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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天高云淡风和日丽，一路驱车赶往远郊的新新小镇。罗忠镕老先生一家，早些年已从和平里老宅搬来这里，四口人相依相伴，过着远离尘嚣偏安一隅的日子。十点踩着钟鸣摁响门铃，九十三岁的罗老先生满面笑容迎上前，引着我，从狭窄的楼梯一步一步走上二层。他的书房兼教室，看上去显得逼仄而拥塞。两个人面对面坐下来，平日里老先生给学生上课，大概也就这般光景。
从身量相貌看，罗忠镕先生是典型的四川人。虽不高大魁梧，但腰背挺直，精神矍铄浑身清爽。清澈明澄的双眸，在镜片后面散射出安详沉静又机敏睿智的神光。
在历史上，三台县享有“川北重镇、剑南名都”之美誉，唐宋时期已与成都齐名。“诗圣”杜甫曾在这里留下百余首不朽的诗篇，李商隐在三台也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首脍炙人口的《夜雨寄北》就是在这儿一挥而就的。 1924年12月12日，罗忠镕就出生在这片钟灵毓秀的丘陵山野，一个家境殷实的开明乡绅家庭。
1942年的罗忠镕
罗忠镕的父亲二十四岁英年早逝，当时刚四岁的他对父亲尚无更多记忆。“但我有些印象，父亲虽然只读过私塾，但思想新派酷爱文学，我家的书柜、书架上全都是书。”罗忠镕的母亲刘静娟，曾随留学日本回国的外祖父在成都上过小学。母亲嫁到罗家连生三子。从识字开始，罗忠镕便把父亲留下的书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我记得《小说月报》上有一篇情节类似《蝴蝶夫人》，引得母亲掉眼泪。”后来母亲到县城租了个宅子，带他们弟兄三人进了新式学堂，从小学一直念到高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学堂的音乐课已经开始采用五线谱教材，这个乡下孩子一下子就寻找到开启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从此，他在心里珍藏了一个梦想：音乐那么有趣，我为什么不当一个音乐家呢？
罗忠镕带着梦想考入四川省立艺专音乐科（四川音乐学院前身），那年他十八岁。在校期间，他随费曼尔和曾竹韶学习小提琴，不仅学业优秀，在师生中人缘也好得出奇。青年时代的罗忠镕，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同学们送他一个雅号：罗菩萨。如果罗菩萨一直学习小提琴，中国会不会又出个马思聪？
罗忠镕
看上去安静而本分的罗忠镕，音乐梦想在他心中若隐若现从未止息。原本陪着声乐专业的同学韩德章、梁毓玲去青木关考试。谁都没想到，包括他自己，“突然的冲动，相当的冲动，最后我们三个人一起留下来了”。在国立音乐院，罗忠镕师从戴粹伦继续学习小提琴。“他那时是全国拉得最好的小提琴家！”抗战时期戴粹伦赴重庆执教，1942年秋任国立音乐院分院院长，“我是院长的主科学生”。
国人大多从《山那边哟好地方》开始认识罗忠镕，写他肯定也绕不开这个话题。一个学小提琴的怎么想起学作曲？抗战胜利后，国立音乐院从大后方搬回上海。罗忠镕当时有两个作曲系的同学，一个叫桑桐（原名朱镜清）、一个叫陈岚（原名欧阳鑫），他们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桑桐的朋友左弦（原名吴宗锡）写了一首歌词交给陈岚谱曲，陈岚谱完后唱给罗忠镕听，罗忠镕张口就说不好听。“怎么不好听？那你写一个！”写就写，罗忠镕一边默念歌词，一边顺口哼出曲调。陈岚一听，果然比她写得好听，“你就这样写一个嘛”。写完以后，老大姐瞿希贤也觉得很不错，她的肯定给了罗忠镕很大鼓励。
那天上午罗忠镕写好歌曲，当天晚上复旦大学正好有个学生集会。“陈岚是教歌能手，这首新歌一夜之间就唱出来，成为学生运动的‘热门歌曲’，很快全上海都在唱‘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了……”1947年的“山那边”无异于“解放区”的代名词，唱出了国统区民众向往光明的心声，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传唱开了。当时罗忠镕负责编发上海国立音专油印刊物《音乐学习》，第二期登了《山那边哟好地方》，这是罗忠镕平生发表的第一首作品，后来它又发在苏联新闻处的《时代日报》，署名“普萨”。在黑暗中发声，这个化名出自他在四川省立艺专时的雅号。因为这首歌实在太出名了，最终罗忠镕还是被列入了黑名单。
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1948年秋，罗忠镕离开上海前往苏北解放区。党组织给他开的路条，介绍他就是《山那边哟好地方》的曲作者。“非常保密，纪律很严。罗忠镕改名叫林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战友和朋友都称他林光。早一步前往解放区的桑桐、陈岚1949年以后继续沿用化名，而林光却改回本名罗忠镕。
因为罗忠镕在校期间和作曲系同学关系密切，所以去作曲系“蹭课”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谁也没想到，一个旁听生楞就听出了意思，写出了名堂。“可以说，在作曲上，我还是有一点才能的吧。”一点才能？您太谦虚了吧，谁不知道罗忠镕，全中国最早推广运用欣德米特作曲理论的权威专家？
最早将欣德米特作曲体系带入中国的谭小麟先生，曾在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深得欣德米特的真传。谭先生回国后任国立音乐院作曲系主任，开了一门课：欣德米特两部写作法。罗忠镕请瞿希贤大姐去帮他说，要求旁听这门课。“谭先生很高兴，罗忠镕同学想来听课？欢迎欢迎！”罗忠镕本来不是作曲系学生，后来谭小麟把这个旁听生当作正式学生来教，因为他比正式学生还用功。
1948年，羅忠镕与上海音专的同学在杭州
罗忠镕与好友桑桐（右）
“我有我的特点，很喜欢做练习题。欣德米特两部写作课的所有练习题，我全部认认真真地做了一遍甚至数遍，谭先生对我学习的态度和成绩特别满意。”谭先生的大班课上得比较松散随意，“他是个好好先生，有些同学对欣德米特没啥兴趣，下课后不做题，他不追究也不生气。”谭先生让同学围着钢琴，他当面改题给大家看。“最后改来改去只剩下我一个人。谭先生跟我说，你真是很能做呀！这样的话，你到我家来，我好好教你。”
于是，一个旁听生开始享受谭先生“一对一”开小灶的待遇。“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情。做欣德米特和声题特别费脑筋，需要具备一定的创作性思维和才能。我这个人就是对新事物特別感兴趣，认认真真学了一个学期。虽然我就是跟谭小麟学两部写作的技术，但在这一个学期里，他给我灌输了很多音乐上的观念，我后来的创作深受裨益。”
桑桐等同学当时主要学习勋伯格的作曲理论，“他的勋伯格学得非常好，还写了很多无调性的作品”。因和桑桐等作曲系学生同住一间寝室，罗忠镕对作曲非常好奇。“我也试着写曲子，根本不按什么学派、什么体系，无规则、无禁忌地乱写。”虽然是乱写，他也写了二重奏、三重奏等等，还给取了标题，自称“谬曲”第一号、第二号。“我把我的‘谬曲’拿给桑桐看，他趴在床上，一边看，一边琢磨，大声说，‘罗忠镕啊，我看你是一个天才！’我说，是吗？那你教我和声吧。”于是，桑桐从罗忠镕的同学摇身变成了他的老师，教他学习勋伯格。
桑桐用他的笔记本给罗忠镕讲勋伯格的《和声学》，罗忠镕认认真真做了勋伯格体系的和声题。“我把桑桐学过的全部学完了。”桑桐教他和声，他却从来没把桑桐当老师。“后来到了解放区，我又请桑桐帮我改练习题，太好玩儿了！”很多人学和声对做练习没兴趣，甚至觉得很烦，但罗忠镕却特别喜欢。“只有做练习才能把一个体系真正搞懂弄透，用起来才像自己的东西那么随心所欲，所以我到现在还是特别重视做练习题。”
罗忠镕曾提出一个观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上最“吃香”的欣德米特和勋伯格两大和声体系，上海国立音专作曲教学堪为他们在中国的“嫡系”。“那时桑桐已经在写无调性了，他的无调性作品非常有意思，现在看来很了不起！”美国音乐全靠欣德米特、勋伯格两大学派发展起来，那个时代上海国立音专的教育教学、观念技术可以说完全与世界同步。1949年以后这两条线全部截断，同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做法相似，欣德米特和勋伯格两大学派也被视为洪水猛兽。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罗忠镕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地公开讲授欣德米特之道了。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第一个就是去四川音乐学院，因为那是我的母校。”此后，罗老应邀一路前往武汉、西安、广州、沈阳等地方音乐学院，最后回到北京在中国音乐学院讲学。全国的音乐学院基本讲完了，又去了南京、山东、福建等艺术学院继续“普及”欣德米特。罗老认为，“欣德米特和勋伯格都是作曲家，妙就妙在两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论，写出了大量非常好的作品。”
从解放区回上海这段往事，在罗老心里分量很重。“上海军管会下设文教管制会文艺处音乐室，章枚主任手下有两个干事，一个是桑桐，一个就是我。我俩的顶头上司写过《黄桥烧饼歌》《怒吼吧，长江》，还翻译了一本《美国音乐概况》。”
桑桐被派去接管上海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他们都说我去接管学校，这是个误传。”因桑桐一个人开展工作相当困难，这才把罗忠镕从文艺处调入上音，负责组织招生、课程设置、教学人员等所有具体安排。1949年10月，音乐教育专修班开学。罗忠镕正式投入教学，图书馆所有的和声教材教参书籍都搬回家。“我跟着丁善德学对位法，一题不拉地做习题，那套巴黎音乐院的教材有最多的练习题。”罗忠镕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教，“现炒现卖，新鲜实用，很有趣吧”。
在自修和教学上，罗忠镕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但他同时也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他是学生，又是教员，还是班主任、党支委员，天天政治学习、大小会议、组织活动，全都不能请假缺席。“实在太忙了！焦头烂额分身无术，哪有那么多时间？”在上下出入进退之间，罗忠镕“冲动”地做出了一个抉择。这个抉择令所有人不可思议，也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罗忠镕
关于这个抉择，曾有多个版本流传。“实际哪想那么多？只想能有更多时间学习，就这么简单。如果想得多，可能也不会‘冲动’了。”贺绿汀代表校方找罗忠镕谈话，“你不就是想学习吗？将来有机会可以派你去苏联”，这话也没让他动心。既无深思熟虑，更未瞻前顾后，二十六岁的罗忠镕单纯地以为自己只是选择了学习，“我怎么知道后果这么严重，想学习也没出路了。”
他为此付出了代价，尝到了自酿的苦酒，只身离开上音自谋生路。他本来在汤雪耕、魏鸣泉开办的音乐专修学校兼课，现在继续任教。再找一点私人学生，打点日常开销，生活不成问题。有个作曲系同学罗传开，帮罗忠镕介绍了五个私人学生。第二年有四个考上上海音乐学院，“另外一个湖南人没考到上音……”啊？哦！“呵呵，他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很有趣吧？”
在上海“浪迹江湖”一年多后，一个机会从天而降。1951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音乐工作团，简称“音工团”（中央乐团和中央歌舞团共同的前身）。前辈音乐家李凌负责在全国招兵买马。“他给魏鸣泉写了一封信，说，如果罗忠镕愿意来也欢迎。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下决心去北京。”贺绿汀却还不放心，“他这个人真是太好了，他怕我去北京受委屈，赶紧给李凌写信说，你们千万不要歧视罗忠镕，他完全是为了音乐，音乐对他太重要了！” 从此罗忠镕在音工团正式恢复编制身份。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旧歌不能在台上唱，大量新作相继问世。音工团创作组瞿希贤、郑律成、张文纲三员大将都忙着写作品，配器这种活儿谁干？“我，一个人干。”瞿希贤说过一句公道话：“多亏罗忠镕把这些事儿都担了，我们才可以安心搞创作。”罗忠镕说编配给了他很大的锻炼，“我干得蛮带劲儿”。
全团作品一人配器，忙得晨昏颠倒，罗忠镕照样能写出自己的作品。他曾用陕北民歌创作了《陕北组曲》第一乐章，交给音工团乐队视奏，全体签名要求演出、录音，在广播电台连续播出。突然，一封听众来信转到乐团，团长李凌想保护这个作品，但有人在会上附和听众意见说，《陕北组曲》“污蔑”陕北民歌。从此广播电台取消播出，“下面也就没法再写了”。
罗忠镕创作《第一交响曲》
“最妙的是，我自愿要求在乐团教和声。”那时他年轻，精力旺盛，凡登门求教来者不拒。“更妙的是，我听苏夏介绍说中央院有个陈德义，正宗的法国学院派，我就写信给陈德义，想跟他多学点东西。”《赋格》两本书上的所有习题，罗忠镕做好寄给陈老师批改。看罗忠镕有股子常人不及的钻劲韧劲，苏夏又给他介绍了中央院另一位有大学问的江文也，“我跟他学作品分析这门课，后来成了亲密的朋友”。
罗忠镕1958年写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庆祝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序曲》和《第一交响曲》，由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在京公演大获成功，前者荣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两部作品后由上海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他的同学罗传开当时供职该社并任两部总谱的责任编辑。
坚持走民族化道路，这是罗忠镕对自己创作最根本的要求，“但解决起来却是一个长期探索实践的艰巨过程”。从未在音乐学院作曲系专业学习的罗忠镕，虽曾就教于谭小麟、丁善德、桑桐等，但他就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作曲家和教育家。经过体验比较，罗老更推崇勋伯格和声体系，重要的一点是，勋伯格这套教材做练习的方式与所有其他和声体系都不同。既不采用数字低音，也不采用旋律配和声，一切皆由学生自己写。“这能让学生从一开始就习惯对和声主动思考，而非被动地去‘配’和声。”
《音乐创作》1980年发表了罗忠镕的《涉江采芙蓉》，这首篇幅短小的艺术歌曲被公认为国内最早突破禁区，探索五声性十二音技法的代表作。全国各大音乐学院普遍“照本宣科”十二音写作教学无不源自罗先生的这首作品。《音乐创作》原主编王震亚教授说当年刊发该作在国际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从中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与强度。该作与其九十年代中期的《第三弦乐三重奏》堪称“代表中国现代音乐最高创作水平的力作”。罗氏自创独创的“五声性十二音写作法”，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作曲家。
艺术的热情不断催生出罗先生的创作成果，音乐品相自然投射出作曲家的天性本真。罗氏作品的体裁题材、数量质量，同侪后辈望尘莫及。罗先生创作的室内乐计有弦乐四重奏三部以及管乐五重奏、圆号与钢琴奏鸣曲、《弦乐三章》、古琴与室内乐《琴韵》等，钢琴作品包括《小奏鸣曲》三首、《五首五声音阶前奏曲与赋格》两套等，声乐类含艺术歌曲三十余首、合唱曲与民歌改编多首以及民族乐队《春江花月夜》（改编）、《海青拿天鹅》等，舞蹈音乐如《孔雀舞》《长虹颂》等。他还出版了专著《作曲初步练习》以及欣德米特《传统和声学》（上册和下册）、《作曲技法》（第一和第二卷）、乔治·佩尔《序列音乐写作与无调性》、查尔斯·渥瑞宁《简明作曲法》及爱伦·福特《和声组织》的译著等。
2014年罗忠镕九十华诞，上海音乐出版社推出《罗忠镕弦乐四重奏作品集》《罗忠镕室内乐作品集》《罗忠镕文集》与《罗忠镕研究文集》（上、下册），龚琳娜和沈洋录制的罗忠镕艺术歌曲专辑正式出版发行，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罗忠镕教授九十华诞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学术研讨会。这一年，罗老应新疆艺术学院邀请，前往该校并被聘为名誉教授，再收两名网络函授学生。
2011年11月，罗忠镕在日本美秀美术馆
在音乐学院，罗忠镕主要担任作曲教学，而和声学、对位法大多是一对一的小课私教。他的“私教”学生或许要比专业学生更多，其“生源”结构更复杂多元。那天采访结束时，罗老的女儿罗莹多了一句嘴：“大家都以为陈其钢、莫五平是我爸的得意门生，其实好多流行音乐人也曾慕名而来，王刚、阿东、捞仔他们都找我爸上过课。”我恍然大悟，这几个人现在写的东西做的事，如果没有高人点拨加持精良技术装备，怎么可能走得这么高、这么远？
“从未停止过教学”的罗忠镕，从1949年开始算到2019年整七十年。还有比他“教龄”更长的先生吗？“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届77级大学生1978年春季入学，应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之邀，罗忠镕作为外聘教授将入学新生陈其钢收入门下。2018年春天来了，77级大学生入学四十年。引用陈其钢一段文字是为结语：“罗老师从不将个人的苦难挂在嘴上……好像人生的悲剧只在他记忆中雪藏。磨难被演化为豁达，痛苦被过滤成淡然。始终保持着一个好学、正直、善良和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的心態……他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人。”
一张路条——通向好地方
从身量相貌看，罗忠镕先生是典型的四川人。虽不高大魁梧，但腰背挺直，精神矍铄浑身清爽。清澈明澄的双眸，在镜片后面散射出安详沉静又机敏睿智的神光。
在历史上，三台县享有“川北重镇、剑南名都”之美誉，唐宋时期已与成都齐名。“诗圣”杜甫曾在这里留下百余首不朽的诗篇，李商隐在三台也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首脍炙人口的《夜雨寄北》就是在这儿一挥而就的。 1924年12月12日，罗忠镕就出生在这片钟灵毓秀的丘陵山野，一个家境殷实的开明乡绅家庭。
罗忠镕的父亲二十四岁英年早逝，当时刚四岁的他对父亲尚无更多记忆。“但我有些印象，父亲虽然只读过私塾，但思想新派酷爱文学，我家的书柜、书架上全都是书。”罗忠镕的母亲刘静娟，曾随留学日本回国的外祖父在成都上过小学。母亲嫁到罗家连生三子。从识字开始，罗忠镕便把父亲留下的书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我记得《小说月报》上有一篇情节类似《蝴蝶夫人》，引得母亲掉眼泪。”后来母亲到县城租了个宅子，带他们弟兄三人进了新式学堂，从小学一直念到高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学堂的音乐课已经开始采用五线谱教材，这个乡下孩子一下子就寻找到开启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从此，他在心里珍藏了一个梦想：音乐那么有趣，我为什么不当一个音乐家呢？
罗忠镕带着梦想考入四川省立艺专音乐科（四川音乐学院前身），那年他十八岁。在校期间，他随费曼尔和曾竹韶学习小提琴，不仅学业优秀，在师生中人缘也好得出奇。青年时代的罗忠镕，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同学们送他一个雅号：罗菩萨。如果罗菩萨一直学习小提琴，中国会不会又出个马思聪？
看上去安静而本分的罗忠镕，音乐梦想在他心中若隐若现从未止息。原本陪着声乐专业的同学韩德章、梁毓玲去青木关考试。谁都没想到，包括他自己，“突然的冲动，相当的冲动，最后我们三个人一起留下来了”。在国立音乐院，罗忠镕师从戴粹伦继续学习小提琴。“他那时是全国拉得最好的小提琴家！”抗战时期戴粹伦赴重庆执教，1942年秋任国立音乐院分院院长，“我是院长的主科学生”。
国人大多从《山那边哟好地方》开始认识罗忠镕，写他肯定也绕不开这个话题。一个学小提琴的怎么想起学作曲？抗战胜利后，国立音乐院从大后方搬回上海。罗忠镕当时有两个作曲系的同学，一个叫桑桐（原名朱镜清）、一个叫陈岚（原名欧阳鑫），他们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桑桐的朋友左弦（原名吴宗锡）写了一首歌词交给陈岚谱曲，陈岚谱完后唱给罗忠镕听，罗忠镕张口就说不好听。“怎么不好听？那你写一个！”写就写，罗忠镕一边默念歌词，一边顺口哼出曲调。陈岚一听，果然比她写得好听，“你就这样写一个嘛”。写完以后，老大姐瞿希贤也觉得很不错，她的肯定给了罗忠镕很大鼓励。
那天上午罗忠镕写好歌曲，当天晚上复旦大学正好有个学生集会。“陈岚是教歌能手，这首新歌一夜之间就唱出来，成为学生运动的‘热门歌曲’，很快全上海都在唱‘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了……”1947年的“山那边”无异于“解放区”的代名词，唱出了国统区民众向往光明的心声，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传唱开了。当时罗忠镕负责编发上海国立音专油印刊物《音乐学习》，第二期登了《山那边哟好地方》，这是罗忠镕平生发表的第一首作品，后来它又发在苏联新闻处的《时代日报》，署名“普萨”。在黑暗中发声，这个化名出自他在四川省立艺专时的雅号。因为这首歌实在太出名了，最终罗忠镕还是被列入了黑名单。
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1948年秋，罗忠镕离开上海前往苏北解放区。党组织给他开的路条，介绍他就是《山那边哟好地方》的曲作者。“非常保密，纪律很严。罗忠镕改名叫林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战友和朋友都称他林光。早一步前往解放区的桑桐、陈岚1949年以后继续沿用化名，而林光却改回本名罗忠镕。
两条线索——山青花欲燃
因为罗忠镕在校期间和作曲系同学关系密切，所以去作曲系“蹭课”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谁也没想到，一个旁听生楞就听出了意思，写出了名堂。“可以说，在作曲上，我还是有一点才能的吧。”一点才能？您太谦虚了吧，谁不知道罗忠镕，全中国最早推广运用欣德米特作曲理论的权威专家？
最早将欣德米特作曲体系带入中国的谭小麟先生，曾在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深得欣德米特的真传。谭先生回国后任国立音乐院作曲系主任，开了一门课：欣德米特两部写作法。罗忠镕请瞿希贤大姐去帮他说，要求旁听这门课。“谭先生很高兴，罗忠镕同学想来听课？欢迎欢迎！”罗忠镕本来不是作曲系学生，后来谭小麟把这个旁听生当作正式学生来教，因为他比正式学生还用功。
“我有我的特点，很喜欢做练习题。欣德米特两部写作课的所有练习题，我全部认认真真地做了一遍甚至数遍，谭先生对我学习的态度和成绩特别满意。”谭先生的大班课上得比较松散随意，“他是个好好先生，有些同学对欣德米特没啥兴趣，下课后不做题，他不追究也不生气。”谭先生让同学围着钢琴，他当面改题给大家看。“最后改来改去只剩下我一个人。谭先生跟我说，你真是很能做呀！这样的话，你到我家来，我好好教你。”
于是，一个旁听生开始享受谭先生“一对一”开小灶的待遇。“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情。做欣德米特和声题特别费脑筋，需要具备一定的创作性思维和才能。我这个人就是对新事物特別感兴趣，认认真真学了一个学期。虽然我就是跟谭小麟学两部写作的技术，但在这一个学期里，他给我灌输了很多音乐上的观念，我后来的创作深受裨益。”
桑桐等同学当时主要学习勋伯格的作曲理论，“他的勋伯格学得非常好，还写了很多无调性的作品”。因和桑桐等作曲系学生同住一间寝室，罗忠镕对作曲非常好奇。“我也试着写曲子，根本不按什么学派、什么体系，无规则、无禁忌地乱写。”虽然是乱写，他也写了二重奏、三重奏等等，还给取了标题，自称“谬曲”第一号、第二号。“我把我的‘谬曲’拿给桑桐看，他趴在床上，一边看，一边琢磨，大声说，‘罗忠镕啊，我看你是一个天才！’我说，是吗？那你教我和声吧。”于是，桑桐从罗忠镕的同学摇身变成了他的老师，教他学习勋伯格。
桑桐用他的笔记本给罗忠镕讲勋伯格的《和声学》，罗忠镕认认真真做了勋伯格体系的和声题。“我把桑桐学过的全部学完了。”桑桐教他和声，他却从来没把桑桐当老师。“后来到了解放区，我又请桑桐帮我改练习题，太好玩儿了！”很多人学和声对做练习没兴趣，甚至觉得很烦，但罗忠镕却特别喜欢。“只有做练习才能把一个体系真正搞懂弄透，用起来才像自己的东西那么随心所欲，所以我到现在还是特别重视做练习题。”
罗忠镕曾提出一个观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上最“吃香”的欣德米特和勋伯格两大和声体系，上海国立音专作曲教学堪为他们在中国的“嫡系”。“那时桑桐已经在写无调性了，他的无调性作品非常有意思，现在看来很了不起！”美国音乐全靠欣德米特、勋伯格两大学派发展起来，那个时代上海国立音专的教育教学、观念技术可以说完全与世界同步。1949年以后这两条线全部截断，同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做法相似，欣德米特和勋伯格两大学派也被视为洪水猛兽。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罗忠镕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地公开讲授欣德米特之道了。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第一个就是去四川音乐学院，因为那是我的母校。”此后，罗老应邀一路前往武汉、西安、广州、沈阳等地方音乐学院，最后回到北京在中国音乐学院讲学。全国的音乐学院基本讲完了，又去了南京、山东、福建等艺术学院继续“普及”欣德米特。罗老认为，“欣德米特和勋伯格都是作曲家，妙就妙在两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论，写出了大量非常好的作品。”
三番起落——风雨送春归
从解放区回上海这段往事，在罗老心里分量很重。“上海军管会下设文教管制会文艺处音乐室，章枚主任手下有两个干事，一个是桑桐，一个就是我。我俩的顶头上司写过《黄桥烧饼歌》《怒吼吧，长江》，还翻译了一本《美国音乐概况》。”
桑桐被派去接管上海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他们都说我去接管学校，这是个误传。”因桑桐一个人开展工作相当困难，这才把罗忠镕从文艺处调入上音，负责组织招生、课程设置、教学人员等所有具体安排。1949年10月，音乐教育专修班开学。罗忠镕正式投入教学，图书馆所有的和声教材教参书籍都搬回家。“我跟着丁善德学对位法，一题不拉地做习题，那套巴黎音乐院的教材有最多的练习题。”罗忠镕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教，“现炒现卖，新鲜实用，很有趣吧”。
在自修和教学上，罗忠镕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但他同时也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他是学生，又是教员，还是班主任、党支委员，天天政治学习、大小会议、组织活动，全都不能请假缺席。“实在太忙了！焦头烂额分身无术，哪有那么多时间？”在上下出入进退之间，罗忠镕“冲动”地做出了一个抉择。这个抉择令所有人不可思议，也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关于这个抉择，曾有多个版本流传。“实际哪想那么多？只想能有更多时间学习，就这么简单。如果想得多，可能也不会‘冲动’了。”贺绿汀代表校方找罗忠镕谈话，“你不就是想学习吗？将来有机会可以派你去苏联”，这话也没让他动心。既无深思熟虑，更未瞻前顾后，二十六岁的罗忠镕单纯地以为自己只是选择了学习，“我怎么知道后果这么严重，想学习也没出路了。”
他为此付出了代价，尝到了自酿的苦酒，只身离开上音自谋生路。他本来在汤雪耕、魏鸣泉开办的音乐专修学校兼课，现在继续任教。再找一点私人学生，打点日常开销，生活不成问题。有个作曲系同学罗传开，帮罗忠镕介绍了五个私人学生。第二年有四个考上上海音乐学院，“另外一个湖南人没考到上音……”啊？哦！“呵呵，他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很有趣吧？”
在上海“浪迹江湖”一年多后，一个机会从天而降。1951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音乐工作团，简称“音工团”（中央乐团和中央歌舞团共同的前身）。前辈音乐家李凌负责在全国招兵买马。“他给魏鸣泉写了一封信，说，如果罗忠镕愿意来也欢迎。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下决心去北京。”贺绿汀却还不放心，“他这个人真是太好了，他怕我去北京受委屈，赶紧给李凌写信说，你们千万不要歧视罗忠镕，他完全是为了音乐，音乐对他太重要了！” 从此罗忠镕在音工团正式恢复编制身份。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旧歌不能在台上唱，大量新作相继问世。音工团创作组瞿希贤、郑律成、张文纲三员大将都忙着写作品，配器这种活儿谁干？“我，一个人干。”瞿希贤说过一句公道话：“多亏罗忠镕把这些事儿都担了，我们才可以安心搞创作。”罗忠镕说编配给了他很大的锻炼，“我干得蛮带劲儿”。
全团作品一人配器，忙得晨昏颠倒，罗忠镕照样能写出自己的作品。他曾用陕北民歌创作了《陕北组曲》第一乐章，交给音工团乐队视奏，全体签名要求演出、录音，在广播电台连续播出。突然，一封听众来信转到乐团，团长李凌想保护这个作品，但有人在会上附和听众意见说，《陕北组曲》“污蔑”陕北民歌。从此广播电台取消播出，“下面也就没法再写了”。
“最妙的是，我自愿要求在乐团教和声。”那时他年轻，精力旺盛，凡登门求教来者不拒。“更妙的是，我听苏夏介绍说中央院有个陈德义，正宗的法国学院派，我就写信给陈德义，想跟他多学点东西。”《赋格》两本书上的所有习题，罗忠镕做好寄给陈老师批改。看罗忠镕有股子常人不及的钻劲韧劲，苏夏又给他介绍了中央院另一位有大学问的江文也，“我跟他学作品分析这门课，后来成了亲密的朋友”。
四时更迭——暗香只与谁
罗忠镕1958年写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庆祝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序曲》和《第一交响曲》，由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在京公演大获成功，前者荣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两部作品后由上海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他的同学罗传开当时供职该社并任两部总谱的责任编辑。
坚持走民族化道路，这是罗忠镕对自己创作最根本的要求，“但解决起来却是一个长期探索实践的艰巨过程”。从未在音乐学院作曲系专业学习的罗忠镕，虽曾就教于谭小麟、丁善德、桑桐等，但他就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作曲家和教育家。经过体验比较，罗老更推崇勋伯格和声体系，重要的一点是，勋伯格这套教材做练习的方式与所有其他和声体系都不同。既不采用数字低音，也不采用旋律配和声，一切皆由学生自己写。“这能让学生从一开始就习惯对和声主动思考，而非被动地去‘配’和声。”
《音乐创作》1980年发表了罗忠镕的《涉江采芙蓉》，这首篇幅短小的艺术歌曲被公认为国内最早突破禁区，探索五声性十二音技法的代表作。全国各大音乐学院普遍“照本宣科”十二音写作教学无不源自罗先生的这首作品。《音乐创作》原主编王震亚教授说当年刊发该作在国际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从中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与强度。该作与其九十年代中期的《第三弦乐三重奏》堪称“代表中国现代音乐最高创作水平的力作”。罗氏自创独创的“五声性十二音写作法”，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作曲家。
艺术的热情不断催生出罗先生的创作成果，音乐品相自然投射出作曲家的天性本真。罗氏作品的体裁题材、数量质量，同侪后辈望尘莫及。罗先生创作的室内乐计有弦乐四重奏三部以及管乐五重奏、圆号与钢琴奏鸣曲、《弦乐三章》、古琴与室内乐《琴韵》等，钢琴作品包括《小奏鸣曲》三首、《五首五声音阶前奏曲与赋格》两套等，声乐类含艺术歌曲三十余首、合唱曲与民歌改编多首以及民族乐队《春江花月夜》（改编）、《海青拿天鹅》等，舞蹈音乐如《孔雀舞》《长虹颂》等。他还出版了专著《作曲初步练习》以及欣德米特《传统和声学》（上册和下册）、《作曲技法》（第一和第二卷）、乔治·佩尔《序列音乐写作与无调性》、查尔斯·渥瑞宁《简明作曲法》及爱伦·福特《和声组织》的译著等。
2014年罗忠镕九十华诞，上海音乐出版社推出《罗忠镕弦乐四重奏作品集》《罗忠镕室内乐作品集》《罗忠镕文集》与《罗忠镕研究文集》（上、下册），龚琳娜和沈洋录制的罗忠镕艺术歌曲专辑正式出版发行，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罗忠镕教授九十华诞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学术研讨会。这一年，罗老应新疆艺术学院邀请，前往该校并被聘为名誉教授，再收两名网络函授学生。
在音乐学院，罗忠镕主要担任作曲教学，而和声学、对位法大多是一对一的小课私教。他的“私教”学生或许要比专业学生更多，其“生源”结构更复杂多元。那天采访结束时，罗老的女儿罗莹多了一句嘴：“大家都以为陈其钢、莫五平是我爸的得意门生，其实好多流行音乐人也曾慕名而来，王刚、阿东、捞仔他们都找我爸上过课。”我恍然大悟，这几个人现在写的东西做的事，如果没有高人点拨加持精良技术装备，怎么可能走得这么高、这么远？
“从未停止过教学”的罗忠镕，从1949年开始算到2019年整七十年。还有比他“教龄”更长的先生吗？“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届77级大学生1978年春季入学，应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之邀，罗忠镕作为外聘教授将入学新生陈其钢收入门下。2018年春天来了，77级大学生入学四十年。引用陈其钢一段文字是为结语：“罗老师从不将个人的苦难挂在嘴上……好像人生的悲剧只在他记忆中雪藏。磨难被演化为豁达，痛苦被过滤成淡然。始终保持着一个好学、正直、善良和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的心態……他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