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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洛杉矶时报》称为“最著名的中国影评人”、“中国的罗杰·伊伯特”
满大街问陌生人是否幸福，真是一个天才的创意。大概是套话听多了，一旦有人喷出几句意想不到的回答，反而让国人不能适应。在我看来，这样的调查虽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仍令人眼睛一亮。首先，我吃惊的是很多人不愿正面回答，甚至扭头而去，仿佛触及了一块心病。难道幸福是一个特别隐私的问题，跟性福一样必须戴着面具才能面对电视镜头？
“我不姓福，我姓曾”是一个很妙的笑话，搁在电影里，那影片便无法出口赚美元。那双关，即便字幕组加额外说明，起码需要两行字才能说清道明。若问老外“Are you happy？”有人会反问“Happy with what？”无缘无故的幸福，恐怕比无产阶级眼里无缘无故的爱更难解释。
电影里的人物注定是不幸福的。每当银幕上出现美满幸福的家庭，我可以打赌，悲剧即将发生。早年看过一部港片，里面有一对年轻夫妻和一个女儿，早上起来吃早饭，没有太多语言，但其乐融融。接着妈妈带着女儿坐上停在门外的轿车，爸爸跟她们告别，依然爱意浓浓。我说“糟了！他们肯定要出事！”但我还猜不出什么坏事，或许是车祸。此时，爸爸有件东西不小心掉到地上，他弯腰去捡，此时出现一个极低角度的镜头。年轻的爸爸突然脸色骤变，试图阻止妻子发动汽车，但妻子未能注意他的手势，扭动了车钥匙。汽车爆炸了！电影里幸福是短暂的，如果人物都无比幸福，戏就没法展开了。所谓戏剧，靠的就是矛盾冲突。上述影片中的父亲经受了如此打击，捉拿凶手的决心和毅力可想而知。除了开场那几分钟，他被复仇之绳捆绑，根本谈不上幸福。
电影里的人不幸福，并不等于他们不开心，不快乐。开心快乐是一时的情绪，一天到晚阴郁着脸，必定会跟偶像剧绝缘。偶像剧里的人，开心是基本心情，即便失恋，那表情还是招人怜爱的。谍战戏正好相反，所有人都紧绷着神经，连真实身份都不能暴露，甚至婚姻都可能是伪装的，想要开心无异于寻死。《风声》里苏有朋的角色算是最无忧虑的人，有空还要哼唱几句，伸一下兰花指，结果死得凄惨无比。没心没肺未必是幸福的最高境界，但不可否认，他们离幸福比忧国忧民的人要近。依愚之见，公路片里的人相对来说可能偏幸福，因为他们有时会漫无目标，行到一处算一处，功利性不强，路上遭遇金钱美女都是白赚的。《末路狂花》的两位美女，尽管以悲剧终结，但被追杀前是开心果，她们的不幸，一定程度是由那个女权主义愤青的反应造成的，若换成梦露式人物，就会大团圆。
幸福建立在必要的物质条件之上，若连衣食住行都没有解决，妄谈幸福就有点太超前了。但我们的前辈做到了，而且还为那些衣食无忧的人操心，认为全世界大多数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那样的优越感来之不易，首先需要极大的无知，其次还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属于饿着肚子却自以为吃撑了，非常之黑色幽默。这也难怪，饥饿容易刺激幻想，如同卓别林在《淘金记》中把同伴看成了火鸡。当然，物质的极大丰富未必等同于幸福，因为总有人比你更有钱。说刻薄点，很多人的幸福感不是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而是跟参照对象的差距紧密相关。超越参照对象越多，幸福感便越强；落后参照对象越远，幸福感便越弱。
问题是，参照对象会水涨船高，在村里时可能是村长或跑单帮的暴发户，到了城里，这山望到那山高，光是看看街上跑的车，就足以绝望跳楼了。主旋律里的工人农民都很快活，仿佛吃了快活药，说话都带着莫名的兴奋。现实中，普通人幸福的表现方式截然不同，他们做事低调，走自己的路，不太管周围人忙什么，他们的幸福往往是建立在抑制欲望、容易知足的基础上。
宗教是通向幸福的一条捷径，信教者通过超强的信念，找到了一个内心平和的高地。但在伯格曼的影片里，宗教未必有此效应，反而会增添人物的痛苦挣扎。如果宗教是一块暗色的玻璃，穿过那块玻璃乃一大本事，但若击穿了玻璃，便容易刮伤手臂。还有人根本穿不过去，一头撞个脓包，才发现那玻璃坚硬得很。
讽刺的是，生活中的伯格曼远没片中人物那么痛苦，他很能平衡生活和工作，日子相当逍遥。当然，绝对快乐的艺术家是很难找的，否则怎么会有“痛苦出艺术”的说法。莫扎特的音乐那种欢欣和愉悦，似乎超越了幸福，成了一种干净得脱俗的快乐，既没有宗教的玄奥，又不似儿童的纯真，那是一种至高境界。可现实中他却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全然不符合一般人的幸福指标。可见，最接近极乐的幸福是一种内心的修炼，只有通过艺术才能为人感知和欣赏。
满大街问陌生人是否幸福，真是一个天才的创意。大概是套话听多了，一旦有人喷出几句意想不到的回答，反而让国人不能适应。在我看来，这样的调查虽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仍令人眼睛一亮。首先，我吃惊的是很多人不愿正面回答，甚至扭头而去，仿佛触及了一块心病。难道幸福是一个特别隐私的问题，跟性福一样必须戴着面具才能面对电视镜头？
“我不姓福，我姓曾”是一个很妙的笑话，搁在电影里，那影片便无法出口赚美元。那双关，即便字幕组加额外说明，起码需要两行字才能说清道明。若问老外“Are you happy？”有人会反问“Happy with what？”无缘无故的幸福，恐怕比无产阶级眼里无缘无故的爱更难解释。
电影里的人物注定是不幸福的。每当银幕上出现美满幸福的家庭，我可以打赌，悲剧即将发生。早年看过一部港片，里面有一对年轻夫妻和一个女儿，早上起来吃早饭，没有太多语言，但其乐融融。接着妈妈带着女儿坐上停在门外的轿车，爸爸跟她们告别，依然爱意浓浓。我说“糟了！他们肯定要出事！”但我还猜不出什么坏事，或许是车祸。此时，爸爸有件东西不小心掉到地上，他弯腰去捡，此时出现一个极低角度的镜头。年轻的爸爸突然脸色骤变，试图阻止妻子发动汽车，但妻子未能注意他的手势，扭动了车钥匙。汽车爆炸了！电影里幸福是短暂的，如果人物都无比幸福，戏就没法展开了。所谓戏剧，靠的就是矛盾冲突。上述影片中的父亲经受了如此打击，捉拿凶手的决心和毅力可想而知。除了开场那几分钟，他被复仇之绳捆绑，根本谈不上幸福。
电影里的人不幸福，并不等于他们不开心，不快乐。开心快乐是一时的情绪，一天到晚阴郁着脸，必定会跟偶像剧绝缘。偶像剧里的人，开心是基本心情，即便失恋，那表情还是招人怜爱的。谍战戏正好相反，所有人都紧绷着神经，连真实身份都不能暴露，甚至婚姻都可能是伪装的，想要开心无异于寻死。《风声》里苏有朋的角色算是最无忧虑的人，有空还要哼唱几句，伸一下兰花指，结果死得凄惨无比。没心没肺未必是幸福的最高境界，但不可否认，他们离幸福比忧国忧民的人要近。依愚之见，公路片里的人相对来说可能偏幸福，因为他们有时会漫无目标，行到一处算一处，功利性不强，路上遭遇金钱美女都是白赚的。《末路狂花》的两位美女，尽管以悲剧终结，但被追杀前是开心果，她们的不幸，一定程度是由那个女权主义愤青的反应造成的，若换成梦露式人物，就会大团圆。
幸福建立在必要的物质条件之上，若连衣食住行都没有解决，妄谈幸福就有点太超前了。但我们的前辈做到了，而且还为那些衣食无忧的人操心，认为全世界大多数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那样的优越感来之不易，首先需要极大的无知，其次还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属于饿着肚子却自以为吃撑了，非常之黑色幽默。这也难怪，饥饿容易刺激幻想，如同卓别林在《淘金记》中把同伴看成了火鸡。当然，物质的极大丰富未必等同于幸福，因为总有人比你更有钱。说刻薄点，很多人的幸福感不是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而是跟参照对象的差距紧密相关。超越参照对象越多，幸福感便越强；落后参照对象越远，幸福感便越弱。
问题是，参照对象会水涨船高，在村里时可能是村长或跑单帮的暴发户，到了城里，这山望到那山高，光是看看街上跑的车，就足以绝望跳楼了。主旋律里的工人农民都很快活，仿佛吃了快活药，说话都带着莫名的兴奋。现实中，普通人幸福的表现方式截然不同，他们做事低调，走自己的路，不太管周围人忙什么，他们的幸福往往是建立在抑制欲望、容易知足的基础上。
宗教是通向幸福的一条捷径，信教者通过超强的信念，找到了一个内心平和的高地。但在伯格曼的影片里，宗教未必有此效应，反而会增添人物的痛苦挣扎。如果宗教是一块暗色的玻璃，穿过那块玻璃乃一大本事，但若击穿了玻璃，便容易刮伤手臂。还有人根本穿不过去，一头撞个脓包，才发现那玻璃坚硬得很。
讽刺的是，生活中的伯格曼远没片中人物那么痛苦，他很能平衡生活和工作，日子相当逍遥。当然，绝对快乐的艺术家是很难找的，否则怎么会有“痛苦出艺术”的说法。莫扎特的音乐那种欢欣和愉悦，似乎超越了幸福，成了一种干净得脱俗的快乐，既没有宗教的玄奥，又不似儿童的纯真，那是一种至高境界。可现实中他却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全然不符合一般人的幸福指标。可见，最接近极乐的幸福是一种内心的修炼，只有通过艺术才能为人感知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