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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的时候，编导提醒他，“孟老师，咱不要老出人名好吗？一会儿抬出一个历史学家来，老百姓不认识，没兴趣。”他心中暗暗叫苦，治学有道，引用了他人研究成果，岂能只字不提呢？
其实1950年代就有过这种讨论，郭沫若借新编历史剧《蔡文姬》和新编京剧《赤壁之战》为曹操翻案，学术界就如何评价曹操展开了热烈争鸣。当时田余庆先生就说了，这个事情历史学家没有必要参与，就严格划分开界线好了。
人物周刊：作为唐史专家你隆重赞美贞观之治的文治武功，而在总结贞观盛世的原因时，特别强调“制度”而非个人德行对历史的影响，为什么？
孟宪实：贞观时期虽然是帝王当政，但是他们的制度意识非常强，这是专家的共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见的理性时代。
强调这个，一方面是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提醒，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制度意识仍然有不断强化的必要。
制度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一个社会的领导人、统治阶层，是否有制度意识，是他是否理性、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志。如果当领导的，天天都是这样工作，“这个事就过去了，下不为例”，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健康运转。
人物周刊：你特别强调历史研究一定要有现实价值，如果对现实无益、没有价值的话，就完全不必存在，为什么？
孟宪实：研究唐史20多年，我知道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学界或者说在我们大学的历史系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历史学对现实社会到底有没有意义？
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我们学术界轻易不说这个问题，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学走入一种畸形，表现出很不好的倾向，因此现在不怎么说了；第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历史学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直接转变成经济效益很困难，所以历史学的老师也不便于直截了当跟同学讲历史学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只要有历史学，它的意义追问肯定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学科对现实生活没有意义，那它就应该被抹去。
向社会大众传播历史知识、传播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传播正确的历史观，就是历史学家或者专业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至于通过什么样的媒体，电视还是广播，还是著书立说，并不重要，媒体不过是手段，最主要的还是内容准确、知识准确、方法可取。
讲深了不行，讲浅了也不行
人物周刊：你说自己刚到百家讲坛的时候，中间差点逃跑，最痛苦的转变在什么地方？
孟宪实：电视里讲课跟在大学讲课完全不一样，讲深了不行、讲浅了也不行。他们有自己的套路和模式，估计观众有点疲劳了，主讲人就得赶紧抛出一个悬念、一个问题，（笑）设问经常是结构需要，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问题提得特别傻。
一个问题掰开揉碎讲半天，着急。作为专家，你对这段历史有认识，有些东西你觉得特别重要，必须要讲，但是它又没有故事，这个很麻烦。我有一段真的不想讲了。
人物周刊：电视讲史因为对象的要求，必然要牺牲主讲人的专业性，你认为这种牺牲是否在所难免？这种牺牲有底线吗？你的底线是什么？
孟宪实：专家学者讲史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绝对不会胡说。尊重历史对他来说是一种本能，这个学术底线他不会破的，所谓的牺牲肯定是在底线之上的，是学术性的牺牲。
我们写论文谈一个问题，一般都是先讲几家观点，再亮出自己的观点。电视讲座不能这么讲，编导一再强调一个技术问题，要求你少出人名，观众不知道也记不住他们。
但历史学研究讲究的就是一字一句的出处。有个主讲人讲了一个学者的观点，但是没有说明出处，后来我遇到那个学者，他挺生气，开玩笑说要告他剽窃。其实我知道这里面的苦衷，电视讲座你就是想讲明出处，都没机会，讲了也给掐掉了。我后来特意在出书的时候把参考文献附上，就是想别讲完了没法见同行了（笑）。
人物周刊：许多人将你视为电视主讲人走向专业、理性的一个标志，你是如何维护自己的专业性的？
孟宪实：我比较偏重学术界的想法，学术和非学术的界线自己先要讲明，比如我的电视讲稿出版的时候，我在后记里讲明，这不是学术作品。
其实我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想只讲常识，我想把一些可以写成论文的新见放进去，比如晋阳起兵谁是主谋，比如魏征进谏的制度要求，比如玄武门兵变李渊被囚禁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写成好论文的。这些学术界看了，也会有兴趣的。（笑）可能就是问题讲得太多了，收视率不理想，反正我自己挺满意的（哈哈）。
人物周刊：你个人认为，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构建怎样的历史知识传播结构？有学者认为百家讲坛的一枝独秀已经形成学者明星化的名利场，这样的情形是否会导致人们只认识这个舞台上亮相的学者？
孟宪实：坦白地说，现在的主讲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肯定不是一流学者，一流学者没有时间和精力出来给大众讲常识。咱们现在的电视讲座太少了，层次没有分出来。如果有一个节目面对的不是普通观众，而是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稍有史识的观众，学界的一流人物就可以出来讲了。
其实1950年代就有过这种讨论，郭沫若借新编历史剧《蔡文姬》和新编京剧《赤壁之战》为曹操翻案，学术界就如何评价曹操展开了热烈争鸣。当时田余庆先生就说了，这个事情历史学家没有必要参与，就严格划分开界线好了。
人物周刊：作为唐史专家你隆重赞美贞观之治的文治武功，而在总结贞观盛世的原因时，特别强调“制度”而非个人德行对历史的影响，为什么？
孟宪实：贞观时期虽然是帝王当政，但是他们的制度意识非常强，这是专家的共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见的理性时代。
强调这个，一方面是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提醒，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制度意识仍然有不断强化的必要。
制度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一个社会的领导人、统治阶层，是否有制度意识，是他是否理性、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志。如果当领导的，天天都是这样工作，“这个事就过去了，下不为例”，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健康运转。
人物周刊：你特别强调历史研究一定要有现实价值，如果对现实无益、没有价值的话，就完全不必存在，为什么？
孟宪实：研究唐史20多年，我知道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学界或者说在我们大学的历史系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历史学对现实社会到底有没有意义？
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我们学术界轻易不说这个问题，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学走入一种畸形，表现出很不好的倾向，因此现在不怎么说了；第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历史学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直接转变成经济效益很困难，所以历史学的老师也不便于直截了当跟同学讲历史学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只要有历史学，它的意义追问肯定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学科对现实生活没有意义，那它就应该被抹去。
向社会大众传播历史知识、传播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传播正确的历史观，就是历史学家或者专业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至于通过什么样的媒体，电视还是广播，还是著书立说，并不重要，媒体不过是手段，最主要的还是内容准确、知识准确、方法可取。
讲深了不行，讲浅了也不行
人物周刊：你说自己刚到百家讲坛的时候，中间差点逃跑，最痛苦的转变在什么地方？
孟宪实：电视里讲课跟在大学讲课完全不一样，讲深了不行、讲浅了也不行。他们有自己的套路和模式，估计观众有点疲劳了，主讲人就得赶紧抛出一个悬念、一个问题，（笑）设问经常是结构需要，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问题提得特别傻。
一个问题掰开揉碎讲半天，着急。作为专家，你对这段历史有认识，有些东西你觉得特别重要，必须要讲，但是它又没有故事，这个很麻烦。我有一段真的不想讲了。
人物周刊：电视讲史因为对象的要求，必然要牺牲主讲人的专业性，你认为这种牺牲是否在所难免？这种牺牲有底线吗？你的底线是什么？
孟宪实：专家学者讲史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绝对不会胡说。尊重历史对他来说是一种本能，这个学术底线他不会破的，所谓的牺牲肯定是在底线之上的，是学术性的牺牲。
我们写论文谈一个问题，一般都是先讲几家观点，再亮出自己的观点。电视讲座不能这么讲，编导一再强调一个技术问题，要求你少出人名，观众不知道也记不住他们。
但历史学研究讲究的就是一字一句的出处。有个主讲人讲了一个学者的观点，但是没有说明出处，后来我遇到那个学者，他挺生气，开玩笑说要告他剽窃。其实我知道这里面的苦衷，电视讲座你就是想讲明出处，都没机会，讲了也给掐掉了。我后来特意在出书的时候把参考文献附上，就是想别讲完了没法见同行了（笑）。
人物周刊：许多人将你视为电视主讲人走向专业、理性的一个标志，你是如何维护自己的专业性的？
孟宪实：我比较偏重学术界的想法，学术和非学术的界线自己先要讲明，比如我的电视讲稿出版的时候，我在后记里讲明，这不是学术作品。
其实我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想只讲常识，我想把一些可以写成论文的新见放进去，比如晋阳起兵谁是主谋，比如魏征进谏的制度要求，比如玄武门兵变李渊被囚禁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写成好论文的。这些学术界看了，也会有兴趣的。（笑）可能就是问题讲得太多了，收视率不理想，反正我自己挺满意的（哈哈）。
人物周刊：你个人认为，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构建怎样的历史知识传播结构？有学者认为百家讲坛的一枝独秀已经形成学者明星化的名利场，这样的情形是否会导致人们只认识这个舞台上亮相的学者？
孟宪实：坦白地说，现在的主讲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肯定不是一流学者，一流学者没有时间和精力出来给大众讲常识。咱们现在的电视讲座太少了，层次没有分出来。如果有一个节目面对的不是普通观众，而是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稍有史识的观众，学界的一流人物就可以出来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