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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向来是许多作家关注的话题，女性的生存，更是备受瞩目。甘南作家扎西才让以他扎实的文学功底，以及对甘南这片土地的热爱，成功塑造了众多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他笔下所书写的女性以不同的经历和个性，揭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极其丰富。本文从扎西才让笔下的传统女性、知识女性、叛逆女性三类女性的生存样态切入，把握女性形象，探析其文化意义所在。
[关键词] 扎西才让;女性;生存样态
人类社会的一半是女性，在这个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社会里，女性是文学中永恒的话题。正如冰心所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1]由此可见女性的重要意义。藏族作家扎西才让立足本土，以他独特的视角给予女性关注，在他的小说、散文、诗歌中，描写女性的日常生活，关注女性生存样态，书写女性人生，为女性的生存谱写了一幅精美的画卷。下面就从传统女性的生存悲剧、知识女性的平凡生活、叛逆女性的个性表达这三个方面入手，探寻扎西才让笔下的女性生存样态，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扎西才让笔下的女性形象，发掘其艺术魅力。
一、传统女性的生存悲剧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孟子更是明确指出了男尊女卑这一思想观念，由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此开始了冠冕堂皇的对妇女的压迫与限制。中国几千年来漫长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从根本上来说也否定了女性的主体性，否定了女性的人格。女性始终处在束缚与压制之中，无法获得独立。以男权社会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在女性心中。扎西才让笔下的众多传统女性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造成了她们的生存悲剧。
女性对男性有天生的依附性，“《圣经·创世纪》说女人是上帝在亚当沉睡时用亚当身上的一条肋骨造成的。”[2]很多时候人们理解女性是把女性当成相对于男性不能自主的人，如苏童的《妻妾成群》中，在那个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大家庭中，几个女性都靠争得陈佐千的宠爱获得自己的家庭地位，就连新时代的女青年颂莲后来都加入到了争宠大流中，她们像是一齐拴在了陈佐千的脖子上，如一棵濒临枯萎的藤蔓在稀薄的空气中相互绞杀而争夺那一点点空气。在扎西才让的作品中，虽然没有一夫多妻制的存在，但女性依附男性却在多方面展现了出来。《牧羊人桑吉的爱情》中，桑吉的母亲原是村里最好看的，成为寡妇之后，为了生存，就找了一个又一个的相好，并且不分民族。作为女性本身来说，她没有依靠自己独立生存，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就去找男人。她对男性的依附，不仅导致了自己的悲剧，还让儿子桑吉成为村里唯一一个过了十八岁还没有结婚的男人。《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中的寡妇杨白玛一生都在靠男人生活，自己家的男人死了一个又一个，她也因此陷入了克夫的偏见环境中。可以说，她的一生是十分不幸的，所嫁的男人由于各种原因一个一个地死去，她就不断找别的男人，她一直活在被伦理道德谴责的世界中，最终的归宿还是一个瘸了腿的汉族男人。她始终找不到自我，依附于男性。“马克思曾指出：‘吃、喝、性爱，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类的机能。但是如果经过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它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它們就是动物的机能。’” [3]对扎西才让笔下的这两个女性而言，吃喝性的生计问题迫切地摆在眼前，她们也就不会再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爱与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她们就自然而然地无法改变自己的悲剧状态。
扎西才让笔下，除了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女性，还有一类传统女性，她们聪慧、善良，却依然没能摆脱悲剧的命运。散文《我的双亲》中的母亲是一个美丽大方的藏族姑娘，嫁给父亲的初始是无比幸福的，但许多年后，由于争执，父亲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母亲变得陌生又困惑，最终在无奈与痛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无疑，母亲是不幸的;《做裁缝的女孩》中整日嘻嘻哈哈的女孩在结婚后也变得黄皮寡瘦，看得让人心酸;《不听话的阿珍》中调皮的阿珍被远远嫁走，争吵中还被丈夫折断了右手的食指，儿子也因摘蒲公英长了瘊子被截掉了左手，阿珍去见了故乡的男人而声名狼藉，最终选择了自尽，阿珍的这一生充满坎坷。诗集《大夏河畔》的一篇《阿姐远嫁》中的阿姐远嫁后婚姻并不幸福，但她“已不能再抛夫弃子，千里迢迢回来抱我在怀里。”亲情让她无比牵挂，但家庭又将她牵绊。“传统女性的生存空间是家。无论这个家对于她来说是天堂还是地狱，但它由于稳定的血缘取向而得到世代女性的认同。”[2] 即使这些女性在婚后并不像理想中所想的一样，但她们会为了家庭继续留在那个环境中，继续生活。小说《那个叫观音代的诗人》中充满灵气的李菊花一直是观音代和文中的“我”爱慕的对象，在观音代将她娶回家之后，观音代却因为李菊花没有文化毅然与她离婚，娶了另外一个女人，此时的李菊花就是一个被抛弃的悲剧者形象，她曾经的美丽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怨言和被生活摧残的沧桑;《牧羊人桑吉的爱情》中，桑吉娶了一个矮矮、瘦瘦的女孩，这个女孩在生完一个女儿没几年后得了一种怪病很快离开了人世。在离开的时候丈夫和女儿都不理她，她只能看着婆婆咽了气。“女性从洞穴逃脱出来并要在蓝天下获得情感上的平衡是困难的。”[2]这个女孩在嫁给桑吉之后就将婚姻和家庭当作自己的全部，但她并没有受到丈夫桑吉的重视，就是在离开人世前也是充满遗憾的，她就像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一样。
“传统社会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社会习俗，漫长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从根本上摧毁了女性该有的健康人格，让中国女性形成了特有的温柔、无我、牺牲、顺从等性别特征。她们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弱者，身体上有先天的弱势，智力上也缺乏优势，甚至有的彻底把自己当作男性的附属。” [4]在藏族女性的生活中，女性分担了相当多的工作，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如照顾牛羊、挤奶、做饭、缝制衣服、照顾孩子、孝敬老人都由女性来做，因此女性也常常被描述为辛勤的劳动者、顺从的仆人等。扎西才让笔下的传统女性生活在既定的轨道上，或依附男性，或因生活的困境生存着，她们的悲剧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关键词] 扎西才让;女性;生存样态
人类社会的一半是女性，在这个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社会里，女性是文学中永恒的话题。正如冰心所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1]由此可见女性的重要意义。藏族作家扎西才让立足本土，以他独特的视角给予女性关注，在他的小说、散文、诗歌中，描写女性的日常生活，关注女性生存样态，书写女性人生，为女性的生存谱写了一幅精美的画卷。下面就从传统女性的生存悲剧、知识女性的平凡生活、叛逆女性的个性表达这三个方面入手，探寻扎西才让笔下的女性生存样态，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扎西才让笔下的女性形象，发掘其艺术魅力。
一、传统女性的生存悲剧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孟子更是明确指出了男尊女卑这一思想观念，由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此开始了冠冕堂皇的对妇女的压迫与限制。中国几千年来漫长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从根本上来说也否定了女性的主体性，否定了女性的人格。女性始终处在束缚与压制之中，无法获得独立。以男权社会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在女性心中。扎西才让笔下的众多传统女性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造成了她们的生存悲剧。
女性对男性有天生的依附性，“《圣经·创世纪》说女人是上帝在亚当沉睡时用亚当身上的一条肋骨造成的。”[2]很多时候人们理解女性是把女性当成相对于男性不能自主的人，如苏童的《妻妾成群》中，在那个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大家庭中，几个女性都靠争得陈佐千的宠爱获得自己的家庭地位，就连新时代的女青年颂莲后来都加入到了争宠大流中，她们像是一齐拴在了陈佐千的脖子上，如一棵濒临枯萎的藤蔓在稀薄的空气中相互绞杀而争夺那一点点空气。在扎西才让的作品中，虽然没有一夫多妻制的存在，但女性依附男性却在多方面展现了出来。《牧羊人桑吉的爱情》中，桑吉的母亲原是村里最好看的，成为寡妇之后，为了生存，就找了一个又一个的相好，并且不分民族。作为女性本身来说，她没有依靠自己独立生存，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就去找男人。她对男性的依附，不仅导致了自己的悲剧，还让儿子桑吉成为村里唯一一个过了十八岁还没有结婚的男人。《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中的寡妇杨白玛一生都在靠男人生活，自己家的男人死了一个又一个，她也因此陷入了克夫的偏见环境中。可以说，她的一生是十分不幸的，所嫁的男人由于各种原因一个一个地死去，她就不断找别的男人，她一直活在被伦理道德谴责的世界中，最终的归宿还是一个瘸了腿的汉族男人。她始终找不到自我，依附于男性。“马克思曾指出：‘吃、喝、性爱，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类的机能。但是如果经过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它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它們就是动物的机能。’” [3]对扎西才让笔下的这两个女性而言，吃喝性的生计问题迫切地摆在眼前，她们也就不会再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爱与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她们就自然而然地无法改变自己的悲剧状态。
扎西才让笔下，除了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女性，还有一类传统女性，她们聪慧、善良，却依然没能摆脱悲剧的命运。散文《我的双亲》中的母亲是一个美丽大方的藏族姑娘，嫁给父亲的初始是无比幸福的，但许多年后，由于争执，父亲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母亲变得陌生又困惑，最终在无奈与痛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无疑，母亲是不幸的;《做裁缝的女孩》中整日嘻嘻哈哈的女孩在结婚后也变得黄皮寡瘦，看得让人心酸;《不听话的阿珍》中调皮的阿珍被远远嫁走，争吵中还被丈夫折断了右手的食指，儿子也因摘蒲公英长了瘊子被截掉了左手，阿珍去见了故乡的男人而声名狼藉，最终选择了自尽，阿珍的这一生充满坎坷。诗集《大夏河畔》的一篇《阿姐远嫁》中的阿姐远嫁后婚姻并不幸福，但她“已不能再抛夫弃子，千里迢迢回来抱我在怀里。”亲情让她无比牵挂，但家庭又将她牵绊。“传统女性的生存空间是家。无论这个家对于她来说是天堂还是地狱，但它由于稳定的血缘取向而得到世代女性的认同。”[2] 即使这些女性在婚后并不像理想中所想的一样，但她们会为了家庭继续留在那个环境中，继续生活。小说《那个叫观音代的诗人》中充满灵气的李菊花一直是观音代和文中的“我”爱慕的对象，在观音代将她娶回家之后，观音代却因为李菊花没有文化毅然与她离婚，娶了另外一个女人，此时的李菊花就是一个被抛弃的悲剧者形象，她曾经的美丽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怨言和被生活摧残的沧桑;《牧羊人桑吉的爱情》中，桑吉娶了一个矮矮、瘦瘦的女孩，这个女孩在生完一个女儿没几年后得了一种怪病很快离开了人世。在离开的时候丈夫和女儿都不理她，她只能看着婆婆咽了气。“女性从洞穴逃脱出来并要在蓝天下获得情感上的平衡是困难的。”[2]这个女孩在嫁给桑吉之后就将婚姻和家庭当作自己的全部，但她并没有受到丈夫桑吉的重视，就是在离开人世前也是充满遗憾的，她就像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一样。
“传统社会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社会习俗，漫长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从根本上摧毁了女性该有的健康人格，让中国女性形成了特有的温柔、无我、牺牲、顺从等性别特征。她们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弱者，身体上有先天的弱势，智力上也缺乏优势，甚至有的彻底把自己当作男性的附属。” [4]在藏族女性的生活中，女性分担了相当多的工作，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如照顾牛羊、挤奶、做饭、缝制衣服、照顾孩子、孝敬老人都由女性来做，因此女性也常常被描述为辛勤的劳动者、顺从的仆人等。扎西才让笔下的传统女性生活在既定的轨道上，或依附男性，或因生活的困境生存着，她们的悲剧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