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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马玉珍的作品时，我发觉性别问题不只基于作者的身份背景，而且直接作用于作品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质，成了不可绕开的要旨。尽管围绕她的创作，可以论及的角度不乏地方性知识、民族心理、散文化美学追求，诸此种种，但我仍试图从并不熟悉的女性话题打开理解，并预感这是最贴切的打开方式。我在内心几经翻转的感叹是，马玉珍的确是为女性而生、为女性而写。
以西北五省区为例，可供圈点的回族女性小说家寥若晨星，除马金莲外，尚有宁夏的马悦、甘肃的马琴妙、新疆的马玉梅等少数几位，而就辽阔的青海而论，当前坚持创作并逐渐醒目起来的回族女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马玉珍。她的小说和散文几乎都离不开本土女性，有时是那个童年视角下的“我”，有时则是《月光下的家园》中渴望改变命运的辍学女生马赛麦，是《杏花绽放》中少年懵懂的发娘，是《大山里的牧歌》中的放羊女娃苏儿黛，是《艾米乃》中身残而坚持所爱的艾米乃……如果说，马金莲的出现，是以小说方式第一次将西海固“碎媳妇”们尘封多年的秘密公布于世，那么与之同理，马玉珍的女性写作则使得从未进入阅读视野的青海回族女性群谱，如清澈绵长的河流一般，横亘在群山似的男性世界面前，从此，你必须正视“她们”的存在，必须倾听那尽管低徊羞涩的诉说，却无法再遗忘或视而不见下去。
马玉珍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女性色彩，是因为她笔下的女人们往往呈现出安分克己、逆来顺受、甘于牺牲的品质，她们的成长、恋爱、婚姻、生育乃至衰老与死亡，往往带有与生俱来的悲情色调。眼前读到的《小巷里的青春》这一篇，写姨娘家的女儿麦儿燕，初中毕业后便不再上学，被家长管束起来，成了安于家中做女红的绣娘。麦儿燕本与“我”的哥哥木沙青梅竹马，互生真情，却由于媒人捷足先登，不情愿地嫁给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段婚姻没几年便离散，麦儿燕抱着幼子回到娘家，多有不适，她还惦记着木沙，常来探看，跑车为业的木沙也心存旧念，但父母坚决不允许他找一个离异带孩子的女人，否则，“叫这一巷子的人怎么看”。很快，木沙经人撮合，与外村女子相爱，等待他的是一段全新的幸福旅程。从故事中可以看出，麦儿燕对爱情有着追求与向往，她心性细腻、婉约，将一双绣了牡丹花的鞋垫留在心上人的炕头;她勇于传达爱意，抱着摔伤的木沙，问他疼不疼，两只大眼睛里，“眼泪都满了”。然而，麦儿燕的悲剧性就体现在一颗热切的心却渺无掌控自我命运的可能，从离开小巷里的玩伴被困家中，到被迫嫁给不了解的对象，再到离异后无家可归，曾经的心上人与别人如此轻易地坠入爱河——前定的洪流裹挟着她顺流而下，毫无逆流扬波、照鉴自我的通路。小说尾声隐喻了如是颇有意味的一笔：
院子里父亲养的灰鸽子白鸽子咕咕地叫，扑棱棱地飞，院门口的狗儿盯着鸽子的身影，左腾右挪，嘴里轻声吠着，它寂寞，是想跟鸽子套套近乎。
鸽子无视狗儿，一步步踱到水盆边，慢慢地、优雅地转动着脖颈，一点点喝水。
在作者眼中，麦儿燕通身疲惫、背負重荷回到出发地，在木沙家“摇尾乞怜”，正如那寂寞轻吠的狗儿一般，连鸽子都不会搭理它。曾经那个鲜亮出众的女孩头儿，一步跨入婚姻的河流，竟至如此悲凉。
富于参照意义的，还有一篇《姐妹花》，同样牵涉回族女性的婚恋主题。发图麦的姐姐，因新婚丈夫在金场殒命，精神受了刺激，年仅十六岁、刚刚初中毕业的妹妹发图麦，在家中承担起照料姐姐和病母的责任，细致到了一口一口为姐姐喂饭，用温水让有洁癖的姐姐洗手，以至几个月下来，“房门前就被冲出了一道小水沟”，然而，正因这样的付出和牺牲，她没能继续高中学业，一晃到了二十岁，把自己的婚事耽搁了。由于姐姐未嫁，发图麦的弟弟不好先办喜事，不得不错过一些好姑娘，终于还是熬不过，先办了一步，此时已是二十二岁的发图麦，则在当地人眼中成了一个“嫁不出的大姑娘”。在这一当口，有人给发图麦做媒，男方离异，相貌有些猥琐，他父亲则是“出了名的吝啬鬼”，那人前妻就是因为这一点离的婚。尽管并不看好这门婚事，发图麦的父亲也并未逼迫，但意外的是，发图麦自己却说：“抠就抠吧，我总不能一辈子在娘家门上吧，兄弟媳妇一进门，我就多余了，不如早一点把我打发了，大家面子上都好过。”婚后，小两口倒还算恩爱，但婆家一如既往地吝啬，水果都不管够，发图麦怀孕后想吃酸杏子、桃子，只好跑回娘家一次吃个够，再带一些回去。临盆时遭逢难产，公公因儿媳未上医保，怕多花钱，不让剖腹产，要求顺产，在手术室外与娘家干起仗来，却收到了发图麦的死亡通知单。富于吊诡意味的是，见到发图麦的尸首，失忆多年的姐姐却在哭喊中醒转过来，“还像多年前一样，麻利熟络地操持着家务，比先前乖顺稳当，穿着妹妹发图麦的衣服，像妹妹一样忙进忙出”，莫非她要重演一遍妹妹的悲剧？小说留下一抹悬笔，生发无尽怅然。
对上述两篇作品加以比读，可约略捕寻马玉珍小说强烈的女性意识，她执拗而持续性地深入青海门源乡村地区形形色色的回族妇女群体，以在场视角记录下寻常百姓家每一起家长里短、悲欢离合，以悲悯的心境凝视她们的遭际与彷徨，不动声色地讲出“日常”背后、潜藏于不为人知角落深处的精神重负。我想，她提炼在作品中的这些女性命运的悲剧感，或许基于典型性的浓缩和放大，也一定与真实存在的普遍性有关。会有像我一样的外界读者慨叹，真的有这么多悲情的女人窝藏在不被光芒照亮的暗角？辍学、早婚、包办、近亲通婚、家暴乃至病患与死亡，这些沉重的关键词真的如此密集地与那里的女性形影不离？缺乏在地经验的我无从给予精准的认定，但通识经验显示，在很长时期以来的西部，特别是马玉珍书写较为集中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社会的少数民族女性境遇确实存在许多超越想象边界的痛点。在女权、女性早已成为不再新鲜的批评潮流的当下，在真实而广泛的民间其实仍然存在理论言说无法观照和疗救的真空地带，那里的女人们不曾观摩《玩偶之家》，也从未读过《简·爱》，她们羞怯、顺从、隐忍，在缄默中疗愈伤痕，包纳苦难。马玉珍所做的，仅仅是以良知做笔，“呈现”这些角落里的悲伤、无助与守望，仅此而已——她或许来不及思索得更为深切和尖锐，抑或作出带有启蒙意识的呼号或引导，但呈现本身，即是表达的意义。 很可能，连马玉珍自己也不会意识到，看似不经意间写下的这些女人故事，无分力量强弱，实则已在事实上对西部文学中以男性为中心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构成了一定冲击，甚至也可以说，这些作品解构着文学中的男性中心话语。这是马玉珍小说与惯见的女性写作的共振之处。《小巷里的青春》中，麦儿燕的命运始终围绕男性的权力而折转，曾经痴情却初心易改的木沙，看似工作体面却责任心缺失的公务员丈夫，反对儿子追求离异后的麦儿燕的木沙父亲，就连撮合这段失败姻缘的媒人，也是“一脸络腮胡子的中年汉子”。这些男性角色的塑造或许显得单调和刻意了一些，但相对先前长久以来女性心情的缺位，这样的处理也就有了几分“平衡”的色彩，有了可供宽谅的余地。在《姐妹花》中，这种为女性申辩的代言味道更加浓烈了一些，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触目惊心的交代：
镇子上小伙子们在选择配偶上，有着绝对的优势。因为小镇周边有的是庄户人家，农村里的女孩子尽着他们的心挑，上川的，下川的，上庄的，下庄的，上沟的，下沟的，姑娘如马莲花般一茬茬地长着，就如这里的人们调侃的那样——水般地淌着，草般地长着。
在天然的失衡中，“男孩子们娶的可都是村子里最出挑的女孩子”，甚至有些小伙子长相并不咋样，“有的还喜欢偷偷摸摸抽根烟，喝点小酒”，在特定的民族传统规约下，更显逾矩。主人公发图麦本就生逢一个女性处境明显弱势的社区，加之姐姐病患，使外界产生家族遗传病的误解，婚配难上加难。好不容易与一个做面匠的男孩互生好感，却被父亲“坚决地回绝了”，理由竟是，“发图麦再嫁到外县，一年半载回不了家，家里一旦有个事，亲人的忌日到了，念个亥亭厨房里连个搭帮的人都没有，那咋成”。女儿恋爱自由的童话，竟由于家里缺帮厨而被轻而易举地碾碎。所以，当发图麦已是“大龄剩女”，面对吝啬人家的提亲时，即使这一次连父亲都觉得不妥，反而是发图麦自己下定了明珠暗投的决心，这是她唯一对自我命运的裁决，却是陷入悲剧链条的临渊一跃。表面看去的“自虐”，实则正是对长期构成压抑的传统的抵抗。小说最具女权色系的一笔，正在于此。
然而，我也注意到，马玉珍小说的“女性色彩”，也与一般文本中有所差异。相对其他女性文学中惯见的身份、政治、金钱、权力等关键元素，马玉珍的女人世界俨如世外桃源，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好像只为生命本身的尊严而守护，余外特殊赋予的利益诉求则毫不染指。特别是，作为女性写作的重要策略，身体的需要和欲望常被放大，不断述说女性的体验和幻想，然而这些在马玉珍的作品中也被“束之高阁”。这既可以理解为马玉珍小说精神气质的清澈，但同时也造成其作品不够复杂、强韧、新锐的印象。如果是马玉珍只想“复原”女人们的故事，并未抱着多么强烈的抱负，想要树起什么女权的旗帜，我反倒觉得停留在这样一种启蒙初始阶段的简单与纯粹，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样的作者、这样的作品，与作品中那些女性朋友们，在精神气质上就真正做到了同一性的契合。
由此回到开篇的提问：当民族与性别议题相遇，是否足以构成一个新的问题而值得被独立地观察？经由马玉珍提供的文本，会得到肯定的答案。这并不是说，青海乡村社会的女性命运由于附加了民族的身份符号而有所增负，而是说，回族的历史际遇、生存方式与精神来路，必然潜移默化地对本民族的女性生态产生不可剥离的影响，而这一点，恰恰使马玉珍的女性写作，多了一重与众不同的獨得语境。如果能够理解回族传统信仰中关于“顺从”“前定”等概念的强调，大概就会理解马玉珍笔下的女性为何在面对厄运时，少了几分激进与否定，多了一些包容与宽和，似乎一切遭遇亦是财富，皆可宽恕。
马玉珍已尽其所能，呈现了本民族女性“失爱”的困境，但她们不该止步和失语，而是会向“觉醒”的一步勇敢迈进。因为一个有志于为女性立传的作家有责任去不遗余力培育的，应当是把“没有爱”变为“有爱的能力”。
石彦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在读博士，原《民族文学》杂志编辑。
以西北五省区为例，可供圈点的回族女性小说家寥若晨星，除马金莲外，尚有宁夏的马悦、甘肃的马琴妙、新疆的马玉梅等少数几位，而就辽阔的青海而论，当前坚持创作并逐渐醒目起来的回族女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马玉珍。她的小说和散文几乎都离不开本土女性，有时是那个童年视角下的“我”，有时则是《月光下的家园》中渴望改变命运的辍学女生马赛麦，是《杏花绽放》中少年懵懂的发娘，是《大山里的牧歌》中的放羊女娃苏儿黛，是《艾米乃》中身残而坚持所爱的艾米乃……如果说，马金莲的出现，是以小说方式第一次将西海固“碎媳妇”们尘封多年的秘密公布于世，那么与之同理，马玉珍的女性写作则使得从未进入阅读视野的青海回族女性群谱，如清澈绵长的河流一般，横亘在群山似的男性世界面前，从此，你必须正视“她们”的存在，必须倾听那尽管低徊羞涩的诉说，却无法再遗忘或视而不见下去。
马玉珍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女性色彩，是因为她笔下的女人们往往呈现出安分克己、逆来顺受、甘于牺牲的品质，她们的成长、恋爱、婚姻、生育乃至衰老与死亡，往往带有与生俱来的悲情色调。眼前读到的《小巷里的青春》这一篇，写姨娘家的女儿麦儿燕，初中毕业后便不再上学，被家长管束起来，成了安于家中做女红的绣娘。麦儿燕本与“我”的哥哥木沙青梅竹马，互生真情，却由于媒人捷足先登，不情愿地嫁给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段婚姻没几年便离散，麦儿燕抱着幼子回到娘家，多有不适，她还惦记着木沙，常来探看，跑车为业的木沙也心存旧念，但父母坚决不允许他找一个离异带孩子的女人，否则，“叫这一巷子的人怎么看”。很快，木沙经人撮合，与外村女子相爱，等待他的是一段全新的幸福旅程。从故事中可以看出，麦儿燕对爱情有着追求与向往，她心性细腻、婉约，将一双绣了牡丹花的鞋垫留在心上人的炕头;她勇于传达爱意，抱着摔伤的木沙，问他疼不疼，两只大眼睛里，“眼泪都满了”。然而，麦儿燕的悲剧性就体现在一颗热切的心却渺无掌控自我命运的可能，从离开小巷里的玩伴被困家中，到被迫嫁给不了解的对象，再到离异后无家可归，曾经的心上人与别人如此轻易地坠入爱河——前定的洪流裹挟着她顺流而下，毫无逆流扬波、照鉴自我的通路。小说尾声隐喻了如是颇有意味的一笔：
院子里父亲养的灰鸽子白鸽子咕咕地叫，扑棱棱地飞，院门口的狗儿盯着鸽子的身影，左腾右挪，嘴里轻声吠着，它寂寞，是想跟鸽子套套近乎。
鸽子无视狗儿，一步步踱到水盆边，慢慢地、优雅地转动着脖颈，一点点喝水。
在作者眼中，麦儿燕通身疲惫、背負重荷回到出发地，在木沙家“摇尾乞怜”，正如那寂寞轻吠的狗儿一般，连鸽子都不会搭理它。曾经那个鲜亮出众的女孩头儿，一步跨入婚姻的河流，竟至如此悲凉。
富于参照意义的，还有一篇《姐妹花》，同样牵涉回族女性的婚恋主题。发图麦的姐姐，因新婚丈夫在金场殒命，精神受了刺激，年仅十六岁、刚刚初中毕业的妹妹发图麦，在家中承担起照料姐姐和病母的责任，细致到了一口一口为姐姐喂饭，用温水让有洁癖的姐姐洗手，以至几个月下来，“房门前就被冲出了一道小水沟”，然而，正因这样的付出和牺牲，她没能继续高中学业，一晃到了二十岁，把自己的婚事耽搁了。由于姐姐未嫁，发图麦的弟弟不好先办喜事，不得不错过一些好姑娘，终于还是熬不过，先办了一步，此时已是二十二岁的发图麦，则在当地人眼中成了一个“嫁不出的大姑娘”。在这一当口，有人给发图麦做媒，男方离异，相貌有些猥琐，他父亲则是“出了名的吝啬鬼”，那人前妻就是因为这一点离的婚。尽管并不看好这门婚事，发图麦的父亲也并未逼迫，但意外的是，发图麦自己却说：“抠就抠吧，我总不能一辈子在娘家门上吧，兄弟媳妇一进门，我就多余了，不如早一点把我打发了，大家面子上都好过。”婚后，小两口倒还算恩爱，但婆家一如既往地吝啬，水果都不管够，发图麦怀孕后想吃酸杏子、桃子，只好跑回娘家一次吃个够，再带一些回去。临盆时遭逢难产，公公因儿媳未上医保，怕多花钱，不让剖腹产，要求顺产，在手术室外与娘家干起仗来，却收到了发图麦的死亡通知单。富于吊诡意味的是，见到发图麦的尸首，失忆多年的姐姐却在哭喊中醒转过来，“还像多年前一样，麻利熟络地操持着家务，比先前乖顺稳当，穿着妹妹发图麦的衣服，像妹妹一样忙进忙出”，莫非她要重演一遍妹妹的悲剧？小说留下一抹悬笔，生发无尽怅然。
对上述两篇作品加以比读，可约略捕寻马玉珍小说强烈的女性意识，她执拗而持续性地深入青海门源乡村地区形形色色的回族妇女群体，以在场视角记录下寻常百姓家每一起家长里短、悲欢离合，以悲悯的心境凝视她们的遭际与彷徨，不动声色地讲出“日常”背后、潜藏于不为人知角落深处的精神重负。我想，她提炼在作品中的这些女性命运的悲剧感，或许基于典型性的浓缩和放大，也一定与真实存在的普遍性有关。会有像我一样的外界读者慨叹，真的有这么多悲情的女人窝藏在不被光芒照亮的暗角？辍学、早婚、包办、近亲通婚、家暴乃至病患与死亡，这些沉重的关键词真的如此密集地与那里的女性形影不离？缺乏在地经验的我无从给予精准的认定，但通识经验显示，在很长时期以来的西部，特别是马玉珍书写较为集中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社会的少数民族女性境遇确实存在许多超越想象边界的痛点。在女权、女性早已成为不再新鲜的批评潮流的当下，在真实而广泛的民间其实仍然存在理论言说无法观照和疗救的真空地带，那里的女人们不曾观摩《玩偶之家》，也从未读过《简·爱》，她们羞怯、顺从、隐忍，在缄默中疗愈伤痕，包纳苦难。马玉珍所做的，仅仅是以良知做笔，“呈现”这些角落里的悲伤、无助与守望，仅此而已——她或许来不及思索得更为深切和尖锐，抑或作出带有启蒙意识的呼号或引导，但呈现本身，即是表达的意义。 很可能，连马玉珍自己也不会意识到，看似不经意间写下的这些女人故事，无分力量强弱，实则已在事实上对西部文学中以男性为中心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构成了一定冲击，甚至也可以说，这些作品解构着文学中的男性中心话语。这是马玉珍小说与惯见的女性写作的共振之处。《小巷里的青春》中，麦儿燕的命运始终围绕男性的权力而折转，曾经痴情却初心易改的木沙，看似工作体面却责任心缺失的公务员丈夫，反对儿子追求离异后的麦儿燕的木沙父亲，就连撮合这段失败姻缘的媒人，也是“一脸络腮胡子的中年汉子”。这些男性角色的塑造或许显得单调和刻意了一些，但相对先前长久以来女性心情的缺位，这样的处理也就有了几分“平衡”的色彩，有了可供宽谅的余地。在《姐妹花》中，这种为女性申辩的代言味道更加浓烈了一些，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触目惊心的交代：
镇子上小伙子们在选择配偶上，有着绝对的优势。因为小镇周边有的是庄户人家，农村里的女孩子尽着他们的心挑，上川的，下川的，上庄的，下庄的，上沟的，下沟的，姑娘如马莲花般一茬茬地长着，就如这里的人们调侃的那样——水般地淌着，草般地长着。
在天然的失衡中，“男孩子们娶的可都是村子里最出挑的女孩子”，甚至有些小伙子长相并不咋样，“有的还喜欢偷偷摸摸抽根烟，喝点小酒”，在特定的民族传统规约下，更显逾矩。主人公发图麦本就生逢一个女性处境明显弱势的社区，加之姐姐病患，使外界产生家族遗传病的误解，婚配难上加难。好不容易与一个做面匠的男孩互生好感，却被父亲“坚决地回绝了”，理由竟是，“发图麦再嫁到外县，一年半载回不了家，家里一旦有个事，亲人的忌日到了，念个亥亭厨房里连个搭帮的人都没有，那咋成”。女儿恋爱自由的童话，竟由于家里缺帮厨而被轻而易举地碾碎。所以，当发图麦已是“大龄剩女”，面对吝啬人家的提亲时，即使这一次连父亲都觉得不妥，反而是发图麦自己下定了明珠暗投的决心，这是她唯一对自我命运的裁决，却是陷入悲剧链条的临渊一跃。表面看去的“自虐”，实则正是对长期构成压抑的传统的抵抗。小说最具女权色系的一笔，正在于此。
然而，我也注意到，马玉珍小说的“女性色彩”，也与一般文本中有所差异。相对其他女性文学中惯见的身份、政治、金钱、权力等关键元素，马玉珍的女人世界俨如世外桃源，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好像只为生命本身的尊严而守护，余外特殊赋予的利益诉求则毫不染指。特别是，作为女性写作的重要策略，身体的需要和欲望常被放大，不断述说女性的体验和幻想，然而这些在马玉珍的作品中也被“束之高阁”。这既可以理解为马玉珍小说精神气质的清澈，但同时也造成其作品不够复杂、强韧、新锐的印象。如果是马玉珍只想“复原”女人们的故事，并未抱着多么强烈的抱负，想要树起什么女权的旗帜，我反倒觉得停留在这样一种启蒙初始阶段的简单与纯粹，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样的作者、这样的作品，与作品中那些女性朋友们，在精神气质上就真正做到了同一性的契合。
由此回到开篇的提问：当民族与性别议题相遇，是否足以构成一个新的问题而值得被独立地观察？经由马玉珍提供的文本，会得到肯定的答案。这并不是说，青海乡村社会的女性命运由于附加了民族的身份符号而有所增负，而是说，回族的历史际遇、生存方式与精神来路，必然潜移默化地对本民族的女性生态产生不可剥离的影响，而这一点，恰恰使马玉珍的女性写作，多了一重与众不同的獨得语境。如果能够理解回族传统信仰中关于“顺从”“前定”等概念的强调，大概就会理解马玉珍笔下的女性为何在面对厄运时，少了几分激进与否定，多了一些包容与宽和，似乎一切遭遇亦是财富，皆可宽恕。
马玉珍已尽其所能，呈现了本民族女性“失爱”的困境，但她们不该止步和失语，而是会向“觉醒”的一步勇敢迈进。因为一个有志于为女性立传的作家有责任去不遗余力培育的，应当是把“没有爱”变为“有爱的能力”。
石彦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在读博士，原《民族文学》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