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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之间的政治是无处不在的，划分团体的标准也真是变幻莫测。不过我从来不关心这些，也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原因很简单：我是班长。 而当时唯有一件事是我无法独立完成的，那就是大扫除。
我的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重点中学。学校里确实有几棵两三人才能合抱的香樟树，有一座木制的很不牢靠的教学楼，有一些不甚可靠的历史遗迹，除此之外，便是春天到来之时，弥散在学校里的一种神秘的、古老的、仿佛真的带来某种往事气息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无数青春的荷尔蒙在空气中蒸腾而造成的氛围。但在当时我们只是感到又烦闷又忧伤而已。
我在的重点班最开始六十个人，顶峰时期达到过八十人。
但这八十人，也不够大扫除的。一天一小扫，教室和宿舍，两天一大扫，教室、宿舍和公共区。每年公共区分配下来，几个人扫，几男几女，全班分几组，日期怎么轮换，教室和公共区怎么轮换——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都等待卫生委员作出决策。
“啊，你们杀了我吧！”他总是这样哀嚎。
最后出来的结果，毫无例外，总是人人都不满意。只有一次——高三上学期，卫生委员从教务处开会回来，脸上挂着神秘莫测的笑容。
问他什么，他说要明天开班会的时候公布。
根本用不着他公布！我们走出教室，隔壁班的卫生委员就顶着一张乐傻了的脸对我们说：“你们班今年，哈哈哈哈哈，分配到了女生宿舍四楼的，哈哈哈哈，厕所。”
我們班卫生委员是男的，这意味着他这一学期都不用打扫公共区了。
这一次我们意识到，杀死卫生委员也是没用了。要去教务处杀死分配公共区的老师，我们也还没那个胆子。
凭什么要我们扫厕所？都是家里娇生惯养的女儿，平时扫扫操场、扫扫水池，甚至扫扫食堂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我们扫厕所？
难道不能请清洁工吗？
班主任找我谈话：“你是班长，要起到带头作用。”
分配完公共区的第一个周一，我带头站在了女生宿舍四楼的厕所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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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来说，扫厕所并不是什么难事。把纸篓里的纸拿下楼倒进垃圾堆，放水冲干净蹲位，就可以了。
可实际上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困难，简单地说吧，就是水力不充足，导致厕所经常堵塞。话说我提着水找到一个堵塞的蹲位，“哗”地冲了下去。
也是“哗”一声，身后有人吐了。
如果是别人吐的我可能就勒令她自己处理了。但是，吐的是学习委员，我在班上唯一的朋友。
我们这一组一共6个人。我、廖丹、黄莉、周咏、徐莎，还有一个邓婷婷。起初我不想跟邓婷婷一组，不要她的原因很简单：她太漂亮了。她漂亮得根本没有自己做过扫除。以前，公共区不是女厕所的时候，轮到她扫除的时候都有男生代劳了。
说实话，扫除开始前我点名的时候，发现她居然来了，真是松了一口气。廖丹吐完以后，有十几秒的时间，我们所有人的大脑都是一片空白。
去描述那堆呕吐物真是太残酷了，就连现在回忆当时的场景也是一种残酷。“周咏你回趟家，跟你妈要块烧过的煤，把这个盖上。”周咏是教师子弟。
“好。”周咏说完这句就跑了，那速度让人怀疑她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那现在怎么办？”邓婷婷抬起手腕，看了一下她那块漂亮的手表，“我半个小时以后还有事。”
“厕所堵了没法扫，半个小时肯定扫不完。”
“怎么扫不完。”
邓婷婷走到我身边，看了一眼堵住的那个蹲位，又退了回来。
“以后这种堵住的蹲位你就不要冲水，恶心死了。”她说，一边说一边从黄莉手里拿过了一把扫帚，脚踩住一头，用力一下把棍子扯了出来。
然后她拿着那根棍子，走向了那个堵住的蹲位，背过身，用力地捅了下去。 在那一秒之前，邓婷婷在我心里是个娇滴滴的寄生虫;在那一秒之后，她成了光芒万丈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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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扫厕所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第二次扫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人会呕吐了。第三次我们形成了明确的分工：邓婷婷和徐莎负责清理堵住的蹲位，我和廖丹负责提水上楼，周咏负责倒纸篓，黄莉负责在门口堵住要进来上厕所的女生。这样，我们在打扫厕所卫生的过程中就不用接二连三遇到进来上厕所的女生而不断重新清理了。
小半个学期以后，我们已经发现扫厕所的确是最轻松的公共区任务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面积小，集中，如果加紧干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就能扫得干干净净。俗话说久入鲍鱼之肆而不觉其臭，我们六个虽然嘴上不承认，但后来一点也觉得扫厕所有什么恶心的了。虽然总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比方说扫完厕所之后，身上当然是臭的，一起出去吃个臭豆腐还会被人嫌弃。所以后来邓婷婷生日的时候，我们凑钱送了她一瓶香水，这个香水，她慷慨地分给我们所有人一起用：一种气团形成了，我们成为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女生小团体。
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几乎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我不再独来独往，我从此有了朋友。我不再一个人笑也不再一个人哭，从那以后，所有我的秘密，都有了倾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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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我们只扫了一个学期。到高三第二学期，学校规定我们不再需要打扫公共区了——一切为高考备战！但是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教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离别的含义。省招待所来我们学校挑女生去做服务员，没想到徐莎居然报名了，而且被选中了。
问她为什么不继续读书，要去当服务员，她说：“我本来就不喜欢读书啊。” 她走的那天我哭了。如果没有上个学期扫厕所的经历，我想我是不会为她而哭的。“我们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已经有人跟我们挥手告别。
后来我们中间有人去了美国，有人去了澳洲，有人在北京，还有人……去年，我们在北京的机场送别周咏，她正要去日本读博士。这应该是一次欢快的离别，但是，我们喝多了咖啡，要集体上厕所。机场的厕所用浓烈的熏香掩盖臭气，排队的时候，徐莎低声提起：“黄莉的遗书，你们看了吗？”没有，我没有看，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她为什么会做了那个决定，在做那个决定之前，她经历了什么。徐莎做了一个突然的动作，用手揽住我的肩膀——她曾经和我一样高，但现在比我高出半个头，她把头埋在我的颈窝里，说：“还记得吗，她那时候在厕所里都会唱歌。傻不傻？真是傻死了。”
那一刻，我们在彼此眼中，都不是穿着大人的装束、外表冷静持重的模样。我们就好像穿回了中学的校服，站在厕所门外，挨个地往身上喷着香水，喷完以后，彼此交换着领口用力闻着，像在确认大家是否拥有一样的味道，然后牵着手，欢乐地计划着怎样安排接下来的愉快时光，就好像时光会一直这样愉快，就好像，最脏的地方已经被我们征服，被彻底抛在了身后，以后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都会是一片芬芳和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