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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之后，“江南”的经济地位在整个中国举足轻重。随着大批战争移民的迁徙，政治中心、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国的文化重心也相应南移，江南成为了中国最为文脉昌盛、人才辈出的区域。
某种意义上讲，江南已经成为一个中国人共有的文化符号，它浓缩着政治和历史的变迁，更反映着某些中国独有的文化价值。所谓的“江南”，不啻于一座文化和精神的富矿，它的深厚和丰富值得中国人不断去发掘和传承，并进行富有时代意义的诠释和发展。
千古江南，一脉传神。回到本源，如果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很容易产生几个问题：一个抽象的“江南”到底意味着什么？“江南文化”有何内在含义？在江南的发展历程中，江南文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较早的古代文献里，“江南”和“中原”“岭南”“塞北”“西域”一样，只是代表特定的方位，几乎包括了长江中下游段以南、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唐代十道的划分与命名，也受到上述观念的影响。盛唐时“江南道”又被分为东西两道，中唐时又把江南东道分为四个观察使辖地。到了宋代，为了征收财赋，朝廷设置了“路”，江南各地被重新整合。
从元代开始，“江南”不再被用作行政区划名称。自此以后，江南被广泛用来代指苏南浙北的八府一州（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这正是后世“江南”的主体区域。
2019年10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已经包含了41个成员城市，遍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这一规划可以说打造了一个最大化的“江南”。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第二届江南文脉论坛将于在无锡举办，论坛由光明日报社、省委宣传部、无锡市委主办，并以“文脉传承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主题。论坛本身即体现了这个最大化和现代意义的“江南”。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徽州文化、泰州学派等江南多元文化将在这里交融碰撞，与会者将一起探寻江南文脉源流与传承，以及如何通过文化认同来加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无锡寄畅园秋色 图/许益民
从地理的角度看，江南有自然与生态条件相对一致的区域。在其外部，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在其内部，各个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且常常由共同的水系连通。从经济的角度看，江南的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并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有序的格局。从文化的角度看，江南在中国人心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既有“小桥流水”的自然风貌，也有“天下粮仓”的富足经济，更有“名士风流”的人文情怀。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而农业生产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共同交互的产物，自然环境又由气候与土地组成。因此，气候（天或天时）、土地（地或地利）与人类活动（人或人和），构成了农业文明的三大要素。
中国古代关于“天”“地”“人”关系的“三才”哲学理论，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江南的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对阐释“天”“地”“人”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宋江南农学家陈旉从哲学的角度对“天”“地”“人”进行了论述：“四时八节之行，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五运六气所主，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不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盖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其或气至而时未至，或时至而气未至，则造化发生之理因之也。”农业生产必须要“知天地时宜”，接下来“百谷之成，斯可必矣”。
因此，“人”可以顺应“天”“地”间的自然规律，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人”也可以战胜“天”“地”，运用智慧提高亩产量。这是对孟子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名言“人定胜天”的实践和运用。
历史学家李伯重分析指出，在相同的气候与土地条件下，人类的农作方式对农作物的生产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湖州这样的水稻产区，迟熟的中稻和早熟的晚稻与春花一年内一次轮作。明清的水稻生产中，肥料的投入数量也有明显增加。另外，水稻和麦、油菜、蚕豆轮作复种，能够合理利用土壤中的营养元素，提高土壤肥力。
有数据显示，明末江南的水稻亩产量大约为1.6石米，清中叶则为2.3石米，后者较前者增加了0.7石，增长幅度大致为44%。这是农业生产及其经济效益对环境、人类努力变化的回应。也可以说，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江南文化中的“人”，逐渐突显出了居于“天”“地”之间的独特意义。
说起江南文化，总要面对一些刻板印象和“假”特征。如果只从单一的学科分类角度来比较，很难得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比如很多人認为江南文化是商业文化，江南人头脑精明，擅于经商，那么岭南人、山西人也不差。很多人说江南重视文教，但齐鲁亦不相让。也有人说江南文化等同于长江水文化，那黄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特性又该如何区分？况且长江上游的风土人情与中下游迥异。
说来说去，江南文化最独特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应当把视野放到整个古代中国的美学发展脉络上。中国古典美学发端于先秦，真正开展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明代，结束于清代前期。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古典美学迎来了黄金时代，“意象”“风骨”“气韵”“神思”等理论相继诞生，生长于江南的创作者、理论家发出了这个辉煌阶段的最强音。
可以说，江南文化的最深本质和最高境界是一种审美的存在：人是“审美的人”。
从南北朝的乐府民歌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一特点。北朝民歌《敕勒川》写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南朝民歌的代表作《西洲曲》写“……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士林曾说，《敕勒川》“把北方少数民族那种近乎原始时代的自然生存环境和未经雕琢的主体精神形态展示得毕露无疑”。不同于北方草原民族在茫茫天地间的“无我”流露，也不同于中原壮士的“赋诗言志”，南朝民歌是江南文人细腻感觉、情绪的有意表达。
另一个代表中国古典美学和江南文化的作品也诞生于魏晋南北朝—最受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青睐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多发生于江南。
鲁迅曾称赞《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文章《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中说，“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
《世说新语》提出了一个美学史上的重要命题—“传神”。《世说新语·巧艺》有一则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恺之认为，一个人的“神”不在于整个自然的形体，而在于一个关键部位。而“神”和荀子所说的“心术”不同，无关品德学问，而是指一个人的个性、品味和情调。
可以看到，古典美学至此已经开始张扬个体的“风姿”和“神采”，江南名士“重神理而遗形骸”，强调“得意”而“忘形”，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礼法，不泥形迹。“传神”上接老庄之“玄妙”，下启公安派之“性灵”，清雅而不失烟火气息，闲适而不失现实追求，不断塑造着江南文化和江南人的品格。
时至今日，今人漫步在秦淮河畔、西湖和苏州园林，还能体味到这一文化品格浸润之悠久。
近代以来，江南的经济发展尤其令人瞩目。民族工商业蓬勃发展，“苏南模式”和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如今，基于新技术、新知识的经济力量也正在孕育之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提出，对一个“大江南”提出了更高的期待。这些成就令我们相信，在中国这一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现代性历程里，江南的历史、文化与主体—人始终在发挥独特的能动性。
江南能够较早地形成“资本主义萌芽”，且较早地由农业为主转向农业、轻工业综合的经济态势，首先与该地区发达的经济基础有关。在明清江南这种工农业都比较发达、又不存在严重择业限制的社会中，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工业和农业两种生产活动中相对自由地流动。一般来说，在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时，农村劳动力才会流向工业，特别是农村妇女，因为她们从事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从事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
专业化的分工出现以后，江南的工业化开始长足发展。这时，蕴含在文化中那种极大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人的品格，同时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包括“苏杭型城市”概念的提出，也是指出了江南工商业的氛围“清新、活泼、开朗”，有别于封建地租集中、工商业只为城市地主服务的“开封型城市”。“苏杭型城市”代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新变化，江南地区率先形成了以工商业城市为中心、一大批有内在联系的城镇群体拱卫的格局。
杭州钱江新城
而且，江南农村工业化、商业化程度较高，农村居民常常是农、工、商多种职业兼营，并非只会种田。市镇居民中也有人把全部或部分劳动时间用于农业生产。到了清代，许多专业性的市镇已有了明显的中央性机能与城市生活，已经十分接近现代“都市”。很多市镇的规模、商况，比起所属的县城、府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也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看到绍兴人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扬州人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嘉兴人茅盾的“暴风雨”，海宁人徐志摩的“落叶小唱”，苏州人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暴雨中”，以及“海派作家”叶灵凤、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那光怪陆离的“上海狐步舞”……
模糊的工农界限，发达的小型市镇及其市镇工业，以及文化创作的澎湃热情，都为江南日后开展集体经济、乡镇企业乃至外向型经济，包括重新成为文化重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对比起代表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北方，江南成为文化意义上的“未来”。一大批来自江南的作家聚集在“先锋小说”的旗帜下，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叶兆言等人都以“形式革命”的写作手法，强化自身对个性化感觉和体验的发掘—这恰恰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神”的余韵。
因此，如何整理、叙述、传播丰富的江南文化，也是今日江南面对的重要问题。全国政协原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告诉《南风窗》记者，“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体现的是中国人民对共同价值追求的认同，对历史的认同。从这个意义出发，璀璨绚丽的江南文化需要进行更加有效的传播。
王国庆认为，首先要挖掘江南文化中的典型故事，并提炼精华。其次要对延续千年的江南文化有效创新，与时俱进。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不仅希望理解历史上的中国，也希望理解一个飞速发展变化的当下中国”。第三，则是扎扎实实创作文化产品，让“江南”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故事。
可以说，今日谈“江南文化”，绝不是孤立地去梳理和观察它的文化作品、文化名人。江南文化诞生在“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经过数千年的提炼和凝聚，抽象成一种独特的地域品格。从魏晋名士到中古士子，再到当代那些富有家国情怀的改革者、创业家以及劳动者，这里的人居于天地之中，个体的智慧与雄心最终成就了这片土地的富庶与丰富。
千古文脉，因人而传。
某种意义上讲，江南已经成为一个中国人共有的文化符号，它浓缩着政治和历史的变迁，更反映着某些中国独有的文化价值。所谓的“江南”，不啻于一座文化和精神的富矿，它的深厚和丰富值得中国人不断去发掘和传承，并进行富有时代意义的诠释和发展。
千古江南，一脉传神。回到本源，如果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很容易产生几个问题：一个抽象的“江南”到底意味着什么？“江南文化”有何内在含义？在江南的发展历程中，江南文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天地与人
较早的古代文献里，“江南”和“中原”“岭南”“塞北”“西域”一样，只是代表特定的方位，几乎包括了长江中下游段以南、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唐代十道的划分与命名，也受到上述观念的影响。盛唐时“江南道”又被分为东西两道，中唐时又把江南东道分为四个观察使辖地。到了宋代，为了征收财赋，朝廷设置了“路”，江南各地被重新整合。
从元代开始，“江南”不再被用作行政区划名称。自此以后，江南被广泛用来代指苏南浙北的八府一州（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这正是后世“江南”的主体区域。
2019年10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已经包含了41个成员城市，遍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这一规划可以说打造了一个最大化的“江南”。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第二届江南文脉论坛将于在无锡举办，论坛由光明日报社、省委宣传部、无锡市委主办，并以“文脉传承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主题。论坛本身即体现了这个最大化和现代意义的“江南”。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徽州文化、泰州学派等江南多元文化将在这里交融碰撞，与会者将一起探寻江南文脉源流与传承，以及如何通过文化认同来加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从地理的角度看，江南有自然与生态条件相对一致的区域。在其外部，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在其内部，各个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且常常由共同的水系连通。从经济的角度看，江南的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并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有序的格局。从文化的角度看，江南在中国人心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既有“小桥流水”的自然风貌，也有“天下粮仓”的富足经济，更有“名士风流”的人文情怀。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而农业生产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共同交互的产物，自然环境又由气候与土地组成。因此，气候（天或天时）、土地（地或地利）与人类活动（人或人和），构成了农业文明的三大要素。
中国古代关于“天”“地”“人”关系的“三才”哲学理论，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江南的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对阐释“天”“地”“人”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宋江南农学家陈旉从哲学的角度对“天”“地”“人”进行了论述：“四时八节之行，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五运六气所主，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不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盖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其或气至而时未至，或时至而气未至，则造化发生之理因之也。”农业生产必须要“知天地时宜”，接下来“百谷之成，斯可必矣”。
可以说，江南文化的最深本质和最高境界是一种审美的存在：人是“审美的人”。
因此，“人”可以顺应“天”“地”间的自然规律，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人”也可以战胜“天”“地”，运用智慧提高亩产量。这是对孟子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名言“人定胜天”的实践和运用。
历史学家李伯重分析指出，在相同的气候与土地条件下，人类的农作方式对农作物的生产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湖州这样的水稻产区，迟熟的中稻和早熟的晚稻与春花一年内一次轮作。明清的水稻生产中，肥料的投入数量也有明显增加。另外，水稻和麦、油菜、蚕豆轮作复种，能够合理利用土壤中的营养元素，提高土壤肥力。
有数据显示，明末江南的水稻亩产量大约为1.6石米，清中叶则为2.3石米，后者较前者增加了0.7石，增长幅度大致为44%。这是农业生产及其经济效益对环境、人类努力变化的回应。也可以说，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江南文化中的“人”，逐渐突显出了居于“天”“地”之间的独特意义。
审美的人
说起江南文化，总要面对一些刻板印象和“假”特征。如果只从单一的学科分类角度来比较，很难得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比如很多人認为江南文化是商业文化，江南人头脑精明，擅于经商，那么岭南人、山西人也不差。很多人说江南重视文教，但齐鲁亦不相让。也有人说江南文化等同于长江水文化，那黄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特性又该如何区分？况且长江上游的风土人情与中下游迥异。
说来说去，江南文化最独特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应当把视野放到整个古代中国的美学发展脉络上。中国古典美学发端于先秦，真正开展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明代，结束于清代前期。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古典美学迎来了黄金时代，“意象”“风骨”“气韵”“神思”等理论相继诞生，生长于江南的创作者、理论家发出了这个辉煌阶段的最强音。
可以说，江南文化的最深本质和最高境界是一种审美的存在：人是“审美的人”。
从南北朝的乐府民歌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一特点。北朝民歌《敕勒川》写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南朝民歌的代表作《西洲曲》写“……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士林曾说，《敕勒川》“把北方少数民族那种近乎原始时代的自然生存环境和未经雕琢的主体精神形态展示得毕露无疑”。不同于北方草原民族在茫茫天地间的“无我”流露，也不同于中原壮士的“赋诗言志”，南朝民歌是江南文人细腻感觉、情绪的有意表达。
另一个代表中国古典美学和江南文化的作品也诞生于魏晋南北朝—最受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青睐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多发生于江南。
鲁迅曾称赞《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文章《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中说，“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
不同于北方草原民族在茫茫天地间的“无我”流露，也不同于中原壮士的“赋诗言志”，南朝民歌是江南文人細腻感觉、情绪的有意表达。
《世说新语》提出了一个美学史上的重要命题—“传神”。《世说新语·巧艺》有一则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恺之认为，一个人的“神”不在于整个自然的形体，而在于一个关键部位。而“神”和荀子所说的“心术”不同，无关品德学问，而是指一个人的个性、品味和情调。
可以看到，古典美学至此已经开始张扬个体的“风姿”和“神采”，江南名士“重神理而遗形骸”，强调“得意”而“忘形”，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礼法，不泥形迹。“传神”上接老庄之“玄妙”，下启公安派之“性灵”，清雅而不失烟火气息，闲适而不失现实追求，不断塑造着江南文化和江南人的品格。
时至今日，今人漫步在秦淮河畔、西湖和苏州园林，还能体味到这一文化品格浸润之悠久。
现代性的未来
近代以来，江南的经济发展尤其令人瞩目。民族工商业蓬勃发展，“苏南模式”和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如今，基于新技术、新知识的经济力量也正在孕育之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提出，对一个“大江南”提出了更高的期待。这些成就令我们相信，在中国这一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现代性历程里，江南的历史、文化与主体—人始终在发挥独特的能动性。
江南能够较早地形成“资本主义萌芽”，且较早地由农业为主转向农业、轻工业综合的经济态势，首先与该地区发达的经济基础有关。在明清江南这种工农业都比较发达、又不存在严重择业限制的社会中，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工业和农业两种生产活动中相对自由地流动。一般来说，在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时，农村劳动力才会流向工业，特别是农村妇女，因为她们从事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从事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
专业化的分工出现以后，江南的工业化开始长足发展。这时，蕴含在文化中那种极大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人的品格，同时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包括“苏杭型城市”概念的提出，也是指出了江南工商业的氛围“清新、活泼、开朗”，有别于封建地租集中、工商业只为城市地主服务的“开封型城市”。“苏杭型城市”代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新变化，江南地区率先形成了以工商业城市为中心、一大批有内在联系的城镇群体拱卫的格局。
而且，江南农村工业化、商业化程度较高，农村居民常常是农、工、商多种职业兼营，并非只会种田。市镇居民中也有人把全部或部分劳动时间用于农业生产。到了清代，许多专业性的市镇已有了明显的中央性机能与城市生活，已经十分接近现代“都市”。很多市镇的规模、商况，比起所属的县城、府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也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看到绍兴人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扬州人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嘉兴人茅盾的“暴风雨”，海宁人徐志摩的“落叶小唱”，苏州人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暴雨中”，以及“海派作家”叶灵凤、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那光怪陆离的“上海狐步舞”……
模糊的工农界限，发达的小型市镇及其市镇工业，以及文化创作的澎湃热情，都为江南日后开展集体经济、乡镇企业乃至外向型经济，包括重新成为文化重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从魏晋名士到中古士子，再到当代那些富有家国情怀的改革者、创业家以及劳动者，这里的人居于天地之中，个体的智慧与雄心最终成就了这片土地的富庶与丰富。
改革开放后，对比起代表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北方，江南成为文化意义上的“未来”。一大批来自江南的作家聚集在“先锋小说”的旗帜下，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叶兆言等人都以“形式革命”的写作手法，强化自身对个性化感觉和体验的发掘—这恰恰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神”的余韵。
因此，如何整理、叙述、传播丰富的江南文化，也是今日江南面对的重要问题。全国政协原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告诉《南风窗》记者，“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体现的是中国人民对共同价值追求的认同，对历史的认同。从这个意义出发，璀璨绚丽的江南文化需要进行更加有效的传播。
王国庆认为，首先要挖掘江南文化中的典型故事，并提炼精华。其次要对延续千年的江南文化有效创新，与时俱进。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不仅希望理解历史上的中国，也希望理解一个飞速发展变化的当下中国”。第三，则是扎扎实实创作文化产品，让“江南”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故事。
可以说，今日谈“江南文化”，绝不是孤立地去梳理和观察它的文化作品、文化名人。江南文化诞生在“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经过数千年的提炼和凝聚，抽象成一种独特的地域品格。从魏晋名士到中古士子，再到当代那些富有家国情怀的改革者、创业家以及劳动者，这里的人居于天地之中，个体的智慧与雄心最终成就了这片土地的富庶与丰富。
千古文脉，因人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