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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公平性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众多，有微观层面利益分配机制不够完善的原因，也可能是宏观层面制度设计使然。现有文献主要从微观企业层面对上市公司分配制度展开研究。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梳理财政制度沿革历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相关性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该地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越大；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薪酬设计受财政分权改革制度的影响更大；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宏观财政制度对微观企业薪酬分配的影响较低。
【关键词】 薪酬差距； 财政分权； 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 F123.16；C9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2-0054-04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企业薪酬内部差距问题为社会热议，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领域薪酬高企现象引起广泛关注。为此，政府相继出台相关规定，限制部分公司高管薪金。本文认为，薪酬制度虽然属于企业内部利益分配与运营管理范畴，但仍将受到宏观经济制度的影响，财政分权制度便是重要因素之一。
1994年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以来，中央部分事权、财权逐步下放给地方政府，受制于同级政府间的竞争压力与政治晋升的主观动力，各级政府与辖区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官员与企业管理层积极寻求利益诉求共同点，比如通过积极干预地方企业经营提升财政收入，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问题很可能采取“纵容”或“漠视”态度，导致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与辖区企业关系越密切，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就越大。此外，市场化程度是综合衡量政府与企业两权分离的指标，地方宏观环境市场化开放程度越高，薪酬制度的设计越公开透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越大。
本文对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改革与地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某一地区市场化程度对薪酬差距存在一定的制约效应。本研究有助于决策制定部门从宏观视角客观评估财政分权改革的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财政分权领域的文献主要探究财政分权与宏观经济增长、引进外资、财政预算约束之间的关系。Francine和Lawrence（2003）[ 1 ]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中国地域模式的联邦分权模型，以检验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政策同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王文剑等（2007）[ 2 ]认为应使财政分权与放松市场管制形成“激励相容”。薪酬差距领域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Gabaix和Landier（2008）[ 3 ]以美国公司为样本构建了基于时间序列的高管薪酬均衡模型，以探讨个人才能、公司规模、财务因素等对高管薪酬增长的影响；George et al.（1990）[ 4 ]从公司特质、政府监管、激励机制等角度阐释了美国公司的薪酬溢价效应。吴联生等（2010）[ 5 ]结合公司股权性质和管理层薪酬强制披露的制度背景研究薪酬外部公平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孙铮等（2005）[ 6 ]发现薪酬差距的扩大对个人和团队绩效均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现有文献集中从微观层面展开分析，而关注财政分权制度改革这一宏观因素对企业内部利益分配制度影响的文献并不多。本文从宏观视角切入，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相关关系，同时考察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二者关系的制约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文献。
三、研究设计
（一）提出假设
财政分权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区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的控制力有所加强。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考核压力，具有强烈的政绩需求动机，地方政府容易加大对当地主要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会通过财政拨款、资金扶持等手段支持地方企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政策。无论是哪条路径，财政分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薪酬激励的传导机制，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断扩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该地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越大。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薪酬契约安排存在很大差异，分析薪酬契约问题，不能忽视产权性质对结论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国有企业同各级政府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一些国有企业高管原本就曾担任政府职务；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获取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支持方面更有优势，国有企业涉及利益分配决策更容易突破“制度条框”。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相比较而言，财政分权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内部更显著。
改革开放是一个双重分权的过程，即市场化进程导致资源配置决策分权和政府体系内部的不完全分权。市场化指数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的综合指标，因此在进一步研究中引入了市场化指数变量，对不同市场化程度下财政分权对企业薪酬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程度越低，假设2得出的财政分权对地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正向影响就会减弱；此外，市场化程度提高了公民对政府履职的监督，企业内部普通员工对薪酬差距扩大的容忍度更低，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默许”管理层高额薪酬有抑制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财政分权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越小。
（二）主要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Paygap），为提高实证检验结果的可信度，夯实研究结论，通过三种方法对因变量进行衡量：（1）借鉴广为研究者采用的Core、Holthausen和Larcker（1999）的残差回归模型[ 7 ]，取残差项衡量（Paygap1）；（2）采用上市公司CEO薪酬与普通员工人均薪酬的比值进行衡量（Paygap2）；（3）采用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人均薪酬与普通员工人均薪酬的比值进行衡量（Paygap3）。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程度”（Fd），借鉴Zhang和Zou（1998）等人的研究，采用两种衡量方法，一种方法是将地方财政收入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Fdin）；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地方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值进行衡量（Fdout）。
【关键词】 薪酬差距； 财政分权； 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 F123.16；C9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2-0054-04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企业薪酬内部差距问题为社会热议，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领域薪酬高企现象引起广泛关注。为此，政府相继出台相关规定，限制部分公司高管薪金。本文认为，薪酬制度虽然属于企业内部利益分配与运营管理范畴，但仍将受到宏观经济制度的影响，财政分权制度便是重要因素之一。
1994年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以来，中央部分事权、财权逐步下放给地方政府，受制于同级政府间的竞争压力与政治晋升的主观动力，各级政府与辖区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官员与企业管理层积极寻求利益诉求共同点，比如通过积极干预地方企业经营提升财政收入，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问题很可能采取“纵容”或“漠视”态度，导致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与辖区企业关系越密切，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就越大。此外，市场化程度是综合衡量政府与企业两权分离的指标，地方宏观环境市场化开放程度越高，薪酬制度的设计越公开透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越大。
本文对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改革与地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某一地区市场化程度对薪酬差距存在一定的制约效应。本研究有助于决策制定部门从宏观视角客观评估财政分权改革的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财政分权领域的文献主要探究财政分权与宏观经济增长、引进外资、财政预算约束之间的关系。Francine和Lawrence（2003）[ 1 ]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中国地域模式的联邦分权模型，以检验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政策同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王文剑等（2007）[ 2 ]认为应使财政分权与放松市场管制形成“激励相容”。薪酬差距领域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Gabaix和Landier（2008）[ 3 ]以美国公司为样本构建了基于时间序列的高管薪酬均衡模型，以探讨个人才能、公司规模、财务因素等对高管薪酬增长的影响；George et al.（1990）[ 4 ]从公司特质、政府监管、激励机制等角度阐释了美国公司的薪酬溢价效应。吴联生等（2010）[ 5 ]结合公司股权性质和管理层薪酬强制披露的制度背景研究薪酬外部公平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孙铮等（2005）[ 6 ]发现薪酬差距的扩大对个人和团队绩效均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现有文献集中从微观层面展开分析，而关注财政分权制度改革这一宏观因素对企业内部利益分配制度影响的文献并不多。本文从宏观视角切入，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相关关系，同时考察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二者关系的制约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文献。
三、研究设计
（一）提出假设
财政分权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区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的控制力有所加强。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考核压力，具有强烈的政绩需求动机，地方政府容易加大对当地主要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会通过财政拨款、资金扶持等手段支持地方企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政策。无论是哪条路径，财政分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薪酬激励的传导机制，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断扩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该地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越大。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薪酬契约安排存在很大差异，分析薪酬契约问题，不能忽视产权性质对结论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国有企业同各级政府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一些国有企业高管原本就曾担任政府职务；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获取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支持方面更有优势，国有企业涉及利益分配决策更容易突破“制度条框”。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相比较而言，财政分权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内部更显著。
改革开放是一个双重分权的过程，即市场化进程导致资源配置决策分权和政府体系内部的不完全分权。市场化指数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的综合指标，因此在进一步研究中引入了市场化指数变量，对不同市场化程度下财政分权对企业薪酬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程度越低，假设2得出的财政分权对地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正向影响就会减弱；此外，市场化程度提高了公民对政府履职的监督，企业内部普通员工对薪酬差距扩大的容忍度更低，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默许”管理层高额薪酬有抑制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财政分权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越小。
（二）主要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Paygap），为提高实证检验结果的可信度，夯实研究结论，通过三种方法对因变量进行衡量：（1）借鉴广为研究者采用的Core、Holthausen和Larcker（1999）的残差回归模型[ 7 ]，取残差项衡量（Paygap1）；（2）采用上市公司CEO薪酬与普通员工人均薪酬的比值进行衡量（Paygap2）；（3）采用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人均薪酬与普通员工人均薪酬的比值进行衡量（Paygap3）。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程度”（Fd），借鉴Zhang和Zou（1998）等人的研究，采用两种衡量方法，一种方法是将地方财政收入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Fdin）；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地方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值进行衡量（Fd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