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从川端康成笔下美丽的伊豆走来，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在日本，别人骂他是卖国贼；在中国，他是“可怕的中国通”；有人说他是潜伏在中国心怀叵测的间谍，而他自己却说要永远献身于中日两国的外交事业，把“民间外交使者”的角色扮演下去……他在学习、游历与教学，甚至是-?-凡的生活中，亲历、观察、记录着中国式变革的欣喜与阵痛。
7年前，我第一次乘飞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那一刻，我不会中文，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人民币长成什么样子——三无状态。对中国是一无所知，没有理解，更没有误解，就像一张白纸，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
时间流逝得又快又慢。在2003年至2010年这一中国国家大事密集期，中国人对“变”的关注度空前地提升了，而我更加关注“不变”的事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基础设施也完善多了，农业税免了，基础教育学杂费和书本费免了，奥运会圆满成功了，建国60年大庆隆重欢度过了……可是，大家依然浮躁而迷茫，农民依然自由而分散，学生依然爱国而崇洋，中产阶级依然快乐而痛苦……
我对于庞大而不确定的超级大国，多了些理解，但同时，误解也多了。我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18岁以前是在日本度过的，我是“纯”日本人。越是了解我的中国朋友，越会评价我说：“加藤，虽然你长得很像浙江人，其实内在和性格很日本。”到了异国他乡才明白，一个人只有离开祖国，才会爱国；日本人原来非常保守封闭；北京人的包容性如此深奥；日本社会那么有序和规范；中国社会格外地自由而松散。过去的误解，现在的理解。昨天的理解，明天的误解。
中国人和日本人，长得差不多，但这两个不同的民族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阶段，所以，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天经地义的。但媒体又很有力度地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确实共享着不少相同的文化，一个中国人到日本会发现英语不怎么管用，日本人英语普遍不好，不如拿出纸和笔，用汉字交流，基本不会误解对方的意思。
问题是，两国民众在交流的过程中，总对对方保持过高的期望。日本人想：“中国自古以来是我们的老师，是礼仪之邦，要好好学习。 ”到了中国才发现，“中国有的城市原来这么缺乏秩序，不卫生，有些人缺乏礼貌”，因而感到失望。中国人想：“日本人曾侵略中国，应该抱着愧疚的心态不断向中国人道歉才对。”跟日本人交流后发现：“他们怎么以为自己是个受害者呢?有没有病啊?”因而感到愤怒。
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从“对方应该……”的角度去认知对方、与其交流，所以一旦遇到对方表现与你预期相差很大的时候，遭受的打击就更大。这才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相互理解、交流的时候难以摆脱的“瓶颈”。
日本人有没有想过，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半殖民化，赶走侵略者之后建国，随后经过几次政治风波，才走上现代化的轨道。国家这么大，国民这么多，改善整个社会的全貌有那么容易吗?中国人有没有想过，是日本打赢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采取扩张主义，发动战争，结果战败，但日本是被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后投降的，是人类历史上核武器的唯一受害者，日本人认为自己败给了美国，是受害者，不正常吗?
我大概在2005年4月前后开始与中国媒体互动，上电视评论时政，写专栏发表观点，这些都是我日常的功课，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2003年时完全想不到的，可以说是“意外收获”。我跟中国民众的接触面广了，交流点深了，公众对我的误解也日益增加与深化。
我知道，网上有很多评论，私下也有很多讨论，说：“加藤嘉一是个日本有关部门派来的间谍。”刚开始我很惊讶，“我怎么可能是间谍呢?!”我只是一名在华日本留学生，只是磁上时代的偶然，对于动态中国，观察得细致一些，跟踪得密切一些，接触得深入一些，如此而已。
我也逐渐理解了这种说法，因为我确实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潜伏”，了解真实的中国。有些中国朋友从警惕老外的角度认为，一个外国人“潜伏”太多，了解太多，就有可能拿到重要情报。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与7年前的三无状态相比，我确实了解了中国的很多事情，弄清了许多真理。假设我将来当了政治家，肯定会用到青年时期在中国的经验。
但我现在去任何地方都是拿日本护照和学生签证，发表任何中文文章，都是用加藤嘉一这个正名(许多媒体经常把我的名字写错，令人很生气，觉得对不起父母)。对于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流，邀请更多对方国家的学生过来，了解真实的自己，有利于对外传播和促进相互理解，也有益于建立健全的外交关系。
至于我是否是间谍，首先要弄清，潜伏不等于间谍，“间谍”指的是把一个国家的机密情报提供给另外一个国家的有关部门，并从中赚钱的人。我拿不到中国的国家机密，也不感兴趣。我也没钱，生活在“蜗居”里。中国朋友觉得，我像个间谍吗?对自己的长相和气质，我不过多评价，但如此之高的曝光率——2009年，我一共发表了200篇文章，接受了318场正式采访(电话和MSN不算)，作为一个间谍，有些夸张了吧?对于中国人误解我是间谍，我表示深层次的理解，我或许是个敏感人物。但我现在生活在中国，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更客观地了解中国的本来面貌，更是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彼此之间的理解，而不是误解。
中国和日本的高层领导和政府官员始终是很支持我、鼓励我的。记得，2009年“两会”前，2月23日，我在经常做客的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上提出关于东海油气田合作问题的观点。
2008年6月份的中日东海原则性共识是两国外交部门经过几年的艰难谈判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两国必须珍惜，并把它落到实处。我们绝不该忘记，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思想共识和原则性目标，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使命的。至于具体成果，我们应该从容一些，给两国的外交部门一点点时间。
做完直播，从香港返回深圳的路上，中日两国外交部门高官都打电话给我，对我表达的观点表示高度的赞扬，甚至感谢。是的，这才是我的作用。我就是要在中日两国政府在解决问题，促进关系的过程中扮演来自民间的、桥梁的角色。许多外交官员不方便说出来的，就让我来说吧；有些外交官员不方便做的，就让我做吧。“官民一体”才是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健康关系的必经之路和合理渠道。
我宁愿献身于中日两国的外交事业，把“民间外交使者”的角色扮演下去。虽然大家对我的角色依然充满着深深的误解，但没关系，慢慢来，靠着时间和交流，把我们之间的误解化解开来，把它变成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
7年前，我第一次乘飞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那一刻，我不会中文，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人民币长成什么样子——三无状态。对中国是一无所知，没有理解，更没有误解，就像一张白纸，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
时间流逝得又快又慢。在2003年至2010年这一中国国家大事密集期，中国人对“变”的关注度空前地提升了，而我更加关注“不变”的事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基础设施也完善多了，农业税免了，基础教育学杂费和书本费免了，奥运会圆满成功了，建国60年大庆隆重欢度过了……可是，大家依然浮躁而迷茫，农民依然自由而分散，学生依然爱国而崇洋，中产阶级依然快乐而痛苦……
我对于庞大而不确定的超级大国，多了些理解，但同时，误解也多了。我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18岁以前是在日本度过的，我是“纯”日本人。越是了解我的中国朋友，越会评价我说：“加藤，虽然你长得很像浙江人，其实内在和性格很日本。”到了异国他乡才明白，一个人只有离开祖国，才会爱国；日本人原来非常保守封闭；北京人的包容性如此深奥；日本社会那么有序和规范；中国社会格外地自由而松散。过去的误解，现在的理解。昨天的理解，明天的误解。
中国人和日本人，长得差不多，但这两个不同的民族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阶段，所以，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天经地义的。但媒体又很有力度地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确实共享着不少相同的文化，一个中国人到日本会发现英语不怎么管用，日本人英语普遍不好，不如拿出纸和笔，用汉字交流，基本不会误解对方的意思。
问题是，两国民众在交流的过程中，总对对方保持过高的期望。日本人想：“中国自古以来是我们的老师，是礼仪之邦，要好好学习。 ”到了中国才发现，“中国有的城市原来这么缺乏秩序，不卫生，有些人缺乏礼貌”，因而感到失望。中国人想：“日本人曾侵略中国，应该抱着愧疚的心态不断向中国人道歉才对。”跟日本人交流后发现：“他们怎么以为自己是个受害者呢?有没有病啊?”因而感到愤怒。
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从“对方应该……”的角度去认知对方、与其交流，所以一旦遇到对方表现与你预期相差很大的时候，遭受的打击就更大。这才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相互理解、交流的时候难以摆脱的“瓶颈”。
日本人有没有想过，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半殖民化，赶走侵略者之后建国，随后经过几次政治风波，才走上现代化的轨道。国家这么大，国民这么多，改善整个社会的全貌有那么容易吗?中国人有没有想过，是日本打赢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采取扩张主义，发动战争，结果战败，但日本是被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后投降的，是人类历史上核武器的唯一受害者，日本人认为自己败给了美国，是受害者，不正常吗?
我大概在2005年4月前后开始与中国媒体互动，上电视评论时政，写专栏发表观点，这些都是我日常的功课，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2003年时完全想不到的，可以说是“意外收获”。我跟中国民众的接触面广了，交流点深了，公众对我的误解也日益增加与深化。
我知道，网上有很多评论，私下也有很多讨论，说：“加藤嘉一是个日本有关部门派来的间谍。”刚开始我很惊讶，“我怎么可能是间谍呢?!”我只是一名在华日本留学生，只是磁上时代的偶然，对于动态中国，观察得细致一些，跟踪得密切一些，接触得深入一些，如此而已。
我也逐渐理解了这种说法，因为我确实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潜伏”，了解真实的中国。有些中国朋友从警惕老外的角度认为，一个外国人“潜伏”太多，了解太多，就有可能拿到重要情报。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与7年前的三无状态相比，我确实了解了中国的很多事情，弄清了许多真理。假设我将来当了政治家，肯定会用到青年时期在中国的经验。
但我现在去任何地方都是拿日本护照和学生签证，发表任何中文文章，都是用加藤嘉一这个正名(许多媒体经常把我的名字写错，令人很生气，觉得对不起父母)。对于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流，邀请更多对方国家的学生过来，了解真实的自己，有利于对外传播和促进相互理解，也有益于建立健全的外交关系。
至于我是否是间谍，首先要弄清，潜伏不等于间谍，“间谍”指的是把一个国家的机密情报提供给另外一个国家的有关部门，并从中赚钱的人。我拿不到中国的国家机密，也不感兴趣。我也没钱，生活在“蜗居”里。中国朋友觉得，我像个间谍吗?对自己的长相和气质，我不过多评价，但如此之高的曝光率——2009年，我一共发表了200篇文章，接受了318场正式采访(电话和MSN不算)，作为一个间谍，有些夸张了吧?对于中国人误解我是间谍，我表示深层次的理解，我或许是个敏感人物。但我现在生活在中国，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更客观地了解中国的本来面貌，更是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彼此之间的理解，而不是误解。
中国和日本的高层领导和政府官员始终是很支持我、鼓励我的。记得，2009年“两会”前，2月23日，我在经常做客的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上提出关于东海油气田合作问题的观点。
2008年6月份的中日东海原则性共识是两国外交部门经过几年的艰难谈判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两国必须珍惜，并把它落到实处。我们绝不该忘记，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思想共识和原则性目标，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使命的。至于具体成果，我们应该从容一些，给两国的外交部门一点点时间。
做完直播，从香港返回深圳的路上，中日两国外交部门高官都打电话给我，对我表达的观点表示高度的赞扬，甚至感谢。是的，这才是我的作用。我就是要在中日两国政府在解决问题，促进关系的过程中扮演来自民间的、桥梁的角色。许多外交官员不方便说出来的，就让我来说吧；有些外交官员不方便做的，就让我做吧。“官民一体”才是任何两个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健康关系的必经之路和合理渠道。
我宁愿献身于中日两国的外交事业，把“民间外交使者”的角色扮演下去。虽然大家对我的角色依然充满着深深的误解，但没关系，慢慢来，靠着时间和交流，把我们之间的误解化解开来，把它变成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