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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山是在彭真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彭真亲自介绍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张振山是山西晋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是临汾党团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先后任共青团临汾支部书记、中共临汾支部书记、中共临汾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他追求进步、矢志革命、英勇献身，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伟大梦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共产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篇章。
追求进步
1903年5月，张振山（字应川）出生于临汾韩村一个较富裕的农家。 1919年，张振山毕业于临汾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临汾的省立第六中学。
此时，北京五四运动爆发，以张振山为代表的省立六中的进步学生积极响应，四处宣传串联。临汾省立六中、省立六师、临汾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女子高等小学和乙种农业学校等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游行队伍经过城中心的鼓楼时，张振山急速冲上鼓楼，站在高处振臂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并热情洋溢地发表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演讲。
五四运动之后，在北京和省城太原的临汾籍进步青年学生的推动和影响下，一些革命信息和进步书籍以及新文化、新思想，开始逐步在临汾传播。1921年5月，在进步教师段子典的帮助下，年仅18岁的张振山创办了临汾第一个进步刊物——《新声周刊》，每期发行200余份。他自任社长和主编，特邀请校长权森，教师段子典、吉振华、靳静庵、乔雨三和省立六中、六师的一些进步学生为撰稿人。该刊一创办，即开宗明义地以传播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为己任，发表了许多揭露黑暗，颂扬真理的文章。进步青年和广大群众，争相传阅。
一年春节，临汾县长在大堂前贴出一幅对联，“头上有青天作事须循天理；眼前皆瘠地存心不刮地皮”。此联一出，社会各界哗然，议论纷纷。张振山等将上联的“须”改为“不”，将下联的“不”改为“要”，并将改后的对联发表在《新声周刊》上，还撰文揭露旧县长敲诈勒索，榨取民脂民膏的罪恶行径。诡计多端的旧县长慌忙让手下亲信给《新声周刊》送来60元大洋“收买”。张振山断然拒绝： “我们要真理，不要金钱。”张振山和进步青年们还深入商店、作坊、农村调查了解群众的贫困生活和沉重负担，把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人民群众的罪恶行为，写成文章刊登在《新声周刊》上，为唤醒民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3年春，张振山与徐亚桑、王权五、李少卿、吉振华、李耀庚等进步师生共同集资，在临汾城内鼓楼东大街南财神楼北口西侧开办了进步书店——新新书社，主要经销《向导》《新青年》《新思潮》等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张振山将其主编的《新声周刊》由省立六中转移到书社，既销售进步书籍，又编发进步刊物。新新书社成为进步青年经常登门光临的场所，活动的平台。有志青年在这里学习读书、座谈交流、抨击时政、抒发情怀，在临汾城乡颇有影响，为党团组织的创建做了思想方面的准备。
矢志革命
时任共青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太原支部书记的傅懋恭（彭真）十分关心晋南和临汾的学生运动，经常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临汾的情况。1924年寒假期间，彭真受太原党团组织的派遣，专程秘密到临汾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建党工作。他住进张振山等创办的新新书社内，与进步青年们同吃、同住、同活动，促膝谈心，热烈讨论。把带来的各类政治书籍分发给大家广泛阅读，仔细领会。并与张振山、徐亚桑、王权五、李少卿等进步青年，频繁接触，系统地给大家讲解阶级斗争、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列主义学说。还针对临汾青年学生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观点认识不一致等情况，做了耐心细致的讲解和引导工作，与青年们一起畅所欲言地讨论了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当代青年应该走什么路等方向和前途问题。张振山等临汾进步青年坚定了马列主义的信仰和走革命道路的决心。
张振山按照彭真的指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5年春节刚过，张振山秘密抵达太原。他详尽地向彭真汇报了自己一年来的思想变化和临汾学生运动的情况，郑重提出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彭真和蔼可亲地对他说：你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你们这批青年在临汾颇有影响，敢想敢干，有抱负、怀大志。但要从思想上彻底根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克服盲目性。中国共产党在祖国大地刚刚诞生，她为祖国为人民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光明。要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它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彭真接着说：“振山呀，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是要吃苦的，是要受组织约束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一点私心杂念，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变节行为。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要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张振山斩钉截铁地表示：“我愿意接受组织的考验，决心加入组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彭真代表共青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介绍并吸收张振山为共青团员。临别时，彭真特意赠送给张振山《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
此后，张振山遵照彭真的指示，以省立六中为核心，先后秘密发展徐亚桑、高琦、高珠、杨一木、段子典、张希骞、张涵华、王枫宸、高翔千（女）等一批先进青年加入共青团，成立了共青团临汾支部，张振山任书记，隶属共青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声援的热潮席卷全国。共青团临汾支部在省立六中召开紧急会议，迅速作出发动组织各校学生罢课游行声援的决议。以张振山为首的团支部和团员们，带领以省立六中为主体的临汾5所学校的广大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临汾青年正义行动的影响下，临汾地区许多县相继成立了“沪案后援会”，声援五卅运动。临汾地区经过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进一步传播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影响逐渐扩大，涌现出张振山等一批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
1926年春，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崔锄人到临汾秘密开展建党工作，首先批准张振山转为共产党员，后又吸收徐亚桑、李少卿、王权五、秦金翰、刘临科等人入党，遂成立中共临汾支部，张振山为书记，隶属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前些年，彭真曾在山西省党史座谈会上指出：“临汾是晋南共产主义的‘根据地’，晋南很多地方的党团组织是从他们那里发展起来的。”
张振山认真学习《湘江评论》《新湖南》等进步书刊，从中接受毛泽东发动农民的革命理念。张振山及中共临汾支部把革命重点放在农村，他率领全体党员秘密举办了3期农民运动训练班，进而在全县相继成立了区、乡、村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万多人。之后又先后成立了临汾县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和商民协会等各界革命群众组织。
1926年夏，张振山派共产党员段家绂到汾河以西的金殿镇高等小学开展学生运动，该校校长借口维持学校秩序，颁布了种种戒律，阻挠限制学生参加活动。张振山立即赶到学校，开诚布公地向校长讲述了当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怎样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反抗、斗争。张振山愤怒地质问校长：“你身为中华民族之子，一校之长，面对社会丑恶势力和外国列强对中国人民肆意践踏和蹂躏，难道你就不感到痛心和羞愧吗？甘当亡国奴吗？”张振山问校长：“你办学的目的何在？”校长回答：“培养人才呀！”张振山问：“培养人才又为何也？”校长毫不思索地答道：“报效祖国。”张振山猛将桌子用力一拍，质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师生们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祖国的尊严，冲出校门，走向社会，广见世面，向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有何罪过？”校长理屈词穷，哑口无言。段家绂接着大声说：“你限制学生们的自由，搞了那么多条条框框，只能是自讨苦吃，绝没有好下场！”经过唇枪舌剑的交锋，校长无奈被迫答应恢复学生的自由。从此，金殿高小的学生运动发展起来。
1926年夏，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在全省发出向穷人摊派“富户捐”的捐征令，激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愤慨。张振山及中共临汾支部组织领导穷苦百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捐斗争。张振山在《新声周刊》上撰文，深刻揭露和抨击阎锡山当局征收“富户捐”的反动实质。他指出：“简言之，就是穷人必须如数摊，富户可以自由捐。否则，穷人有‘罪’难逃，富户无‘过’平安。这还成什么世道！”7月的一天，张振山等率领几千名农民涌进临汾城内，在县政府门口示威请愿，进行抗捐斗争。口号声、呐喊声接连不断。县长被群众的威势吓得浑身颤抖，双膝跪地，连连求饶：“张振山，我这个县长官儿不当了，让给你好吧！”张振山铿锵有力地回答：“革命不是为的做官。请你马上收回向穷人摊派‘富户捐’的指令！”县长连连点头称是，当场宣布“收回成命”。抗捐斗争的彻底胜利，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
随着工人、农民和学生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斗争中不断涌现出先进分子，党员队伍迅速扩大。1926年秋冬，中共临汾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要求，在汾河西岸的界峪村县立第七高小（回光寺兴隆殿），秘密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张振山主持会议，并作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的工作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在临汾开展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决议案》，选举成立了中共临汾地方执行委员会，张振山任书记，时年仅23岁。中共临汾地执委是当时山西省4个地执委之一。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大革命运动高潮迭起。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为更好地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张振山带领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和数名共产党员还担任了国民党临汾县党部的执行委员，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开展革命斗争。
阎锡山当局为了阻止北伐军入晋，1926年8月急令晋南镇守使丰玉鹏强征民夫3万余人，大肆滥拆民房，加固增高临汾城墙，构筑防御设施，逼得城周围400余户居民无家可归，露宿街头。被强征来的民夫在繁重劳动和唾骂鞭挞下痛苦挣扎。民众怨声载道，当时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以示抗议：
丰玉鹏，真捣毛，硬下令，挖战壕。
二十七八开了会，害得百姓遭了罪。
八月初一抓了夫，害得百姓家家哭。
天将明，就得走，后跟村长尾巴狗。
不挣钱，不管饭，还嫌老子干得慢。
中共临汾地执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民夫进行罢工斗争，以配合革命军胜利北伐。张振山带领一批党团员化妆成农民，秘密深入到各工地分头宣传发动。1927年春节刚过，当局即驱使民夫复工继续修筑工事。农历正月十三夜晚，张振山及地执委领导成员秘密召开了各区民夫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在元宵节上午10时实行总罢工。当天10时，一声令下，3万民夫扛起铣、镢，手持红旗，从四面八方冲入城内。张振山作为总指挥冲在最前头，率领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军阀！”“反对强迫民夫挖战壕！”等口号，径直涌向镇守使衙门，要求见镇守使丰玉鹏。丰玉鹏见状，惶恐不安，急忙派兵守住衙门，他和群僚束手无策，只得亲口答应改弦更张，总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1927年春，临汾当局搞所谓民选区长的“竞选”活动，以加强其反动统治。张振山立即秘密召集党员讨论研究对策，通过宣传发动群众，将在群众中威望较高、具有领导能力的共产党员，推荐和确定为各区区长候选人。在全县5个行政区中有4名共产党员当选了4个区的区长，使党组织基本掌控了区级领导权。当年临汾全县的农民协会就创建了百余个，临汾成为当时全省革命的重点和热点区域。
英勇献身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阎锡山在山西全省疯狂清党反共，白色恐怖笼罩三晋大地。
在这危急关头，张振山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不能悲观失望，不能死打硬拼，而应沉着冷静，以变应变，迅速改变斗争策略。在临汾河西界峪村旁的一座窑洞里，张振山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汾地执委、共青团临汾地执委全体成员参加的紧急联席会议。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为了保存实力，坚持隐蔽斗争，研究决定：一、张振山、张德涵、亢玉兰（女）等地执委负责人和共产党员高翔千、杨子珍，共青团员高珠、高琦等秘密向西转移，经永和关西渡黄河前往陕西；二、临汾地执委其他负责人和共产党员王权五、刘临科、雷荣时、段子典、景仙洲、杨宗英等转入农村隐蔽，设法与太原党组织取得联系，相机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1927年6月的一天，张振山、张德涵、高珠、高琦、杨子珍、亢玉兰、高翔千等离开临汾城，徒步翻山越岭，一路向西抵达永和县黄河岸边。亢玉兰和高翔千两位女党员化妆成姐妹俩，顺利脱险，渡过黄河到达陕西清涧县。张振山和其余同志不幸被捕，被羁押于临汾地方监狱。1928年3月，又被押解往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太原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引诱利用，张振山始终软硬不吃，大义凛然。敌人从他嘴里得到的只是“不知道”3个字。张振山把监狱当作战场，带领难友们读书看报，了解时事，咏歌赋诗，锻炼身体，秘密串联，坚韧不拔地与敌展开各种形式的合法斗争。
阎锡山当局无可奈何，便又将张振山等转移羁押到更加惨无人道的陆军监狱。敌人对他采取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妄图动摇其革命意志。张振山仍坚定不移，继续机智巧妙地与敌抗争。一次敌人审讯张振山，他义正严词地指出：“孙中山是你们的领袖，我们信仰他提出的三民主义，这有什么错，犯的什么罪？”敌人被责问地无言以对。
1930年1月，反动当局在多次审讯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将张振山遣往省城的“反省院”。同年2月，在太原党组织积极营救下，张振山逃离“反省院”，后被派往河南开封南汉宸处开展地下工作。他接受了党组织新的任务之后，便顺路回家探望久别两年多的双亲和妻子。在家仅仅住了3天，就与亲人挥泪惜别，奔赴开封。
1930年3月8日，开封市广大妇女举行集会，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反动当局生怕群众闹事，便将难民们统统驱赶集中到难民收容所。张振山受党组织的委派，于9日黎明秘密潜入收容所，向难民们散发传单，不幸被敌人发现，当场被捕。
正当党组织设法营救时，穷凶极恶的敌人竟于3月10日凌晨，未经任何审讯，将张振山押赴刑场。张振山昂首挺胸，视死如归，正气浩然，连声高呼：“马列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他为革命献身就义于异地他乡，牺牲时年仅27岁。
（责编 雷蕾）
追求进步
1903年5月，张振山（字应川）出生于临汾韩村一个较富裕的农家。 1919年，张振山毕业于临汾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临汾的省立第六中学。
此时，北京五四运动爆发，以张振山为代表的省立六中的进步学生积极响应，四处宣传串联。临汾省立六中、省立六师、临汾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女子高等小学和乙种农业学校等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游行队伍经过城中心的鼓楼时，张振山急速冲上鼓楼，站在高处振臂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并热情洋溢地发表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演讲。
五四运动之后，在北京和省城太原的临汾籍进步青年学生的推动和影响下，一些革命信息和进步书籍以及新文化、新思想，开始逐步在临汾传播。1921年5月，在进步教师段子典的帮助下，年仅18岁的张振山创办了临汾第一个进步刊物——《新声周刊》，每期发行200余份。他自任社长和主编，特邀请校长权森，教师段子典、吉振华、靳静庵、乔雨三和省立六中、六师的一些进步学生为撰稿人。该刊一创办，即开宗明义地以传播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为己任，发表了许多揭露黑暗，颂扬真理的文章。进步青年和广大群众，争相传阅。
一年春节，临汾县长在大堂前贴出一幅对联，“头上有青天作事须循天理；眼前皆瘠地存心不刮地皮”。此联一出，社会各界哗然，议论纷纷。张振山等将上联的“须”改为“不”，将下联的“不”改为“要”，并将改后的对联发表在《新声周刊》上，还撰文揭露旧县长敲诈勒索，榨取民脂民膏的罪恶行径。诡计多端的旧县长慌忙让手下亲信给《新声周刊》送来60元大洋“收买”。张振山断然拒绝： “我们要真理，不要金钱。”张振山和进步青年们还深入商店、作坊、农村调查了解群众的贫困生活和沉重负担，把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人民群众的罪恶行为，写成文章刊登在《新声周刊》上，为唤醒民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3年春，张振山与徐亚桑、王权五、李少卿、吉振华、李耀庚等进步师生共同集资，在临汾城内鼓楼东大街南财神楼北口西侧开办了进步书店——新新书社，主要经销《向导》《新青年》《新思潮》等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张振山将其主编的《新声周刊》由省立六中转移到书社，既销售进步书籍，又编发进步刊物。新新书社成为进步青年经常登门光临的场所，活动的平台。有志青年在这里学习读书、座谈交流、抨击时政、抒发情怀，在临汾城乡颇有影响，为党团组织的创建做了思想方面的准备。
矢志革命
时任共青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太原支部书记的傅懋恭（彭真）十分关心晋南和临汾的学生运动，经常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临汾的情况。1924年寒假期间，彭真受太原党团组织的派遣，专程秘密到临汾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建党工作。他住进张振山等创办的新新书社内，与进步青年们同吃、同住、同活动，促膝谈心，热烈讨论。把带来的各类政治书籍分发给大家广泛阅读，仔细领会。并与张振山、徐亚桑、王权五、李少卿等进步青年，频繁接触，系统地给大家讲解阶级斗争、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列主义学说。还针对临汾青年学生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观点认识不一致等情况，做了耐心细致的讲解和引导工作，与青年们一起畅所欲言地讨论了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当代青年应该走什么路等方向和前途问题。张振山等临汾进步青年坚定了马列主义的信仰和走革命道路的决心。
张振山按照彭真的指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5年春节刚过，张振山秘密抵达太原。他详尽地向彭真汇报了自己一年来的思想变化和临汾学生运动的情况，郑重提出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彭真和蔼可亲地对他说：你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你们这批青年在临汾颇有影响，敢想敢干，有抱负、怀大志。但要从思想上彻底根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克服盲目性。中国共产党在祖国大地刚刚诞生，她为祖国为人民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光明。要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它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彭真接着说：“振山呀，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是要吃苦的，是要受组织约束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一点私心杂念，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变节行为。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要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张振山斩钉截铁地表示：“我愿意接受组织的考验，决心加入组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彭真代表共青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介绍并吸收张振山为共青团员。临别时，彭真特意赠送给张振山《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
此后，张振山遵照彭真的指示，以省立六中为核心，先后秘密发展徐亚桑、高琦、高珠、杨一木、段子典、张希骞、张涵华、王枫宸、高翔千（女）等一批先进青年加入共青团，成立了共青团临汾支部，张振山任书记，隶属共青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声援的热潮席卷全国。共青团临汾支部在省立六中召开紧急会议，迅速作出发动组织各校学生罢课游行声援的决议。以张振山为首的团支部和团员们，带领以省立六中为主体的临汾5所学校的广大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临汾青年正义行动的影响下，临汾地区许多县相继成立了“沪案后援会”，声援五卅运动。临汾地区经过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进一步传播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影响逐渐扩大，涌现出张振山等一批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
1926年春，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崔锄人到临汾秘密开展建党工作，首先批准张振山转为共产党员，后又吸收徐亚桑、李少卿、王权五、秦金翰、刘临科等人入党，遂成立中共临汾支部，张振山为书记，隶属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前些年，彭真曾在山西省党史座谈会上指出：“临汾是晋南共产主义的‘根据地’，晋南很多地方的党团组织是从他们那里发展起来的。”
张振山认真学习《湘江评论》《新湖南》等进步书刊，从中接受毛泽东发动农民的革命理念。张振山及中共临汾支部把革命重点放在农村，他率领全体党员秘密举办了3期农民运动训练班，进而在全县相继成立了区、乡、村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万多人。之后又先后成立了临汾县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和商民协会等各界革命群众组织。
1926年夏，张振山派共产党员段家绂到汾河以西的金殿镇高等小学开展学生运动，该校校长借口维持学校秩序，颁布了种种戒律，阻挠限制学生参加活动。张振山立即赶到学校，开诚布公地向校长讲述了当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怎样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反抗、斗争。张振山愤怒地质问校长：“你身为中华民族之子，一校之长，面对社会丑恶势力和外国列强对中国人民肆意践踏和蹂躏，难道你就不感到痛心和羞愧吗？甘当亡国奴吗？”张振山问校长：“你办学的目的何在？”校长回答：“培养人才呀！”张振山问：“培养人才又为何也？”校长毫不思索地答道：“报效祖国。”张振山猛将桌子用力一拍，质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师生们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祖国的尊严，冲出校门，走向社会，广见世面，向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有何罪过？”校长理屈词穷，哑口无言。段家绂接着大声说：“你限制学生们的自由，搞了那么多条条框框，只能是自讨苦吃，绝没有好下场！”经过唇枪舌剑的交锋，校长无奈被迫答应恢复学生的自由。从此，金殿高小的学生运动发展起来。
1926年夏，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在全省发出向穷人摊派“富户捐”的捐征令，激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愤慨。张振山及中共临汾支部组织领导穷苦百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捐斗争。张振山在《新声周刊》上撰文，深刻揭露和抨击阎锡山当局征收“富户捐”的反动实质。他指出：“简言之，就是穷人必须如数摊，富户可以自由捐。否则，穷人有‘罪’难逃，富户无‘过’平安。这还成什么世道！”7月的一天，张振山等率领几千名农民涌进临汾城内，在县政府门口示威请愿，进行抗捐斗争。口号声、呐喊声接连不断。县长被群众的威势吓得浑身颤抖，双膝跪地，连连求饶：“张振山，我这个县长官儿不当了，让给你好吧！”张振山铿锵有力地回答：“革命不是为的做官。请你马上收回向穷人摊派‘富户捐’的指令！”县长连连点头称是，当场宣布“收回成命”。抗捐斗争的彻底胜利，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
随着工人、农民和学生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斗争中不断涌现出先进分子，党员队伍迅速扩大。1926年秋冬，中共临汾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要求，在汾河西岸的界峪村县立第七高小（回光寺兴隆殿），秘密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张振山主持会议，并作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的工作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在临汾开展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决议案》，选举成立了中共临汾地方执行委员会，张振山任书记，时年仅23岁。中共临汾地执委是当时山西省4个地执委之一。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大革命运动高潮迭起。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为更好地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张振山带领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和数名共产党员还担任了国民党临汾县党部的执行委员，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开展革命斗争。
阎锡山当局为了阻止北伐军入晋，1926年8月急令晋南镇守使丰玉鹏强征民夫3万余人，大肆滥拆民房，加固增高临汾城墙，构筑防御设施，逼得城周围400余户居民无家可归，露宿街头。被强征来的民夫在繁重劳动和唾骂鞭挞下痛苦挣扎。民众怨声载道，当时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以示抗议：
丰玉鹏，真捣毛，硬下令，挖战壕。
二十七八开了会，害得百姓遭了罪。
八月初一抓了夫，害得百姓家家哭。
天将明，就得走，后跟村长尾巴狗。
不挣钱，不管饭，还嫌老子干得慢。
中共临汾地执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民夫进行罢工斗争，以配合革命军胜利北伐。张振山带领一批党团员化妆成农民，秘密深入到各工地分头宣传发动。1927年春节刚过，当局即驱使民夫复工继续修筑工事。农历正月十三夜晚，张振山及地执委领导成员秘密召开了各区民夫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在元宵节上午10时实行总罢工。当天10时，一声令下，3万民夫扛起铣、镢，手持红旗，从四面八方冲入城内。张振山作为总指挥冲在最前头，率领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军阀！”“反对强迫民夫挖战壕！”等口号，径直涌向镇守使衙门，要求见镇守使丰玉鹏。丰玉鹏见状，惶恐不安，急忙派兵守住衙门，他和群僚束手无策，只得亲口答应改弦更张，总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1927年春，临汾当局搞所谓民选区长的“竞选”活动，以加强其反动统治。张振山立即秘密召集党员讨论研究对策，通过宣传发动群众，将在群众中威望较高、具有领导能力的共产党员，推荐和确定为各区区长候选人。在全县5个行政区中有4名共产党员当选了4个区的区长，使党组织基本掌控了区级领导权。当年临汾全县的农民协会就创建了百余个，临汾成为当时全省革命的重点和热点区域。
英勇献身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阎锡山在山西全省疯狂清党反共，白色恐怖笼罩三晋大地。
在这危急关头，张振山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不能悲观失望，不能死打硬拼，而应沉着冷静，以变应变，迅速改变斗争策略。在临汾河西界峪村旁的一座窑洞里，张振山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汾地执委、共青团临汾地执委全体成员参加的紧急联席会议。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为了保存实力，坚持隐蔽斗争，研究决定：一、张振山、张德涵、亢玉兰（女）等地执委负责人和共产党员高翔千、杨子珍，共青团员高珠、高琦等秘密向西转移，经永和关西渡黄河前往陕西；二、临汾地执委其他负责人和共产党员王权五、刘临科、雷荣时、段子典、景仙洲、杨宗英等转入农村隐蔽，设法与太原党组织取得联系，相机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1927年6月的一天，张振山、张德涵、高珠、高琦、杨子珍、亢玉兰、高翔千等离开临汾城，徒步翻山越岭，一路向西抵达永和县黄河岸边。亢玉兰和高翔千两位女党员化妆成姐妹俩，顺利脱险，渡过黄河到达陕西清涧县。张振山和其余同志不幸被捕，被羁押于临汾地方监狱。1928年3月，又被押解往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太原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引诱利用，张振山始终软硬不吃，大义凛然。敌人从他嘴里得到的只是“不知道”3个字。张振山把监狱当作战场，带领难友们读书看报，了解时事，咏歌赋诗，锻炼身体，秘密串联，坚韧不拔地与敌展开各种形式的合法斗争。
阎锡山当局无可奈何，便又将张振山等转移羁押到更加惨无人道的陆军监狱。敌人对他采取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妄图动摇其革命意志。张振山仍坚定不移，继续机智巧妙地与敌抗争。一次敌人审讯张振山，他义正严词地指出：“孙中山是你们的领袖，我们信仰他提出的三民主义，这有什么错，犯的什么罪？”敌人被责问地无言以对。
1930年1月，反动当局在多次审讯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将张振山遣往省城的“反省院”。同年2月，在太原党组织积极营救下，张振山逃离“反省院”，后被派往河南开封南汉宸处开展地下工作。他接受了党组织新的任务之后，便顺路回家探望久别两年多的双亲和妻子。在家仅仅住了3天，就与亲人挥泪惜别，奔赴开封。
1930年3月8日，开封市广大妇女举行集会，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反动当局生怕群众闹事，便将难民们统统驱赶集中到难民收容所。张振山受党组织的委派，于9日黎明秘密潜入收容所，向难民们散发传单，不幸被敌人发现，当场被捕。
正当党组织设法营救时，穷凶极恶的敌人竟于3月10日凌晨，未经任何审讯，将张振山押赴刑场。张振山昂首挺胸，视死如归，正气浩然，连声高呼：“马列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他为革命献身就义于异地他乡，牺牲时年仅27岁。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