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从决定任何一种民歌的风格与色彩的环境上看，不同的自然、社会、生态、人文环境养育着不同的人。自然环境包括地域的气候、山水、植被等，这是民歌最原始、最基本的文化底色。民歌当中每一时代的民族、政治、宗教、精神、教育等诸种社会文化因子，是在原来浓重的自然生态环境底色上不断地反复地堆砌、沉积、吐纳以后，经过千千万万的民间歌手的重新感知、选择、移植、构思后，得出的农耕文化对于原生态“花儿”的影响和培育。
[关键词]自然生态 文化因子 农耕文化 培育
任何一种民歌的风格与色彩，都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和制约的。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养育着不同的人群。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人群依靠不同的劳动方式生存，自然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包含着不同的地域因子。民歌文化就是其中之一，从整体布局和格调到细微的虚词、衬词和音符无不深深地打上地域自然生态的烙印。气候、山水、植被等是民歌最原始、最基本的文化底色，民歌当中每一时代民族、政治、宗教、教育等之诸种社会文化因子，是在原来浓重的自然生态环境底色上不断地反复地堆砌、沉积、吐纳以后，经过千千万万的民间歌手的重新感知、选择、移植、构思的结果。
西北高原是诞生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汉族文化最先就是从黄土高原上开始，是以农耕文化为起步的。黄土高原上的农耕文化对于周边地区有扩散作用，随着历史的向下推移、政权版图的不断扩展、人群的四面移动而逐步辐射开来。原生态“花儿”流行的地区，农耕生产是当地人民最为惯常、最为普遍的生存方式，“百行农为首”。它的主体部分是农耕民族呕心沥血的杰作。
“花儿”深邃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正是与古老的农业发展一脉相承：它的产生，是当地农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为了满足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地域空间里农耕民族的精神需求而产生的。随着当地农业生产的延续和再延续，“花儿”也由当初的民歌“幼苗”茁壮成长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沃土上的散发着奇异色彩的民间音乐艺术奇葩，同时也是具有着每一时代诸种地域文化的源远流长的民歌“河流”。
“人类的文化意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原生态的民俗；第二层次是由民俗提炼分化出来的各分类学科；第三层次，即是由人文及自然学科高度理论抽象出来的结晶哲学”[1]。
就文化结构而言：原生态民歌是生活和艺术的双重复合体。从一个角度看，它们属于音乐，具有音乐艺术的特质，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又是生活本体，与小农经济社会的各种生活习俗难分难解、如胶似漆；就社会功能而言，原生态民歌主要为广大的农村乡镇百姓衣食住行的一切生活需求服务，成为农业社会的社会成员最为信赖和依赖的忠实伴侣；就思想情感的内涵而言，原生态民歌反映了农业经济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喜怒哀乐、是非好恶、群体心理和民族性格；就保存和传承的方式而言，原生态民歌也是随小农经济的民风习俗、生活模式、心理定式的世袭传宗而代代相袭的。
新疆，古称西域，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新疆的自然生态、地貌特征是“三山夹两盆”。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雄峙于南部，阿尔泰山矗立于北部，天山自西向东横亘于中部。天山以南是塔里木盆地，盆地中央是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新疆远离海洋，干旱少雨，但高山积雪丰厚，并有额尔齐斯河、伊犁河、塔里木河及其上游支流等许多大小河流，水资源较为丰富。不论是在河谷、平原或山峦中间，凡是有雪水或内陆河流经的地方，到处是一片片大大小小、高低不等的绿洲。从遥远的古时候起，各族人民就在这些绿洲之上从事农耕或游牧，生产开发，繁衍生息。
新疆过去的农耕经济只用于自给自足——既形不成规模经营，又不能够精耕细作，产量普遍低下。原生态“花儿”正是这种苦难生活的伴生物，同时也是这种苦难生活的稀释剂。民间歌手能动地通过自己的歌声反映了伴随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正是有了这些民歌，劳动人民的寂寞可以排遣，疲倦可以卸下，忧伤可以叙说，愁苦可以消散，激愤可以倾吐，深情可以抒发，幽默可以共享，喜悦可以传导，恋爱可以缔结，智慧可以开启……漫长而枯竭的日日夜夜里平添了许许多多的笑声和乐趣。
民歌的本质是人类生存斗争需要的表现。现实中的不满足越多，人们就越是要通过理想的民歌去对现实进行补偿。物质生活越是匮乏的地方，人们越是想方设法地在精神生活中寻找寄托，民歌的存诸量也越是大得惊人。就新疆而论，百姓们在大自然强加给他们的孤寂荒芜中得到了鲜活具体的生命存在意识和强烈深刻的情感体验，往往在自己拙朴的艺术之中满足精神的渴求。表现在民歌上，便是强烈的生命力。新疆地广人稀，村与村之间，县与县之间少则几十里，几百里，多则上千里，建国前交通十分不便，因而在这个地方所唱的“花儿”，很难流传到那个地区去。常是形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即使在一个村，每村每庄家户之间也居住得很远。远距离人们的交流需放开嗓门，农业劳动节奏缓慢，靠的是持久的耐力，主要在时间上解决。“花儿”多四二拍子，节奏规整而富于变化，拖腔较长，与生活节奏极相吻合，唱起来悠扬、自由，随唱随歇。正是如此，“花儿”受到了自然环境的浓重影响，被当地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劳动人民的农耕经济生活定了性。
“花儿”词例：
洋芋种子灰拌上，面片儿稠稠地捞上；
手拉风匣“花儿”漫上，把心里的话儿献上。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在华夏历史上足足占据了几千年，以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不可一世。帝王们指示：“农，天下之大本也”[2]，“兴国在于务农”[3]；老百姓的话更加实诚：“七十二行，庄稼为上”，“玩龙玩虎，不如玩土”。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粮为纲”依旧是基本国策。
早在汉代，分布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上的国家，绝大多数以经营农业为主，过着定居的生活，被称为“城廓诸国”。汉朝政府在渠犁（今库尔勒西南）、轮台、伊循（今若羌县境）、伊吾卢（今哈密）等地设置过十几个屯田区，扩大了耕地面积，基本上解决了驻军、往来的使者和商旅的粮食供应问题。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农业发达起来。铁农具已经使用；农耕技术开始流行；水利事业受到重视；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地已经种植水稻；高昌地区“古麦一岁（两）熟”，并种植草棉；于阗、高昌、伊吾等地都已开始养产蚕。唐朝在西域东部地区曾广泛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在天山南北大兴屯田；在天山北麓出现了农业区，改变了西域的经济格局。宋代在唐代基础上使西域的农业得到更大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元、明时期，由于战乱，西域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元政府和叶尔羌汉国先后为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采取了军屯、民屯、向荒芜的土地移民措施，在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西域的农业仍有一定的发展。
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也实行屯田制，在元朝明朝的军屯、民屯基础上又增加了旗屯、犯屯，主要在北疆。其中伊犁、乌鲁木齐、哈密、巴里坤等地的屯田规模较大。1884年11月，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省会设在乌鲁木齐。新疆建省后，结束了新疆与内地分治的局面，内地人民到新疆来垦荒、屯田、做工者，络绎不绝。
民间音乐品种的分布，几乎与植物的生长和分布那样，均一直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制约。新疆特殊的生态环境、地理环境，是新疆民族精神、新疆民族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而新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又塑造了新疆人特殊的价值体系，规定了新疆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历史的原因以及中原文化的多项渗入，促使形成了新疆民族文化斑斓多彩、纷繁复杂的多元性特点。由于生态环境的决定和由粗犷、豪爽、率直的民族性格所决定的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心理素质，尤其是农业文化对游牧文化所带来的不断撞击，促使新疆人正视先进文明，并随时选择适合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因子，特定的环境所以形成了新疆民族文化的开放性。
民族习俗一旦形成，民族性格的基因便随之成形。著名美学家李泽厚相对将西方文化视之为“罪感文化”，把中国文化称作“乐感文化”。论生存环境，如今原生态民歌的演唱者们大多仍生活在较贫穷落后的山乡僻野，其物质条件的匮乏和精神生活的贫乏，对已步入小康社会的许多城里人来说，怕是要望而生畏的。可他们依然活得自在、快活，并在单调的劳动、单一的生活节奏中习惯用歌唱来排遣劳苦、创造快乐、追寻欢乐。在苦与乐的生活天平上，他们总是执著地添加着乐的砝码。
综上所述，新疆区域性原生态民歌“花儿”是在原来浓重的自然生态环境底色上不断地反复地堆砌、沉积、吐纳以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民间歌手的重新感知、选择、移植、构思，反映出的人民自身与自然环境间的相应关系，最终我们可以得出农耕文化对于原生态“花儿”的影响和培育。
参考文献
[1]李雄飞著.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12月
[2]富林,赵塔里木.回族民歌述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下〉[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编〈内部资料〉
[3]黄允箴.撞击与转型[J].音乐艺术2006（2）
[4]黄允箴.生存与释放——论遗存原生态民歌的传统功能与观念[J].音乐艺术，2004年第4期
[5]杜亚雄.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Z].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3年11月
[6]铁学林、马玉琪主编、李富搜集.新疆回族传统花儿[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4年7月
[7]牛龙菲著.人文进化学[Z]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年9月
[8]王耀华、乔建中著.音乐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
[9]马成翔著.新疆回族民间歌曲选[M].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1年10月
[10]陈冬季,蔡宇知著.西域文化论稿[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1]千里原主编.民族工作大全［DB/OL］,国家民委网站
注：本论文属新疆昌吉学院院级课题阶段性成果批准文号2006YJZC001
[关键词]自然生态 文化因子 农耕文化 培育
任何一种民歌的风格与色彩，都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和制约的。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养育着不同的人群。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人群依靠不同的劳动方式生存，自然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包含着不同的地域因子。民歌文化就是其中之一，从整体布局和格调到细微的虚词、衬词和音符无不深深地打上地域自然生态的烙印。气候、山水、植被等是民歌最原始、最基本的文化底色，民歌当中每一时代民族、政治、宗教、教育等之诸种社会文化因子，是在原来浓重的自然生态环境底色上不断地反复地堆砌、沉积、吐纳以后，经过千千万万的民间歌手的重新感知、选择、移植、构思的结果。
西北高原是诞生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汉族文化最先就是从黄土高原上开始，是以农耕文化为起步的。黄土高原上的农耕文化对于周边地区有扩散作用，随着历史的向下推移、政权版图的不断扩展、人群的四面移动而逐步辐射开来。原生态“花儿”流行的地区，农耕生产是当地人民最为惯常、最为普遍的生存方式，“百行农为首”。它的主体部分是农耕民族呕心沥血的杰作。
“花儿”深邃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正是与古老的农业发展一脉相承：它的产生，是当地农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为了满足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地域空间里农耕民族的精神需求而产生的。随着当地农业生产的延续和再延续，“花儿”也由当初的民歌“幼苗”茁壮成长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沃土上的散发着奇异色彩的民间音乐艺术奇葩，同时也是具有着每一时代诸种地域文化的源远流长的民歌“河流”。
“人类的文化意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原生态的民俗；第二层次是由民俗提炼分化出来的各分类学科；第三层次，即是由人文及自然学科高度理论抽象出来的结晶哲学”[1]。
就文化结构而言：原生态民歌是生活和艺术的双重复合体。从一个角度看，它们属于音乐，具有音乐艺术的特质，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又是生活本体，与小农经济社会的各种生活习俗难分难解、如胶似漆；就社会功能而言，原生态民歌主要为广大的农村乡镇百姓衣食住行的一切生活需求服务，成为农业社会的社会成员最为信赖和依赖的忠实伴侣；就思想情感的内涵而言，原生态民歌反映了农业经济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喜怒哀乐、是非好恶、群体心理和民族性格；就保存和传承的方式而言，原生态民歌也是随小农经济的民风习俗、生活模式、心理定式的世袭传宗而代代相袭的。
新疆，古称西域，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新疆的自然生态、地貌特征是“三山夹两盆”。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雄峙于南部，阿尔泰山矗立于北部，天山自西向东横亘于中部。天山以南是塔里木盆地，盆地中央是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新疆远离海洋，干旱少雨，但高山积雪丰厚，并有额尔齐斯河、伊犁河、塔里木河及其上游支流等许多大小河流，水资源较为丰富。不论是在河谷、平原或山峦中间，凡是有雪水或内陆河流经的地方，到处是一片片大大小小、高低不等的绿洲。从遥远的古时候起，各族人民就在这些绿洲之上从事农耕或游牧，生产开发，繁衍生息。
新疆过去的农耕经济只用于自给自足——既形不成规模经营，又不能够精耕细作，产量普遍低下。原生态“花儿”正是这种苦难生活的伴生物，同时也是这种苦难生活的稀释剂。民间歌手能动地通过自己的歌声反映了伴随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正是有了这些民歌，劳动人民的寂寞可以排遣，疲倦可以卸下，忧伤可以叙说，愁苦可以消散，激愤可以倾吐，深情可以抒发，幽默可以共享，喜悦可以传导，恋爱可以缔结，智慧可以开启……漫长而枯竭的日日夜夜里平添了许许多多的笑声和乐趣。
民歌的本质是人类生存斗争需要的表现。现实中的不满足越多，人们就越是要通过理想的民歌去对现实进行补偿。物质生活越是匮乏的地方，人们越是想方设法地在精神生活中寻找寄托，民歌的存诸量也越是大得惊人。就新疆而论，百姓们在大自然强加给他们的孤寂荒芜中得到了鲜活具体的生命存在意识和强烈深刻的情感体验，往往在自己拙朴的艺术之中满足精神的渴求。表现在民歌上，便是强烈的生命力。新疆地广人稀，村与村之间，县与县之间少则几十里，几百里，多则上千里，建国前交通十分不便，因而在这个地方所唱的“花儿”，很难流传到那个地区去。常是形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即使在一个村，每村每庄家户之间也居住得很远。远距离人们的交流需放开嗓门，农业劳动节奏缓慢，靠的是持久的耐力，主要在时间上解决。“花儿”多四二拍子，节奏规整而富于变化，拖腔较长，与生活节奏极相吻合，唱起来悠扬、自由，随唱随歇。正是如此，“花儿”受到了自然环境的浓重影响，被当地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劳动人民的农耕经济生活定了性。
“花儿”词例：
洋芋种子灰拌上，面片儿稠稠地捞上；
手拉风匣“花儿”漫上，把心里的话儿献上。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在华夏历史上足足占据了几千年，以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不可一世。帝王们指示：“农，天下之大本也”[2]，“兴国在于务农”[3]；老百姓的话更加实诚：“七十二行，庄稼为上”，“玩龙玩虎，不如玩土”。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粮为纲”依旧是基本国策。
早在汉代，分布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上的国家，绝大多数以经营农业为主，过着定居的生活，被称为“城廓诸国”。汉朝政府在渠犁（今库尔勒西南）、轮台、伊循（今若羌县境）、伊吾卢（今哈密）等地设置过十几个屯田区，扩大了耕地面积，基本上解决了驻军、往来的使者和商旅的粮食供应问题。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农业发达起来。铁农具已经使用；农耕技术开始流行；水利事业受到重视；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地已经种植水稻；高昌地区“古麦一岁（两）熟”，并种植草棉；于阗、高昌、伊吾等地都已开始养产蚕。唐朝在西域东部地区曾广泛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在天山南北大兴屯田；在天山北麓出现了农业区，改变了西域的经济格局。宋代在唐代基础上使西域的农业得到更大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元、明时期，由于战乱，西域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元政府和叶尔羌汉国先后为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采取了军屯、民屯、向荒芜的土地移民措施，在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西域的农业仍有一定的发展。
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也实行屯田制，在元朝明朝的军屯、民屯基础上又增加了旗屯、犯屯，主要在北疆。其中伊犁、乌鲁木齐、哈密、巴里坤等地的屯田规模较大。1884年11月，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省会设在乌鲁木齐。新疆建省后，结束了新疆与内地分治的局面，内地人民到新疆来垦荒、屯田、做工者，络绎不绝。
民间音乐品种的分布，几乎与植物的生长和分布那样，均一直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制约。新疆特殊的生态环境、地理环境，是新疆民族精神、新疆民族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而新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又塑造了新疆人特殊的价值体系，规定了新疆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历史的原因以及中原文化的多项渗入，促使形成了新疆民族文化斑斓多彩、纷繁复杂的多元性特点。由于生态环境的决定和由粗犷、豪爽、率直的民族性格所决定的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心理素质，尤其是农业文化对游牧文化所带来的不断撞击，促使新疆人正视先进文明，并随时选择适合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因子，特定的环境所以形成了新疆民族文化的开放性。
民族习俗一旦形成，民族性格的基因便随之成形。著名美学家李泽厚相对将西方文化视之为“罪感文化”，把中国文化称作“乐感文化”。论生存环境，如今原生态民歌的演唱者们大多仍生活在较贫穷落后的山乡僻野，其物质条件的匮乏和精神生活的贫乏，对已步入小康社会的许多城里人来说，怕是要望而生畏的。可他们依然活得自在、快活，并在单调的劳动、单一的生活节奏中习惯用歌唱来排遣劳苦、创造快乐、追寻欢乐。在苦与乐的生活天平上，他们总是执著地添加着乐的砝码。
综上所述，新疆区域性原生态民歌“花儿”是在原来浓重的自然生态环境底色上不断地反复地堆砌、沉积、吐纳以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民间歌手的重新感知、选择、移植、构思，反映出的人民自身与自然环境间的相应关系，最终我们可以得出农耕文化对于原生态“花儿”的影响和培育。
参考文献
[1]李雄飞著.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12月
[2]富林,赵塔里木.回族民歌述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下〉[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编〈内部资料〉
[3]黄允箴.撞击与转型[J].音乐艺术2006（2）
[4]黄允箴.生存与释放——论遗存原生态民歌的传统功能与观念[J].音乐艺术，2004年第4期
[5]杜亚雄.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Z].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3年11月
[6]铁学林、马玉琪主编、李富搜集.新疆回族传统花儿[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4年7月
[7]牛龙菲著.人文进化学[Z]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年9月
[8]王耀华、乔建中著.音乐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
[9]马成翔著.新疆回族民间歌曲选[M].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1年10月
[10]陈冬季,蔡宇知著.西域文化论稿[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1]千里原主编.民族工作大全［DB/OL］,国家民委网站
注：本论文属新疆昌吉学院院级课题阶段性成果批准文号2006YJZC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