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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不仅是一部精彩的电影，更是“道德两难问题”和“内疚”的经典生活例子。
《我不是药神》不仅是一部精彩的电影，更是“道德两难问题”和“内疚”的经典生活例子。程勇说：“就当还他们的。”这是心理学中内疚的影响后效。
还是先从电影开始说起。
“走私”是对的吗？为什么？
“上有老下有小，为了挣钱救爸爸、养儿子，去走私”是对的吗？为什么？
“将自己公司生产的药定高价，维护自己的专利权”是对的吗？为什么？
“生了重病，没钱买正版药，为了吃便宜药，去走私仿制药”是对的吗？为什么？
“为了摆脱蹲监狱的风险，帮助曾经骗过病人钱的人挣钱”是对的吗？为什么？
……
这些问题在我看《我不是药神》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它们不好回答，甚至都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它们涉及道德判断。
如果不做以上所有的前提约束，只问一句“《我不是药神》中程勇该这么做吗？为什么”，会有多少种回答？
第一种答案：“因为这么做会被抓进监狱了，不该做。”或者“老吕让去做，他说没风险、是好的，就做吧。”
只从行为的直接后果（会不会被惩罚）进行判断，认为只要会受到惩罚就不该做，或只根据“权威”的说法进行判断该不该做，这种答案反映的是“惩罚和服从定向”的道德判断。
第二种答案：“自己能挣钱，救老爸、养儿子，也能让老吕活下来，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挣再多钱被抓住就都没了，不能做。”
依然只关注直接后果，但通过自己能否得到更多利益来进行道德判断，先看自己是不是能拿到好处，再偶尔考虑到别人的需要（老吕有药吃），这种答案反映的是“利己主义定向”。
第三种答案：“能让病人吃上药，让病人给自己送锦旗，有何不可？”或者“走私是不对的，如果老爸和儿子知道，肯定也不会支持的，不该做。”
这个答案更加关注别人的需要了，弱化了自己挣钱的考虑，而是关注其他人赞成或反对的态度，通过“人际和谐与一致定向”来在别人面前塑造自己的“好人”形象。
第四种答案：“触犯了法律，是不对的。”“就算可以做，也要接受惩罚。”
强调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习俗，通过维护权威与社会秩序为行为做解释。电影中局长强调“法大于情”，给出的就是这类答案。作为局长推崇社会秩序，也是无可非议的。
第五种答案：“即便还不被法律允许，也该做。”
既认识到法律的不允许，又认为应该做，给出这类社会契约定向答案的人，会意识到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而契约是可以进行修改的。电影最后，药被纳入医保，仿制药有了新规定，程勇被减刑，就是既有法又有情的体现。
第六种答案：“为了病人的权利，为了让大家吃上药、好好活，该做。”
不仅考虑法律，而是认为有更高层次的准则可以遵循，基于普遍道德原则（道德的本质），而不是具体的某项规定准则来进行的判断。程勇得知警察在大力追查还要继续卖药，在警察举枪相对时，他还要横车拦警，只希望病人能带着药顺利离开，这就是因为道德准则与法律有冲突，而他选择“殉道”。
以上六种道德观念，在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六阶段中，是按成长时间顺序挨个发展到的，意味着越往后就越“成熟”。并且，我并不觉得在道德判断上应该有绝对的高下之分，有时受身份约束，有时受具体环境所限，人决定做出怎样的行为是很难的，直接说“你不对”，是一个不负责的答案。
这些答案，是程勇的答案吗？《我不是药神》中，程勇为什么会这么做？
程勇选择去走私药，最初是“我要钱”，但是后来，他在不缺钱的时候，又去以成本价甚至赔钱卖药了。
他说：“就当还他们的。”这是一种内疚。
当人们觉得他们的行为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无论这种因果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主观认为的——违反了自己的道德标准时，就会产生痛苦的情绪体验：内疚。
内疚跟羞愧不太一样。更多情况下，羞愧是“公开化”的情绪体验。在老吕去世时，如果病人们纷纷像指责制药公司一样指责程勇，那程勇可能会感到羞愧。这是违反社会道德标准后社会环境压力带来的，严重者会导致怀疑自我、否定自我、逃避现實。而现实是，病友们都沉默着，程勇却已经内疚得无地自容了，这种“私人化”的情绪是对自己不当行为的反思懊悔，敦促人做出补偿。
一方面，程勇通过卖药赚取了病人的钱，而不久后他却要甩手不干，甚至让骗子接手，这对病人是大大的不利，破坏了人际交往的互惠原则，对病友们造成了伤害。虽然无可厚非，但程勇也会犹豫这是道德规范所不接受的行为，激发了内疚感。
另一方面，看到病人的痛苦，程勇也会痛苦，这种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替代体验——共情，也会引起内疚。越是亲近、相似的人，越是容易产生共情。在老吕刚找到程勇时，两人生疏、不信任，程勇并没有意识到老吕的痛苦，而在见过吕家的小宝宝、跟吕夫人喝过酒后，才在“生意伙伴”外多了点朋友身份。程勇最初对思慧也抱有其他想法，而在撞见、谈论了几句思慧女儿后，发现思慧带女儿跟自己带儿子有些类似：困难重重，但都在坚持。这些亲近和相似，都让程勇越来越觉得“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越来越能感受到病人和家属们的痛苦。越痛苦，越把这种痛苦归因于自己的行为，之后就越容易体验到内疚。
内疚会促使人做出补偿。精神层面上的自责、道歉，物质层面上的给抚恤金、折价卖药，在老吕去世后，程勇出于内疚，就做出了这些亲社会道德行为对病人们进行补偿。
内疚能修复人际关系。一般病人会觉得程勇赚了钱开了厂，是个逍遥自在好不快活的受益者，但其实程勇并没有那么快乐。看到躺在床上吃不到药的老吕，听到他做清创手术咬着毛巾依然令人肝颤的痛苦呻吟，程勇的内疚大大削弱了“手里有钱”的快乐。而程勇的内疚会使病人们感觉好一点，“我并不是一个人在痛苦，他也并没有那么快乐”的看似有点“恶毒”的想法，其实可以促使同伴更亲密和谐，相对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发展。
其实补偿也是能修复人际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 内疚促使程勇进行补偿，而补偿又促进了他与病人们人际关系的修复。
“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当程勇站在被告席上时，他这样说。
这一阵以来，“《我不是药神》中到底谁做错了”的讨论热度不减，这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只能希望今后会越来越好吧，希望少点两难、内疚，多点共情、真爱。
《我不是药神》不仅是一部精彩的电影，更是“道德两难问题”和“内疚”的经典生活例子。程勇说：“就当还他们的。”这是心理学中内疚的影响后效。
还是先从电影开始说起。
“走私”是对的吗？为什么？
“上有老下有小，为了挣钱救爸爸、养儿子，去走私”是对的吗？为什么？
“将自己公司生产的药定高价，维护自己的专利权”是对的吗？为什么？
“生了重病，没钱买正版药，为了吃便宜药，去走私仿制药”是对的吗？为什么？
“为了摆脱蹲监狱的风险，帮助曾经骗过病人钱的人挣钱”是对的吗？为什么？
……
这些问题在我看《我不是药神》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它们不好回答，甚至都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它们涉及道德判断。
“什么是对的”的6种答案
如果不做以上所有的前提约束，只问一句“《我不是药神》中程勇该这么做吗？为什么”，会有多少种回答？
第一种答案：“因为这么做会被抓进监狱了，不该做。”或者“老吕让去做，他说没风险、是好的，就做吧。”
只从行为的直接后果（会不会被惩罚）进行判断，认为只要会受到惩罚就不该做，或只根据“权威”的说法进行判断该不该做，这种答案反映的是“惩罚和服从定向”的道德判断。
第二种答案：“自己能挣钱，救老爸、养儿子，也能让老吕活下来，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挣再多钱被抓住就都没了，不能做。”
依然只关注直接后果，但通过自己能否得到更多利益来进行道德判断，先看自己是不是能拿到好处，再偶尔考虑到别人的需要（老吕有药吃），这种答案反映的是“利己主义定向”。
第三种答案：“能让病人吃上药，让病人给自己送锦旗，有何不可？”或者“走私是不对的，如果老爸和儿子知道，肯定也不会支持的，不该做。”
这个答案更加关注别人的需要了，弱化了自己挣钱的考虑，而是关注其他人赞成或反对的态度，通过“人际和谐与一致定向”来在别人面前塑造自己的“好人”形象。
第四种答案：“触犯了法律，是不对的。”“就算可以做，也要接受惩罚。”
强调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习俗，通过维护权威与社会秩序为行为做解释。电影中局长强调“法大于情”，给出的就是这类答案。作为局长推崇社会秩序，也是无可非议的。
第五种答案：“即便还不被法律允许，也该做。”
既认识到法律的不允许，又认为应该做，给出这类社会契约定向答案的人，会意识到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而契约是可以进行修改的。电影最后，药被纳入医保，仿制药有了新规定，程勇被减刑，就是既有法又有情的体现。
第六种答案：“为了病人的权利，为了让大家吃上药、好好活，该做。”
不仅考虑法律，而是认为有更高层次的准则可以遵循，基于普遍道德原则（道德的本质），而不是具体的某项规定准则来进行的判断。程勇得知警察在大力追查还要继续卖药，在警察举枪相对时，他还要横车拦警，只希望病人能带着药顺利离开，这就是因为道德准则与法律有冲突，而他选择“殉道”。
以上六种道德观念，在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六阶段中，是按成长时间顺序挨个发展到的，意味着越往后就越“成熟”。并且，我并不觉得在道德判断上应该有绝对的高下之分，有时受身份约束，有时受具体环境所限，人决定做出怎样的行为是很难的，直接说“你不对”，是一个不负责的答案。
内疚会促使人做出补偿
这些答案，是程勇的答案吗？《我不是药神》中，程勇为什么会这么做？
程勇选择去走私药，最初是“我要钱”，但是后来，他在不缺钱的时候，又去以成本价甚至赔钱卖药了。
他说：“就当还他们的。”这是一种内疚。
当人们觉得他们的行为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无论这种因果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主观认为的——违反了自己的道德标准时，就会产生痛苦的情绪体验：内疚。
内疚跟羞愧不太一样。更多情况下，羞愧是“公开化”的情绪体验。在老吕去世时，如果病人们纷纷像指责制药公司一样指责程勇，那程勇可能会感到羞愧。这是违反社会道德标准后社会环境压力带来的，严重者会导致怀疑自我、否定自我、逃避现實。而现实是，病友们都沉默着，程勇却已经内疚得无地自容了，这种“私人化”的情绪是对自己不当行为的反思懊悔，敦促人做出补偿。
一方面，程勇通过卖药赚取了病人的钱，而不久后他却要甩手不干，甚至让骗子接手，这对病人是大大的不利，破坏了人际交往的互惠原则，对病友们造成了伤害。虽然无可厚非，但程勇也会犹豫这是道德规范所不接受的行为，激发了内疚感。
另一方面，看到病人的痛苦，程勇也会痛苦，这种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替代体验——共情，也会引起内疚。越是亲近、相似的人，越是容易产生共情。在老吕刚找到程勇时，两人生疏、不信任，程勇并没有意识到老吕的痛苦，而在见过吕家的小宝宝、跟吕夫人喝过酒后，才在“生意伙伴”外多了点朋友身份。程勇最初对思慧也抱有其他想法，而在撞见、谈论了几句思慧女儿后，发现思慧带女儿跟自己带儿子有些类似：困难重重，但都在坚持。这些亲近和相似，都让程勇越来越觉得“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越来越能感受到病人和家属们的痛苦。越痛苦，越把这种痛苦归因于自己的行为，之后就越容易体验到内疚。
内疚会促使人做出补偿。精神层面上的自责、道歉，物质层面上的给抚恤金、折价卖药，在老吕去世后，程勇出于内疚，就做出了这些亲社会道德行为对病人们进行补偿。
内疚能修复人际关系。一般病人会觉得程勇赚了钱开了厂，是个逍遥自在好不快活的受益者，但其实程勇并没有那么快乐。看到躺在床上吃不到药的老吕，听到他做清创手术咬着毛巾依然令人肝颤的痛苦呻吟，程勇的内疚大大削弱了“手里有钱”的快乐。而程勇的内疚会使病人们感觉好一点，“我并不是一个人在痛苦，他也并没有那么快乐”的看似有点“恶毒”的想法，其实可以促使同伴更亲密和谐，相对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发展。
其实补偿也是能修复人际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 内疚促使程勇进行补偿，而补偿又促进了他与病人们人际关系的修复。
“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当程勇站在被告席上时，他这样说。
这一阵以来，“《我不是药神》中到底谁做错了”的讨论热度不减，这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只能希望今后会越来越好吧，希望少点两难、内疚，多点共情、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