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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和谐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涵。我们至今走过的城镇化还远不是集约型城镇化，土地利用尚未达到集约化是其重要标志之一。促进土地集约利用，从而推动集约型城镇化需要改革土地制度。
就土地利用而言，城镇化也是土地的城镇化过程，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城镇用地增加的过程，更是土地权益的再分配过程，目前的土地制度对土地城镇化过程中农民权益的保护尚存诸多缺陷，我们至今走过的城镇化也远不是和谐型的城镇化，在此意义上一样需要改革土地制度。
集约型城镇化需要土地制度改革
目前，从城镇居民点用地看，首先，土地的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人口的城镇化速度。2001至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用地年均增长5.97%，而城镇人口年均增长仅有3.78%。特别是“十五”期间，全国城镇建成区用地平均每年保持7.70%的增速，远高于城镇人口年均4.13%的增速。其次，城镇人口密度下降、人均用地面积上升。城镇建成区的人口密度，由2000年的0.85万人/平方公里下降到2010年的0.73万人/平方公里。城镇建成区人均用地面积由2000年的117平方米/人提高到2010年的137平方米/人，已远超有关规定的上限标准。再次，城市人均建设用地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平均水平。
从农村居民点用地看，1990年全国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面积高达191平方米，远超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人均150平方米）。根据2011年2月16日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将统计公布的7.13亿农村人口和1.5亿进城务工农民加在一起，2011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仍达到214平方米。
对此，国土资源部认为，未来十年（约到2020年），随着城镇人口基数的不断扩大，在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预计城镇建设所需用地仍在4000万亩以上。按人均保留150平方米用地上限测算，全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可腾退出8000万亩左右。因此，提高城乡居民点特别是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度，不仅不需要新增城乡居民点用地，还可通过复垦整理增加耕地。
用制度设计解决土地价格的“剪刀差”
城镇化过程也是农地非农化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的过程，土地的资产属性也使该过程成为土地权益的再分配过程，事关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其制度最主要的是征地制度和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的管理制度。
经过十几年对征地制度的持续改革，我国社会的相关法律意识明显提高，征地程序日益健全，征地补偿标准逐步提高，安置渠道也有了更多选择，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初步建立，但是仍存在不足之处：
对征地补偿标准一直采取原用途补偿，低价补偿、高价出让，农民不能分享土地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产生的增值收益；虽对征地中“公共利益”界定一直在探索，但至今尚不明确；一方面城乡结合部被征地农民对补偿相互攀比，另一方面土地市场地价格不断攀升，而非城乡结合部被征地农民补偿仍然较低；失地农民如果没有其他劳动技能，生活艰难；征地补偿本质上由政府定价，被征地农民难有话语权等。
被征地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导致产生社会矛盾甚至群体性事件，已经实际影响到社会的和谐。有学者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主要靠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掠夺农民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事实上又走上了靠掠夺城乡土地价格差为城市化提供积累的道路。
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必然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也理应随之缩减，但目前缺乏相关制度支撑。与丰富、成熟的城市房地产立法相比，农村房屋及宅基地管理的立法存在空白，已有规定也较粗浅；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招、拍、挂”等方式进入市场，实现土地的价值，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却受到限制，不能适应现实；对农村房屋及宅基地流转的限制，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价值不能体现；缺乏对农民清退闲置宅基地的鼓励政策，使农民缺乏清退闲置宅基地的积极性，导致进城农民双重占地，城镇化难以集约；农民可以通过转租、入股等形式，实现承包地流转、集约经营、规模经营，但其房屋及宅基地却一直被排斥在外等。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土地征收与出让价格的巨大“剪刀差”使农民的土地收益受损，农村宅基地及房屋流转的限制使农民的资产无法资本化。不仅使城镇化难以成为城乡融合的和谐城镇化，也使农民缺乏迁移进城的资本，影响城镇化进程。
土地制度应与新型城镇化相协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征地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征地程序，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区别公益性、经营性用地，探索、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逐步缩小征地范围的要求；改变政府定价的做法，保证被征地农民有知情权与参与权，听取农民的合理意见，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分配比例；或引入征地单位与被征地农民之间的谈判机制，参照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经协商确定土地补偿费；完善货币安置、社保安置、实物补偿等多渠道的补偿安置模式，确保失地农民享受社会保障并得到培训、就业机会，防止农民失地又失业。通过征地制度改革，减少和避免因征地出现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使城镇化过程成为和谐的过程。
推进集约型城镇化，需要城镇化过程在城镇居民点用地增加的同时缩减农村居民点用地，其制度设计应将城乡居民点用地增减挂钩、农村宅基地及房屋管理、新农村建设等纳入同一框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具体而言，首先，在未来城乡居民点用地总量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步缩减农村居民点用地，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向城镇流转，用于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其次，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向城镇流转必须通过建设用地市场实现，由市场定价；再次，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所得用于原村庄用地的复垦整理、农民的搬迁和补偿等，切实保障农民权益；最后，挂钩指标交易采取“先造地后用地”的模式，可以建立专门社会机构（公司）负责原农村用地的整理、农民的搬迁和指标交易。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的市场化流转，可以实现农村居民点用地价值，保障农民权益，激发农民清退闲置废弃宅基地的积极性，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实现城市反哺农村，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因城镇用地指标不再无偿获取，也可促进城镇集约用地。
就土地利用而言，城镇化也是土地的城镇化过程，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城镇用地增加的过程，更是土地权益的再分配过程，目前的土地制度对土地城镇化过程中农民权益的保护尚存诸多缺陷，我们至今走过的城镇化也远不是和谐型的城镇化，在此意义上一样需要改革土地制度。
集约型城镇化需要土地制度改革
目前，从城镇居民点用地看，首先，土地的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人口的城镇化速度。2001至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用地年均增长5.97%，而城镇人口年均增长仅有3.78%。特别是“十五”期间，全国城镇建成区用地平均每年保持7.70%的增速，远高于城镇人口年均4.13%的增速。其次，城镇人口密度下降、人均用地面积上升。城镇建成区的人口密度，由2000年的0.85万人/平方公里下降到2010年的0.73万人/平方公里。城镇建成区人均用地面积由2000年的117平方米/人提高到2010年的137平方米/人，已远超有关规定的上限标准。再次，城市人均建设用地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平均水平。
从农村居民点用地看，1990年全国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面积高达191平方米，远超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人均150平方米）。根据2011年2月16日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将统计公布的7.13亿农村人口和1.5亿进城务工农民加在一起，2011年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仍达到214平方米。
对此，国土资源部认为，未来十年（约到2020年），随着城镇人口基数的不断扩大，在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预计城镇建设所需用地仍在4000万亩以上。按人均保留150平方米用地上限测算，全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可腾退出8000万亩左右。因此，提高城乡居民点特别是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度，不仅不需要新增城乡居民点用地，还可通过复垦整理增加耕地。
用制度设计解决土地价格的“剪刀差”
城镇化过程也是农地非农化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的过程，土地的资产属性也使该过程成为土地权益的再分配过程，事关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其制度最主要的是征地制度和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的管理制度。
经过十几年对征地制度的持续改革，我国社会的相关法律意识明显提高，征地程序日益健全，征地补偿标准逐步提高，安置渠道也有了更多选择，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初步建立，但是仍存在不足之处：
对征地补偿标准一直采取原用途补偿，低价补偿、高价出让，农民不能分享土地用于工业化、城市化产生的增值收益；虽对征地中“公共利益”界定一直在探索，但至今尚不明确；一方面城乡结合部被征地农民对补偿相互攀比，另一方面土地市场地价格不断攀升，而非城乡结合部被征地农民补偿仍然较低；失地农民如果没有其他劳动技能，生活艰难；征地补偿本质上由政府定价，被征地农民难有话语权等。
被征地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导致产生社会矛盾甚至群体性事件，已经实际影响到社会的和谐。有学者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主要靠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掠夺农民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事实上又走上了靠掠夺城乡土地价格差为城市化提供积累的道路。
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必然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也理应随之缩减，但目前缺乏相关制度支撑。与丰富、成熟的城市房地产立法相比，农村房屋及宅基地管理的立法存在空白，已有规定也较粗浅；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招、拍、挂”等方式进入市场，实现土地的价值，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却受到限制，不能适应现实；对农村房屋及宅基地流转的限制，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价值不能体现；缺乏对农民清退闲置宅基地的鼓励政策，使农民缺乏清退闲置宅基地的积极性，导致进城农民双重占地，城镇化难以集约；农民可以通过转租、入股等形式，实现承包地流转、集约经营、规模经营，但其房屋及宅基地却一直被排斥在外等。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土地征收与出让价格的巨大“剪刀差”使农民的土地收益受损，农村宅基地及房屋流转的限制使农民的资产无法资本化。不仅使城镇化难以成为城乡融合的和谐城镇化，也使农民缺乏迁移进城的资本，影响城镇化进程。
土地制度应与新型城镇化相协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征地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征地程序，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区别公益性、经营性用地，探索、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逐步缩小征地范围的要求；改变政府定价的做法，保证被征地农民有知情权与参与权，听取农民的合理意见，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分配比例；或引入征地单位与被征地农民之间的谈判机制，参照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经协商确定土地补偿费；完善货币安置、社保安置、实物补偿等多渠道的补偿安置模式，确保失地农民享受社会保障并得到培训、就业机会，防止农民失地又失业。通过征地制度改革，减少和避免因征地出现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使城镇化过程成为和谐的过程。
推进集约型城镇化，需要城镇化过程在城镇居民点用地增加的同时缩减农村居民点用地，其制度设计应将城乡居民点用地增减挂钩、农村宅基地及房屋管理、新农村建设等纳入同一框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具体而言，首先，在未来城乡居民点用地总量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步缩减农村居民点用地，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向城镇流转，用于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其次，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向城镇流转必须通过建设用地市场实现，由市场定价；再次，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所得用于原村庄用地的复垦整理、农民的搬迁和补偿等，切实保障农民权益；最后，挂钩指标交易采取“先造地后用地”的模式，可以建立专门社会机构（公司）负责原农村用地的整理、农民的搬迁和指标交易。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的市场化流转，可以实现农村居民点用地价值，保障农民权益，激发农民清退闲置废弃宅基地的积极性，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实现城市反哺农村，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因城镇用地指标不再无偿获取，也可促进城镇集约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