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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朗普政府上台引发中美贸易争-端至今，中美已进行了十二轮经贸磋商，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贸易谈判收效有限。
美国已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且特朗普宣布将对剩余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对以农产品为代表的美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8月5日，人民币汇率结束此前在6.9位置左右的停留，一举突破7的整数关口，这表明中方已经无意再通过主动让步寻求中美贸易谈判的和解。此后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美贸易冲突向汇率战、金融战的方向演变。8月下旬以来，中美分别对对方出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中美贸易冲突再度升级，人民币汇率跌破7.1的关口。
从一年多来中美贸易冲突演变过程来看，可以发现拖延策略成为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重要战术。美国社会高度撕裂，特朗普执政以来，新闻媒体、民主党人等对其不断攻击，赢得2020年美国大选、保住执政地位成为特朗普政府当前最大的执政目标。
由于美国社会大量资金投资于股市，股市下跌将极大影响选民对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度，特朗普非常重视股市走势。在中美贸易冲突过程中，每一次美股因美国升级贸易冲突而大幅下跌时，美国就通过贸易谈判缓和市场情绪，待股市重返上行走势，美方则选择再次升级贸易冲突。
2018年四季度，受贸易冲突引发市场恐慌等因素影响，美国股市跌幅达15%，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在贸易冲突中进行让步，G20习特会达成暂时休战的框架协议并开启90天的结构性谈判。随着中美谈判取得进展和市场恐慌情绪消退，美股收复前期失地并走出历史新高，特朗普于2019年5月再次升级贸易冲突并对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
2019年5月，美股连续四周下跌，特朗普主动给习近平打电话商谈G20大阪峰会会面事宜，其后中美贸易谈判再度恢复。受中美贸易谈判恢复以及美联储降息靴子落地等利好刺激，美股再次收复前期失地并创历史新高，其后特朗普再次宣布将开征新的关税。8月美国股市因特朗普宣布对剩下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和提高关税税率而大幅下挫后，美国再次采取拖延策略缓和市场紧张情绪，包括：后延部分商品关税加征时间、向市场宣称贸易谈判仍将按期进行。
从实际情况来看，贸易谈判的拖延策略缓释了市场恐慌情绪，推动美国股市上涨，给了特朗普政府升级贸易战的底气，中美之间的贸易现实距离中方“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目标越来越远。
美联储降息将增强拖延策略的有效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降息之后宣称，美国经济仍然表现较好，降息更多是为了缓冲贸易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由于美联储降息期权的存在，特朗普可以毫无顾忌地升级中美贸易冲突、拖延中美贸易谈判进程，而无需过多担心贸易冲突给美国股市带来负面冲击。—旦美联储受中美贸易冲突影响在年内再降息50个基点（甚至更多），特朗普无需在中美贸易谈判中让步即可凭借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美国股市重返上行走势，进而大概率胜选2020年美国大选，中美贸易冲突距离彻底解决将更加遥远。
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拖延策略对中国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走势有重要影响。
一是经济下行势头延续，GDP增速跌破6%的可能性在增大。中美贸易冲突发酵始于2018年，但从当年外贸数据来看，中美贸易冲突并未给2018年中国经济带来实质性负面影响。以美元计价，2018年中国出口增速为9.9%，较2017年加快2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出口增速为11.3%，与2017年基本持平。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从一季度的6.8%下滑至四季度的6.4%，去杠杆、严监管、防风險等政策共振叠加导致的金融体系信用紧缩是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源，而非中美贸易冲突。
8月美国股市因特朗普宣布对剩下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和提高关税税率而大幅下挫后，美国再次采取拖延策略缓和市场紧张情绪
2018年末至2019年初，中央出台多项稳增长措施，并且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信用紧缩局面得到有效缓解，但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外部冲击开始显现，中国经济继续承压。以美元计价，2019年1月7月中国出口增速仅有0.6%，较去年同期下滑超10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出口增速为-7.8%，较去年同期下滑超20个百分点。
以美元计价的出口规模增速下滑表明中美贸易冲突已经导致中国经济外部需求出现实质性萎缩，给经济增长带来切实不利影响。2019年二季度GDP增速仅有6.2%，较一季度下滑0.2个百分点，创多年来新低。
综合近一年来的稳增长措施来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意在修正2018年信用紧缩局面，地方债发行规模的扩大意在修正2018年基建投资陕速下滑局面，尚未有稳增长政策可以准确对冲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负面冲击。7月政治局会议仍然较“稳”，强调用改革办法稳增长，但在美国拖延策略下中美贸易谈判劳而无功，出口形势持续恶化将导致中国经济继续下行，下半年中国GDP增速恐继续回落，跌破6%的可能性在增大。在此期间，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存在和货币政策保持宽松，债券市场将有较好的投资机会。
二是随着下半年GDP增速触及6%-6.5%的区间下限，预计政府将在四季度出台更多有力度的稳增长措施。届时，随着稳增长力度加码，权益类产品将有相对更好的投资机会。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拖延策略？
一是国内政策方面。解决问题应抓主要矛盾，就短期而言，中美贸易冲突导致的外需萎缩已是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来源，应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该主要矛盾。整体来看，国内目前出台的稳增长政策以长期改革性举措为主，如针对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减税降费、针对金融体系服务效率不足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刺激性政策的使用仍然较少。
既然外需萎缩来源于贸易冲突而非来源于改革问题，政府不应对使用短期刺激政策有过多疑虑，为在这一轮中国被迫参与的中美经济对抗中获胜，短期刺激和长期改革缺—不可。应围绕基建、教育、医疗等短板领域加大短期刺激力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规模，提升中央财政支出力度等。同时，持续推进房地产、资本市场等领域改革，完善土地供给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责任，有效增加金融供给，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二是谈判策略方面。和谈并不能让特朗普尊重中国利益，只有真正损及特朗普政府利益时，美国才会真正尊重中国利益并在贸易谈判中让步。应该化被动为主动，当美方采取拖延策略时，中国应主动出击，针对美方的薄弱领域进行反击。例如，人民币汇率因特朗普宣布对剩下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而一举突破7的整数关口，一定程度上使美方陷入矛盾境地：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于理不合，但人民币贬值又将促使美元升值，而特朗普一直对美元升值持不满态度。近期人民币汇率因中美贸易冲突升温而持续走低可以进一步激化美方的矛盾心理。
（作者李湛为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方鹏飞为中山证券研究所债券组主管;编辑：郝洲）
美国已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且特朗普宣布将对剩余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对以农产品为代表的美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8月5日，人民币汇率结束此前在6.9位置左右的停留，一举突破7的整数关口，这表明中方已经无意再通过主动让步寻求中美贸易谈判的和解。此后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美贸易冲突向汇率战、金融战的方向演变。8月下旬以来，中美分别对对方出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中美贸易冲突再度升级，人民币汇率跌破7.1的关口。
从一年多来中美贸易冲突演变过程来看，可以发现拖延策略成为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重要战术。美国社会高度撕裂，特朗普执政以来，新闻媒体、民主党人等对其不断攻击，赢得2020年美国大选、保住执政地位成为特朗普政府当前最大的执政目标。
由于美国社会大量资金投资于股市，股市下跌将极大影响选民对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度，特朗普非常重视股市走势。在中美贸易冲突过程中，每一次美股因美国升级贸易冲突而大幅下跌时，美国就通过贸易谈判缓和市场情绪，待股市重返上行走势，美方则选择再次升级贸易冲突。
2018年四季度，受贸易冲突引发市场恐慌等因素影响，美国股市跌幅达15%，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在贸易冲突中进行让步，G20习特会达成暂时休战的框架协议并开启90天的结构性谈判。随着中美谈判取得进展和市场恐慌情绪消退，美股收复前期失地并走出历史新高，特朗普于2019年5月再次升级贸易冲突并对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
2019年5月，美股连续四周下跌，特朗普主动给习近平打电话商谈G20大阪峰会会面事宜，其后中美贸易谈判再度恢复。受中美贸易谈判恢复以及美联储降息靴子落地等利好刺激，美股再次收复前期失地并创历史新高，其后特朗普再次宣布将开征新的关税。8月美国股市因特朗普宣布对剩下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和提高关税税率而大幅下挫后，美国再次采取拖延策略缓和市场紧张情绪，包括：后延部分商品关税加征时间、向市场宣称贸易谈判仍将按期进行。
从实际情况来看，贸易谈判的拖延策略缓释了市场恐慌情绪，推动美国股市上涨，给了特朗普政府升级贸易战的底气，中美之间的贸易现实距离中方“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目标越来越远。
美联储降息将增强拖延策略的有效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降息之后宣称，美国经济仍然表现较好，降息更多是为了缓冲贸易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由于美联储降息期权的存在，特朗普可以毫无顾忌地升级中美贸易冲突、拖延中美贸易谈判进程，而无需过多担心贸易冲突给美国股市带来负面冲击。—旦美联储受中美贸易冲突影响在年内再降息50个基点（甚至更多），特朗普无需在中美贸易谈判中让步即可凭借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美国股市重返上行走势，进而大概率胜选2020年美国大选，中美贸易冲突距离彻底解决将更加遥远。
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拖延策略对中国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走势有重要影响。
一是经济下行势头延续，GDP增速跌破6%的可能性在增大。中美贸易冲突发酵始于2018年，但从当年外贸数据来看，中美贸易冲突并未给2018年中国经济带来实质性负面影响。以美元计价，2018年中国出口增速为9.9%，较2017年加快2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出口增速为11.3%，与2017年基本持平。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从一季度的6.8%下滑至四季度的6.4%，去杠杆、严监管、防风險等政策共振叠加导致的金融体系信用紧缩是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源，而非中美贸易冲突。
2018年末至2019年初，中央出台多项稳增长措施，并且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信用紧缩局面得到有效缓解，但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外部冲击开始显现，中国经济继续承压。以美元计价，2019年1月7月中国出口增速仅有0.6%，较去年同期下滑超10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出口增速为-7.8%，较去年同期下滑超20个百分点。
以美元计价的出口规模增速下滑表明中美贸易冲突已经导致中国经济外部需求出现实质性萎缩，给经济增长带来切实不利影响。2019年二季度GDP增速仅有6.2%，较一季度下滑0.2个百分点，创多年来新低。
综合近一年来的稳增长措施来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意在修正2018年信用紧缩局面，地方债发行规模的扩大意在修正2018年基建投资陕速下滑局面，尚未有稳增长政策可以准确对冲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负面冲击。7月政治局会议仍然较“稳”，强调用改革办法稳增长，但在美国拖延策略下中美贸易谈判劳而无功，出口形势持续恶化将导致中国经济继续下行，下半年中国GDP增速恐继续回落，跌破6%的可能性在增大。在此期间，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存在和货币政策保持宽松，债券市场将有较好的投资机会。
二是随着下半年GDP增速触及6%-6.5%的区间下限，预计政府将在四季度出台更多有力度的稳增长措施。届时，随着稳增长力度加码，权益类产品将有相对更好的投资机会。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拖延策略？
一是国内政策方面。解决问题应抓主要矛盾，就短期而言，中美贸易冲突导致的外需萎缩已是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来源，应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该主要矛盾。整体来看，国内目前出台的稳增长政策以长期改革性举措为主，如针对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减税降费、针对金融体系服务效率不足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刺激性政策的使用仍然较少。
既然外需萎缩来源于贸易冲突而非来源于改革问题，政府不应对使用短期刺激政策有过多疑虑，为在这一轮中国被迫参与的中美经济对抗中获胜，短期刺激和长期改革缺—不可。应围绕基建、教育、医疗等短板领域加大短期刺激力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规模，提升中央财政支出力度等。同时，持续推进房地产、资本市场等领域改革，完善土地供给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责任，有效增加金融供给，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二是谈判策略方面。和谈并不能让特朗普尊重中国利益，只有真正损及特朗普政府利益时，美国才会真正尊重中国利益并在贸易谈判中让步。应该化被动为主动，当美方采取拖延策略时，中国应主动出击，针对美方的薄弱领域进行反击。例如，人民币汇率因特朗普宣布对剩下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而一举突破7的整数关口，一定程度上使美方陷入矛盾境地：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于理不合，但人民币贬值又将促使美元升值，而特朗普一直对美元升值持不满态度。近期人民币汇率因中美贸易冲突升温而持续走低可以进一步激化美方的矛盾心理。
（作者李湛为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方鹏飞为中山证券研究所债券组主管;编辑：郝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