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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始建于元代，合于“左庙右学”的古制，分别作为皇帝祭祀孔子的场所和中央最高学府。两组建筑群都采取沿中轴线而建、左右对称的中国传统建筑方式，组成了一套完整、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群。
在漫长历史中，一边是统治者尊孔崇儒，宣扬教化，主兴文脉的圣地，一边成为众多志在功名的读书人顶礼膜拜的殿堂。
这组比故宫还年代久远的皇家古建筑浓缩了千年儒家文化精髓，凝固了一段数百年的漫漫科举之路。
博物馆简介
从雍和宫地铁站下车，一丝庙宇中才有的香火味弥漫在空气中，不远处便是北京香火最旺的雍和宫。雍和宫西面对着一条国子监街，往西走进胡同，在拐角处，竖着一座漆色较新的牌坊，孔雀蓝的额枋题“国子监”三个烫金大字，牌楼两侧路北均有石碑，用满汉文镌刻“文武官员到此下马”，行至此时，孔庙的入口已在眼前。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国子监里开设为首都图书馆，首都博物馆则在孔庙内设立。随着首都图书馆与首都博物馆社会影响的提高，需要有良好硬件设施的现代化场馆来满足服务功能，北京市政府将二馆陆续迁出，于是“空”出了国子监与孔庙。孔庙与国子监修葺一新，合并成一个博物馆，于2008年6月14日重新对外开放。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目前推出了六个常设展览，即四个基本展及两个复原展。其中包括孔庙的“大成殿复原陈列展”、“大哉孔子展”和“孔庙历史沿革展”，国子监的“国子监辟雍复原陈列”、“国子监原状陈列展”和“中国古代科举展”。博物馆主要从事孔庙和国子监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开展有关孔子和科举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时负责收集、整理、保管、陈列相关文物和文献资料。
左庙右学
国子监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孔庙则是皇家祭孔之地，两者相伴，构成“左庙右学”规制。
工作人员介绍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笼络汉族民心，下令袭历代旧典，命宣抚王楫于金枢密院建宣圣庙，祭祀孔子。据《元史·哈刺哈孙传》：京师久阙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
北京孔庙始建于元代大德六年（1302年），大德十年（1306年）建成，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重建。孔庙以大成殿为中心，南北成一条中轴线，三进院落，主体建筑依序为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经历代多次扩建修葺，至民国五年（1916年），才最后竣工。至此，北京孔庙形成现今的规模和布局，成为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的全国第二大孔庙。
与孔庙一墙之隔的是国子监。国子监始建于元代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国子监古代又称为太学，其历史更为久远。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便有了太学雏形，周代天子有五学，分别为东西南北四学（即东序、瞽宗、上庠、成均）加上中央之学即辟雍。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太学，立五经博士。直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才正式设立国子监，并开设进士科，开创了科举取士的先河。
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大学，历来倍受国家重视，尤其是经明代永乐、正统年间分别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后增建辟雍殿，形成了今天的建筑规模和格局。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也曾对国子监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缮，令这座古老的大学至今保存完好。
国子监平面整体呈南北走向的长方形，由三进大型院落组成，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排列集贤门、太学门、琉璃牌坊、辟雍殿、彝伦堂、敬一亭。主体建筑两侧有“二厅六堂”、御碑亭、钟鼓亭等。国子监前院东侧由“持敬门”与孔庙相通。
辟雍泮水
工作人员介绍说，国子监是明清时候唯一一所国立大学，清朝从康熙到雍正一直在彝伦堂讲课。每逢新帝即位，都要来此做一次讲学，以示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
在乾隆登基的第二年，他亲临国子监彝伦堂内设座讲学。乾隆不甚满意说：“以天子讲学于彝伦堂，只可以说是视察学校，而不能说是临雍讲学”。其實早在西周的时候就有天子讲课的规矩了，当时的大课堂就叫辟雍，又叫璧雍。据汉代大学者蔡邕解释：辟雍的“辟”字与玉璧的“璧”通用，就是指周边的水环绕一周，形成圆型，就像一块无暇的玉璧；“雍”为水中陆地；而“辟雍”这座大房子就建在上面，是玉璧的中心，所以取名辟雍。
乾隆几次提议建辟雍，但都因故没有实现。直到乾隆四十八年，年逾古稀的乾隆终于下了死命令。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辟雍开始动工，乾隆派当时担任工部尚书的刘墉主办此事，让他“兼理国子监事物”。刘墉做的预算要近十万两银子。乾隆觉得有点贵，于是让户部尚书和珅重新算了一算。和珅拿着图，亲自到实地勘察，让设计师撤掉原先设计上大殿里的四根“钻金柱”，改用抹角架梁，让大殿显得更宽敞，还省了四千四百多两银子。乾隆准许了和珅的方案。老北京不是这么说吗，不到恭王府，不知和珅贪。不到国子监，不懂和珅才。辟雍建筑跟水密不可分，但国子监里没有水，于是能工巧匠们在国子监四个角上凿了四口井，从地下把水抽到国子监广场中间，通过水兽吐水，这才形成了辟雍泮水的奇观。
就这样，辟雍成了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建于中轴线中心一座圆形水池中央的四方高台上，是一座方型重檐攒尖顶殿宇。四面开门，设台阶六级。辟雍周围环绕著长廊，四面架设精致的小桥横跨水池使殿宇与院落相通，这种建筑形制象征着天圆地方。大殿正面屋檐之下，高挂着乾隆皇帝书写的“辟雍”匾额，这块华带匾边框为七彩九龙祥云圆雕，其精美程度在北京的名匾中也是极其罕见。 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在辟雍建成后的第二年早春，就到国子监辟雍大殿举行了首次“临雍讲学”典礼，声势浩大，盛况空前。乾隆在辟雍店内坐稳龙椅后，先由满汉大学士讲“经”，再由满汉祭酒讲“易”，称之为助讲。随即乾隆帝亲自宣讲《四书》中《大学》里的一段话：“为人君者止于仁，……”。论述自己如何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殿内东西两边分别站着王公大臣，其他听讲的学生和各级官员都跪在环桥以南的甬道两侧。辟雍里外、国子监院内，就连东面的孔庙，都跪满了听课的大臣、学子。据记载，仅听讲的学生就有3088人，再加上在北京的各级官员、朝鲜使节等，不下四五千人，场面相当壮观。当时没有喇叭，只能靠传胪官（官居六品）站在门口人工传话。皇帝讲一句，传胪官向后传一句，以此类推。皇帝讲完都走20分钟了，后面还没传完话呢。
乾隆石经
在孔庙先师门内及大成门前院内东西两侧，有一片进士碑林，共198通，其中有元代3通、明代77通、清代118通。碑上刻有进士姓名、次第与藉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的进士及第者计51624人（含状元、榜眼、探花）。明朝时的于谦、袁崇焕，清末的林则徐和沈钧儒，都能在碑林中寻找到。
工作人员介绍说，进士题名始于唐代雁塔题名，据说韦肇及第，偶而题名寺塔，于是后人相继仿效。孔庙院内的题名碑是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开科取士后建立的。进士题名于碑上，借以显宗耀祖。明代又往往把元代的碑上刻名磨去，再刻上明代进士的姓名，故元代题名碑已不多见，仅有的三座是清康熙年间国子监祭酒吴苑掘地时发现的。
考取功名得多读书，在古代，也有跟如今一样的标准“教科书”。在孔庙大殿的西北方向，有一条小路联通国子监，这条路的两旁就是著名的乾隆十三经。这一共190座十三经刻石碑，原置放于国子监内东西六堂。石碑上所刻的十三经其实是十三部儒家经典著作，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論语》、《孝经》、《孟子》、《尔雅》，共63万余字。
说到这刻在石碑上的“教科书”，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清代著名书法家蒋衡。据史料记载，他一生临摹碑帖三百多种，但是却发现十三部儒家经典，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字体也是五花八门。雍正四年（1726年），53岁的蒋衡正式闭关落笔写书，这一抄就是十二年。经书写成后，没过多久蒋衡就去世了。乾隆命和珅为主、刘墉为副，安排考订蒋衡所书的经书并动工刻石。这部十三经刻石成于乾隆年间，故又被称为“乾隆石经”。碑文楷书遒劲茂美，其规模之巨，书法之精，令世人惊叹。
在漫长历史中，一边是统治者尊孔崇儒，宣扬教化，主兴文脉的圣地，一边成为众多志在功名的读书人顶礼膜拜的殿堂。
这组比故宫还年代久远的皇家古建筑浓缩了千年儒家文化精髓，凝固了一段数百年的漫漫科举之路。
博物馆简介
从雍和宫地铁站下车，一丝庙宇中才有的香火味弥漫在空气中，不远处便是北京香火最旺的雍和宫。雍和宫西面对着一条国子监街，往西走进胡同，在拐角处，竖着一座漆色较新的牌坊，孔雀蓝的额枋题“国子监”三个烫金大字，牌楼两侧路北均有石碑，用满汉文镌刻“文武官员到此下马”，行至此时，孔庙的入口已在眼前。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国子监里开设为首都图书馆，首都博物馆则在孔庙内设立。随着首都图书馆与首都博物馆社会影响的提高，需要有良好硬件设施的现代化场馆来满足服务功能，北京市政府将二馆陆续迁出，于是“空”出了国子监与孔庙。孔庙与国子监修葺一新，合并成一个博物馆，于2008年6月14日重新对外开放。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目前推出了六个常设展览，即四个基本展及两个复原展。其中包括孔庙的“大成殿复原陈列展”、“大哉孔子展”和“孔庙历史沿革展”，国子监的“国子监辟雍复原陈列”、“国子监原状陈列展”和“中国古代科举展”。博物馆主要从事孔庙和国子监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开展有关孔子和科举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时负责收集、整理、保管、陈列相关文物和文献资料。
左庙右学
国子监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孔庙则是皇家祭孔之地，两者相伴，构成“左庙右学”规制。
工作人员介绍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笼络汉族民心，下令袭历代旧典，命宣抚王楫于金枢密院建宣圣庙，祭祀孔子。据《元史·哈刺哈孙传》：京师久阙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
北京孔庙始建于元代大德六年（1302年），大德十年（1306年）建成，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重建。孔庙以大成殿为中心，南北成一条中轴线，三进院落，主体建筑依序为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经历代多次扩建修葺，至民国五年（1916年），才最后竣工。至此，北京孔庙形成现今的规模和布局，成为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的全国第二大孔庙。
与孔庙一墙之隔的是国子监。国子监始建于元代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国子监古代又称为太学，其历史更为久远。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便有了太学雏形，周代天子有五学，分别为东西南北四学（即东序、瞽宗、上庠、成均）加上中央之学即辟雍。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太学，立五经博士。直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才正式设立国子监，并开设进士科，开创了科举取士的先河。
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大学，历来倍受国家重视，尤其是经明代永乐、正统年间分别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后增建辟雍殿，形成了今天的建筑规模和格局。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也曾对国子监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缮，令这座古老的大学至今保存完好。
国子监平面整体呈南北走向的长方形，由三进大型院落组成，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排列集贤门、太学门、琉璃牌坊、辟雍殿、彝伦堂、敬一亭。主体建筑两侧有“二厅六堂”、御碑亭、钟鼓亭等。国子监前院东侧由“持敬门”与孔庙相通。
辟雍泮水
工作人员介绍说，国子监是明清时候唯一一所国立大学，清朝从康熙到雍正一直在彝伦堂讲课。每逢新帝即位，都要来此做一次讲学，以示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
在乾隆登基的第二年，他亲临国子监彝伦堂内设座讲学。乾隆不甚满意说：“以天子讲学于彝伦堂，只可以说是视察学校，而不能说是临雍讲学”。其實早在西周的时候就有天子讲课的规矩了，当时的大课堂就叫辟雍，又叫璧雍。据汉代大学者蔡邕解释：辟雍的“辟”字与玉璧的“璧”通用，就是指周边的水环绕一周，形成圆型，就像一块无暇的玉璧；“雍”为水中陆地；而“辟雍”这座大房子就建在上面，是玉璧的中心，所以取名辟雍。
乾隆几次提议建辟雍，但都因故没有实现。直到乾隆四十八年，年逾古稀的乾隆终于下了死命令。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辟雍开始动工，乾隆派当时担任工部尚书的刘墉主办此事，让他“兼理国子监事物”。刘墉做的预算要近十万两银子。乾隆觉得有点贵，于是让户部尚书和珅重新算了一算。和珅拿着图，亲自到实地勘察，让设计师撤掉原先设计上大殿里的四根“钻金柱”，改用抹角架梁，让大殿显得更宽敞，还省了四千四百多两银子。乾隆准许了和珅的方案。老北京不是这么说吗，不到恭王府，不知和珅贪。不到国子监，不懂和珅才。辟雍建筑跟水密不可分，但国子监里没有水，于是能工巧匠们在国子监四个角上凿了四口井，从地下把水抽到国子监广场中间，通过水兽吐水，这才形成了辟雍泮水的奇观。
就这样，辟雍成了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建于中轴线中心一座圆形水池中央的四方高台上，是一座方型重檐攒尖顶殿宇。四面开门，设台阶六级。辟雍周围环绕著长廊，四面架设精致的小桥横跨水池使殿宇与院落相通，这种建筑形制象征着天圆地方。大殿正面屋檐之下，高挂着乾隆皇帝书写的“辟雍”匾额，这块华带匾边框为七彩九龙祥云圆雕，其精美程度在北京的名匾中也是极其罕见。 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在辟雍建成后的第二年早春，就到国子监辟雍大殿举行了首次“临雍讲学”典礼，声势浩大，盛况空前。乾隆在辟雍店内坐稳龙椅后，先由满汉大学士讲“经”，再由满汉祭酒讲“易”，称之为助讲。随即乾隆帝亲自宣讲《四书》中《大学》里的一段话：“为人君者止于仁，……”。论述自己如何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殿内东西两边分别站着王公大臣，其他听讲的学生和各级官员都跪在环桥以南的甬道两侧。辟雍里外、国子监院内，就连东面的孔庙，都跪满了听课的大臣、学子。据记载，仅听讲的学生就有3088人，再加上在北京的各级官员、朝鲜使节等，不下四五千人，场面相当壮观。当时没有喇叭，只能靠传胪官（官居六品）站在门口人工传话。皇帝讲一句，传胪官向后传一句，以此类推。皇帝讲完都走20分钟了，后面还没传完话呢。
乾隆石经
在孔庙先师门内及大成门前院内东西两侧，有一片进士碑林，共198通，其中有元代3通、明代77通、清代118通。碑上刻有进士姓名、次第与藉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的进士及第者计51624人（含状元、榜眼、探花）。明朝时的于谦、袁崇焕，清末的林则徐和沈钧儒，都能在碑林中寻找到。
工作人员介绍说，进士题名始于唐代雁塔题名，据说韦肇及第，偶而题名寺塔，于是后人相继仿效。孔庙院内的题名碑是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开科取士后建立的。进士题名于碑上，借以显宗耀祖。明代又往往把元代的碑上刻名磨去，再刻上明代进士的姓名，故元代题名碑已不多见，仅有的三座是清康熙年间国子监祭酒吴苑掘地时发现的。
考取功名得多读书，在古代，也有跟如今一样的标准“教科书”。在孔庙大殿的西北方向，有一条小路联通国子监，这条路的两旁就是著名的乾隆十三经。这一共190座十三经刻石碑，原置放于国子监内东西六堂。石碑上所刻的十三经其实是十三部儒家经典著作，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論语》、《孝经》、《孟子》、《尔雅》，共63万余字。
说到这刻在石碑上的“教科书”，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清代著名书法家蒋衡。据史料记载，他一生临摹碑帖三百多种，但是却发现十三部儒家经典，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字体也是五花八门。雍正四年（1726年），53岁的蒋衡正式闭关落笔写书，这一抄就是十二年。经书写成后，没过多久蒋衡就去世了。乾隆命和珅为主、刘墉为副，安排考订蒋衡所书的经书并动工刻石。这部十三经刻石成于乾隆年间，故又被称为“乾隆石经”。碑文楷书遒劲茂美，其规模之巨，书法之精，令世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