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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童星，到自学成才的编剧、导演；从大银幕崭露头角，到成为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开创者之一；从驰骋电影、电视、广播、话剧等舞台的艺术全才，到如今古稀之年童心依然的社会活动家……赵玉嵘的人生何止是精彩，又岂止是多彩！谓之“传奇”绝不过分，谓其“才女”也绝不会失实。
在9岁参演赵丹导演的儿童故事片《为孩子们祝福》后，赵玉嵘的艺术之路一走就是一个甲子——直至年近70她还以总策划、总导演、制片人、主编剧的身份完成了动画片《郝大爷家的乐和事》的制作。尽管跨界、多栖，尽管工作时像个拼命三郎，可赵玉嵘老师身上有一点是一辈子没变过的，那就是她的那颗积极、乐观、永不退缩的童心！
童心未泯的玉嵘老师连卧室都是童趣盎然，干净、欢快、明亮的房间里，到处是玩具、娃娃、小饰品、小挂件，布满鲜花的窗台上依次摆放着父母、两个女儿和外孙们的照片，她说每天晚上入睡前和早晨起床，她都会凝视爸爸妈妈的遗像半天，向他们问好、道别……
■初闯银幕的“小咖啡马”
赵玉嵘上小学一年级那年，新中国成立了，后来她成为在红旗下长大的第一代童星。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她一生积极向上，10岁时在学校第一批加人少先队；16岁加入共青团，是上海有名的“保尔”班第一个发展的新团员；20岁时入了党，是当时中央广电系统最年轻的共产党员……从小到大，赵玉嵘在学习过的每一个地方和任职过的每一个单位，都因能起模范带头作用而获得过优秀或先进分子的荣誉。
赵玉嵘1942年出生于云南息茅，父亲在海关工作多年后转为教师，母亲也是教师。虽然家境平凡，但父母对她的教育是开放自由的，很注重发掘她的天赋。她第一次登台是在父亲单位举行的联欢会上演讲，尽管父亲之前一再叮嘱她不要忘词，她嘴里说没事、放心吧，却在被抱上用小方桌为她搭成的“舞台”后的那一瞬间忘了词儿，她一边扶着话筒架子，一边笑眯眯地歪头找辙，把全场的大人都逗笑了，下不了台的她，一点也不紧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终于给自己圆了场……开朗、要强的性格特质表露无遗。这个小小的开端似乎预示了她的60年从艺之路充满乐观、昂扬、愈挫愈勇的精神——不顺的路也会让她走顺了！
1951年，昆仑影业公司（中国私营电影企业，拍摄过《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万家灯火》、《丽人行》、《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名片，1951年实行所有制改造，之后并入国营电影企业——记者往）为了拍摄儿童片《为孩子们祝福》，登报招考一批小演员。妈妈领着小玉嵘前来应考——如今，赵玉蝾依然珍藏着当年昆仑影业公司招考儿童演员的661号准考证，“对我进行口试的，是演员高正，一上来他就问我今年几岁了？我回答说：10岁（虚岁）。看着我满脸稚气的小模样，他面带疑惑地又问：你属什么？我说属马。这时没找到破绽的他，就和我逗起来，问我：你说的是什么马？我看他穿着一套咖啡色的西装，就调皮地答道：像你一样的咖啡色的马！现场的人都被逗笑了。从此，‘小咖啡马’成了找的别名，电影厂里的许多人多年后可能早就忘了我的大名，但一提‘小咖啡马’都还记得。”
在上千个应考的孩子中，赵玉嵘因年龄太小虽经复试还是落选了，但她的表现和天赋却引起导演赵丹的注意，“通知书中特别提道：赵玉嵘小朋友，你实在太可爱了，导演说一定要给你上镜头的机会。后来在参观工厂的戏中真的给了我一个镜头，可能觉得我挺上镜的，又给我加了一场戏：片中的赵增荣在学校因为嫉妒偷了同学的表，回家后正在思想斗争，我扮演的小妹妹看完电影《红领巾》回来，对哥哥说：这电影真好看，我也要入少先队。哥哥不耐烦地回答：不行，你太小，不够资格。妹妹生了气，说：我都6岁了，还小呀！你说谎，说谎才不够资格呢！说完气鼓鼓地走了。第一遍戏排下来，赵丹导演觉得我像个小大人似的，又挤鼻子又弄眼地穷做戏，于是温和地对我说：你不要想着自己是在演戏，要像是在家里真的受了委屈一样……赵丹叔叔的话一下子点醒了我，排第二遍戏时，当哥哥说我不够资格时，我真的又气又委屈，脸蛋儿都涨红了。戏拍完了，赵丹导演对我的领悟能力很满意，说我这回的表演非常自然、动人。”
赵玉嵘不仅有幸参演了这部电影大师赵丹执导的影片，而且名字还上了演员表，成为她的第一部电影作品。自从电影《为孩子们祝福》上映后，赵玉嵘几乎成了上影厂的基本演员，又相继参加了《伟大的起点》、《小梅的梦》（中国第一部真人和木偶合拍动画片）、《天罗地网》、《小伙伴》等影片的拍摄，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星光闪闪的一颗小童星。
■演《青春之歌》与秦怡成忘年交
赵玉蝾是个感恩的人，每段人生路上的朋友、思师、帮助过她的人，她都念念不忘，心怀感恩。她特别感谢给她艺术之路打下坚实基础的上海市少年宫，“每次出差或探亲回到上海，我总要挤时间到少年宫去看看。即使是徘徊在它的门前，远望着里面的建筑和花园，也感到幸福和满足。1953到1958年，我的少儿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忘不了当年担任少年宫一些重大活动‘小主席’时的情景，忘不了前苏联反法西斯英雄卓娅的母亲带给我的感动，忘不了当年与新中国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座谈时的场景……这些特殊的记忆深深地陶冶了我的情操，使我有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在每一次准备讲稿和主持活动的过程中，我的思维、写作和组织能力以及我的自信和勇气都得到了锻炼和增强。我也忘不了作为当年‘小伙伴艺术团’朗诵队队员的我在少年宫接受培训和参加艺术实践的经历，戏剧学院的资深教师朱铭仙及其学生，译制片厂的著名配音演员和导演胡庆汉年复一年地放弃自己的休息日，不辞辛劳地来为我们进行辅导，让我们通过朗诵普希金、安徒生、马雅可夫斯基以及柯岩、袁鹰等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提高文学修养、审美情趣的同时，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表演水平特别是语言的表现力。在指导员们的带领下，我们参加过许多演出，精彩的节目不知赢得了多少人的喝彩；我们还乘着飞奔的列车到外地巡回公演，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使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作为闻名中外的上海市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的骨干，赵玉嵘参加了不少影片的拍摄和配音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反映知识分子在党的感召下找到正确人生之路的影片《青春之歌》，她在剧中扮演林道静（谢芳饰）、林红（秦怡饰）的小狱友俞淑秀，戏虽不多，却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当年，崔巍导演在上影主演《宋景诗》时，我也正在上影厂拍摄《小伙伴》，我在他的戏中演了一个群众角色，他很喜欢孩子，经常领着我进进出出，还给我拍照。后来他调到北影，我来到中央广播电视剧团。1959年春节，文艺界联欢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我们巧遇了，他高兴得不得了，说我正在筹拍一部电影《青春之歌》，里面有一个因为一本红皮书被抓到监狱的‘小犯人’，我正想着找你来演呢，没想到可巧就碰上了！于是我就走进了《青春之歌》剧组。”
赵玉蝾在《青春之歌》中真挚、自然的表演打动了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恰，她后来在电影学院讲课时曾以此为例讲述演员之间的真挚交流有多么重要，“她说因为我非常真挚、自然，感染了她，使她的表演更加感情饱满、富有激情了。秦怡老师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对待工作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从不糊弄，我们俩的脾气特别相投。”从此，赵玉蝾和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许多年后，秦恰还特地请赵玉嵘作为自己的“精彩老朋友”在上海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
■为周总理表演诗朗诵《白鹭》
在“小伙伴艺术团”培养和磨炼出的朗诵功夫，给赵玉嵘的艺术生涯带来了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收获。当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人员就是因为到少年宫看了她的朗诵节目，才最终决定由她担任影片《小伙伴》的女主角；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到上海来选拔中国电视剧第一代演员时，在数千应考者中仅仅挑中了两男两女，其中就有赵玉嵘，而她入选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因为朗诵出色，“文革”前重要的朗诵演出中，赵玉嵘常常因掌声不断而多次返场，与她同台的几乎都是久负盛名的朗诵界翘楚；即使是暂别舞台的困顿期，朗诵也带给她难得的机遇，超强的语言表现力使她顺利“转行”，成为数十部纪录片、科教片的无可替代的解说人；多年后，赵玉嵘在导演工作中也依然受惠于朗诵，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帮助演员（包括配音演员）准确塑造人物、表达台词；近年来，在出国探亲期间，她居然还被当地中文学校请去做学生们的朗诵辅导员……
在赵玉嵘的朗诵生涯中，最令她难忘和感动，最让她感到无上荣光的是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表演诗朗诵《白鹭》。“1959年，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广播大楼落成，周恩来总理要来视察。当时正是春节，我回上海探亲，团里给我打长途电话，说有任务，把我紧急召回来，回到团里才知道是周总理要来视察，我们文工团为周总理准备了—些小节目，团里指定我表演在少年宫时最拿手的节目——诗朗诵《白鹭》。”
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上台亲切接见了全体演员，留下了一张张珍贵合影。有一张照片中，周总理紧握着小玉嵘的手，慈祥地看着她……“周总理挺喜欢我的朗诵，他温暖、有力的大手长时间地握着我。我按团长的嘱咐请总理给大家讲话，我连连说，总理，给我们讲讲话吧，讲讲吧。没想到总理竟玩笑地小声对我说你比我说得好，我就不说了。后来总理等中央领导经常到6楼图书馆跳舞，三八妇女节那晚，我还和总理一块跳过舞，记得我当时还问过总理：总理，您还记得我吗？总理笑着说：怎么不记得，你不就是朗诵的小姑娘吗。1961年，剧团复排曹禺的《北京人》，我当场记，有一天戏演到一半，领导叫我出去，原来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来了，我领着他们摸着黑悄悄地进人剧场，他们就坐在我旁边，不清楚的地方就问我，比如有一句台词，女主角说要把好的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总理用疑惑的口气问我这是原剧本的台词，还是你们后加的？我说是原剧本就有的，他才舒了口气。这也反映出总理的文艺思想，就是不要把现代人的语言强加给角色。那天看演出时，总理还不时小声地向邓颖超说着剧情和人物关系，显示出他对这部戏的熟悉和喜爱。”
与周总理的三面之缘，深深地印刻在赵玉蝾的心里。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赵玉嵘悲恸不已。“总理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我眼前，在当时的环境下，‘四人帮’最害怕的就是群众悼念总理，处处阻挠和作梗。可我还是挤进了到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队伍，又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他老人家……总理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深受人民的敬爱。我有机会近距离地三次接触过他老人家，真是万分有幸啊！”
■走过困顿期成长为影视编导
中央广播电视剧团是中国电视初创时期唯一创作生产电视剧的专业团体，是中国电视剧的发源地，《一口菜饼子》、《党救活了他》等中国最早的电视剧都出于该团。作为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的年轻骨干，青年时代的赵玉嵘满怀热情地投身到新兴的电视事业中，相继参加了十余部电视剧的演出和导播。其中，由她担任主角的《红缨枪》是我国向国外介绍的第一部电视剧。1964年，年仅22岁的赵玉蝾还在《广播业务》上发表了长篇理论研究文章《电视剧剧浅议》……
“文革”时期的1968年，面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文攻武卫”等口号下出现的动乱局面，赵玉嵘对江青及“四人帮”的胡作非为流露了许多不满，后来，单位曾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对她进行隔离审查和批判。不久，赵玉嵘离开了中央广电系统，在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当了4年电影和纪录片解说，之后又在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做了4年多制片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赵玉嵘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经过长达7年的扎扎实实的场记、副导演的实践，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前夕，与人联合导演了讴歌知识分子在根据地人民掩护下投奔抗日第一线的影片《到青山那边去》，获得各方面的好评。此前，赵玉嵘还参与了《刑场上的婚礼》的联合编剧工作，该片被列入百部爱国主义影片。
为了实现自己青年时代立下的“为新兴电视事业奋斗一生”的宏愿，赵玉嵘一直把较多的热情倾注在中国电视剧事业上。从1984年至1989年，赵玉嵘与人合作导演了五部电视剧，其中有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成立之初的头两部电视剧《姜守本当家》、《爱之上》，获得各界赞誉。值得一提的是，赵玉蝾把先进的电影生产理论、规程和方法有意识地借鉴、移值到电视剧制作中，对促进电视剧创作的正规化、专业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电影导演参与电视剧创作还很罕见，赵玉嵘率先走出的这一步，影响颇为深远，她希望有更多的电影人能看到与电视界合作的光明前景。后来的事实证明，电视剧艺术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电影人的介入，而电影人也因参与电视剧而大大拓宽了创作的空间。 上世纪80年代末，赵玉蝾开始独立担纲导演，经历了无期艰难和曲折，受到了许多冷遇和委屈，但她以乐观昂扬的一颗童心以及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在10年左右的时间，先后完成了《灰鬼》、《明月几时圆》、《山妹子》、《苏雅的故事》、《玻璃屋里的人》、《未了上海情》等6部热播一时的电视剧。在后几部20集以上的连续剧中，她除任导演之外，还兼任编剧或联合编剧。其中，《苏雅的故事》获得1993年度长篇电视剧“飞天奖”三等奖榜首和最佳女主角提名两项荣誉。评论界认为较之《渴望》中的刘慧芳，该剧主人公苏雅性格的典型性，具有更现实的审美意义。
回忆起当年将台湾女作家华严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为电视剧《玻璃屋里的人》的艰难过程，赵玉嵘有种涅槃重生之感：“在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文学剧本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泡在位于紫竹公园旁的国家图书馆内，先是选看了几十部翻成录像带的台湾言情故事片，尽可能地弥补我对台湾缺乏生活的不足，直到自己对台湾市民的语言、习俗、风土人情以及小说中人物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仪态、言行举止等都了如指掌后，我才一头扎进了当时还不太拥挤、相对比较宁静、容易集中精力的阅览大厅，伏案‘爬起格子’，用了每天最早来最晚走的近半年时间，饱尝了呕心沥血的滋味，终于将十三四万字的小说拓展成40万字左右的20集电视剧文学剧本……”
剧本获得各方一致好评。当时负责创作生产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曹惠，第—个闯进赵玉嵘的家门，开门见山地表示：“我看中你这个本子了！”后来，他因没有找到拍摄资金而未能开拍此剧，最终夺得拍摄权的是秦皇岛电视台电视艺术中心，当时负责把关的河北省电视剧评审小组称赞剧本“富有生活气息、主题积极健康，构思严谨巧妙，悬念迭出，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与观赏性，是一个较为成功的言情电视连续剧剧本”。电视剧播出后，学者于丹撰文赞扬说——对比原小说，电视剧不但在内容上有较大的丰富和延伸，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内涵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对比台湾大多“极尽夸张、离生活太远”的言情剧，它之所以得到观众的喜欢，或许，就是它“以极尽平淡而令人回味无穷的路数”，“呈现了一个大陆女导演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对生活的理解方式”……（详见于丹评论文章：《耐人寻味的“玻璃屋”》）
其实，赵玉嵘的初衷是想将《玻璃屋里的人》改编成电影，由北影拍摄，从而搭建一条沟通两岸的电影之桥，殊为遗憾的是这个美好愿望最终落空。电视剧热播之后，北影文学厂长赵绍义在赵玉嵘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了长篇文章《（玻璃屋里的人）改编刍议》，赞扬赵玉嵘在小说改编中进行的种种探索，甚至把《玻》剧文学本当作“范本”以阐释改编小说的成功方法，诸如，丰富、延伸、续作等。‘我更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还在前言中写到了对当年没有将选《玻》片导演的票投给我而给我以‘沉重的打击’时感到内疚的心情，还对我在受挫之后没有灰心丧气，继续在电视剧创作上争取成功的顽强意志和拼搏精神表示了感佩，他在文章中毫不掩饰地将实际情况摆在大家面前，他写道：经过两年的辗转，‘官方’的电影，‘终因资金问题，付诸东流，归于失败’，而赵玉蝾的‘个体’经营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完成了20集电视剧的改编和拍摄工作’。一个领导能对自己出于公心而无奈伤及下属有如此的负疚感，并撰文予以精神上的抚慰，实在难能可贵。我发自内心地敬重他，感激他！”
迎难而上，坚韧不拔，越挫越勇，这12个字几乎成了赵玉嵘在艺途上孜孜以求、艰难跋涉的一贯写照，而最根本的源动力则是她的一颗童心——再多的乌云也不能遮挡它的光芒，再多的险滩也不能阻挠它的脚步。
■给我带来好运的三位博士
1964年，年仅22岁的赵玉蝾在《广播业务》上发表了近7500字的长文《电视剧浅议》，为中国早期电视剧的理论研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这篇文章却长期湮没无闻，直到44年后，才由意外结缘的三名博士给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赵玉嵘回忆当年写作《电视剧浅议》的情景时百感交集，“我只有高中一年级文化程度，也没有什么理论修养，当年是在—个老鼠乱窜的小仓库中写的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和毅力？我觉得是从小受到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促使我要以第一代电视剧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感完成早期电视剧的理论初探，虽然后来为此蒙受了冷遇、排斥甚至压制，但我依然无怨无悔。”
22岁就写出七八千字的长篇理论文章，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是有着赵玉嵘本人的种种特殊性作为支撑的。赵玉嵘说：“当然，光有年轻人的远大志向还是不够的，应该说是实践打下的根基使我能在理论研究上迈出先行的步子。在当时全国唯一电视剧创作的专业单位中央广播电视剧团里，我参加了较多电视剧的演出；同时，也从不少广播剧、舞台剧的演出中得到过锻炼；特别是在进团之前的少年时代，我还有幸得到过在好几部电影中担任主演或重要角色的机遇……同龄人甚至同行里很少有像我这样在四大类艺术形式中都有诸多感性认识的，加上自己比较好学，适时学习了一些电影理论以及国外电视剧工作者的经验、体会，才使我有条件有能力将电视剧与其他姊妹艺术加以比较、分辨。”
2008年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赵玉嵘从外地回来，刚进家门就接到了一个叫熊国荣的四川大学博士生打来的电话，“得知我就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要找的原北影导演赵玉嵘后，他高兴至极，我却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经他一番解释，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他在研究中国电视剧理论史的过程中，从专家们的著作中了解‘1958-1980年是中国电视剧理论的空白期’。而他对此论断一直抱有怀疑态度，经多方查找，他发现了我于1964年发表在《广播业务》上的《电视剧浅议》一文。”
熊国荣认为《电视剧浅议》一文“就其认识的准确性、深刻性、前瞻性而言，实可称为1958-1980年代表最高的电视剧理论研究水平的重要历史文献。”、“许多观点不但比发表于1980年的一些倍受推崇的文章早16年，而且在论证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上毫不逊色”。为了这些令他兴奋的发现，他立即写了一篇质疑所谓“理论空白期”的长篇论文。然而无独有偶，在他此文得到导师肯定即将发表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张国涛已抢占了先机，在《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上发表了从各方面考证、分析和推祟《电视剧浅议》的理论文章——《中国电视剧第一篇理论研究文章考》，文中明确地将《电视剧浅议》定位为“中国电视剧理论研究史上第一篇将电视剧作为独立艺术样式进行研究的理论文字”。后来经过反复思索，熊国荣调整了写作方向，把文章的重点由对“空白期”的质疑转移到对1958-1980年期间电视剧探讨文章的理论贡献、研究特点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上，吃一堑长一智，熊国荣这回意识到一定要将完成稿尽快发表，但有关早期电视剧理论产生的背景等情况必须由当事人提供，于是，他费尽周折、辗转找到了赵玉嵘……对熊国荣通过电子邮箱发来的问题，赵玉嵘很快作出答复，并提供了尽可能多的相关资料。
2008年，被赵玉嵘称为好运的一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举国欢腾，而她个人也在退休后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这一年，三位素昧平生的博士与我意外结缘，接连带给我好运和惊喜，除了熊国荣、张国涛两位博士使我44年前的拙文重见天日外，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陈友军博士和我一起完成了由我主编、陈友军编著、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一书。”
2008年8月，填补中国电视剧直播阶段历史研究空白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一书艰难问世。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苟朋先生在其论文中用“重点突出、兼顾全面；脉络清晰、史料翔实；立论正确、言之有据；真切回忆、真实记录；填补空白、提供借鉴-40字高度评价了此书……
近些年，由于看护外孙、外孙女，加上老伴的耳背日重，赵玉嵘将精力较多地给了家庭。在学习、旅游、健身、娱乐，与亲友的相聚中，她尽情地体味曾经失去的许多生活乐趣，但她依然有忙不完的大事小情，各种聚会少不了她的牵头和组织，不少处境艰难的少年和无助的老年朋友她也总是牵挂着，尽心尽力地为他们付出。年近70，她还担任总策划、总导演、制片人、编剧制作了动画片《郝大爷家的乐和事》，该片在加拿大城市电视台播出时获得了当地华人的欢迎，后又在多个网站上得以传播。“退休后，我圆了许多自己多年的梦：参加了合唱，在纪念中国电影一百年电影博物馆举办的庆典上，领唱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将儿时学过的钢琴曲重又捡了起来；将多少年只会在浅水中扑腾的游泳水平提高到能到深水中转悠了；学会了过去不敢问津的搓麻。还参加了杨氏24式太极和老外的健身舞蹈的学习；对拍摄照片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有自感得意的佳作出现；烹饪水平大有长进，好多拿手好菜深得客人们的欢迎；朗诵表演和辅导朗诵更是常事，活动甚至开展到了国外……”
在9岁参演赵丹导演的儿童故事片《为孩子们祝福》后，赵玉嵘的艺术之路一走就是一个甲子——直至年近70她还以总策划、总导演、制片人、主编剧的身份完成了动画片《郝大爷家的乐和事》的制作。尽管跨界、多栖，尽管工作时像个拼命三郎，可赵玉嵘老师身上有一点是一辈子没变过的，那就是她的那颗积极、乐观、永不退缩的童心！
童心未泯的玉嵘老师连卧室都是童趣盎然，干净、欢快、明亮的房间里，到处是玩具、娃娃、小饰品、小挂件，布满鲜花的窗台上依次摆放着父母、两个女儿和外孙们的照片，她说每天晚上入睡前和早晨起床，她都会凝视爸爸妈妈的遗像半天，向他们问好、道别……
■初闯银幕的“小咖啡马”
赵玉嵘上小学一年级那年，新中国成立了，后来她成为在红旗下长大的第一代童星。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她一生积极向上，10岁时在学校第一批加人少先队；16岁加入共青团，是上海有名的“保尔”班第一个发展的新团员；20岁时入了党，是当时中央广电系统最年轻的共产党员……从小到大，赵玉嵘在学习过的每一个地方和任职过的每一个单位，都因能起模范带头作用而获得过优秀或先进分子的荣誉。
赵玉嵘1942年出生于云南息茅，父亲在海关工作多年后转为教师，母亲也是教师。虽然家境平凡，但父母对她的教育是开放自由的，很注重发掘她的天赋。她第一次登台是在父亲单位举行的联欢会上演讲，尽管父亲之前一再叮嘱她不要忘词，她嘴里说没事、放心吧，却在被抱上用小方桌为她搭成的“舞台”后的那一瞬间忘了词儿，她一边扶着话筒架子，一边笑眯眯地歪头找辙，把全场的大人都逗笑了，下不了台的她，一点也不紧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终于给自己圆了场……开朗、要强的性格特质表露无遗。这个小小的开端似乎预示了她的60年从艺之路充满乐观、昂扬、愈挫愈勇的精神——不顺的路也会让她走顺了！
1951年，昆仑影业公司（中国私营电影企业，拍摄过《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万家灯火》、《丽人行》、《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名片，1951年实行所有制改造，之后并入国营电影企业——记者往）为了拍摄儿童片《为孩子们祝福》，登报招考一批小演员。妈妈领着小玉嵘前来应考——如今，赵玉蝾依然珍藏着当年昆仑影业公司招考儿童演员的661号准考证，“对我进行口试的，是演员高正，一上来他就问我今年几岁了？我回答说：10岁（虚岁）。看着我满脸稚气的小模样，他面带疑惑地又问：你属什么？我说属马。这时没找到破绽的他，就和我逗起来，问我：你说的是什么马？我看他穿着一套咖啡色的西装，就调皮地答道：像你一样的咖啡色的马！现场的人都被逗笑了。从此，‘小咖啡马’成了找的别名，电影厂里的许多人多年后可能早就忘了我的大名，但一提‘小咖啡马’都还记得。”
在上千个应考的孩子中，赵玉嵘因年龄太小虽经复试还是落选了，但她的表现和天赋却引起导演赵丹的注意，“通知书中特别提道：赵玉嵘小朋友，你实在太可爱了，导演说一定要给你上镜头的机会。后来在参观工厂的戏中真的给了我一个镜头，可能觉得我挺上镜的，又给我加了一场戏：片中的赵增荣在学校因为嫉妒偷了同学的表，回家后正在思想斗争，我扮演的小妹妹看完电影《红领巾》回来，对哥哥说：这电影真好看，我也要入少先队。哥哥不耐烦地回答：不行，你太小，不够资格。妹妹生了气，说：我都6岁了，还小呀！你说谎，说谎才不够资格呢！说完气鼓鼓地走了。第一遍戏排下来，赵丹导演觉得我像个小大人似的，又挤鼻子又弄眼地穷做戏，于是温和地对我说：你不要想着自己是在演戏，要像是在家里真的受了委屈一样……赵丹叔叔的话一下子点醒了我，排第二遍戏时，当哥哥说我不够资格时，我真的又气又委屈，脸蛋儿都涨红了。戏拍完了，赵丹导演对我的领悟能力很满意，说我这回的表演非常自然、动人。”
赵玉嵘不仅有幸参演了这部电影大师赵丹执导的影片，而且名字还上了演员表，成为她的第一部电影作品。自从电影《为孩子们祝福》上映后，赵玉嵘几乎成了上影厂的基本演员，又相继参加了《伟大的起点》、《小梅的梦》（中国第一部真人和木偶合拍动画片）、《天罗地网》、《小伙伴》等影片的拍摄，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星光闪闪的一颗小童星。
■演《青春之歌》与秦怡成忘年交
赵玉蝾是个感恩的人，每段人生路上的朋友、思师、帮助过她的人，她都念念不忘，心怀感恩。她特别感谢给她艺术之路打下坚实基础的上海市少年宫，“每次出差或探亲回到上海，我总要挤时间到少年宫去看看。即使是徘徊在它的门前，远望着里面的建筑和花园，也感到幸福和满足。1953到1958年，我的少儿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忘不了当年担任少年宫一些重大活动‘小主席’时的情景，忘不了前苏联反法西斯英雄卓娅的母亲带给我的感动，忘不了当年与新中国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座谈时的场景……这些特殊的记忆深深地陶冶了我的情操，使我有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在每一次准备讲稿和主持活动的过程中，我的思维、写作和组织能力以及我的自信和勇气都得到了锻炼和增强。我也忘不了作为当年‘小伙伴艺术团’朗诵队队员的我在少年宫接受培训和参加艺术实践的经历，戏剧学院的资深教师朱铭仙及其学生，译制片厂的著名配音演员和导演胡庆汉年复一年地放弃自己的休息日，不辞辛劳地来为我们进行辅导，让我们通过朗诵普希金、安徒生、马雅可夫斯基以及柯岩、袁鹰等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提高文学修养、审美情趣的同时，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表演水平特别是语言的表现力。在指导员们的带领下，我们参加过许多演出，精彩的节目不知赢得了多少人的喝彩；我们还乘着飞奔的列车到外地巡回公演，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使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作为闻名中外的上海市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的骨干，赵玉嵘参加了不少影片的拍摄和配音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反映知识分子在党的感召下找到正确人生之路的影片《青春之歌》，她在剧中扮演林道静（谢芳饰）、林红（秦怡饰）的小狱友俞淑秀，戏虽不多，却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当年，崔巍导演在上影主演《宋景诗》时，我也正在上影厂拍摄《小伙伴》，我在他的戏中演了一个群众角色，他很喜欢孩子，经常领着我进进出出，还给我拍照。后来他调到北影，我来到中央广播电视剧团。1959年春节，文艺界联欢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我们巧遇了，他高兴得不得了，说我正在筹拍一部电影《青春之歌》，里面有一个因为一本红皮书被抓到监狱的‘小犯人’，我正想着找你来演呢，没想到可巧就碰上了！于是我就走进了《青春之歌》剧组。”
赵玉蝾在《青春之歌》中真挚、自然的表演打动了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恰，她后来在电影学院讲课时曾以此为例讲述演员之间的真挚交流有多么重要，“她说因为我非常真挚、自然，感染了她，使她的表演更加感情饱满、富有激情了。秦怡老师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对待工作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从不糊弄，我们俩的脾气特别相投。”从此，赵玉蝾和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许多年后，秦恰还特地请赵玉嵘作为自己的“精彩老朋友”在上海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
■为周总理表演诗朗诵《白鹭》
在“小伙伴艺术团”培养和磨炼出的朗诵功夫，给赵玉嵘的艺术生涯带来了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收获。当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人员就是因为到少年宫看了她的朗诵节目，才最终决定由她担任影片《小伙伴》的女主角；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到上海来选拔中国电视剧第一代演员时，在数千应考者中仅仅挑中了两男两女，其中就有赵玉嵘，而她入选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因为朗诵出色，“文革”前重要的朗诵演出中，赵玉嵘常常因掌声不断而多次返场，与她同台的几乎都是久负盛名的朗诵界翘楚；即使是暂别舞台的困顿期，朗诵也带给她难得的机遇，超强的语言表现力使她顺利“转行”，成为数十部纪录片、科教片的无可替代的解说人；多年后，赵玉嵘在导演工作中也依然受惠于朗诵，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帮助演员（包括配音演员）准确塑造人物、表达台词；近年来，在出国探亲期间，她居然还被当地中文学校请去做学生们的朗诵辅导员……
在赵玉嵘的朗诵生涯中，最令她难忘和感动，最让她感到无上荣光的是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表演诗朗诵《白鹭》。“1959年，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广播大楼落成，周恩来总理要来视察。当时正是春节，我回上海探亲，团里给我打长途电话，说有任务，把我紧急召回来，回到团里才知道是周总理要来视察，我们文工团为周总理准备了—些小节目，团里指定我表演在少年宫时最拿手的节目——诗朗诵《白鹭》。”
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上台亲切接见了全体演员，留下了一张张珍贵合影。有一张照片中，周总理紧握着小玉嵘的手，慈祥地看着她……“周总理挺喜欢我的朗诵，他温暖、有力的大手长时间地握着我。我按团长的嘱咐请总理给大家讲话，我连连说，总理，给我们讲讲话吧，讲讲吧。没想到总理竟玩笑地小声对我说你比我说得好，我就不说了。后来总理等中央领导经常到6楼图书馆跳舞，三八妇女节那晚，我还和总理一块跳过舞，记得我当时还问过总理：总理，您还记得我吗？总理笑着说：怎么不记得，你不就是朗诵的小姑娘吗。1961年，剧团复排曹禺的《北京人》，我当场记，有一天戏演到一半，领导叫我出去，原来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来了，我领着他们摸着黑悄悄地进人剧场，他们就坐在我旁边，不清楚的地方就问我，比如有一句台词，女主角说要把好的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总理用疑惑的口气问我这是原剧本的台词，还是你们后加的？我说是原剧本就有的，他才舒了口气。这也反映出总理的文艺思想，就是不要把现代人的语言强加给角色。那天看演出时，总理还不时小声地向邓颖超说着剧情和人物关系，显示出他对这部戏的熟悉和喜爱。”
与周总理的三面之缘，深深地印刻在赵玉蝾的心里。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赵玉嵘悲恸不已。“总理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我眼前，在当时的环境下，‘四人帮’最害怕的就是群众悼念总理，处处阻挠和作梗。可我还是挤进了到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队伍，又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他老人家……总理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深受人民的敬爱。我有机会近距离地三次接触过他老人家，真是万分有幸啊！”
■走过困顿期成长为影视编导
中央广播电视剧团是中国电视初创时期唯一创作生产电视剧的专业团体，是中国电视剧的发源地，《一口菜饼子》、《党救活了他》等中国最早的电视剧都出于该团。作为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的年轻骨干，青年时代的赵玉嵘满怀热情地投身到新兴的电视事业中，相继参加了十余部电视剧的演出和导播。其中，由她担任主角的《红缨枪》是我国向国外介绍的第一部电视剧。1964年，年仅22岁的赵玉蝾还在《广播业务》上发表了长篇理论研究文章《电视剧剧浅议》……
“文革”时期的1968年，面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文攻武卫”等口号下出现的动乱局面，赵玉嵘对江青及“四人帮”的胡作非为流露了许多不满，后来，单位曾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对她进行隔离审查和批判。不久，赵玉嵘离开了中央广电系统，在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当了4年电影和纪录片解说，之后又在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做了4年多制片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赵玉嵘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经过长达7年的扎扎实实的场记、副导演的实践，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前夕，与人联合导演了讴歌知识分子在根据地人民掩护下投奔抗日第一线的影片《到青山那边去》，获得各方面的好评。此前，赵玉嵘还参与了《刑场上的婚礼》的联合编剧工作，该片被列入百部爱国主义影片。
为了实现自己青年时代立下的“为新兴电视事业奋斗一生”的宏愿，赵玉嵘一直把较多的热情倾注在中国电视剧事业上。从1984年至1989年，赵玉嵘与人合作导演了五部电视剧，其中有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成立之初的头两部电视剧《姜守本当家》、《爱之上》，获得各界赞誉。值得一提的是，赵玉蝾把先进的电影生产理论、规程和方法有意识地借鉴、移值到电视剧制作中，对促进电视剧创作的正规化、专业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电影导演参与电视剧创作还很罕见，赵玉嵘率先走出的这一步，影响颇为深远，她希望有更多的电影人能看到与电视界合作的光明前景。后来的事实证明，电视剧艺术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电影人的介入，而电影人也因参与电视剧而大大拓宽了创作的空间。 上世纪80年代末，赵玉蝾开始独立担纲导演，经历了无期艰难和曲折，受到了许多冷遇和委屈，但她以乐观昂扬的一颗童心以及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在10年左右的时间，先后完成了《灰鬼》、《明月几时圆》、《山妹子》、《苏雅的故事》、《玻璃屋里的人》、《未了上海情》等6部热播一时的电视剧。在后几部20集以上的连续剧中，她除任导演之外，还兼任编剧或联合编剧。其中，《苏雅的故事》获得1993年度长篇电视剧“飞天奖”三等奖榜首和最佳女主角提名两项荣誉。评论界认为较之《渴望》中的刘慧芳，该剧主人公苏雅性格的典型性，具有更现实的审美意义。
回忆起当年将台湾女作家华严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为电视剧《玻璃屋里的人》的艰难过程，赵玉嵘有种涅槃重生之感：“在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文学剧本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泡在位于紫竹公园旁的国家图书馆内，先是选看了几十部翻成录像带的台湾言情故事片，尽可能地弥补我对台湾缺乏生活的不足，直到自己对台湾市民的语言、习俗、风土人情以及小说中人物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仪态、言行举止等都了如指掌后，我才一头扎进了当时还不太拥挤、相对比较宁静、容易集中精力的阅览大厅，伏案‘爬起格子’，用了每天最早来最晚走的近半年时间，饱尝了呕心沥血的滋味，终于将十三四万字的小说拓展成40万字左右的20集电视剧文学剧本……”
剧本获得各方一致好评。当时负责创作生产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曹惠，第—个闯进赵玉嵘的家门，开门见山地表示：“我看中你这个本子了！”后来，他因没有找到拍摄资金而未能开拍此剧，最终夺得拍摄权的是秦皇岛电视台电视艺术中心，当时负责把关的河北省电视剧评审小组称赞剧本“富有生活气息、主题积极健康，构思严谨巧妙，悬念迭出，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与观赏性，是一个较为成功的言情电视连续剧剧本”。电视剧播出后，学者于丹撰文赞扬说——对比原小说，电视剧不但在内容上有较大的丰富和延伸，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内涵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对比台湾大多“极尽夸张、离生活太远”的言情剧，它之所以得到观众的喜欢，或许，就是它“以极尽平淡而令人回味无穷的路数”，“呈现了一个大陆女导演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对生活的理解方式”……（详见于丹评论文章：《耐人寻味的“玻璃屋”》）
其实，赵玉嵘的初衷是想将《玻璃屋里的人》改编成电影，由北影拍摄，从而搭建一条沟通两岸的电影之桥，殊为遗憾的是这个美好愿望最终落空。电视剧热播之后，北影文学厂长赵绍义在赵玉嵘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了长篇文章《（玻璃屋里的人）改编刍议》，赞扬赵玉嵘在小说改编中进行的种种探索，甚至把《玻》剧文学本当作“范本”以阐释改编小说的成功方法，诸如，丰富、延伸、续作等。‘我更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还在前言中写到了对当年没有将选《玻》片导演的票投给我而给我以‘沉重的打击’时感到内疚的心情，还对我在受挫之后没有灰心丧气，继续在电视剧创作上争取成功的顽强意志和拼搏精神表示了感佩，他在文章中毫不掩饰地将实际情况摆在大家面前，他写道：经过两年的辗转，‘官方’的电影，‘终因资金问题，付诸东流，归于失败’，而赵玉蝾的‘个体’经营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完成了20集电视剧的改编和拍摄工作’。一个领导能对自己出于公心而无奈伤及下属有如此的负疚感，并撰文予以精神上的抚慰，实在难能可贵。我发自内心地敬重他，感激他！”
迎难而上，坚韧不拔，越挫越勇，这12个字几乎成了赵玉嵘在艺途上孜孜以求、艰难跋涉的一贯写照，而最根本的源动力则是她的一颗童心——再多的乌云也不能遮挡它的光芒，再多的险滩也不能阻挠它的脚步。
■给我带来好运的三位博士
1964年，年仅22岁的赵玉蝾在《广播业务》上发表了近7500字的长文《电视剧浅议》，为中国早期电视剧的理论研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这篇文章却长期湮没无闻，直到44年后，才由意外结缘的三名博士给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赵玉嵘回忆当年写作《电视剧浅议》的情景时百感交集，“我只有高中一年级文化程度，也没有什么理论修养，当年是在—个老鼠乱窜的小仓库中写的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和毅力？我觉得是从小受到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促使我要以第一代电视剧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感完成早期电视剧的理论初探，虽然后来为此蒙受了冷遇、排斥甚至压制，但我依然无怨无悔。”
22岁就写出七八千字的长篇理论文章，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是有着赵玉嵘本人的种种特殊性作为支撑的。赵玉嵘说：“当然，光有年轻人的远大志向还是不够的，应该说是实践打下的根基使我能在理论研究上迈出先行的步子。在当时全国唯一电视剧创作的专业单位中央广播电视剧团里，我参加了较多电视剧的演出；同时，也从不少广播剧、舞台剧的演出中得到过锻炼；特别是在进团之前的少年时代，我还有幸得到过在好几部电影中担任主演或重要角色的机遇……同龄人甚至同行里很少有像我这样在四大类艺术形式中都有诸多感性认识的，加上自己比较好学，适时学习了一些电影理论以及国外电视剧工作者的经验、体会，才使我有条件有能力将电视剧与其他姊妹艺术加以比较、分辨。”
2008年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赵玉嵘从外地回来，刚进家门就接到了一个叫熊国荣的四川大学博士生打来的电话，“得知我就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要找的原北影导演赵玉嵘后，他高兴至极，我却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经他一番解释，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他在研究中国电视剧理论史的过程中，从专家们的著作中了解‘1958-1980年是中国电视剧理论的空白期’。而他对此论断一直抱有怀疑态度，经多方查找，他发现了我于1964年发表在《广播业务》上的《电视剧浅议》一文。”
熊国荣认为《电视剧浅议》一文“就其认识的准确性、深刻性、前瞻性而言，实可称为1958-1980年代表最高的电视剧理论研究水平的重要历史文献。”、“许多观点不但比发表于1980年的一些倍受推崇的文章早16年，而且在论证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上毫不逊色”。为了这些令他兴奋的发现，他立即写了一篇质疑所谓“理论空白期”的长篇论文。然而无独有偶，在他此文得到导师肯定即将发表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张国涛已抢占了先机，在《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上发表了从各方面考证、分析和推祟《电视剧浅议》的理论文章——《中国电视剧第一篇理论研究文章考》，文中明确地将《电视剧浅议》定位为“中国电视剧理论研究史上第一篇将电视剧作为独立艺术样式进行研究的理论文字”。后来经过反复思索，熊国荣调整了写作方向，把文章的重点由对“空白期”的质疑转移到对1958-1980年期间电视剧探讨文章的理论贡献、研究特点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上，吃一堑长一智，熊国荣这回意识到一定要将完成稿尽快发表，但有关早期电视剧理论产生的背景等情况必须由当事人提供，于是，他费尽周折、辗转找到了赵玉嵘……对熊国荣通过电子邮箱发来的问题，赵玉嵘很快作出答复，并提供了尽可能多的相关资料。
2008年，被赵玉嵘称为好运的一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举国欢腾，而她个人也在退休后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这一年，三位素昧平生的博士与我意外结缘，接连带给我好运和惊喜，除了熊国荣、张国涛两位博士使我44年前的拙文重见天日外，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陈友军博士和我一起完成了由我主编、陈友军编著、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一书。”
2008年8月，填补中国电视剧直播阶段历史研究空白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一书艰难问世。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苟朋先生在其论文中用“重点突出、兼顾全面；脉络清晰、史料翔实；立论正确、言之有据；真切回忆、真实记录；填补空白、提供借鉴-40字高度评价了此书……
近些年，由于看护外孙、外孙女，加上老伴的耳背日重，赵玉嵘将精力较多地给了家庭。在学习、旅游、健身、娱乐，与亲友的相聚中，她尽情地体味曾经失去的许多生活乐趣，但她依然有忙不完的大事小情，各种聚会少不了她的牵头和组织，不少处境艰难的少年和无助的老年朋友她也总是牵挂着，尽心尽力地为他们付出。年近70，她还担任总策划、总导演、制片人、编剧制作了动画片《郝大爷家的乐和事》，该片在加拿大城市电视台播出时获得了当地华人的欢迎，后又在多个网站上得以传播。“退休后，我圆了许多自己多年的梦：参加了合唱，在纪念中国电影一百年电影博物馆举办的庆典上，领唱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将儿时学过的钢琴曲重又捡了起来；将多少年只会在浅水中扑腾的游泳水平提高到能到深水中转悠了；学会了过去不敢问津的搓麻。还参加了杨氏24式太极和老外的健身舞蹈的学习；对拍摄照片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有自感得意的佳作出现；烹饪水平大有长进，好多拿手好菜深得客人们的欢迎；朗诵表演和辅导朗诵更是常事，活动甚至开展到了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