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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楼自杀事件曾经让学术界陷入了悲痛之中。在自杀前，余虹曾经写过最后一篇博客文章：《一个人的百年》。他写道：“５月１６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从这里可以看到，余虹对于自杀，早就有思想认识和心理准备。在他看来，如果活着只能意味人的生命尊严被各种力量摧残，那么，为了保持做人的尊严，他宁愿选择死。
对于文人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最大的威胁不是物质生活，而是精神上遭受的各种制度、规则、观念，以及人际关系的凌辱。他们的死既是不愿与这些非人的东西为伍，也是对它们的反抗，向它们表明一个人的精神不可凌辱。死对他们来说并不可怕，它比生更是一种维护人的生命尊严的方式。古往今来，文人知识分子的自杀非常引人注目，仅仅在中国，从屈原，到王国维，到海子，再到现在的余虹，一路络绎不绝。
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加缪曾经说过：自杀是唯一值得严肃思考的哲学问题。生活是否值得过下去？当一个人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接近了哲学思考。
然而，同样对死亡和生存有清楚的认识觉得死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的哲学家们，比如蒙田、叔本华、尼采，为什么不自杀？为什么当瘟疫暴发时，蒙田溜得比兔子还快？为什么叔本华宁愿痛苦地活着，而尼采不是自杀而是发疯了？
只能说，蒙田们进行了真正的哲学思考，然而自杀的文人知识分子很遗憾却没有真正地通过“自杀”这个哲学问题触摸到存在本身。他们的思考仍然离世俗性不远，仍然在用“值不值”、“生还是死更有尊严”这样的逻辑形式来判断关于自身的存在问题。这就有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负有义务，这从存在上来讲是绝对的，人没有放弃它的“权利”。
在一个给人们以巨大的生命挫折的社会里，文人知识分子比谁都更敏感地感觉到痛苦和荒谬，从而也更容易遭受精神上的伤害。然而，文人知识分子的自杀，不是因为他们的理性，而是因为他们的非理性。他们习惯于用情感、心灵和世界交流，活在世界的荒谬之中，不能用理性站在世界之外审视这个世界。因此，不管他们觉得自己有多么清高、高贵，多么蔑视污浊的世界，他们都很难在这个世界面前有心理优势，只能被荒谬吞没。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人的痛苦来自于思考。表面上看是这样的，思考让一个人痛苦，因为一个人意识到了让他陷入痛苦的东西，他体验到了痛苦。但不思考虽然可以不让一个人体验到痛苦，然而他内心的被破坏却可以使他出现心理变态。在这里，区别只在于，一个人对可以让自己痛苦的东西压抑不压抑而已。不压抑的文人知识分子大多数在心理上健康得多，只是在维护自我的长征中，他被世界的荒谬和黑暗吞没，而那些压抑的人却是一个戴着“正常面具”的病人。
很想纠正一下“思考会让一个人痛苦”的流行观点。根据人们说话的语境和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意思，思考应指两种：一是各种给人们造成痛苦的社会现象，比如社会不公。人们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总是想这些问题，因为根本无法改变，就随时都会遭受痛苦。一是关于人生价值之类问题，进行这样的思考，难免要让人怀疑生命的意义，因为生活太沉重了，活着透着悲哀和无奈，所以，思考是痛苦的，危险的。他们拒绝思考。
然而对于文人知识分子来说，敏感的他们无法不进行这样的思考，他们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是一个随时可以把自己的大脑和心灵交出去的俗人。但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思考，而在于，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情感比他们的头脑更为活跃。在思考时，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从痛苦、荒谬的现象开始追问，一直追下去，从而看穿痛苦和荒谬本质上的虚无，而是马上被情感、价值观念所打断、缠绕。他们更多的是在感受世界的痛苦和荒谬，而不是思考它们。他们的理性被非理性淹没，从而也只能被世界的痛苦和荒谬淹没。
事实上，自杀的文人知识分子，多数人并没有真的看清这个世界的本相。荒谬也好，罪恶也好，污浊也好，的确都是表现出来的世界的真相。然而，这并不是世界的本相。也就是说，只是存在的病态或变态，而不是它的本真状态。如果自杀者能够看清这一点，触摸到自己的存在，在他面前，痛苦和荒谬都可以由他的理性来加以剖析，他就有心理优势，就没有什么能够打垮他。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许到达不了知识分子们的认识高度，但坚信这一点却是极其重要的：生命不是一个“值不值得活下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对自己负责，发挥生命潜能”的问题。
编辑/姚晟
从这里可以看到，余虹对于自杀，早就有思想认识和心理准备。在他看来，如果活着只能意味人的生命尊严被各种力量摧残，那么，为了保持做人的尊严，他宁愿选择死。
对于文人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最大的威胁不是物质生活，而是精神上遭受的各种制度、规则、观念，以及人际关系的凌辱。他们的死既是不愿与这些非人的东西为伍，也是对它们的反抗，向它们表明一个人的精神不可凌辱。死对他们来说并不可怕，它比生更是一种维护人的生命尊严的方式。古往今来，文人知识分子的自杀非常引人注目，仅仅在中国，从屈原，到王国维，到海子，再到现在的余虹，一路络绎不绝。
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加缪曾经说过：自杀是唯一值得严肃思考的哲学问题。生活是否值得过下去？当一个人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接近了哲学思考。
然而，同样对死亡和生存有清楚的认识觉得死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的哲学家们，比如蒙田、叔本华、尼采，为什么不自杀？为什么当瘟疫暴发时，蒙田溜得比兔子还快？为什么叔本华宁愿痛苦地活着，而尼采不是自杀而是发疯了？
只能说，蒙田们进行了真正的哲学思考，然而自杀的文人知识分子很遗憾却没有真正地通过“自杀”这个哲学问题触摸到存在本身。他们的思考仍然离世俗性不远，仍然在用“值不值”、“生还是死更有尊严”这样的逻辑形式来判断关于自身的存在问题。这就有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负有义务，这从存在上来讲是绝对的，人没有放弃它的“权利”。
在一个给人们以巨大的生命挫折的社会里，文人知识分子比谁都更敏感地感觉到痛苦和荒谬，从而也更容易遭受精神上的伤害。然而，文人知识分子的自杀，不是因为他们的理性，而是因为他们的非理性。他们习惯于用情感、心灵和世界交流，活在世界的荒谬之中，不能用理性站在世界之外审视这个世界。因此，不管他们觉得自己有多么清高、高贵，多么蔑视污浊的世界，他们都很难在这个世界面前有心理优势，只能被荒谬吞没。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人的痛苦来自于思考。表面上看是这样的，思考让一个人痛苦，因为一个人意识到了让他陷入痛苦的东西，他体验到了痛苦。但不思考虽然可以不让一个人体验到痛苦，然而他内心的被破坏却可以使他出现心理变态。在这里，区别只在于，一个人对可以让自己痛苦的东西压抑不压抑而已。不压抑的文人知识分子大多数在心理上健康得多，只是在维护自我的长征中，他被世界的荒谬和黑暗吞没，而那些压抑的人却是一个戴着“正常面具”的病人。
很想纠正一下“思考会让一个人痛苦”的流行观点。根据人们说话的语境和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意思，思考应指两种：一是各种给人们造成痛苦的社会现象，比如社会不公。人们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总是想这些问题，因为根本无法改变，就随时都会遭受痛苦。一是关于人生价值之类问题，进行这样的思考，难免要让人怀疑生命的意义，因为生活太沉重了，活着透着悲哀和无奈，所以，思考是痛苦的，危险的。他们拒绝思考。
然而对于文人知识分子来说，敏感的他们无法不进行这样的思考，他们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是一个随时可以把自己的大脑和心灵交出去的俗人。但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思考，而在于，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情感比他们的头脑更为活跃。在思考时，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从痛苦、荒谬的现象开始追问，一直追下去，从而看穿痛苦和荒谬本质上的虚无，而是马上被情感、价值观念所打断、缠绕。他们更多的是在感受世界的痛苦和荒谬，而不是思考它们。他们的理性被非理性淹没，从而也只能被世界的痛苦和荒谬淹没。
事实上，自杀的文人知识分子，多数人并没有真的看清这个世界的本相。荒谬也好，罪恶也好，污浊也好，的确都是表现出来的世界的真相。然而，这并不是世界的本相。也就是说，只是存在的病态或变态，而不是它的本真状态。如果自杀者能够看清这一点，触摸到自己的存在，在他面前，痛苦和荒谬都可以由他的理性来加以剖析，他就有心理优势，就没有什么能够打垮他。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许到达不了知识分子们的认识高度，但坚信这一点却是极其重要的：生命不是一个“值不值得活下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对自己负责，发挥生命潜能”的问题。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