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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纪伯伦的《先知园》中有一则故事：一只海蚌说，“我身子里面有一颗东西，很痛。”平凡的日子，的确心中没有沙子，有的只是平常的欢喜，平常的烦恼，平常的忘却。然而有一天，忽然起风了，浪卷过来，你翻个身，呛了一口泥沙，你也是迫不得已，或许赶紧打个喷嚏就把沙子吐了出去；或许你从此磨损着心灵，把痛苦渐渐包裹了，孕育成温润的珍珠。大海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在某个地方隐藏着某颗心灵的泪滴。
在我看来，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福雷就是这样一只怀着珍珠的海蚌，“我确信文学不能拯救。它对经受了一次生死考验的个人来说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方式。写作是为了记忆，而不是忘却”。福雷不能忘却的是一个遥远的忧伤，时间的沙子被文字一层层包裹起来，痛，并幸存着。
一九九五年的冬天，福雷一家三口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圣诞节，女儿波丽娜刚过完三周岁生日，热切地盼望着看到她生命中的第一场雪。而几周后的一个下午，一次例行的儿科健康检查打破了生活的秩序，小姑娘被查出患有尤文氏瘤，癌症的阴霾迅速扩散开来，直到死亡的翅翼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冰冷地触到了它稚嫩而无辜的猎物。也许没有这场变故，福雷一直会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学者，在英格兰、苏格兰、法国外省的大学里教教书，写写他关于法国先锋派作家的论文，在真实和虚构中揣摩着当代小说理论，时不时在诸如《艺术杂志》这样的期刊上发点文章。而象牙塔里学究的黑袍的确也契合他对自己禀赋的认识：“我知道自己无力胜任写小说，没有想象和观察的能力。我唯一的能力是在阅读时施展这种能力。”只是生活从来没有也许……
突如其来的空白。
总是需要填满。
于是开始了“我”的写作。
一九九七年《永恒的孩子》在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福雷的第一本小说，获该年度费米娜最佳处女作奖。一九六二年出生的福雷那年三十五岁，不能算老，但沧桑已然写在脸上，照片上的他总是掩不住一丝颓丧的神情，偶尔笑，也是淡而无奈的，像一声叹息的安慰。回忆还那么切近，赶紧，赶紧，“在时间的灾难中进行于事无补的抢救：保留刹那一个动作、一句话的残骸”，尽管写作只是“一项无关紧要的工作”，看着死亡的嘲弄，“睁着眼睛面对随着时间推移不断黯淡下去的深不可测的黑暗，看着那张可爱的脸在黑暗中泯灭”。
可以说在《永恒的孩子》的结尾，福雷已经预示了第二本书的来临，还有他此后的写作：
我把我的女儿变成了纸上可爱的小精灵。每当夜晚降临，我的办公桌便成了笔墨舞台，那里正上演着关于她的故事。我画上句号，把这本书和别的书放在一起。话语帮不了什么忙，我却沉浸在梦境之中：清晨，她用欢快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奔上她的房间。她柔弱不堪却面带微笑。我们聊了些家常话。她已经不能独自下楼了。我抱起她，托起她轻飘飘的小身体。她的左臂挂在我的肩头。右臂搂住我的身体。我的脖子能感受到一只小小的光脑袋温柔的触动。我扶着楼梯，抱着她。我们再一次走下笔直的红木楼梯，走向生活。
夜开始了，在一片空虚和寂静中，时间似乎也放慢了脚步。仍然活着的人注定要继续生活下去，无从选择，自杀和不自杀都是一种怯懦。如果说《永恒的孩子》是以不到四岁的波丽娜为主人公的，福雷的第二本小说《漫漫长夜》 (中译本把书名改为《纸上的精灵》，浙江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已经将目光移到了二十五岁的母亲阿莉丝身上，她在“死一般的、无可挽回的痛苦中”质问丈夫：“你企图用一本书来取代她吗?”
两年过去了，还是医院、手术、抽搐、昏迷和葬礼，旧日的照片打开一个真实的缺口，似乎时间终于教会了悲痛的父母去看，直面孩子走向死亡的那段艰难的路途，还有此后那一个永远的缺席。福雷夫妻都不信教，但在孩子临终，他们请了神父给她做洗礼，或许还是忍不住对天国存着一丝最后的幻想。穿着灰袍、老态龙钟的神父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纪，耳背得厉害，一场悲哀的闹剧。在葬礼上，又请了另一位神父，了解福雷的悲痛，神父于是背诵了《旧约》中的一段：
拉玛，人们听到一个哀怨的声音响起，听到痛苦的哭泣：拉歇尔伏在她的孩子们身上哭泣。孩子们死了，她不愿听到人们的安慰。
医生、朋友都劝说福雷夫妻再生一个孩子(“当然，不是马上”)，仿佛一个新生儿的诞生可以替代死去的孩子，但是福雷知道，另一个孩子意味着背叛，背叛曾经的美好，还有葬礼那天尖锐的活着的痛苦。
当周围的一切无休无止地暗示他们：如果固执地拒绝生第二个孩子，其结果要么是发疯，要么就是无法再忍受在一起，最后患难中的爱人以分手而告终；他们选择了离开，离开表面的理性和礼貌的关怀。旅行可以让人把过去生活的茧留在原地，就像蛇蜕下的那层旧皮，在世界的另一端会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智慧，同一个故事也会找到不同的声音去讲述，不同的耳朵来聆听。福雷开始研究日本文学，大江健三郎、津岛佑子、夏目漱石，在别人的文本中寻找并读到自己的真理。
从巴黎到京都，从东京到神户，逃离是一种自我放逐，只有迷失后才能再度找回自我，在他人的镜子里看到童年梦中的那个孩子，赤脚穿越熟悉而陌生的城市，站在自家庭院的门口。一定会有人来开门，闹钟终究会响，而梦也会一直继续。福雷的第三本小说《然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七年版）便是一种迂回的进入，经由三个日本艺术家——诗人小林一茶(一七六三——一八二七)、日本现代小说之父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和第一个拍摄长崎原子弹爆炸罹难者的摄影师山端庸介(一九一七——一九六六)——的曲折人生，再次潜入自身痛苦的谷底，沉思，在虚空中找到一份启示：“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虽然从此只剩下了虚空，这虚空已足够填满此后所有的时间和全部的心灵。“三次都是唯一的故事，当然，也总是同一个故事。／……／它是每个人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没有什么能强大到足以阻止自身的画面重现，它们从飘浮着幽灵的黄色、抽象的厚重里探出头来。”这就是福雷的固执，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过不去的过去：“不，我没有走出那个圈子——我一直就不在圈内——我只是围着圈子打转，想象只要有一本新书就可以让我抹却以前的那些书，让产生它们的经验变得生动。这已经是我第二本小说的主题。而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前进过一步。用一种我不怎么明白、更不愿意去承认的方式来看，我只是想用另一本书的形式摆脱自身的故事——之后再用另一本。”这也是福雷的清醒，清醒地看着自己的疯狂，一动不动地注视那份久远的哀伤，直到它静止，静止成“此后”的一种人生态度，忠诚是因为不愿意也做不到忘却。
二○○四年，《然而》获法国“十二月”文学大奖，理由是作者“投身于当今真正的文学创作。”缪塞在《五月之夜》中写过这样的诗句：“唯有伟人的痛苦才能使我们变得如此伟大。”伟大，是因为对痛苦的坚守。
写作是毒药同时也是解药。虽然文学不能拯救，但文字会产生一种幻象，作家用这种黑暗的材料，点亮了灵魂哭泣的光明。时间过去，《永恒的孩子》成了这份“哀伤的静止”，穿过《漫漫长夜》，《然而》……
在女儿的墓碑上，福雷刻了一行字，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的童话《彼得·潘》开篇的一句：“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除了一个……”除了那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在永无乡听浪涛拍岸的声响，或许她已经不记得从前：担心大灰狼突然跑出来，她躲在父母温暖的被窝里，屏住呼吸。
很难想象一个小生命的消失会让人思考那么久，那么多：关于生死，关于自我，关于世界的虚无。时间没有停止，只是重复的努力(虽然是徒劳)让西西弗模糊了昨天今天明天的界限：我只是在重复我的故事，和别人无关，你可以不听。
十年过去了，福雷依然和妻子阿莉丝一起，他们依然没有孩子，他们依然还有爱情，支离破碎的爱情。二○○七年初，伽利马出版了他的新书《所有的孩子，除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书名。不是小说，而是散文：医院、医生、治疗和孩子身上手术后的累累刀痕，可怕的、惊人的、不忍卒睹的黑洞，又一次回顾曾经的挣扎，或许是为了让自己或别人在(再次)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加坚强。《世界报》称它是一本“不可替代”的书，因为它揭示了生命的本质，不是不可或缺，只是无可替代。
“交出灵魂，可以。但给谁?”这是法国电影《爱丽莎的情人》(Elisa)中雷波刻在木板上的一句话，孤岛、醉酒和失意的房间，抽屉里几封盖着邮局“死亡”印戳的退信。
我认定这是我所读过的最沧桑的一句话，隔着黑水，牵不到手的欲爱不能。
无从放弃，怀着珍珠的那只海蚌或许会冷不丁倏地一蹙，浮出一个乍暖还寒的笑容。福雷说：“我们本应该很勇敢，以便一劳永逸地拒绝生的欲望，可是，我们并不勇敢。我们活着，仅此而已。”
在我看来，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福雷就是这样一只怀着珍珠的海蚌，“我确信文学不能拯救。它对经受了一次生死考验的个人来说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方式。写作是为了记忆，而不是忘却”。福雷不能忘却的是一个遥远的忧伤，时间的沙子被文字一层层包裹起来，痛，并幸存着。
一九九五年的冬天，福雷一家三口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圣诞节，女儿波丽娜刚过完三周岁生日，热切地盼望着看到她生命中的第一场雪。而几周后的一个下午，一次例行的儿科健康检查打破了生活的秩序，小姑娘被查出患有尤文氏瘤，癌症的阴霾迅速扩散开来，直到死亡的翅翼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冰冷地触到了它稚嫩而无辜的猎物。也许没有这场变故，福雷一直会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学者，在英格兰、苏格兰、法国外省的大学里教教书，写写他关于法国先锋派作家的论文，在真实和虚构中揣摩着当代小说理论，时不时在诸如《艺术杂志》这样的期刊上发点文章。而象牙塔里学究的黑袍的确也契合他对自己禀赋的认识：“我知道自己无力胜任写小说，没有想象和观察的能力。我唯一的能力是在阅读时施展这种能力。”只是生活从来没有也许……
突如其来的空白。
总是需要填满。
于是开始了“我”的写作。
一九九七年《永恒的孩子》在法国伽利马出版社出版，福雷的第一本小说，获该年度费米娜最佳处女作奖。一九六二年出生的福雷那年三十五岁，不能算老，但沧桑已然写在脸上，照片上的他总是掩不住一丝颓丧的神情，偶尔笑，也是淡而无奈的，像一声叹息的安慰。回忆还那么切近，赶紧，赶紧，“在时间的灾难中进行于事无补的抢救：保留刹那一个动作、一句话的残骸”，尽管写作只是“一项无关紧要的工作”，看着死亡的嘲弄，“睁着眼睛面对随着时间推移不断黯淡下去的深不可测的黑暗，看着那张可爱的脸在黑暗中泯灭”。
可以说在《永恒的孩子》的结尾，福雷已经预示了第二本书的来临，还有他此后的写作：
我把我的女儿变成了纸上可爱的小精灵。每当夜晚降临，我的办公桌便成了笔墨舞台，那里正上演着关于她的故事。我画上句号，把这本书和别的书放在一起。话语帮不了什么忙，我却沉浸在梦境之中：清晨，她用欢快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奔上她的房间。她柔弱不堪却面带微笑。我们聊了些家常话。她已经不能独自下楼了。我抱起她，托起她轻飘飘的小身体。她的左臂挂在我的肩头。右臂搂住我的身体。我的脖子能感受到一只小小的光脑袋温柔的触动。我扶着楼梯，抱着她。我们再一次走下笔直的红木楼梯，走向生活。
夜开始了，在一片空虚和寂静中，时间似乎也放慢了脚步。仍然活着的人注定要继续生活下去，无从选择，自杀和不自杀都是一种怯懦。如果说《永恒的孩子》是以不到四岁的波丽娜为主人公的，福雷的第二本小说《漫漫长夜》 (中译本把书名改为《纸上的精灵》，浙江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已经将目光移到了二十五岁的母亲阿莉丝身上，她在“死一般的、无可挽回的痛苦中”质问丈夫：“你企图用一本书来取代她吗?”
两年过去了，还是医院、手术、抽搐、昏迷和葬礼，旧日的照片打开一个真实的缺口，似乎时间终于教会了悲痛的父母去看，直面孩子走向死亡的那段艰难的路途，还有此后那一个永远的缺席。福雷夫妻都不信教，但在孩子临终，他们请了神父给她做洗礼，或许还是忍不住对天国存着一丝最后的幻想。穿着灰袍、老态龙钟的神父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纪，耳背得厉害，一场悲哀的闹剧。在葬礼上，又请了另一位神父，了解福雷的悲痛，神父于是背诵了《旧约》中的一段：
拉玛，人们听到一个哀怨的声音响起，听到痛苦的哭泣：拉歇尔伏在她的孩子们身上哭泣。孩子们死了，她不愿听到人们的安慰。
医生、朋友都劝说福雷夫妻再生一个孩子(“当然，不是马上”)，仿佛一个新生儿的诞生可以替代死去的孩子，但是福雷知道，另一个孩子意味着背叛，背叛曾经的美好，还有葬礼那天尖锐的活着的痛苦。
当周围的一切无休无止地暗示他们：如果固执地拒绝生第二个孩子，其结果要么是发疯，要么就是无法再忍受在一起，最后患难中的爱人以分手而告终；他们选择了离开，离开表面的理性和礼貌的关怀。旅行可以让人把过去生活的茧留在原地，就像蛇蜕下的那层旧皮，在世界的另一端会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智慧，同一个故事也会找到不同的声音去讲述，不同的耳朵来聆听。福雷开始研究日本文学，大江健三郎、津岛佑子、夏目漱石，在别人的文本中寻找并读到自己的真理。
从巴黎到京都，从东京到神户，逃离是一种自我放逐，只有迷失后才能再度找回自我，在他人的镜子里看到童年梦中的那个孩子，赤脚穿越熟悉而陌生的城市，站在自家庭院的门口。一定会有人来开门，闹钟终究会响，而梦也会一直继续。福雷的第三本小说《然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七年版）便是一种迂回的进入，经由三个日本艺术家——诗人小林一茶(一七六三——一八二七)、日本现代小说之父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和第一个拍摄长崎原子弹爆炸罹难者的摄影师山端庸介(一九一七——一九六六)——的曲折人生，再次潜入自身痛苦的谷底，沉思，在虚空中找到一份启示：“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虽然从此只剩下了虚空，这虚空已足够填满此后所有的时间和全部的心灵。“三次都是唯一的故事，当然，也总是同一个故事。／……／它是每个人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没有什么能强大到足以阻止自身的画面重现，它们从飘浮着幽灵的黄色、抽象的厚重里探出头来。”这就是福雷的固执，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过不去的过去：“不，我没有走出那个圈子——我一直就不在圈内——我只是围着圈子打转，想象只要有一本新书就可以让我抹却以前的那些书，让产生它们的经验变得生动。这已经是我第二本小说的主题。而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前进过一步。用一种我不怎么明白、更不愿意去承认的方式来看，我只是想用另一本书的形式摆脱自身的故事——之后再用另一本。”这也是福雷的清醒，清醒地看着自己的疯狂，一动不动地注视那份久远的哀伤，直到它静止，静止成“此后”的一种人生态度，忠诚是因为不愿意也做不到忘却。
二○○四年，《然而》获法国“十二月”文学大奖，理由是作者“投身于当今真正的文学创作。”缪塞在《五月之夜》中写过这样的诗句：“唯有伟人的痛苦才能使我们变得如此伟大。”伟大，是因为对痛苦的坚守。
写作是毒药同时也是解药。虽然文学不能拯救，但文字会产生一种幻象，作家用这种黑暗的材料，点亮了灵魂哭泣的光明。时间过去，《永恒的孩子》成了这份“哀伤的静止”，穿过《漫漫长夜》，《然而》……
在女儿的墓碑上，福雷刻了一行字，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的童话《彼得·潘》开篇的一句：“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除了一个……”除了那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在永无乡听浪涛拍岸的声响，或许她已经不记得从前：担心大灰狼突然跑出来，她躲在父母温暖的被窝里，屏住呼吸。
很难想象一个小生命的消失会让人思考那么久，那么多：关于生死，关于自我，关于世界的虚无。时间没有停止，只是重复的努力(虽然是徒劳)让西西弗模糊了昨天今天明天的界限：我只是在重复我的故事，和别人无关，你可以不听。
十年过去了，福雷依然和妻子阿莉丝一起，他们依然没有孩子，他们依然还有爱情，支离破碎的爱情。二○○七年初，伽利马出版了他的新书《所有的孩子，除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书名。不是小说，而是散文：医院、医生、治疗和孩子身上手术后的累累刀痕，可怕的、惊人的、不忍卒睹的黑洞，又一次回顾曾经的挣扎，或许是为了让自己或别人在(再次)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加坚强。《世界报》称它是一本“不可替代”的书，因为它揭示了生命的本质，不是不可或缺，只是无可替代。
“交出灵魂，可以。但给谁?”这是法国电影《爱丽莎的情人》(Elisa)中雷波刻在木板上的一句话，孤岛、醉酒和失意的房间，抽屉里几封盖着邮局“死亡”印戳的退信。
我认定这是我所读过的最沧桑的一句话，隔着黑水，牵不到手的欲爱不能。
无从放弃，怀着珍珠的那只海蚌或许会冷不丁倏地一蹙，浮出一个乍暖还寒的笑容。福雷说：“我们本应该很勇敢，以便一劳永逸地拒绝生的欲望，可是，我们并不勇敢。我们活着，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