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丝绒》黑暗之花在INS风滤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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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地下丝绒”(The Velvet Underground)乐队,我们还能说出什么新东西?
  对于这个因安迪·沃霍尔的庇护而成名、最终却挣脱出波普教父桎梏、在摇滚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乐队,我们已经知道得太多。布莱恩·伊诺(Brian Eno)的那句名言——“‘地下丝绒’首张专辑只卖了三万张,但买专辑的三万人最后都组了自己的乐队”,硬核摇滚迷耳朵已经听出老茧。而硬核摇滚迷之外的文青们就算不了解“地下丝绒”到底是怎么回事,起码也熟识乐队著名的大香蕉logo,且很可能听过他们气质较为清新的歌曲Pale Blue Eyes(《淡蓝双眼》)和Sunday Morning(《星期日的清晨》)。
  所以,当曾经拍过大卫·鲍伊准传记片《天鹅绒金矿》和鲍勃·迪伦传记片《我不在场》的托德·海因斯此次将“地下丝绒”作为拍摄素材时,大家反响并不如想象中热烈。纪录片《地下丝绒》像海因斯的兩部音乐题材前作一样,没能呈现出摇滚传奇符号化外表下的真相。但这对观众来说或许是一种反向刺激:想了解“地下丝绒”,你不能依赖任何人的说辞,也不能被他们身处的上世纪60年代光怪陆离的外观迷惑。真相只能从他们的音乐中寻找。

里德与凯尔:不美满却完满的联姻


  沃霍尔最初对“地下丝绒”音乐作为亚文化产品的包装策略,的确重要。但归根到底,“地下丝绒”的作品属于卢·里德(Lou Reed)和约翰·凯尔(John Cale)。他们的互补与摩擦,催生了“地下丝绒”如硫酸和硝化甘油般摧枯拉朽的杰作。
  在雪城大学攻读英语文学的里德,志向一直是当作家。他的文学导师是乔伊斯专家,他自己的文学偶像则是兰波、爱伦坡和威廉·巴勒斯。但他同时是50年代摇滚乐的粉丝,他也深知,在他生活的时代,词句在吉他与节奏的伴随下比在纸上更有力量。于是他将美国垮掉派和法式虐恋文学的特质带进歌词,配上他在同性恋、性工作者与吸毒者等边缘群体社会中的第一手体验,和他独一无二的玩世不恭气质,便铸就了像Heroin(《海洛因》)和Waiting for the Man(《等待那个人》)这样的传世经典。
  但里德的音乐水平不算理想。他的编曲仅限于基本和弦,完全撑不起其歌词的丰富内容。而音乐素养恰恰是凯尔的长项,他同时拥有古典乐和现代实验音乐训练背景,无论对乐理本身还是对人耳和人脑对声音的接收处理方式,凯尔都有深入理解。



  里德与凯尔性格迥异,所受艺术滋养也大相径庭,却同样被黑暗与阴郁吸引。任何凡俗健康的乐趣,似乎都让他们提不起精神,只有极端的快感与极端的痛感,才能让他们感受到灵魂的真实核心。在他们的首张专辑中,凯尔的中提琴演奏像抽打身体的皮鞭和受虐者的呜咽,两位主唱里德和妮可(Nico)的唱腔,一个犬儒戏谑,一个阴森哥特,斯特林·莫里森如中世纪地毯般厚重的吉他声,则聚拢着上述的一切。这张专辑古典而现代,肮脏又优雅,像极了“地下”与“丝绒”两个词汇的结合,像是被罪恶和毒液浇灌的花朵。
  但在先锋之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地下丝绒”充满人性的柔软面,尤其是里德的。虽然高傲暴躁,看上去对人类充满厌恶,但里德对不见容于社会的边缘人总抱有毫无保留的共情心。他在Candy Says(《坎迪说》)中诉说跨性别者的忧愁心绪,在Venus in Furs(《穿裘皮的维纳斯》)中探讨虐恋,又在Some Kinda Love(《某种爱情》)中吟唱:“没有哪种爱比另一种更好。”而由他写作的温柔情歌Pale Blue Eyes和I’ll Be Your Mirror (《我会做你的镜子》),更是无需赘述——这些都使得“地下丝绒”在凯尔离去的几年里,依然保留着情感层面的广度。

海因斯滤镜下的“地下丝绒”:浮于表面的60年代符号


  但在海因斯的镜头下,里德与凯尔的广度与深度,没怎么得到挖掘。影片最有价值的信息,大概是借里德妹妹之口破除了流传已久的说法——里德的父母让他接受电击疗法,是为了矫正他的同性恋倾向。但除此之外,整个“地下丝绒”乐队仅仅是以符号身份被呈现,就像安迪·沃霍尔对乐队的设想一样,使其成为波普声光秀中的背景元素就好,不必在意他们具体在唱什么。
  海因斯干瘪扁平的手法,刚好彰显了当今时代与60年代的距离。虽然充满怀旧情结,但海因斯的影像和叙事质地平整、洁净、缺乏物理触感,与影片出品方Apple的数字美学一脉相承。这刚好是“地下丝绒”美学的对立面,后者用肮脏粗粝的意象和极富侵略性的声音,试图在物理层面刺痛你、腐蚀你、挑逗你,使你闻到罪恶的糜烂味道。
  所以,海因斯就算尽情在数码影像上套用富有16毫米胶片感的滤镜,也很难还原“地下丝绒”乐队的精神实质。这让他的纪录片有些尴尬:对新乐迷来说,这部电影除了告诉你“地下丝绒”很酷之外,没有提供一条更容易接近他们的路径,对老乐迷来说,电影中泛泛铺陈的信息则不过是老生常谈。影片没有对作品本身进行更多引介,也没有将乐队置于一个广阔的语境中,厘清其脉络、辐射和影响。或许它的意义只是再次验证了里德的话:
  “关于我的一切话语,不论是出自别人还是出自我之口,都是谎言。真实的只有作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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