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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一生著作宏富，他写过《名优之死》《丽人行》《关汉卿》《文成公主》《谢瑶环》等剧作，所写文章及诗歌不计其数。在他众多的文章中，有两篇妙文使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写于1956年的《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
《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是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的，但它的执笔者却是田汉。事情要从昆曲说起。元末明初起源于苏州的昆曲，到明嘉靖、万历年间开始盛行，从明天启元年到清康熙末年一百年间为极盛时期。然而，清代中叶（乾隆年间）以后，昆曲逐渐由盛而衰。到清代后期，昆曲班社大量减少，在苏州、上海仅存大雅、全福等几个班社；辛亥革命之后，连全福班也难以维持。当时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如上海的“棉纱大王”穆藕初等为了防止昆曲消亡、失传，于1921年在苏州办起了昆剧传习所，招收12岁左右的学员，由沈月泉、沈斌泉等老艺人执教。这些学员就是后来的“传”字辈演员，他们中有郑传鉴、倪传钺、周传瑛、沈传芷、方传芸、王传淞、华传浩等。结业后1926年到1937年间，先后以新乐府、仙霓社的名称在上海一带演出。他们苦苦支撑，到抗战初期终于散班。至解放前夕，昆曲已经濒于灭亡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对昆曲等民族艺术非常重视和关怀，解放之初人民政府就及时安置了“传”字辈的昆曲艺人，但总的看，解放初昆曲还比较衰落。1955年浙江的民营剧团国风昆苏剧团为了生存，根据清代剧作家朱素臣的传奇《双熊梦》改编成《十五贯》，在杭州西湖的“大世界”小剧场演出。时任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的黄源发现这个剧本很有潜力，于是与文教部其它领导商量，决定重点加工这个戏。接着省里成立了由黄源领导的剧本改编小组，集体讨论，由陈静执笔。经过二十几天的努力，重新改编的昆剧《十五贯》终于完成。
新编的《十五贯》对朱素臣的原作《双熊梦》作了去芜存菁、推陈出新的改造和创作。剧本原作《双熊梦》有两条情节线索，写熊友兰、熊友蕙兄弟双双因为鼠祸遭遇冤狱而获罪。原剧26折，要演12个小时，《十五贯》删去了熊友蕙那条线索，强化、突出了熊友兰、苏戍娟的主线，全剧压缩成8场，使情节更为集中、精炼。《十五贯》突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主题，主观主义的过于执判断错误，判两个青年死刑；而况钟经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平反了冤狱。戏中特别加强了对况钟形象的塑造，突出了况钟在巡抚周忱台前据理力争，请求宽限时日，重新复查的那种为民请命的精神，以及他深入民间、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于县官过于执的主观主义和周忱的官僚主义作风也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剧本结构严谨，情节贯串，一气呵成。唱词、道白也进行了很大幅度的加工，使之更加通俗晓畅，适于现代观众的接受。演出阵容也很强大，由昆曲名角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分别饰演况钟、娄阿鼠、过于执。
《十五贯》先在杭州演出，受到好评。1956年春节到上海，在永安公司六楼一个小剧场里演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上海看了演出，认为是出好戏，很为欣赏。后经陆定一推荐，文化部决定调该团进京演出。
1956年4月，国风昆苏剧团改建为国营的浙江昆苏剧团携《十五贯》赴北京演出。北京多年不演昆曲了，《十五贯》刚开始不叫座，能容纳1000多人的广和剧场，演出第一天只卖出 40多张票。田汉、欧阳予倩观看首场演出。回家的路上，他和欧阳予倩赞赏此剧“泥沙洗净，珠玉发出异彩，是个有现实意义的戏”。到家后，田汉连夜阅读有关《十五贯》材料，第二天就写成《看昆苏剧团的〈十五贯〉》一文，文章对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演的况钟、过于执、娄阿鼠三个典型人物作了深刻分析，要求北京戏剧界及话剧界要具体地学习这一有400年历史的优秀文化遗产，也学习他们整理这一遗产的先进经验。田汉、梅兰芳等北京的专家倾力支持，甚至亲自带头自费买票请亲友们看戏。看过戏的人，都说戏好，特别是周传瑛、王传淞的精彩表演，令人叫绝。一传十，十传百，口碑极好。几天以后，京城出现了竞相购票的盛况。
在北京，毛泽东两次观看了演出，他看戏后，让康生到剧团传达他的意见：这个戏是个好戏，要在全国推广，对这个戏要奖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也观看了演出。毛主席看戏时，周恩来不在北京，他回京后即来看戏，观看后，亲切地接见了演员，与他们长谈了40分钟。5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主持有中央、北京文化界领导、专家参加的大型座谈会，研讨《十五贯》。与会的有周扬、钱俊瑞、田汉、夏衍、老舍、周传瑛、马师曾等。周恩来认为这个戏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戏中两方面的人物，一方面是主观主义，另一方面是唯物主义，而上层的官僚主义支持主观主义。他称昆曲为兰花，盛赞《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田汉执笔的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文章说：“昆曲《十五贯》的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我国戏曲艺术中的优异的成就”，它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文章以较大的篇幅批评了某些戏曲工作领导者的一些不正确的论调，如某一个地方剧种没有发展前途，只好让它自生自灭；如对昆曲除了向它学习一些舞蹈身段或表演技术之外，就没有什么“新”可出了；还有“为数不少的现代的过于执们的‘察言观色’和‘揣摩猜测’。他们只凭少数人的兴趣和口味，只凭主观臆测和一些若干年前的印象，就轻易地作出决定，并且把这当作发展、扶植某一地方剧种的依据和方针。结果，三言两语，就信笔一挥，这一挥不打紧，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剧种在解放后就被压抑了好几年”。文章最后说，《十五贯》轰动北京，“向这几年来戏曲改革工作、向领导戏曲改革工作的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在‘百花齐放’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不少花被冷落了，没有能灿烂地开放？在扶植和发展了不少地方剧种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压抑和埋没了一些地方剧种？”当时田汉本人就是中国剧协的主席，文化部艺术局的局长，他这种批评，实际上也包含了自省和自责。 《十五贯》在北京从4月10日首演至5月27日，共有7万观众看了，北京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在《十五贯》的推动下，各地纷纷成立昆剧团体，使昆剧这一古老的剧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后来，《十五贯》又拍摄成电影，更是风靡了全国。而这篇社论对昆曲乃至全国戏曲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发表于《戏剧报》1956年11月号。这篇文章的背景是这样的，1956年8月，中国剧协上海分会成立，田汉赴沪参加成立大会。到沪后，田汉召集戏剧界人士举行座谈，以了解上海戏剧界的情况。在一次演员座谈会上，好些女演员发言时像孩子般地痛哭起来，这些抗战时期曾活跃在前后方的女演员，现在却被长期闲置起来，才能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这样的情况在话剧界、电影界、戏曲界都存在。这使田汉非常感慨。回京后，专门写了这篇《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的文章。
他说：“对于人没有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了，它真跟逝水一样，一去就不可复返，特别是对于演员。”他在文章里说到某些领导缺乏对演员细致、亲切的关怀，以致产生闲置、窝工的现象，他说：“演员们把青春交给我们，而我们把它投给滔滔的逝水。浪费了国家的一寸丝，一尺布，一口铁钉，一块木头，我们还知道计较，浪费了广大演员的宝贵的、不可再来的青春却十分大方，气也不叹，心也不动。”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我自己也正是这样麻痹的人。我只是到最近才痛切地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认识到责任的重大。这个问题和广大艺人的生活问题一样必须迅速获得解决。”
田汉在文章里还分析了造成闲置、窝工的一些原因，比如电影方面，一面集中着许多演员却不充分及时地使用，一面又要外找演员，有些导演注重什么年龄的角色找什么年龄的演员，而轻视艺术创造；话剧界不能经常选择适当剧本，较普遍地锻炼演员，虽有充分人力却不得其用，或常被业务以外的任务压倒；在戏曲界，有些剧团过度使用主要演员，而不少人长期没有戏演。这些大多是违反了艺术工作的规律的，因此田汉说：“艺术领导是十分细致的事情。”最后还大声疾呼：“党和政府正在下极大决心把全国艺人的生活和工作的安排搞好，使不得其所的各得其所。配合这个工作我要求一切艺术机关团体的领导要注重爱惜广大演员的青春。”
《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和他稍前发表的《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一样，也是一篇为民请命的文章。田汉本身就是戏剧的行家，熟谙戏剧工作的规律，他虽然当了官，但始终把戏剧界的同仁们看作自己的朋友，关心着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因此戏剧界的同仁都亲切地称他为“田老大”。在《为演员的青春请命》文章里，他对广大戏剧工作者充满了感情和关怀，他批评了某些领导者的作风，也分析了原因，并且作了自我批评。然而因为这些文章，田汉在“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后来在“文革”中还是难逃劫难，终于身陷囹圄，被迫害致死。
《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是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的，但它的执笔者却是田汉。事情要从昆曲说起。元末明初起源于苏州的昆曲，到明嘉靖、万历年间开始盛行，从明天启元年到清康熙末年一百年间为极盛时期。然而，清代中叶（乾隆年间）以后，昆曲逐渐由盛而衰。到清代后期，昆曲班社大量减少，在苏州、上海仅存大雅、全福等几个班社；辛亥革命之后，连全福班也难以维持。当时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如上海的“棉纱大王”穆藕初等为了防止昆曲消亡、失传，于1921年在苏州办起了昆剧传习所，招收12岁左右的学员，由沈月泉、沈斌泉等老艺人执教。这些学员就是后来的“传”字辈演员，他们中有郑传鉴、倪传钺、周传瑛、沈传芷、方传芸、王传淞、华传浩等。结业后1926年到1937年间，先后以新乐府、仙霓社的名称在上海一带演出。他们苦苦支撑，到抗战初期终于散班。至解放前夕，昆曲已经濒于灭亡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对昆曲等民族艺术非常重视和关怀，解放之初人民政府就及时安置了“传”字辈的昆曲艺人，但总的看，解放初昆曲还比较衰落。1955年浙江的民营剧团国风昆苏剧团为了生存，根据清代剧作家朱素臣的传奇《双熊梦》改编成《十五贯》，在杭州西湖的“大世界”小剧场演出。时任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的黄源发现这个剧本很有潜力，于是与文教部其它领导商量，决定重点加工这个戏。接着省里成立了由黄源领导的剧本改编小组，集体讨论，由陈静执笔。经过二十几天的努力，重新改编的昆剧《十五贯》终于完成。
新编的《十五贯》对朱素臣的原作《双熊梦》作了去芜存菁、推陈出新的改造和创作。剧本原作《双熊梦》有两条情节线索，写熊友兰、熊友蕙兄弟双双因为鼠祸遭遇冤狱而获罪。原剧26折，要演12个小时，《十五贯》删去了熊友蕙那条线索，强化、突出了熊友兰、苏戍娟的主线，全剧压缩成8场，使情节更为集中、精炼。《十五贯》突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主题，主观主义的过于执判断错误，判两个青年死刑；而况钟经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平反了冤狱。戏中特别加强了对况钟形象的塑造，突出了况钟在巡抚周忱台前据理力争，请求宽限时日，重新复查的那种为民请命的精神，以及他深入民间、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于县官过于执的主观主义和周忱的官僚主义作风也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剧本结构严谨，情节贯串，一气呵成。唱词、道白也进行了很大幅度的加工，使之更加通俗晓畅，适于现代观众的接受。演出阵容也很强大，由昆曲名角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分别饰演况钟、娄阿鼠、过于执。
《十五贯》先在杭州演出，受到好评。1956年春节到上海，在永安公司六楼一个小剧场里演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上海看了演出，认为是出好戏，很为欣赏。后经陆定一推荐，文化部决定调该团进京演出。
1956年4月，国风昆苏剧团改建为国营的浙江昆苏剧团携《十五贯》赴北京演出。北京多年不演昆曲了，《十五贯》刚开始不叫座，能容纳1000多人的广和剧场，演出第一天只卖出 40多张票。田汉、欧阳予倩观看首场演出。回家的路上，他和欧阳予倩赞赏此剧“泥沙洗净，珠玉发出异彩，是个有现实意义的戏”。到家后，田汉连夜阅读有关《十五贯》材料，第二天就写成《看昆苏剧团的〈十五贯〉》一文，文章对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演的况钟、过于执、娄阿鼠三个典型人物作了深刻分析，要求北京戏剧界及话剧界要具体地学习这一有400年历史的优秀文化遗产，也学习他们整理这一遗产的先进经验。田汉、梅兰芳等北京的专家倾力支持，甚至亲自带头自费买票请亲友们看戏。看过戏的人，都说戏好，特别是周传瑛、王传淞的精彩表演，令人叫绝。一传十，十传百，口碑极好。几天以后，京城出现了竞相购票的盛况。
在北京，毛泽东两次观看了演出，他看戏后，让康生到剧团传达他的意见：这个戏是个好戏，要在全国推广，对这个戏要奖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也观看了演出。毛主席看戏时，周恩来不在北京，他回京后即来看戏，观看后，亲切地接见了演员，与他们长谈了40分钟。5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主持有中央、北京文化界领导、专家参加的大型座谈会，研讨《十五贯》。与会的有周扬、钱俊瑞、田汉、夏衍、老舍、周传瑛、马师曾等。周恩来认为这个戏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戏中两方面的人物，一方面是主观主义，另一方面是唯物主义，而上层的官僚主义支持主观主义。他称昆曲为兰花，盛赞《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田汉执笔的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文章说：“昆曲《十五贯》的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我国戏曲艺术中的优异的成就”，它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文章以较大的篇幅批评了某些戏曲工作领导者的一些不正确的论调，如某一个地方剧种没有发展前途，只好让它自生自灭；如对昆曲除了向它学习一些舞蹈身段或表演技术之外，就没有什么“新”可出了；还有“为数不少的现代的过于执们的‘察言观色’和‘揣摩猜测’。他们只凭少数人的兴趣和口味，只凭主观臆测和一些若干年前的印象，就轻易地作出决定，并且把这当作发展、扶植某一地方剧种的依据和方针。结果，三言两语，就信笔一挥，这一挥不打紧，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剧种在解放后就被压抑了好几年”。文章最后说，《十五贯》轰动北京，“向这几年来戏曲改革工作、向领导戏曲改革工作的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在‘百花齐放’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不少花被冷落了，没有能灿烂地开放？在扶植和发展了不少地方剧种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压抑和埋没了一些地方剧种？”当时田汉本人就是中国剧协的主席，文化部艺术局的局长，他这种批评，实际上也包含了自省和自责。 《十五贯》在北京从4月10日首演至5月27日，共有7万观众看了，北京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在《十五贯》的推动下，各地纷纷成立昆剧团体，使昆剧这一古老的剧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后来，《十五贯》又拍摄成电影，更是风靡了全国。而这篇社论对昆曲乃至全国戏曲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发表于《戏剧报》1956年11月号。这篇文章的背景是这样的，1956年8月，中国剧协上海分会成立，田汉赴沪参加成立大会。到沪后，田汉召集戏剧界人士举行座谈，以了解上海戏剧界的情况。在一次演员座谈会上，好些女演员发言时像孩子般地痛哭起来，这些抗战时期曾活跃在前后方的女演员，现在却被长期闲置起来，才能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这样的情况在话剧界、电影界、戏曲界都存在。这使田汉非常感慨。回京后，专门写了这篇《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的文章。
他说：“对于人没有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了，它真跟逝水一样，一去就不可复返，特别是对于演员。”他在文章里说到某些领导缺乏对演员细致、亲切的关怀，以致产生闲置、窝工的现象，他说：“演员们把青春交给我们，而我们把它投给滔滔的逝水。浪费了国家的一寸丝，一尺布，一口铁钉，一块木头，我们还知道计较，浪费了广大演员的宝贵的、不可再来的青春却十分大方，气也不叹，心也不动。”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我自己也正是这样麻痹的人。我只是到最近才痛切地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认识到责任的重大。这个问题和广大艺人的生活问题一样必须迅速获得解决。”
田汉在文章里还分析了造成闲置、窝工的一些原因，比如电影方面，一面集中着许多演员却不充分及时地使用，一面又要外找演员，有些导演注重什么年龄的角色找什么年龄的演员，而轻视艺术创造；话剧界不能经常选择适当剧本，较普遍地锻炼演员，虽有充分人力却不得其用，或常被业务以外的任务压倒；在戏曲界，有些剧团过度使用主要演员，而不少人长期没有戏演。这些大多是违反了艺术工作的规律的，因此田汉说：“艺术领导是十分细致的事情。”最后还大声疾呼：“党和政府正在下极大决心把全国艺人的生活和工作的安排搞好，使不得其所的各得其所。配合这个工作我要求一切艺术机关团体的领导要注重爱惜广大演员的青春。”
《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和他稍前发表的《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一样，也是一篇为民请命的文章。田汉本身就是戏剧的行家，熟谙戏剧工作的规律，他虽然当了官，但始终把戏剧界的同仁们看作自己的朋友，关心着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因此戏剧界的同仁都亲切地称他为“田老大”。在《为演员的青春请命》文章里，他对广大戏剧工作者充满了感情和关怀，他批评了某些领导者的作风，也分析了原因，并且作了自我批评。然而因为这些文章，田汉在“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后来在“文革”中还是难逃劫难，终于身陷囹圄，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