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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 香港畅销专栏作家及传媒工作者，新穗诗社社员，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称。自述：哪里有自由，哪里有品位，哪里就是我的家。
英国导演戴维连的经典《桂河桥》 ，是解读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最佳入门课本。
桂河桥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群英国战俘，被迫为日军修桥，最后把桥炸掉的故事。桂河桥的主角，由亚历坚尼斯演的英国军官尼高逊，在一般的观众看来，像是一个“两面派“，他面对日本敌军，分不清他到底是主张“投降“，还是坚决划清界线，以死抗争，这是对人性过于简单理解的粗陋。
电影里的英国军官，从一开始已经表明立场：日军虐待战俘，行为野蛮，他从心底里蔑视日军，但为了活命，加上保住其他同袍，他可以跟日军合作，甚至为对方的利益服务—实际上，造桥的工事，也可以提升英国战俘的士气，双方一度甚至并肩修桥，似乎“化敌为友“。但是绝不，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照样可以亲手把桥炸毁。
这个英国军官的角色，冷静、精明，面对敌军，他保持一副冷漠超然的态度，中国文化里很少这样的人物，只知“士可杀不可辱“，英国军官遭到日军毒打，但他没有因为自己受辱寻短见，他有身为军官的责任，如何尽量保住所有军士的性命，比他自己的荣辱重要。
拿破仑曾经嘲笑英国是一个“杂货店主的国家“，杂货店主的性格，低处是斤斤计较，量入以出，没有宏图远见，但大而化之，面对政局与时代的变化，也可以是审慎、保守，不抛浪头，精于盘算自己的利益，如何行事最为有利，达到目的，可以想办法妥协。
在晚清以前，中国文化没有“妥协“的概念。传统以来，中国人崇尚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君主行“仁政“，臣下“忠君爱国“，都是很虚空的大道理，到底要怎样做，知道的人很少，尤其对于底层社会的文盲大众，更加是空中楼阁。中国的士大夫，受“道德紧箍咒“的长期约束，在皇朝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很少有办法，而有“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宿命。
但中国历史上，凡是主张实用的人物，如果能够出头，必定历史名声败坏，譬如曹操。但许多粗野的农民莽夫，却可以凭一两句空泛的口号得天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均田免粮“、“拜上帝，除昏君“、“均贫富、均田地“，这种虚空的理想，不止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贩卖成功，结果有没有实现过呢？
晚清的“洋务派“，是中国政治上少有主张实用主义的一派政治家。但无论是读过圣贤书的士大夫，还是目不识丁的草民，还是日后的革命党，都唾弃这些“假洋鬼子“、“欺师灭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恭亲王被嘲“鬼子六“，李鴻章之“汉奸“，郭嵩焘之“洋奴“，包括日后五四“爱国“运动当中，被学生揪出来暴打的北洋官员。
与“保守“（Conservative）一样，“实用“（Pragmatic）一入中文，就不免小家，而且含有贬义的标签，中国社会其实崇尚激进，反对保守，因为中国精致文化的阶层，与社会底层不但脱离，更是阶级敌人。
圆明园被焚，宫廷的小吏与郊野的民众趁机大肆抢掠；北京的城墙城门被拆，新中国的“老百姓“也普遍拍手叫好。不可以要求他们懂得“保守“，也不可以跟他们谈“实用主义“，在他们的世界里，实用是柴米油盐，是凑和过日子，是娶妻要求好生养。
英国导演戴维连的经典《桂河桥》 ，是解读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最佳入门课本。
桂河桥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群英国战俘，被迫为日军修桥，最后把桥炸掉的故事。桂河桥的主角，由亚历坚尼斯演的英国军官尼高逊，在一般的观众看来，像是一个“两面派“，他面对日本敌军，分不清他到底是主张“投降“，还是坚决划清界线，以死抗争，这是对人性过于简单理解的粗陋。
电影里的英国军官，从一开始已经表明立场：日军虐待战俘，行为野蛮，他从心底里蔑视日军，但为了活命，加上保住其他同袍，他可以跟日军合作，甚至为对方的利益服务—实际上，造桥的工事，也可以提升英国战俘的士气，双方一度甚至并肩修桥，似乎“化敌为友“。但是绝不，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照样可以亲手把桥炸毁。
这个英国军官的角色，冷静、精明，面对敌军，他保持一副冷漠超然的态度，中国文化里很少这样的人物，只知“士可杀不可辱“，英国军官遭到日军毒打，但他没有因为自己受辱寻短见，他有身为军官的责任，如何尽量保住所有军士的性命，比他自己的荣辱重要。
拿破仑曾经嘲笑英国是一个“杂货店主的国家“，杂货店主的性格，低处是斤斤计较，量入以出，没有宏图远见，但大而化之，面对政局与时代的变化，也可以是审慎、保守，不抛浪头，精于盘算自己的利益，如何行事最为有利，达到目的，可以想办法妥协。
在晚清以前，中国文化没有“妥协“的概念。传统以来，中国人崇尚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君主行“仁政“，臣下“忠君爱国“，都是很虚空的大道理，到底要怎样做，知道的人很少，尤其对于底层社会的文盲大众，更加是空中楼阁。中国的士大夫，受“道德紧箍咒“的长期约束，在皇朝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很少有办法，而有“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宿命。
但中国历史上，凡是主张实用的人物，如果能够出头，必定历史名声败坏，譬如曹操。但许多粗野的农民莽夫，却可以凭一两句空泛的口号得天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均田免粮“、“拜上帝，除昏君“、“均贫富、均田地“，这种虚空的理想，不止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贩卖成功，结果有没有实现过呢？
晚清的“洋务派“，是中国政治上少有主张实用主义的一派政治家。但无论是读过圣贤书的士大夫，还是目不识丁的草民，还是日后的革命党，都唾弃这些“假洋鬼子“、“欺师灭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恭亲王被嘲“鬼子六“，李鴻章之“汉奸“，郭嵩焘之“洋奴“，包括日后五四“爱国“运动当中，被学生揪出来暴打的北洋官员。
与“保守“（Conservative）一样，“实用“（Pragmatic）一入中文，就不免小家，而且含有贬义的标签，中国社会其实崇尚激进，反对保守，因为中国精致文化的阶层，与社会底层不但脱离，更是阶级敌人。
圆明园被焚，宫廷的小吏与郊野的民众趁机大肆抢掠；北京的城墙城门被拆，新中国的“老百姓“也普遍拍手叫好。不可以要求他们懂得“保守“，也不可以跟他们谈“实用主义“，在他们的世界里，实用是柴米油盐，是凑和过日子，是娶妻要求好生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