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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傅玄谓连珠“合于古诗劝兴之义”，这就是说连珠文体有特殊的讽谏功能。连珠成为古代士大夫向君王纳言献策、参政议政的工具，体现了古代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美好理想。
关键词： 连珠文体 讽谏功能 “劝兴之义”
连珠体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比较通行的文体，兴盛于汉魏，成熟于六朝，衰亡于唐宋，而复兴于明清。自出现之后就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相始终，历朝历代都不乏作者。
一种文体必有其特定的文体功能，所谓“诗言志”①、“赋体物”②，连珠体也应该有其独特的功能。傅玄关于连珠体功能的论述：“合于古诗劝兴之义”③得到了历代文论家的认同。本文拟就其“劝兴之义”做详尽论述。
所谓“劝兴之义”，其实是指连珠体的讽谏功能。
连珠的“劝兴之义”首先可以从其领起词“臣闻”看出，“臣闻”决定了其写作的主体和阅读的对象，它是臣下写给君主看的。所以贺复征说“连珠始必曰‘臣闻’者，似亦告上之辞”④，其写作目的就是向君主进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进献自己的治国方略，所以连珠的内容多涉及政教伦理。这在早期的连珠作品中尤其显著。
它首先表达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美好理想。在古代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⑤积极入世观念的影响下，古代许多知识分子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向君主进言不仅是臣下的职责，而且是爱国的表现。太平世界不仅是君主所期待的，而且是臣民所企慕的。他们为君主出谋划策，向君主纳言献计，希望主上修明政治。如“臣闻目瞤耳鸣，近夫小戒也；狐鸣犬嗥。家人小妖也，犹忌慎动作，封镇书符，以防其祸。是故天地示异，灾变横起，则人主恒恐惧而修政”⑥。蔡邕由灾异引申到修政，虽然受当时学风影响，但其劝主上修政的愿望是殷切的。陆机今存《演连珠》五十首⑦，其中第5、6、8、9、18、20、36、41首的内容就是关于君主修政的。如“是以至道之行，万类取足于世；大化既洽，百姓无匮于心。”（其6）“是以万邦凯乐，非悦锺鼓之娱；天下归仁，非感玉帛之惠。”（其8）是修明政治的理想结果。
任用贤能之士可致太平是连珠作家们一致的看法。扬雄所谓“圣明在上，禄不遗贤”⑧。班固今存五首都是关于任用贤才的所谓“明主贵其士，故能成其治”⑨（其1）。所谓“明主器其士而建功业”⑩（其2）。所谓“帝王乘英雄以济民”{11}（其4）。蔡邕所谓“贤为圣者用”{12}（其2）王粲所谓“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13}（其3）。陆机第3首喻“贤人无世不有，明主应取而用之”{14}。其27喻“时君随时任贤，不必空慕古人”{15}。刘祥所谓“英达之君，假伊、周而治”{16}（其2）。作者们不仅提出选贤任能的愿望，更进一步提出如何选贤任能的问题。扬雄就提出“取士贵无遗漏”、“用才不拘一格”{17}的主张。班固其3和其5就提出“用才不唯亲旧”和“量才授职”{18}的用人方法。王粲“明主之举士，不待近习，圣君之用人，不拘毁誉”{19}（其1）。
“亲贤臣”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如果没有“远小人”则贤臣很难发挥才能。魏文帝“盖闻驽蹇服御，良乐咨嗟；铅刀剖截，欧冶叹息。故少师幸而季梁惧，宰嚭任而伍员忧”{20}（其3）。注意到了贤奸不两立，一朝的贤奸犹如一山的二虎，不可能相容。陆机“臣闻利眼临云，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辉。是以明哲之君，时有蔽塞之累；俊乂之臣，屡抱后时之悲”{21}（其13）。喻“馋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时有蔽壅”{22}（其26）“臣闻披云看霄，则天文清；澄风观水，则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诛而楚宁”{23}明确提出驱逐殊杀奸馋的要求。
曹丕之前的作品全都是政教伦理之作，陆机之后才稍涉其他哲理。连珠的讽谏功能是由作者的臣子身份直接决定的。现在可考的，连珠作家都有官方身份。除了魏文帝曹丕，梁朝武帝、建文帝后梁宣帝为帝王，都是臣子，这些臣子或者在朝中做官，或者在地方为宦，或者入大官幕府。他们的连珠作品虽然不能确考作于何时，时居何官，但即使当时身不在官场，其心也系官场，他们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代，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治国平天下成为知识分子的终生理想，关心政治、参与政治自然就是士人的主要事业。作为臣子，食君之禄，忧君之事，为君出谋划策是分内之事。自秦以来虽然差不多每朝每代都设有谏官，但身不居谏官之位而主动进言一般也并不算越俎代庖。正如马融所谓的“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下能言之，上能聴之，则王道光矣。谏于未形者，上也；谏于已彰者，次也；谏于既行者，下也。违而不谏，则非忠臣。夫谏，始于顺辞，中于抗议，终于死节，以成君休，以宁社稷”{24}。
随着连珠的文学化，其讽谏色彩越来越淡化。魏文帝以帝王之尊写作连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连珠的讽谏功能，他以“盖闻”代“臣闻”，这一方面当然是出于其帝王身份的原因，但更重要的，一字之差改变了连珠体仅仅作为讽谏之用的文体，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文体。曹丕当然不是为了讽谏君王，“盖闻驽蹇服御，良乐咨嗟；铅刀剖截，欧冶叹息。故少师幸而季梁惧，宰嚭任而伍员忧”{25}有自诫之意，“盖闻琴瑟高张则哀弹发，节士抗行则荣名至，是以申胥流音于南极，苏武扬声于朔裔”{26}，“盖闻四节异气以成岁，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显，比干剖心而荣”{27}谈成名之道，倒像是劝说臣民立功立德，留名后世的。之后便有许多作者以“盖闻”起创作连珠，当然曹丕之后还有许多以“臣闻”领起的作品，但以“盖闻”起的作品其政治色彩明显不如以“臣闻”起者强烈。或许这些作者并没有讽谏君王的直接的目的，只是一种仿作，只是游戏文字。《南史·刘祥传》载：“（祥）著连珠十五首，以寄其怀。其讥议者云‘盖闻希世之宝，违时则贱；伟俗之器，无圣必沦。故鸣玉黜于楚岫，章甫穷于越人。’有以祥连珠启上者，上令御史中丞奏其过恶，付廷尉”。刘祥被告发当然有其他恩怨，但他著连珠并不是要主动献给君王却是可以肯定的，他是被人告发，君王才知道他的作品的。《梁书·丘迟传》载：“时高祖（梁武帝）著连珠，诏群臣续作者数十人，迟文最美。”这一次群臣续作的作品不见流转，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这一次应该是一种文字游戏，而不是集体进政见的活动。当时君王诏群臣同场作文赋诗相当普遍，也都是游戏笔墨，它成为宫廷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艳体连珠如刘孝仪、段成式之作，其无关讽谏，自不必说。庾信的作品“但叙身世，无关理要”{28}，虽然不是为了直接讽谏君王而作，但人们在读其作品时，除了被其身世之悲、失国之痛感动之外，还会痛定思痛。
连珠的讽谏功能是作者的一种主观愿望，至于有没有达到预定的讽谏效果则另当别论。文学的讽谏效果一般是很微弱的，历来从谏如流的君王实在太少。
注释：
①见《尚书·尧典》.
②见陆机《文赋》.
③见（梁）萧统《文选》（六臣注本）第1020页，陆机《演连珠五十首》题解李善注引.
④见（明）贺复征《文章辩体汇选》卷二百四，《四库全书》本.
⑤见《大学章句》.
⑥见（《御览》四百五十九引蔡邕《广连珠》）.
⑦{21}{23}见《文选》陆机《演连珠》.
⑧见《御览》四百六十八，又四百六十九.
⑨⑩{11}{13}{18}{19}{20}{25}{26}{27}见《艺文类聚》五十七.
{12}见《书钞》九十九引蔡邕《连珠》.
{14}见洛鸿凯《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六年版，第451页.
{15}见洛鸿凯《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六年版第453页.
{16}见《南齐书·刘祥传》）.
{17}见《扬雄集校注》，张震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38页，张注【二】、【三】.
{22}见萧统《文选》，六臣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23页，李善注.
{24}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汉马融集·忠经·忠谏章第十五》.
{28}见李兆洛《骈体文钞》，殷海国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66页，庾信“拟连珠”题解.
关键词： 连珠文体 讽谏功能 “劝兴之义”
连珠体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比较通行的文体，兴盛于汉魏，成熟于六朝，衰亡于唐宋，而复兴于明清。自出现之后就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相始终，历朝历代都不乏作者。
一种文体必有其特定的文体功能，所谓“诗言志”①、“赋体物”②，连珠体也应该有其独特的功能。傅玄关于连珠体功能的论述：“合于古诗劝兴之义”③得到了历代文论家的认同。本文拟就其“劝兴之义”做详尽论述。
所谓“劝兴之义”，其实是指连珠体的讽谏功能。
连珠的“劝兴之义”首先可以从其领起词“臣闻”看出，“臣闻”决定了其写作的主体和阅读的对象，它是臣下写给君主看的。所以贺复征说“连珠始必曰‘臣闻’者，似亦告上之辞”④，其写作目的就是向君主进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进献自己的治国方略，所以连珠的内容多涉及政教伦理。这在早期的连珠作品中尤其显著。
它首先表达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美好理想。在古代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⑤积极入世观念的影响下，古代许多知识分子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向君主进言不仅是臣下的职责，而且是爱国的表现。太平世界不仅是君主所期待的，而且是臣民所企慕的。他们为君主出谋划策，向君主纳言献计，希望主上修明政治。如“臣闻目瞤耳鸣，近夫小戒也；狐鸣犬嗥。家人小妖也，犹忌慎动作，封镇书符，以防其祸。是故天地示异，灾变横起，则人主恒恐惧而修政”⑥。蔡邕由灾异引申到修政，虽然受当时学风影响，但其劝主上修政的愿望是殷切的。陆机今存《演连珠》五十首⑦，其中第5、6、8、9、18、20、36、41首的内容就是关于君主修政的。如“是以至道之行，万类取足于世；大化既洽，百姓无匮于心。”（其6）“是以万邦凯乐，非悦锺鼓之娱；天下归仁，非感玉帛之惠。”（其8）是修明政治的理想结果。
任用贤能之士可致太平是连珠作家们一致的看法。扬雄所谓“圣明在上，禄不遗贤”⑧。班固今存五首都是关于任用贤才的所谓“明主贵其士，故能成其治”⑨（其1）。所谓“明主器其士而建功业”⑩（其2）。所谓“帝王乘英雄以济民”{11}（其4）。蔡邕所谓“贤为圣者用”{12}（其2）王粲所谓“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13}（其3）。陆机第3首喻“贤人无世不有，明主应取而用之”{14}。其27喻“时君随时任贤，不必空慕古人”{15}。刘祥所谓“英达之君，假伊、周而治”{16}（其2）。作者们不仅提出选贤任能的愿望，更进一步提出如何选贤任能的问题。扬雄就提出“取士贵无遗漏”、“用才不拘一格”{17}的主张。班固其3和其5就提出“用才不唯亲旧”和“量才授职”{18}的用人方法。王粲“明主之举士，不待近习，圣君之用人，不拘毁誉”{19}（其1）。
“亲贤臣”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如果没有“远小人”则贤臣很难发挥才能。魏文帝“盖闻驽蹇服御，良乐咨嗟；铅刀剖截，欧冶叹息。故少师幸而季梁惧，宰嚭任而伍员忧”{20}（其3）。注意到了贤奸不两立，一朝的贤奸犹如一山的二虎，不可能相容。陆机“臣闻利眼临云，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辉。是以明哲之君，时有蔽塞之累；俊乂之臣，屡抱后时之悲”{21}（其13）。喻“馋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时有蔽壅”{22}（其26）“臣闻披云看霄，则天文清；澄风观水，则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诛而楚宁”{23}明确提出驱逐殊杀奸馋的要求。
曹丕之前的作品全都是政教伦理之作，陆机之后才稍涉其他哲理。连珠的讽谏功能是由作者的臣子身份直接决定的。现在可考的，连珠作家都有官方身份。除了魏文帝曹丕，梁朝武帝、建文帝后梁宣帝为帝王，都是臣子，这些臣子或者在朝中做官，或者在地方为宦，或者入大官幕府。他们的连珠作品虽然不能确考作于何时，时居何官，但即使当时身不在官场，其心也系官场，他们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代，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治国平天下成为知识分子的终生理想，关心政治、参与政治自然就是士人的主要事业。作为臣子，食君之禄，忧君之事，为君出谋划策是分内之事。自秦以来虽然差不多每朝每代都设有谏官，但身不居谏官之位而主动进言一般也并不算越俎代庖。正如马融所谓的“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下能言之，上能聴之，则王道光矣。谏于未形者，上也；谏于已彰者，次也；谏于既行者，下也。违而不谏，则非忠臣。夫谏，始于顺辞，中于抗议，终于死节，以成君休，以宁社稷”{24}。
随着连珠的文学化，其讽谏色彩越来越淡化。魏文帝以帝王之尊写作连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连珠的讽谏功能，他以“盖闻”代“臣闻”，这一方面当然是出于其帝王身份的原因，但更重要的，一字之差改变了连珠体仅仅作为讽谏之用的文体，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文体。曹丕当然不是为了讽谏君王，“盖闻驽蹇服御，良乐咨嗟；铅刀剖截，欧冶叹息。故少师幸而季梁惧，宰嚭任而伍员忧”{25}有自诫之意，“盖闻琴瑟高张则哀弹发，节士抗行则荣名至，是以申胥流音于南极，苏武扬声于朔裔”{26}，“盖闻四节异气以成岁，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显，比干剖心而荣”{27}谈成名之道，倒像是劝说臣民立功立德，留名后世的。之后便有许多作者以“盖闻”起创作连珠，当然曹丕之后还有许多以“臣闻”领起的作品，但以“盖闻”起的作品其政治色彩明显不如以“臣闻”起者强烈。或许这些作者并没有讽谏君王的直接的目的，只是一种仿作，只是游戏文字。《南史·刘祥传》载：“（祥）著连珠十五首，以寄其怀。其讥议者云‘盖闻希世之宝，违时则贱；伟俗之器，无圣必沦。故鸣玉黜于楚岫，章甫穷于越人。’有以祥连珠启上者，上令御史中丞奏其过恶，付廷尉”。刘祥被告发当然有其他恩怨，但他著连珠并不是要主动献给君王却是可以肯定的，他是被人告发，君王才知道他的作品的。《梁书·丘迟传》载：“时高祖（梁武帝）著连珠，诏群臣续作者数十人，迟文最美。”这一次群臣续作的作品不见流转，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这一次应该是一种文字游戏，而不是集体进政见的活动。当时君王诏群臣同场作文赋诗相当普遍，也都是游戏笔墨，它成为宫廷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艳体连珠如刘孝仪、段成式之作，其无关讽谏，自不必说。庾信的作品“但叙身世，无关理要”{28}，虽然不是为了直接讽谏君王而作，但人们在读其作品时，除了被其身世之悲、失国之痛感动之外，还会痛定思痛。
连珠的讽谏功能是作者的一种主观愿望，至于有没有达到预定的讽谏效果则另当别论。文学的讽谏效果一般是很微弱的，历来从谏如流的君王实在太少。
注释：
①见《尚书·尧典》.
②见陆机《文赋》.
③见（梁）萧统《文选》（六臣注本）第1020页，陆机《演连珠五十首》题解李善注引.
④见（明）贺复征《文章辩体汇选》卷二百四，《四库全书》本.
⑤见《大学章句》.
⑥见（《御览》四百五十九引蔡邕《广连珠》）.
⑦{21}{23}见《文选》陆机《演连珠》.
⑧见《御览》四百六十八，又四百六十九.
⑨⑩{11}{13}{18}{19}{20}{25}{26}{27}见《艺文类聚》五十七.
{12}见《书钞》九十九引蔡邕《连珠》.
{14}见洛鸿凯《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六年版，第451页.
{15}见洛鸿凯《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六年版第453页.
{16}见《南齐书·刘祥传》）.
{17}见《扬雄集校注》，张震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38页，张注【二】、【三】.
{22}见萧统《文选》，六臣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23页，李善注.
{24}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汉马融集·忠经·忠谏章第十五》.
{28}见李兆洛《骈体文钞》，殷海国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66页，庾信“拟连珠”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