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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不离手的烟斗，还是全天候不间断播放的新旧唱片，抑或从喇叭到直筒从未放弃喜爱的牛仔裤，都十分西化，张波承认自己“特别西化，不相信中医，而像宗教信仰那样相信科学”。他说，“我一辈子反对板寸，觉得它很硬、很粗鲁。它让我想起军营。我不是那种性格。”长发对张波来说，也许意味着自由高于一切。
一款刻意的邋遢
和很多成长在70、80年代的青年一样，开封人张波是听着邓丽君的卡带，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比如《巴士奇遇结良缘》，他说，“70年代很多香港电影都是讲普通话的。”
开封虽然地处中原，但内地在当时相对封闭，而张波彼时正值青春期。“1981年，考大学那年，我恰巧在《黄金时代》的封底看到了一张‘广州青年’的照片，都是长发穿喇叭裤的小青年，那是作为反面教材被登出来的，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堕落’形象，但我却觉得他们的感觉很叛逆，很艺术。”这张照片，令他在中央戏剧学院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的时候，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选择要到广州美术学院来。原以为，“这个地方最开放了”，然而大学校园却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新鲜、前卫、激进、接近西方，甚至与这些词儿压根儿就沾不上边，如今他评价说，“大学校园很左”。为此，艺术至上的同学们开始追求那种刻意的“邋遢”。
上学第一年，张波就开始留头发了，后来胡子长出来了，头发长到可以扎辫子的状态，学校就开了个大会，对长发的这三个同学来了个“通报警告”。“院长郭绍刚找到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让我剪发去。我搪塞说我没钱，他就掏出来5块钱，让我去剪头。”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大概是40-80元之间，而发廊里洗头一次大概需要1块多，也算“奢侈”。5块钱不算太小的数目，它后来被张波跟几个哥们儿换成了十来瓶啤酒和几盘炒粉。头发呢？“互相铰了铰，糊弄过去了。”
挡不住的潮流
80年代中期，牛仔裤和万宝路香烟随之而来，喇叭裤开始退潮，窄腿裤正式登场。从广州回到开封的时候，张波已经开始很明显地感觉到氛围的不同。“那时开封有地方政策，街上有很多民兵巡逻，看到穿窄腿裤的就默认是流氓，要‘处理’你。除非你是游客。”
有一年冬天，张波以鬓角、长发、窄腿裤走在开封的繁华大街上，同行的还有扮相接近的、如今已是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李建设。两个人招摇过市，果然就被民兵盯上了。民兵掏出啤酒瓶，准备往他们裤腿里塞—塞不进去的裤子，都要惨遭“咔嚓”；而挡住耳朵的鬓角，也是要咔嚓的。这时候，张波急中生智，拿出在广州学会的“半桶水”粤语，佯装成游客蒙过去了。“李院长比较悲壮，被剪了裤腿，铰了头发。”
多年以后，朋友们的聚会上，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年轻时追随潮流的趣事。牛仔裤的裤腿从宽变窄，又从窄变宽，潮流多变，如今张波衣柜里的牛仔裤，几乎已经可以做个“牛仔裤博物馆”了；而长发对于他来说，却从此固定了下来。毕业后在珠影厂做美工的张波，因为长发而客串了不少电影里的“长发男子”。“那时候的珠影厂牛逼，北京的圈里人都得来广州混。”1987年王朔担任副导演的电影《大喘气》里，张波甚至主演了一个角色（男二号）。事业正在上升期的张波，却为了当时的美国太太Cathy的考研计划，追随她出了国。
老派的“嬉皮士”
美国一呆就是七年。这期间，张波跑了美国很多城市，也干过不少工作，还曾在好莱坞做过一阵美工。提起他在美国的生活，张波真是滔滔不绝。谈他怎么与吴天明、王姬、陈大名等人许多开心的事。
在美国的时候，张波不爱扎辫子，放任头发飘扬，像嬉皮士。为此他觉得长发打理起来并无困难，并且又爱上了帽子，“最喜欢棒球帽，很舒服，能压住很乱的头发”。
长发让张波有了不少“奇遇”。1992年，张波去政府指定的照相馆拍摄驾驶证的照片，照相馆老板不停地追问张波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又说“You look like my people（你像我们老家人）”，最后才搞清楚了：哥们是不丹来的。后来，不断有喇嘛和西藏的朋友，跑来找张波“认老乡”。
长头发甚至给张波带来过工作机会。那是1993年，张波正跟一帮电影演员和模特朋友，在西好莱坞喝咖啡，有个星探哥们，跑过来，问Are you Indian？他们为Gap品牌拍平面大片，正好需要一个亚洲人的形象，于是张波“客串”了一把平面模特儿。在那次拍摄的过程中，影棚里正好有另一个剧组的人看见了张波，请他去电影里饰演一个“印度人”的角色，而直到试装的时候，张波才发现他们所谓的Indian，不是“印度人”，而是北美土著“印第安人”。
前妻Cattly的父亲是牧师，价值观保守，但是对于张波的长发，却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他们觉得我的发型很像艺术家。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正是嬉皮士时代，所以他们觉得完全可以接受。”那时，中国最新的东西，在美国人的眼里已是稀松平常，张波于是总结说，“其实我内心斗争了一辈子，后来发现自己喜欢的还是老派的东西。”
像Bob Marley那样的范儿
虽是学美术出身，但他却是名副其实的音乐控，身上唯一的刺青就是Bob Marley。在他三层复式临江的家中，每个房间都有音响，walkman到胆机，包罗万有。音乐的基因烙在张波身上，早已入骨。父亲是作曲家，母亲是戏剧演员，对艺术的爱好使张波考大学时选择了美术学院，选择了对外交流最频繁的广州。
那是1980年代初，中国内地遍地开花的音乐大多是“歌颂祖国”类的，如今俗称“红歌”。当听了香港同学带回来的披头士的卡带之后，张波一下子被震撼了，怎么会有这种感觉的音乐呢？处于反叛期的年轻人，追求的正是这种重金属的、摇滚的感觉。虽然他英语不大好，歌词的意思根本听不懂，但只是欣赏旋律已使他沉醉其中。托人在国外带回卡带、收听香港电台的西方音乐节目是当时张波过瘾的办法。
1990年移民到美国，张波挖掘到西方音乐中更为根源性的东西，接触面要广泛得多，不但是摇滚、爵士、蓝调音乐，还有世界性的音乐，包括中国京剧和少数民族、拉丁美洲、非洲的音乐都在他欣赏的范围之内，他可以从中找到更适合他的精神层面的音乐。当然，在美国就不用再依靠卡带和电台了，他一下子就疯狂购买了几千张唱片，还有不少是如今特别珍贵的黑胶唱片，因为美国的二手唱片价钱非常便宜。
几年时间的国外生活，张波还是觉得无法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最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习惯生活的广州。他曾在广州开过一家名为360度的摇滚乐酒吧，成为《滚石》杂志曾报道过的“广州酒吧老板第一人”。在他的酒吧里，只有他喜爱的音乐，没有时下的流行音乐，但同道中人毕竟是少数，维持了两三年后不得不将酒吧结束了；这时朋友们突然发现，他设计的西餐厅、酒店却家家火爆，订单不断。
眼下，张波自称“宅男”，虽然室内设计做得红火，工作之余，似乎已完全回归到家庭。他刚和儿子一起从天台花园里采了冬瓜，等待晚餐的时候，又窝在自己书房里听雷鬼乐。他指着自己年轻时候的一张照片说，“像不像Jimmy Page？”打着游戏的儿子却说：一点也不好看，像刺猬。
张波推荐
帽子是长发终身的伴侣
在美国的时候，张波不爱扎辫子，放任头发飘扬，像嬉皮士。为此他觉得长发打理起来并无困难，并且又爱上了帽子，“最喜欢棒球帽，很舒服，能压住很乱的头发”。时至今日，帽子成为张波最爱的搭配单品。他从世界各地买来的帽子，至少有五六十顶。除了棒球帽，到海边或户外的时候，巴拿马草帽是舒适而有腔调的；参加聚会的时候，他会戴礼帽；而在正式派对上，他会选择毡帽……帽子已经成为长发终身的伴侣。
张波
室内设计师
崇尚绅士文化，开过爵士酒吧，又以独家设计做火了内地最早的一家西餐连锁店，“洋气”是室内设计师张波身上最显著的特色。但若是说起他造型中“签名式”的东西，还是那一头飘逸的长发。
一款刻意的邋遢
和很多成长在70、80年代的青年一样，开封人张波是听着邓丽君的卡带，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比如《巴士奇遇结良缘》，他说，“70年代很多香港电影都是讲普通话的。”
开封虽然地处中原，但内地在当时相对封闭，而张波彼时正值青春期。“1981年，考大学那年，我恰巧在《黄金时代》的封底看到了一张‘广州青年’的照片，都是长发穿喇叭裤的小青年，那是作为反面教材被登出来的，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堕落’形象，但我却觉得他们的感觉很叛逆，很艺术。”这张照片，令他在中央戏剧学院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的时候，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选择要到广州美术学院来。原以为，“这个地方最开放了”，然而大学校园却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新鲜、前卫、激进、接近西方，甚至与这些词儿压根儿就沾不上边，如今他评价说，“大学校园很左”。为此，艺术至上的同学们开始追求那种刻意的“邋遢”。
上学第一年，张波就开始留头发了，后来胡子长出来了，头发长到可以扎辫子的状态，学校就开了个大会，对长发的这三个同学来了个“通报警告”。“院长郭绍刚找到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让我剪发去。我搪塞说我没钱，他就掏出来5块钱，让我去剪头。”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大概是40-80元之间，而发廊里洗头一次大概需要1块多，也算“奢侈”。5块钱不算太小的数目，它后来被张波跟几个哥们儿换成了十来瓶啤酒和几盘炒粉。头发呢？“互相铰了铰，糊弄过去了。”
挡不住的潮流
80年代中期，牛仔裤和万宝路香烟随之而来，喇叭裤开始退潮，窄腿裤正式登场。从广州回到开封的时候，张波已经开始很明显地感觉到氛围的不同。“那时开封有地方政策，街上有很多民兵巡逻，看到穿窄腿裤的就默认是流氓，要‘处理’你。除非你是游客。”
有一年冬天，张波以鬓角、长发、窄腿裤走在开封的繁华大街上，同行的还有扮相接近的、如今已是河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李建设。两个人招摇过市，果然就被民兵盯上了。民兵掏出啤酒瓶，准备往他们裤腿里塞—塞不进去的裤子，都要惨遭“咔嚓”；而挡住耳朵的鬓角，也是要咔嚓的。这时候，张波急中生智，拿出在广州学会的“半桶水”粤语，佯装成游客蒙过去了。“李院长比较悲壮，被剪了裤腿，铰了头发。”
多年以后，朋友们的聚会上，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年轻时追随潮流的趣事。牛仔裤的裤腿从宽变窄，又从窄变宽，潮流多变，如今张波衣柜里的牛仔裤，几乎已经可以做个“牛仔裤博物馆”了；而长发对于他来说，却从此固定了下来。毕业后在珠影厂做美工的张波，因为长发而客串了不少电影里的“长发男子”。“那时候的珠影厂牛逼，北京的圈里人都得来广州混。”1987年王朔担任副导演的电影《大喘气》里，张波甚至主演了一个角色（男二号）。事业正在上升期的张波，却为了当时的美国太太Cathy的考研计划，追随她出了国。
老派的“嬉皮士”
美国一呆就是七年。这期间，张波跑了美国很多城市，也干过不少工作，还曾在好莱坞做过一阵美工。提起他在美国的生活，张波真是滔滔不绝。谈他怎么与吴天明、王姬、陈大名等人许多开心的事。
在美国的时候，张波不爱扎辫子，放任头发飘扬，像嬉皮士。为此他觉得长发打理起来并无困难，并且又爱上了帽子，“最喜欢棒球帽，很舒服，能压住很乱的头发”。
长发让张波有了不少“奇遇”。1992年，张波去政府指定的照相馆拍摄驾驶证的照片，照相馆老板不停地追问张波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又说“You look like my people（你像我们老家人）”，最后才搞清楚了：哥们是不丹来的。后来，不断有喇嘛和西藏的朋友，跑来找张波“认老乡”。
长头发甚至给张波带来过工作机会。那是1993年，张波正跟一帮电影演员和模特朋友，在西好莱坞喝咖啡，有个星探哥们，跑过来，问Are you Indian？他们为Gap品牌拍平面大片，正好需要一个亚洲人的形象，于是张波“客串”了一把平面模特儿。在那次拍摄的过程中，影棚里正好有另一个剧组的人看见了张波，请他去电影里饰演一个“印度人”的角色，而直到试装的时候，张波才发现他们所谓的Indian，不是“印度人”，而是北美土著“印第安人”。
前妻Cattly的父亲是牧师，价值观保守，但是对于张波的长发，却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他们觉得我的发型很像艺术家。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正是嬉皮士时代，所以他们觉得完全可以接受。”那时，中国最新的东西，在美国人的眼里已是稀松平常，张波于是总结说，“其实我内心斗争了一辈子，后来发现自己喜欢的还是老派的东西。”
像Bob Marley那样的范儿
虽是学美术出身，但他却是名副其实的音乐控，身上唯一的刺青就是Bob Marley。在他三层复式临江的家中，每个房间都有音响，walkman到胆机，包罗万有。音乐的基因烙在张波身上，早已入骨。父亲是作曲家，母亲是戏剧演员，对艺术的爱好使张波考大学时选择了美术学院，选择了对外交流最频繁的广州。
那是1980年代初，中国内地遍地开花的音乐大多是“歌颂祖国”类的，如今俗称“红歌”。当听了香港同学带回来的披头士的卡带之后，张波一下子被震撼了，怎么会有这种感觉的音乐呢？处于反叛期的年轻人，追求的正是这种重金属的、摇滚的感觉。虽然他英语不大好，歌词的意思根本听不懂，但只是欣赏旋律已使他沉醉其中。托人在国外带回卡带、收听香港电台的西方音乐节目是当时张波过瘾的办法。
1990年移民到美国，张波挖掘到西方音乐中更为根源性的东西，接触面要广泛得多，不但是摇滚、爵士、蓝调音乐，还有世界性的音乐，包括中国京剧和少数民族、拉丁美洲、非洲的音乐都在他欣赏的范围之内，他可以从中找到更适合他的精神层面的音乐。当然，在美国就不用再依靠卡带和电台了，他一下子就疯狂购买了几千张唱片，还有不少是如今特别珍贵的黑胶唱片，因为美国的二手唱片价钱非常便宜。
几年时间的国外生活，张波还是觉得无法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最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习惯生活的广州。他曾在广州开过一家名为360度的摇滚乐酒吧，成为《滚石》杂志曾报道过的“广州酒吧老板第一人”。在他的酒吧里，只有他喜爱的音乐，没有时下的流行音乐，但同道中人毕竟是少数，维持了两三年后不得不将酒吧结束了；这时朋友们突然发现，他设计的西餐厅、酒店却家家火爆，订单不断。
眼下，张波自称“宅男”，虽然室内设计做得红火，工作之余，似乎已完全回归到家庭。他刚和儿子一起从天台花园里采了冬瓜，等待晚餐的时候，又窝在自己书房里听雷鬼乐。他指着自己年轻时候的一张照片说，“像不像Jimmy Page？”打着游戏的儿子却说：一点也不好看，像刺猬。
张波推荐
帽子是长发终身的伴侣
在美国的时候，张波不爱扎辫子，放任头发飘扬，像嬉皮士。为此他觉得长发打理起来并无困难，并且又爱上了帽子，“最喜欢棒球帽，很舒服，能压住很乱的头发”。时至今日，帽子成为张波最爱的搭配单品。他从世界各地买来的帽子，至少有五六十顶。除了棒球帽，到海边或户外的时候，巴拿马草帽是舒适而有腔调的；参加聚会的时候，他会戴礼帽；而在正式派对上，他会选择毡帽……帽子已经成为长发终身的伴侣。
张波
室内设计师
崇尚绅士文化，开过爵士酒吧，又以独家设计做火了内地最早的一家西餐连锁店，“洋气”是室内设计师张波身上最显著的特色。但若是说起他造型中“签名式”的东西，还是那一头飘逸的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