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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时任全国工商联顾问的王慧璋在《中华儿女》杂志上发表《王光英的齐家治国之宝》一文。彼时，王光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光英与《中华儿女》的缘分远不止于此，他是中华儿女理事会首任理事长，与这本刊物情谊笃深。
就在这期杂志付印之际，2018年10月29日，王光英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谨以这篇小文，作为《中华儿女》对老人的追忆、致敬与缅怀。
不说糊涂话的明白人
王慧璋与王光英的接触始于1953年。那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刚刚成立，王慧璋当时是工商联主办的杂志《工商界》编辑，出于职业本能，他很想了解一下工商界对于中共中央制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中的总路线”的想法和态度，需要做一些采访。
王慧璋选择了天津作为重点采访城市，他一下火车，就直奔天津市工商联找秘书长王光英。
王光英向王慧璋介绍了几位可以去访问的工商界代表人士，并对他说，“我看你的采访对象应该少而精。……我在工商联当了几年秘书长，感到工商界有明白人，也有糊涂人。现在我提的名单是明白人，譬如李烛老（全国著名的永利碱厂、久大盐厂的厂长李烛尘），他是地地道道有学问的、主张实业救国的爱国实业家。你去采访他，明白人不会说糊涂话。”后来，王慧璋成了天津市工商联的常客。
某一年夏天，王光英第一次向王慧璋谈及自己的家庭情况。王光英说，“一个人的生活观的形成很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特别是来自父母的影响。中国人把这叫作庭训。我的母亲是强烈反对封建的，例如反对缠足。她的叔叔是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革命烈士。我很受她的影响，她有自我解放的精神。世界上從来没有救世主，你自己不要求解放自己，光靠别人来解放你，不会是真解放。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个穷学生，祖上没有产业。他到日本留学时，靠在一所基督教青年会教英文所得供勤工俭学，他在求学问上下过苦功夫……”
在十年动乱中，由于与刘少奇的亲属关系，王光英被捕入狱达8年之久，受尽磨难。拨乱反正之后，党和人民委王光英以重任，他先后担任了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
王光英仍然像以往一样，平易近人，广结善缘。他送客照例亲切地送到电梯口，而且等到客人进了电梯才回身。这个举止颇得人们赞赏。
有一次，陕西省某市一位市长和一位市外经办主任去找王光英，想请光大对市里的一些项目做投资。王光英对他们介绍的每个项目都做了客观分析。市长告辞后对人说，“王光英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口里没有‘研究、研究’。能办就说能办，不能办就说不能办。这是需要丰富的知识、经验和待人接物的本事的。不论拒绝、答应都说得有条有理，令人心服。”
中国光大集团首任董事长
王光英担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后，曾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七八年时间。
中国光大集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83年5月在香港创办，同年8月18日正式开业。当时注册名为“紫光实业有限公司”，1984年7月更名为“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王光英任集团首任董事长。
有一次，有位香港女记者很坦率地问他：“董事长，外界盛传你在香港的生活很阔，是真的吗？”他莞尔一笑，同样坦率地回答说：“拜托你代为邀请那些说我在香港很阔的人，请他们一起来同我过三天，就能明白我究竟阔不阔了！”
王光英的一个秘书是王慧璋的老同事，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生，中英文底子都不错，是个不会花言巧语的人。他说：“王光英在香港阔不阔，我只要举个例子就能讲清楚。我有个要好的同学也在香港办企业。论社会地位，不过是燕京大学香港同学会的会长，他的企业也不能与光大相提并论。然而他的宅邸有花园、网球场、游泳池，室内满是古董字画。而王光英当时却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在香港的家再奢华不过是套公寓房子。比起内地的部长宿舍来，也许要好一些，但毕竟只是一套公寓房子，不如‘香港仔’（富翁的少年）在半山上的别墅。”
有个香港大资本家慕名许以月俸100万港元请王光英当顾问，他谢绝了。他怎么会舍弃三代人与共产党患难与共的关系，为了每月100万港币寄身于金融巨头篱下！
王光英常说，“我一不贪污，二不好色，三不搞小集团。”这些话，实际上是拿来抵制那些流言蜚语的。
“红色资本家”的由来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应邀访问中国。22日，伏罗希洛夫由周恩来陪同，由东北转道天津赴上海访问。飞机停在天津机场时，时近正午，周恩来在机场贵宾室里请伏罗希洛夫一行吃饭。同时，让天津的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周叔弢、朱继圣、毕鸣岐、王光英作陪。
席间，周恩来示意王光英去向伏罗希洛夫敬酒。王光英满满地斟满一杯酒，走向伏罗希洛夫，举杯说，“十月革命一声响，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也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唯一正确应走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按：当时随行的记者所写的报道，大都作此称）。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
翻译把王光英这段话译成俄语。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对王光英说，“使劲地为这位同志的话鼓掌啊！”继而说，“你也讲给大家听听”。“不行，得由我自己讲，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国经过长时期的流血革命，现在找出了一个不用流血的而用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接着又说，“再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造。你们一定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那时，人民一定会忘记你们曾经是资本家了。”说完，他热情地拥抱了王光英。
伏罗希洛夫与王光英拥抱时，周恩来说了句：中国的经验证明，“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
后来，媒体称王光英为“红色资本家”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王光英’三个字不值几文钱”
王光英接待的外国贵宾，最早大概要推至美国的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基辛格曾三次到光大作客。
光大公司刚成立时，报纸上一度传说基辛格出任该公司顾问，其实没有这回事。王光英只是通过我国外交部向基辛格发出邀请访问，而基辛格居然来了。
王光英与基辛格之间有场有趣的对话——“你的公司将怎样开展美中经济交往？”基辛格问。“凡有利中美友好的，我都做；凡不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不做。”王光英答。“那么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不要你的钱。”基辛格说。王光英举杯说：“为了中美友好，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也不要你的钱。”
王光英说，“不能用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去听基辛格博士口中的‘不要钱’。美国什么基金会、研究会之类，请基辛格博士去讲一次的话，每次得付给他15000美元。在西方人心目中，替人办事不要人家的钱，等于宣称自己不值钱。所以，基辛格说为我办事不要我的钱，只能说明他十分重视发展中美两国的密切关系。”
他还说，“基辛格博士这样的人物，要为美国的利益或战略打算去看这些树木和花草是否相映成趣。所以，他对我决不会白白送人情。他到光大公司多次做客，也决不是闲得没事做了。”
光大集团有许许多多企业，涉及实业、房地产、贸易、金融等多个领域。对于光大所取得的傲人成绩，王光英曾说，“如果只凭‘王光英’三个字，那是不值几文钱的。我不是魔术师。我是有所靠的。我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我背后靠着万里长城——十二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