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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是对人的本体追问，这一问题在中国近现代直至当代的历史溯源和梳理，涉及两次启蒙运动及其缺陷，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原则使“五四”启蒙运动由“立人”转向“立国”，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又在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意义上从“肯定人的主体性”到寻求身份认同，个人主体确立的任务一再延宕，从根本上违背了康德对启蒙的阐释。面对启蒙“轮回”的“教训”和“误区”，个人主体的确立呈现更复杂的景观，知识分子群体尤其需要以其深广学识和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助力实现全民启蒙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