932年，永利碱厂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举办了一个高层次的艺徒班（后称工艺班），目的是以知识激发艺徒的才智，造就一批有头脑、有经验、有技术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通过考试，录取了33名艺徒。据史料记载，考试的一些细节很有特色，如考试项目分“身体测验”、“知识测验”两种，前者包括“举重及身高”；后者包括“写字、笔算及诵读”。口试不但要“详细的采询”其“以往经历和未来志愿”，更“注意他是否具有坚强不拔的决心”，十分严格。课程设置包括英文、算数、物理、机械工作法、制图、常识（含简浅的政治学、经济学、工厂管理学、园艺学以及修身处事之道）等6门。教学以半工半读形式进行，日间工作、实习，工余上课。课前用10分钟讲解时局形势，灌输爱国思想。其时，正是日寇侵华逐步扩张之际，艺徒班在一年后不得不停办。至1934年8月，又重新举办“特种艺徒班”，从冀、鲁、湘、浙等省选拔初中毕业以上学历的二十余人，以及本厂考取的插班生5名共三十余人组成。仍采取半工半读形式，白天分别到铁工房、翻砂厂、模样房、电工房工作实习，晚间上课，全天共11个小时学习训练，为期三年。在此期间，还组织他们到唐山、北平、保定、青岛、太原等地参观、学习，增长见识。 据曾在1934年入“艺徒班”学习、后移居海外的张荣善回忆，他是在不满16岁时经考试被录取的，实行半工半读，学习期限为三年。这个班共有三十多人，每个艺徒跟随一位老师傅学习，从杂工做起，再慢慢学习技术方面的工艺，晚间有3小时的课。有一年全班去山西太原参观了十几个工厂。他认为，“艺徒班”的学习效果“不比一般大专学校差”。学习期满还没有正式分配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几经辗转去了四川犍为县永利川厂，被派到翻砂厂做技术员。1941年离开永利，考入内迁的武汉大学，毕业时正好日寇投降，张荣善进了永利南京硫酸铔厂。据他所知，当年“艺徒班”的许多人都成了重要部门的工程师，其中成绩突出的优秀者成为总工程师的也不乏其人。
培育拔尖人才出国深造，也是“永、久、黄”团体注重人才培育的举措之一。有史料显示，仅在1938～1948年的10年里，永利派出留学（含考取公费留美的）、进修和工作的就有二三十人之多。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被范旭东视为“事业的神经中枢”，更是格外看重培养新生力量。据不完全统计，黄海社在经济条件不充裕的情况下，派遣青年研究员往国外留学的也有10人。他们后来都成为“永、久、黄”团体的骨干中坚力量。
史料显示，至1935年，“永、久、黄”团体兴办的教育单位就有8个，即明星小学校、永利艺徒班、怀瑛幼稚园、工读班、外国文补习班、妇女补习班、联舍儿童补习班、成人义务教育学校。企业办学具有这样的规模，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
十分遗憾的是，1945年日寇战败投降不久，积劳成疾的范旭东不幸因病辞世，其后“永、久、黄”团体的事业主要由李烛尘、侯德榜主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视察永利时曾说：“永利是一个技术篓子”。可以理解，这其中包含了对“永、久、黄”团体开展职业教育的肯定。
“永、久、黄”团体经过公私合营、合并、调整，虽机构几经变动，但它们对职工教育、培训的传统则薪火相传，一直继承延续了下来。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8-1359页
②《范旭东企业集团历史资料汇编——久大精盐公司专辑（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7、283-284、287、297-312、67页
③《钩沉——‘永久黄’团体历史珍贵资料选编》，天津碱厂2009年出版，第343、412、414、415-417、418-419、418页
④《化工先导范旭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31-134、138-139、153-154、146页
（责任编辑：王恒）
关键词：“永、久、黄”团体；职业素质；范旭东；人才观；四大信条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5-0177-04
“永、久、黄”团体，是天津永利制碱公司、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三个单位组成的企业和科研团体，创办人是著名实业家范旭东（1883～1945），其后加盟共同创业的有著名科学家侯德榜（1890～1974）、企业家李烛尘（1882～1968）以及科学家孙学悟（1888～1951）等，他们都生于封建王朝岌岌可危的清末，个个怀有救国、强国志向。毛泽东在总结近代中国历史时曾经指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而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范旭东1901年东渡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专业，侯德榜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工程博士学位，李烛尘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称工业大学），专攻电气化学，孙学悟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他们都是留学外国而寻求救国、强国之道的“求进步的中国人”，也全都是早年的爱国“海归”、知识精英。
范旭东1912年回国不久，奉财政部派遣赴欧洲考察盐业，准备在国内建立精盐制造厂，后因财政部人事变动，精盐厂计划流产。范旭东由此萌发了自己创办精盐公司的念头，遂与盐务署顾问、《盐政杂志》主编景本白（学钤）等人于1914年共同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注册资本5万元，以“海王星”为商标，工厂设在天津塘沽，管理机构设在天津市区。由于产品符合市场需要，经营得法，多次增资，扩大生产。据统计，1934年久大的精盐生产运销量达28万余担，占全国精盐运销总量的40%以上。久大就是在这块原本荒芜的不毛之地，成功地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精盐制造公司。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长期仰赖进口的纯碱来源中断，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囤积居奇，造成碱价暴涨，民众生计大受影响。1917年，范旭东邀集同道，成功试制出纯碱，随即着手在塘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制碱厂。1920年以“永利制碱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银洋40万元，并获特许所需之工业用盐免税30年优惠。从建厂到1926年“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历尽曲折艰辛，终于为祖国赢得荣誉。而侯德榜博士创造的“侯氏制碱法”声名远扬，更是功不可没。
注重科学的范旭东，于1922年在久大精盐公司化验室的基础上，又创建了国内第一个私人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取名“黄海”，是因机构地处沿海，资源无限的海洋是他们研究、开发的对象。研究社聘请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孙学悟主持社务，并开始招揽人才，购置图书、仪器，陆续建立了化工原理、应用化学、发酵化学、海洋化学等研究部门，其科研成果不但为久大、永利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为公司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技术人才，也为社会其他方面相关化学工业的需要做出了贡献。
此后，又于1936年在南京建成了永利硫酸铔厂，生产出自己的硫酸铵产品，从而揭开了我国化肥制造工业新的一页。
“永、久、黄”团体为“互通消息，联络感情”，于1928年创办了《海王》旬刊，它既是团体的喉舌，也是传播知识、研讨学术、团结职工的舆论阵地。这样，“永、久、黄”就形成了近代中国唯一的私营化学工业团体，不但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奠定了基础，打开了盐、碱、酸生产的新局面，也成为培养中国化学工业人才的摇篮。其间，范旭东经历了旧盐商造谣打压，纠缠诉讼，军阀绑架勒索敲诈，国民党官僚刁难、挟持的种种劫难。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相继沦陷，“永、久、黄”遭毁灭性打击，为保全民族工业，决定全部西迁入川，选址重建。1945年“8.15”日寇战败投降，“永、久、黄”再度返回天津塘沽，重新恢复生产，个中曲折艰难，非同一般。
确立职业素质目标
自1914年久大精盐公司创办到“永、久、黄”团体形成，范旭东团结全体同仁艰苦奋斗，取得了不凡的成就。科学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精神意识又反过来影响物质存在，世间一切事物都离不开这一法则。范旭东等实业家、科学家最初选择创业，就是本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从衰败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投身化工事业的建设。而其后创业的成功，则是在他们所信奉的理念精神的指导下所获得的。为总结、丰富、提升团体的理念精神，需要寻求一种更为明确的“团体”的职业素质目标，以便推动“永、久、黄”事业更好地发展。
当1933年久大精盐公司成立20周年之际，《海王》有文章回顾说：公司之创办“惟期改良盐质，以振起国民之新事业，亦即所以富国而便民用”。其后，永利制碱成功，“纯碱产量大增，销路推广，其输出日本者亦不下万吨，创中国化学工业史上未有之先例”。黄海社作为私营科研机构，一种不求名利，只求奉献，潜心学术研究的风气更是自不待言。正是黄海社社长孙学悟，于1933年提出了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工厂事业的性质“与其仅只视为生产的，谋利的，毋宁当作一种学校看”，在工厂里学习，进行生产试验，锻炼人才，“无处不是要训练我们做现代的新国民，无处不昭示我们是这社会大学的先锋队”。这就意味着需要创建一种企业文化的全新理念。
1934年，团体领导人自觉地意识到建立“团体信条”，也就是职业素质目标的重要与必要，于是通过《海王》旬刊发起了“征集”活动，并成立了专门的“征集委员会”，指出“每个团体都有一个目标，凡属团体内各个分子，都努力以赴之；有组织，有计划，有信条，意志统一，步武整齐，一心一德，不顾一切往前迈进，……其事业乃得以成功”。随后，出现了热烈研讨的局面，大家各抒己见，建言献策，8条、10条、12条、14条……，不同的见解畅所欲言，活动长达两个月。 最后，至1934年9月，在《海王》旬刊公布了范旭东总结提炼的“四大信条”，即：“（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的发展实业；（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其内在逻辑是：“相信科学”是根本指导思想和前提；“发展实业”是强国富民的手段；“服务社会”是最终目的；而“牺牲个人顾全团体”则是必要条件。“四大信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永、久、黄”团体构想的职业素质目标由此确立了起来。自然，“四大信条”不是突然形成的，可以说从1914年久大初创时起，“四大信条”的不同要素便已存在，此时只是在实践后的升华。
“四大信条”在《海王》旬刊的每一期都以醒目的字体刊登，至1949年9月20日停刊，长达15年之久，它如滴滴春雨，起到了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作用。“四大信条”不但是“永、久、黄”全体职工的行为准则，更是其团体前进发展的共同目标和不竭动力。
培育职工职业素质的举措
范旭东认为：“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事在人为”，“凡事待人而兴”，这是他创业、兴业的一贯认识和实践的结论。范旭东不但广揽人才，特别是高层专家，同时又注重对不同人才的培养训练。在人才培养中，从实际出发，根据需要，分门别类，既着力于生产一线操作者的基础教育，又着力于以半工半读形式培育中层技术骨干，更不惜代价选送优秀技术人员出国深造，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储备人才。
提升职工的职业素质，文化教育是基础。中国长期以来是农耕社会，近代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和部分城市贫民，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在旧中国经常处于食不果腹的悲惨境地，根本没有条件进学校读书接受教育。而近代大工业生产需要的是有文化、懂技术的操作者，这一矛盾在当时国家贫弱的社会环境下，只能由需求劳动力的工厂方面解决。
1921年3月，在富有远见的范旭东倡议和多位厂领导与职员的支持下，成立了工人“夜读班”（后改为“工读班”），利用工余，每晚为工人授课。第一期报名者八十余人，按识字程度分甲、乙两级，聘请厂内工程技术人员义务教授，成效良好。
为使工人教育制度化，1921年7月，在《久大精盐工厂管理规则》中规定：“本厂为增进工人知能幸福起见，特联合永利工厂共设工读班，三年毕业，凡本厂工人有志求学者，均得报名入学。”同时又规定“本厂艺徒，均须入工读班读书，不得规避”，就是说对艺徒入读是带有强制性的，逃课甚至要加以惩罚（后已取消）。至于学习、书籍、文具等均不收取费用，完全是义务教育性质的。
1922年1月“工读班”扩充为甲、乙、丙、丁4个学级，学生增至145人。至1925年更扩充到8个学级，学生达420人。于是补充教员，配备专业教师，增设学科、课时，逐步与正规的国民教育接轨。求知上进乃是人的本能之一，《海王》旬刊曾有报道：工读班“虽在严寒中，学生竟鲜有缺课者，可见工友努力之精神及求知之殷切，殊堪钦佩”。
为进一步规范久大、永利两厂职工教育，1927年12月，范旭东又亲自函告两厂称：“教育事宜关系国家前途至钜，现为塘沽本工厂谋教育发达起见，组织教育委员会，特派傅冰芝、沈舜卿、李烛尘、欧阳谷贻四君为委员，办理明星小学校（子弟小学）及工读班一切事务……”。这充分表明范旭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1927年以后，久大、永利两厂的职工教育进一步规范化。工读班改用中华教育促进会编定的《市民千字课本》，该课本从市民已是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出发，按照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公民经济、公民卫生几个部分编定。高级班则增加公民法制、公民道德、应用尺牍等新学科。已经成立的工厂教育委员会还根据工人的特点，添设科学常识课，并创办演讲会，培养工人的演说能力。
工读班每年进行学期考核，对学习成绩优秀的前三名工友颁发一定的奖金，以示鼓励。
当年久大、永利两厂地处偏僻，国家教育又不发达，当地没有国办学校，两厂职工子弟的教育便成了问题。为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更是为社会分担儿童教育的任务，1925年8月，创办了职工子弟小学，以两厂创办人范旭东“旭东照明星”之意，定名为“明星小学校”。至1926年，全校6个年级已有学生一百九十多人。不久，呈报塘沽所属河北省宁河县教育局转呈省教育厅立案，从而与国民小学教育接轨，纳入了政府举办的小学教育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上还是依靠两厂，具有久大、永利的特色。如学校根据“四大信条”制定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即：“（一）启发民族的意识；（二）培养团体的意识；（三）锻炼健康的身体；（四）养成劳动的习惯；（五）建立科学的基础；（六）训练前进的思想；（七）增进艺术的兴趣；（八）发展创造的能力”。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停办。永利公司西迁入川后，于1940年1月在四川省犍为县重建了明星完全小学（久大入川后去了自贡）。
1932年，永利碱厂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举办了一个高层次的艺徒班（后称工艺班），目的是以知识激发艺徒的才智，造就一批有头脑、有经验、有技术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通过考试，录取了33名艺徒。据史料记载，考试的一些细节很有特色，如考试项目分“身体测验”、“知识测验”两种，前者包括“举重及身高”；后者包括“写字、笔算及诵读”。口试不但要“详细的采询”其“以往经历和未来志愿”，更“注意他是否具有坚强不拔的决心”，十分严格。课程设置包括英文、算数、物理、机械工作法、制图、常识（含简浅的政治学、经济学、工厂管理学、园艺学以及修身处事之道）等6门。教学以半工半读形式进行，日间工作、实习，工余上课。课前用10分钟讲解时局形势，灌输爱国思想。其时，正是日寇侵华逐步扩张之际，艺徒班在一年后不得不停办。至1934年8月，又重新举办“特种艺徒班”，从冀、鲁、湘、浙等省选拔初中毕业以上学历的二十余人，以及本厂考取的插班生5名共三十余人组成。仍采取半工半读形式，白天分别到铁工房、翻砂厂、模样房、电工房工作实习，晚间上课，全天共11个小时学习训练，为期三年。在此期间，还组织他们到唐山、北平、保定、青岛、太原等地参观、学习，增长见识。 据曾在1934年入“艺徒班”学习、后移居海外的张荣善回忆，他是在不满16岁时经考试被录取的，实行半工半读，学习期限为三年。这个班共有三十多人，每个艺徒跟随一位老师傅学习，从杂工做起，再慢慢学习技术方面的工艺，晚间有3小时的课。有一年全班去山西太原参观了十几个工厂。他认为，“艺徒班”的学习效果“不比一般大专学校差”。学习期满还没有正式分配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几经辗转去了四川犍为县永利川厂，被派到翻砂厂做技术员。1941年离开永利，考入内迁的武汉大学，毕业时正好日寇投降，张荣善进了永利南京硫酸铔厂。据他所知，当年“艺徒班”的许多人都成了重要部门的工程师，其中成绩突出的优秀者成为总工程师的也不乏其人。
培育拔尖人才出国深造，也是“永、久、黄”团体注重人才培育的举措之一。有史料显示，仅在1938～1948年的10年里，永利派出留学（含考取公费留美的）、进修和工作的就有二三十人之多。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被范旭东视为“事业的神经中枢”，更是格外看重培养新生力量。据不完全统计，黄海社在经济条件不充裕的情况下，派遣青年研究员往国外留学的也有10人。他们后来都成为“永、久、黄”团体的骨干中坚力量。
史料显示，至1935年，“永、久、黄”团体兴办的教育单位就有8个，即明星小学校、永利艺徒班、怀瑛幼稚园、工读班、外国文补习班、妇女补习班、联舍儿童补习班、成人义务教育学校。企业办学具有这样的规模，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
十分遗憾的是，1945年日寇战败投降不久，积劳成疾的范旭东不幸因病辞世，其后“永、久、黄”团体的事业主要由李烛尘、侯德榜主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视察永利时曾说：“永利是一个技术篓子”。可以理解，这其中包含了对“永、久、黄”团体开展职业教育的肯定。
“永、久、黄”团体经过公私合营、合并、调整，虽机构几经变动，但它们对职工教育、培训的传统则薪火相传，一直继承延续了下来。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8-1359页
②《范旭东企业集团历史资料汇编——久大精盐公司专辑（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7、283-284、287、297-312、67页
③《钩沉——‘永久黄’团体历史珍贵资料选编》，天津碱厂2009年出版，第343、412、414、415-417、418-419、418页
④《化工先导范旭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31-134、138-139、153-154、146页
（责任编辑：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