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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飞船，从地月系到行星际，正如科幻作家刘慈欣所言，中国的太空探索在发展科技的同时，一步步地把普通人的眼睛引向宇宙深处。
谁又曾想到，一个甲子之前，中国空间事业起步于一个用稻田改建的简陋发射场：指挥所靠麻袋堆成，发电站用芦席围成，天线靠人拉着转。没有电脑，大家就用算盘、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完成全部的计算任务。
“只有人，其他什么也没有。”那一年，37岁的王希季被调往上海机电设计院（现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五○八研究所），带领一支根本没有见过火箭的年轻技术队伍，在一张白纸上勾画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蓝图。
2021年7月26日，这位与中国共产党同岁的“两弹一星”元勋，就要迎来他的100岁生日。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整个华北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炮火中南迁昆明，临时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秋，刚读完高一的昆明白族少年王希季，被同学拉着一起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成绩优异的他最终被西南联大机械系录取。
可进入大学没多久，这位天才少年就吃了个零蛋。当时在机械系任教的是机械大师刘仙洲教授，在一次测试中，刘仙洲给出题目，要求答案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由于计算尺的准确度有限，唯有用笔算才能达到这一要求。王希季忽略了这一点，全程用计算尺来做，结果刘仙洲教授毫不留情地给了一个零分。也就是这个零分，让年轻的王希季深刻认识到，搞工程的人必须要坚持零缺陷。如果有缺陷，工程就会变成零。
1942年，王希季大学毕业，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景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为了“打日本，雪国耻”，他来到兵工厂工作。第三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因为兵工厂迁去南京，王希季递上辞呈，选择去昆明一家发电厂上班。当时云南的电力资源匮乏，普通人家通常是靠煤油灯照明，连电灯都很少见。王希季一心想为家乡建一所大型发电厂，但在工作中认清了一个严酷的现实：中国的工业实在太落后了。1947年，王希季抱着“工业救国”的想法参加了教育部举办的公费留学考试，顺利被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动力及燃料专业录取。
在美留学期间，王希季一刻也没有松懈，每天凌晨1点睡觉，早上7点起床。按照研究生院的教学安排，除了修完学分，学生还需要每隔一日就到学校附近的热力发电厂工作8小时，结合所学专业积累工作经验。在发电厂，王希季从锅炉工一直干到领班，全面掌握了每一个生产环节。
正当获得硕士学位的王希季准备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时，一个消息传来，改变了他的求学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得知王希季要回国，有的同学劝他读完博士再回去，有的同学劝他干脆留下算了。当时美國政府为了留住人才，开出了优厚的条件。而回国的留学生，在国内每人只能得到相当于300公斤小米的优待。但这些都没能让王希季动摇。1950年春，在留美科协的帮助下，他毅然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在船上，王希季遇到了华罗庚教授，以及几十名和他一样怀有报国之志的中国留学生。大家聚集在甲板上畅谈起来，设想着回国之后如何用所学知识建设国家，说到兴奋之处，王希季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高声歌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从美国旧金山回国直线距离接近一万公里。在海上足足漂了一个月，王希季终于回到华夏九州。
回国之后，王希季先后在大连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8年11月的一天，刚下讲台的王希季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命——到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
上海机电设计院的院领导见到他便开门见山地说，市委推荐您过来当设计院的技术负责人，承担运载火箭研制任务。这项工作需要保密，不能向任何人提起。
一个在“沉默”中书写伟大的时代就此开始。
当时，苏联和美国发射卫星的消息震惊世界。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郑重地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虽然王希季此前没接触过卫星火箭，但国家的信任胜于一切，把人造卫星送上天，对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下定了决心扎根航天事业。
投入新工作的王希季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国科技极为落后，航天事业几乎从零开始。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政策，要想在高端技术上寻求外援几乎不可能。
学生时代就喜欢踢足球的王希季一直是校园里当仁不让的前锋，他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必须充当起航天事业的开路“前锋”。
经过认真调研，王希季认为在实践经验为零、经费有限的前提下，我国的航天事业宜从技术难度较小的无控制探空火箭入手，待时机成熟再研制运载火箭。于是，王希季率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年轻团队，开始了艰难创业。缺乏技术，王希季就找来资料自学，“吃透”了再给大家讲课。当时没有计算机，他带着众人用手摇计算器和算盘算出了海量数据，稿纸堆得比桌子还高，计算一条弹道就花了40多天时间。为了节省成本，王希季和同事们当起了建筑工人，搬砖、运沙、砌墙，制造出防火防爆的专业火箭发动试车台。
短短3个月，由王希季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T-7M”奇迹般地诞生了。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郊区一个用稻田改建成的简易发射场上，“T-7M”蓄势待发。
现场没有电，“发电站”是用芦席围起来的，一台从部队借来的50千瓦的发电机正在运转。没有吊车，火箭是用类似于辘轳的绞车吊上发射架的。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把气压打上去。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就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跟踪火箭。没有通信设备，王希季就站在用麻袋堆积起来的“指挥所”内，靠挥舞双手和大声喊叫指挥发射。 当天16时47分，这颗探空火箭腾空而起，发射成功了！王希季冲出“指挥所”，扯着已经嘶哑的嗓子和大家一起欢呼起来。虽然这次飞行高度只有8000米，却是中国航天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奔向太空的征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这之后试验成功的18种探空火箭中，由王希季担任负责人的有12种，其中就包括将白鼠和小狗送上天空的生物试验火箭和可回收的探空火箭。
完成探空火箭的研制后，时代再次赋予了王希季新的使命。1965年，“两弹”建设基本完成，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任务被提上议程。上海机电设计院承担卫星运载火箭总体任务，由上海迁至北京，正式改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被任命为该院总工程师的王希季，又一次充当起“前锋”的角色。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我国后来的空间事业铺平道路。
王希季带领团队奋战两年，硬是把自己从一个火电专家变成了运载火箭专家，就在“长征一号”研制攻克了关键技术，走到取得胜利的关口时，按照国防科工委的要求，王希季将“长征一号”总体任务移交给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一研究院），去担任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总设计师。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声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飞向九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此时，王希季已经开始埋头攻克新的难题——返回式卫星。
返回式卫星是指卫星在太空轨道完成任务后，再将部分结构送回地球的卫星。卫星升空本不易控制，让它自动降落在指定区域，更是难上加难。美国发射12颗返回式卫星都失败了，直到第13颗才勉强成功。
相比其他环节而言，回收实验火箭头是返回式卫星方案落地中最具价值的工作。因为火箭头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还能让科研人员找到发射失败的原因。王希季作为试验队的负责人，也时常主动参与这项既艰苦又危险的回收工作。有一次，在酒泉发射的两发箭头落到了巴丹吉林大沙漠中，王希季和大家一起从硬戈壁走进软沙漠。作为大家进入通道后的联络点，王希季独自在一望无际的黄沙中焦急等待了一天一夜，终于等到了背着回收物的同事们。
1975年11月26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顺利升空。3天后，当天空中出现吊挂着回收舱的降落伞，并准确降落在预定位置，好几天没睡一个囫囵觉的王希季总算松了一口气。
“尖兵一号”的成功回收，使得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衛星返回技术和航天光学遥感技术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成功发射8颗返回式卫星，其中有6颗是王希季负责研制的。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东方红一号”和“长征一号”的主要研制者名单中，都没有出现他的名字。直到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表彰大会上，王希季的故事才为人所知：“他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核试验取样系列火箭的研制……”
为了国家的需要，王希季数次“转行”，毫无怨言。但在技术问题上，他却是个不好商量的“倔老头”。20世纪90年代，我国启动宇宙飞船的研制工作。当时，大多数人选择将价格昂贵的航天飞机作为飞行器。王希季则坚持选择以宇宙飞船器起步，他不止一次地跟上级争论：“航天飞机是美国走的一个弯路！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这么干！”最终，尊重客观规律的王希季赢了，他引领着中国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所以才有了杨利伟、翟志刚等一批批宇航员顺利飞天。
“有人说我一次又一次地充当开路先锋，其实我并无过人的胆识，只不过是对认定该做的事情不惜承担风险罢了。”年近百岁，这位老人的眼神依然清澈如初，那是一种经过岁月洗礼后的纯粹和坦荡。
谁又曾想到，一个甲子之前，中国空间事业起步于一个用稻田改建的简陋发射场：指挥所靠麻袋堆成，发电站用芦席围成，天线靠人拉着转。没有电脑，大家就用算盘、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完成全部的计算任务。
“只有人，其他什么也没有。”那一年，37岁的王希季被调往上海机电设计院（现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五○八研究所），带领一支根本没有见过火箭的年轻技术队伍，在一张白纸上勾画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蓝图。
2021年7月26日，这位与中国共产党同岁的“两弹一星”元勋，就要迎来他的100岁生日。
曲线救国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整个华北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炮火中南迁昆明，临时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秋，刚读完高一的昆明白族少年王希季，被同学拉着一起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成绩优异的他最终被西南联大机械系录取。
可进入大学没多久，这位天才少年就吃了个零蛋。当时在机械系任教的是机械大师刘仙洲教授，在一次测试中，刘仙洲给出题目，要求答案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由于计算尺的准确度有限，唯有用笔算才能达到这一要求。王希季忽略了这一点，全程用计算尺来做，结果刘仙洲教授毫不留情地给了一个零分。也就是这个零分，让年轻的王希季深刻认识到，搞工程的人必须要坚持零缺陷。如果有缺陷，工程就会变成零。
1942年，王希季大学毕业，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景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为了“打日本，雪国耻”，他来到兵工厂工作。第三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因为兵工厂迁去南京，王希季递上辞呈，选择去昆明一家发电厂上班。当时云南的电力资源匮乏，普通人家通常是靠煤油灯照明，连电灯都很少见。王希季一心想为家乡建一所大型发电厂，但在工作中认清了一个严酷的现实：中国的工业实在太落后了。1947年，王希季抱着“工业救国”的想法参加了教育部举办的公费留学考试，顺利被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动力及燃料专业录取。
在美留学期间，王希季一刻也没有松懈，每天凌晨1点睡觉，早上7点起床。按照研究生院的教学安排，除了修完学分，学生还需要每隔一日就到学校附近的热力发电厂工作8小时，结合所学专业积累工作经验。在发电厂，王希季从锅炉工一直干到领班，全面掌握了每一个生产环节。
正当获得硕士学位的王希季准备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时，一个消息传来，改变了他的求学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得知王希季要回国，有的同学劝他读完博士再回去，有的同学劝他干脆留下算了。当时美國政府为了留住人才，开出了优厚的条件。而回国的留学生，在国内每人只能得到相当于300公斤小米的优待。但这些都没能让王希季动摇。1950年春，在留美科协的帮助下，他毅然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在船上，王希季遇到了华罗庚教授，以及几十名和他一样怀有报国之志的中国留学生。大家聚集在甲板上畅谈起来，设想着回国之后如何用所学知识建设国家，说到兴奋之处，王希季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高声歌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从美国旧金山回国直线距离接近一万公里。在海上足足漂了一个月，王希季终于回到华夏九州。
开路“前锋”
回国之后，王希季先后在大连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8年11月的一天，刚下讲台的王希季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命——到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
上海机电设计院的院领导见到他便开门见山地说，市委推荐您过来当设计院的技术负责人，承担运载火箭研制任务。这项工作需要保密，不能向任何人提起。
一个在“沉默”中书写伟大的时代就此开始。
当时，苏联和美国发射卫星的消息震惊世界。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郑重地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虽然王希季此前没接触过卫星火箭，但国家的信任胜于一切，把人造卫星送上天，对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下定了决心扎根航天事业。
投入新工作的王希季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国科技极为落后，航天事业几乎从零开始。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政策，要想在高端技术上寻求外援几乎不可能。
学生时代就喜欢踢足球的王希季一直是校园里当仁不让的前锋，他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必须充当起航天事业的开路“前锋”。
经过认真调研，王希季认为在实践经验为零、经费有限的前提下，我国的航天事业宜从技术难度较小的无控制探空火箭入手，待时机成熟再研制运载火箭。于是，王希季率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年轻团队，开始了艰难创业。缺乏技术，王希季就找来资料自学，“吃透”了再给大家讲课。当时没有计算机，他带着众人用手摇计算器和算盘算出了海量数据，稿纸堆得比桌子还高，计算一条弹道就花了40多天时间。为了节省成本，王希季和同事们当起了建筑工人，搬砖、运沙、砌墙，制造出防火防爆的专业火箭发动试车台。
短短3个月，由王希季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T-7M”奇迹般地诞生了。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郊区一个用稻田改建成的简易发射场上，“T-7M”蓄势待发。
现场没有电，“发电站”是用芦席围起来的，一台从部队借来的50千瓦的发电机正在运转。没有吊车，火箭是用类似于辘轳的绞车吊上发射架的。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把气压打上去。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就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跟踪火箭。没有通信设备，王希季就站在用麻袋堆积起来的“指挥所”内，靠挥舞双手和大声喊叫指挥发射。 当天16时47分，这颗探空火箭腾空而起，发射成功了！王希季冲出“指挥所”，扯着已经嘶哑的嗓子和大家一起欢呼起来。虽然这次飞行高度只有8000米，却是中国航天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奔向太空的征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这之后试验成功的18种探空火箭中，由王希季担任负责人的有12种，其中就包括将白鼠和小狗送上天空的生物试验火箭和可回收的探空火箭。
数次“转行”
完成探空火箭的研制后，时代再次赋予了王希季新的使命。1965年，“两弹”建设基本完成，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任务被提上议程。上海机电设计院承担卫星运载火箭总体任务，由上海迁至北京，正式改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被任命为该院总工程师的王希季，又一次充当起“前锋”的角色。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我国后来的空间事业铺平道路。
王希季带领团队奋战两年，硬是把自己从一个火电专家变成了运载火箭专家，就在“长征一号”研制攻克了关键技术，走到取得胜利的关口时，按照国防科工委的要求，王希季将“长征一号”总体任务移交给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一研究院），去担任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总设计师。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声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飞向九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此时，王希季已经开始埋头攻克新的难题——返回式卫星。
返回式卫星是指卫星在太空轨道完成任务后，再将部分结构送回地球的卫星。卫星升空本不易控制，让它自动降落在指定区域，更是难上加难。美国发射12颗返回式卫星都失败了，直到第13颗才勉强成功。
相比其他环节而言，回收实验火箭头是返回式卫星方案落地中最具价值的工作。因为火箭头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还能让科研人员找到发射失败的原因。王希季作为试验队的负责人，也时常主动参与这项既艰苦又危险的回收工作。有一次，在酒泉发射的两发箭头落到了巴丹吉林大沙漠中，王希季和大家一起从硬戈壁走进软沙漠。作为大家进入通道后的联络点，王希季独自在一望无际的黄沙中焦急等待了一天一夜，终于等到了背着回收物的同事们。
1975年11月26日，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顺利升空。3天后，当天空中出现吊挂着回收舱的降落伞，并准确降落在预定位置，好几天没睡一个囫囵觉的王希季总算松了一口气。
“尖兵一号”的成功回收，使得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衛星返回技术和航天光学遥感技术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成功发射8颗返回式卫星，其中有6颗是王希季负责研制的。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东方红一号”和“长征一号”的主要研制者名单中，都没有出现他的名字。直到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表彰大会上，王希季的故事才为人所知：“他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核试验取样系列火箭的研制……”
为了国家的需要，王希季数次“转行”，毫无怨言。但在技术问题上，他却是个不好商量的“倔老头”。20世纪90年代，我国启动宇宙飞船的研制工作。当时，大多数人选择将价格昂贵的航天飞机作为飞行器。王希季则坚持选择以宇宙飞船器起步，他不止一次地跟上级争论：“航天飞机是美国走的一个弯路！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这么干！”最终，尊重客观规律的王希季赢了，他引领着中国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所以才有了杨利伟、翟志刚等一批批宇航员顺利飞天。
“有人说我一次又一次地充当开路先锋，其实我并无过人的胆识，只不过是对认定该做的事情不惜承担风险罢了。”年近百岁，这位老人的眼神依然清澈如初，那是一种经过岁月洗礼后的纯粹和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