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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越来越显著。学界和实际部门普遍从实体经济探讨金融危机的影响，比如对GDP增长速度、就业、财税收入、进出口产生的不利影响分析较多，而从服务业角度探讨相对较少。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不仅是实体经济，对我国服务业直接和间接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金融危机对我国服务业的影响日渐凸显
在服务业发展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欧美金融业的重创必然影响我国金融服务业发展和对外开放。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肯定要放慢步伐，从而影响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方式、范围和力度。此外，金融危机虽然不会改变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承诺和方向，但会使决策者更加谨慎。
冲击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已是服务外包的重点领域之一，也是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途径。如今欧美金融业遇到严寒，他们的金融外包业务肯定要锐减，这对我国承接金融服务外包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其他的一些服务贸易业务，比如外运、旅游会展、商务与租赁、广告等也将随着欧美经济萧条而受到严峻冲击。
金融危机直接伤及我国制造业，通过制造业的影响来间接冲击服务业发展。当今世界，制造业与服务业联系日益紧密，两者融合、共生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需求者，生产性服务业又是服务业的主力军和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方向。我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是低端制造业，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低端制造业。没有了制造业做支撑和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此外，高端制造业和资源性产业的员工也是消费性服务业的主要需求者。现在制造业发展很不景气，其员工纷纷下岗或者减薪，他们对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必然也有所减少。
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益（收入）及消费信心，将直接减少包括服务在内的消费力。在金融危机、收入减少的背景下，大多数企业和居民将过“紧日子”。一般而言，基本的物品消费弹性系数较低，因而有限的收入将首先保障“衣食”等最基本消费需求，而弹性较高的“服务品”将被压缩。这样的结果，很显然是不利于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的。
发展服务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扩大内需是我国走出金融危机影响的必然途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固然是扩大内需的主力军，但在新形势下，在转变发展方式和以民生为导向的要求下，扩大内需必须有新的内容。这就是，要充分发挥服务业的重要作用，要把大力发展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2008年11月份国务院多次召开常务会议，连续推出了“国九条”、“国六条”、“国十条”，其中11月26日出台“国六条”之五明确指出要“加快服务业发展。落实鼓励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大力发展交通运输、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从本质上讲，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服务业在扩大内需方面，二者是一致的。这是因为：
服务业的发展必须要有载体。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交通运输、现代物流、信息技术的公共平台建设，以及养老社会化、医疗卫生服务、社区服务的发展等都需要载体，而这些载体的投资及其衍生的需求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因素。
扩大内需的目的是保增长、保就业。对于保增长，在农业对增长贡献率相对较低、低端制造业受危机冲击最大的背景下，保增长重任自然就会落到服务业。保就业则更离不开服务业发展。这几年，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不管是新增劳动力还是从农业和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存量，基本上是靠服务业来消化。
服务业仍是中国薄弱环节，增长潜力较大，因而具有投入少、见效快的特点，理所当然是扩大内需重要一环。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3000美元，正是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遗憾的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跟发达国家或者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2007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5％，占GDP比重不到20%。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普遍在60%～70%之间，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大都在43%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还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对于这种差距，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更应该把握这一发展机遇，逐渐把服务业培育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
保增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转变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忽视了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总是跳不出“重化工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必然是高投入、高能耗和低附加值、低效率。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应该借助金融危机的机遇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和实现产业升级。
创新服务业发展思路，迎接金融危机的挑战
把坚持城市化带动服务业发展和重视农村服务业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剩余劳动力不断往城市转移，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各级政府都将发展服务业的重点放到城市。在农村地区，居民收入低、居住分散、基础设施较薄弱，的确不利于服务业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服务业水平的差距较大，特别是公共服务差距更大。但在2005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政府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村地区服务业投入，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服务业引导资金也主要投向农村服务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推广，大大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增进了农村居民的福利。城乡一体化战略和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农村服务业发展，必须坚持城市化带动服务业发展和重视农村服务业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增加生产性服务的有效供给。生产性服务业是我们发展服务业的突破口。随着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企业和市场扩大对生产性服务需求将不断增加。而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普遍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但与这些要素相对应的生产性服务有效供给还很不足，服务水平偏低。而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就必须构建生产性服务业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环境，为加快服务业发展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放宽市场准入，强化服务市场竞争。由于体制、政策的原因，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普遍高于工业，管制过多、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较为突出，非国有资本进入生产性服务业又有不少障碍，严重制约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应加快对垄断性生产性服务业的改革步伐，明确凡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通过市场竞争来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
打造一批特色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鼓励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在国际上，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如硅谷的信息服务业集群、华尔街的金融业集群。我国也有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案例，如中关村信息产业集群、上海陆家嘴金融服务业集群等。未来应围绕重点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积极推进各类专业性园区和产业基地建设，以进一步强化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发展效应。
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积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首先，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伴随着新一轮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国际服务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的趋势渐趋明显。在加大服务业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要把握好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会，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通过采取新设投资、收购兼并、风险投资、不良资产和债务的合作处置以及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等多种方式，引导外资投向我国现代服务业部门。特别要鼓励各地积极承接服务外包，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和城市加快形成若干服务业外包中心，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公共平台建设及企业发展。其次，鼓励中国服务企业“走出去”。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顺应服务业全球化，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内服务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现实需要，对于培育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和带动服务贸易出口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应该继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引导和规范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强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工作、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贸易、税收等政策支持和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社会化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金融危机对我国服务业的影响日渐凸显
在服务业发展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欧美金融业的重创必然影响我国金融服务业发展和对外开放。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肯定要放慢步伐，从而影响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方式、范围和力度。此外，金融危机虽然不会改变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承诺和方向，但会使决策者更加谨慎。
冲击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已是服务外包的重点领域之一，也是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途径。如今欧美金融业遇到严寒，他们的金融外包业务肯定要锐减，这对我国承接金融服务外包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其他的一些服务贸易业务，比如外运、旅游会展、商务与租赁、广告等也将随着欧美经济萧条而受到严峻冲击。
金融危机直接伤及我国制造业，通过制造业的影响来间接冲击服务业发展。当今世界，制造业与服务业联系日益紧密，两者融合、共生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需求者，生产性服务业又是服务业的主力军和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方向。我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是低端制造业，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低端制造业。没有了制造业做支撑和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此外，高端制造业和资源性产业的员工也是消费性服务业的主要需求者。现在制造业发展很不景气，其员工纷纷下岗或者减薪，他们对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必然也有所减少。
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益（收入）及消费信心，将直接减少包括服务在内的消费力。在金融危机、收入减少的背景下，大多数企业和居民将过“紧日子”。一般而言，基本的物品消费弹性系数较低，因而有限的收入将首先保障“衣食”等最基本消费需求，而弹性较高的“服务品”将被压缩。这样的结果，很显然是不利于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的。
发展服务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扩大内需是我国走出金融危机影响的必然途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固然是扩大内需的主力军，但在新形势下，在转变发展方式和以民生为导向的要求下，扩大内需必须有新的内容。这就是，要充分发挥服务业的重要作用，要把大力发展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2008年11月份国务院多次召开常务会议，连续推出了“国九条”、“国六条”、“国十条”，其中11月26日出台“国六条”之五明确指出要“加快服务业发展。落实鼓励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大力发展交通运输、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从本质上讲，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服务业在扩大内需方面，二者是一致的。这是因为：
服务业的发展必须要有载体。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交通运输、现代物流、信息技术的公共平台建设，以及养老社会化、医疗卫生服务、社区服务的发展等都需要载体，而这些载体的投资及其衍生的需求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因素。
扩大内需的目的是保增长、保就业。对于保增长，在农业对增长贡献率相对较低、低端制造业受危机冲击最大的背景下，保增长重任自然就会落到服务业。保就业则更离不开服务业发展。这几年，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不管是新增劳动力还是从农业和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存量，基本上是靠服务业来消化。
服务业仍是中国薄弱环节，增长潜力较大，因而具有投入少、见效快的特点，理所当然是扩大内需重要一环。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3000美元，正是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遗憾的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跟发达国家或者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2007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5％，占GDP比重不到20%。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普遍在60%～70%之间，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大都在43%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还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对于这种差距，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更应该把握这一发展机遇，逐渐把服务业培育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
保增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转变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忽视了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总是跳不出“重化工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必然是高投入、高能耗和低附加值、低效率。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应该借助金融危机的机遇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和实现产业升级。
创新服务业发展思路，迎接金融危机的挑战
把坚持城市化带动服务业发展和重视农村服务业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剩余劳动力不断往城市转移，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各级政府都将发展服务业的重点放到城市。在农村地区，居民收入低、居住分散、基础设施较薄弱，的确不利于服务业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服务业水平的差距较大，特别是公共服务差距更大。但在2005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政府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村地区服务业投入，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服务业引导资金也主要投向农村服务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推广，大大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增进了农村居民的福利。城乡一体化战略和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农村服务业发展，必须坚持城市化带动服务业发展和重视农村服务业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增加生产性服务的有效供给。生产性服务业是我们发展服务业的突破口。随着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企业和市场扩大对生产性服务需求将不断增加。而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普遍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但与这些要素相对应的生产性服务有效供给还很不足，服务水平偏低。而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就必须构建生产性服务业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环境，为加快服务业发展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放宽市场准入，强化服务市场竞争。由于体制、政策的原因，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普遍高于工业，管制过多、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较为突出，非国有资本进入生产性服务业又有不少障碍，严重制约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应加快对垄断性生产性服务业的改革步伐，明确凡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通过市场竞争来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
打造一批特色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鼓励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在国际上，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如硅谷的信息服务业集群、华尔街的金融业集群。我国也有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案例，如中关村信息产业集群、上海陆家嘴金融服务业集群等。未来应围绕重点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积极推进各类专业性园区和产业基地建设，以进一步强化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发展效应。
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积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首先，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伴随着新一轮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国际服务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的趋势渐趋明显。在加大服务业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要把握好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会，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通过采取新设投资、收购兼并、风险投资、不良资产和债务的合作处置以及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等多种方式，引导外资投向我国现代服务业部门。特别要鼓励各地积极承接服务外包，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和城市加快形成若干服务业外包中心，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中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公共平台建设及企业发展。其次，鼓励中国服务企业“走出去”。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顺应服务业全球化，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内服务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现实需要，对于培育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和带动服务贸易出口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应该继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引导和规范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强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工作、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贸易、税收等政策支持和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社会化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