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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3月23日病逝。作为新加坡开国之父，他为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在这50年里，李光耀长期执政新加坡。在他执政期间，新加坡创造了在一代人时间里变身发达国家的奇迹，从196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400多美元，到1991年超过1.4万美元，再到2013年的5.5万美元，不断跨越发展，全球竞争力名列前茅。
这些只是可量化的指标。在一代人时间里，新加坡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脆弱走向稳定，从腐败走向廉洁，从人情关系社会走向全面法治社会，从缺乏归属感的移民聚散地变成族群和谐共处、身份认同感强烈的国家，从“地图上的一个点”发展成有重要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新加坡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这一奇迹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在于，新加坡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西化之路，而是一条坚持自力更生、博采东西方之长的新加坡现代化之路。
诚然，这一奇迹绝非一人之功，本身亦非十全十美。但作为新加坡奇迹的“总设计师”，李光耀功不可没。正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说，是他带领新加坡走上了“进步的捷径”。而且，这条“进步的捷径”稳定且可持续。
李光耀是一名政治家、战略家，更是行动派、实干派。他拥有前瞻性和开放性的国际视野，对国家在现代世界如何生存始终保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西方经验并不照单全收，而是精挑细选；面对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抹黑，也从不怯于拿起法律武器来回应。
不仅如此，李光耀从不把目光停留在眼前。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政府始终紧盯亚洲和世界的最新发展趋势，感触潜在危机，审时度势及时应变。李光耀相信全球化，相信自力更生，相信变革图存，相信每个国家都需要也能够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些，都是他留给新加坡的宝贵精神财富。
李光耀的“反腐经”
新加坡天生与贪腐绝缘吗？否。
1959年，新加坡摆脱殖民实现独立，李光耀担任新加坡首任总理。他环顾四周，发现新加坡是这样的：“我们病得不轻，贪婪、腐败、颓废盛行。曾经为了人民而战的自由战士正在掠夺人民的财富，社会在倒退。”
所以，李光耀当即提出，打造廉洁和高效的政府，确保政府预算的每一块钱花得有理有据。数年后，新加坡腐败状况有所改善；几十年后，新加坡稳居几大机构评选的全球廉洁国家排行榜前五位。
李光耀怎么做到的？
[斩断殖民基因]
新加坡独立之初，殖民时代留下的贪腐风气盛行。长期殖民和腐败风气成为一种社会基因，根深蒂固地侵入这片弹丸之地的每一个毛孔。
以当时手无缚鸡之力的警察系统为例，新加坡《海峡时报》曾就媒体报道过的警方贪腐案进行梳理，发现1845年至1921年，总计有172桩警察贪腐事件见诸报端，其中最主要的腐败行为是受贿，占63.4%，偷盗、抢劫等直接犯罪占24.4%。
1942年至1 945年日本占领时期，高通胀和低收入迫使新加坡民众普遍用行贿换取生存权：而战后英国统治时期，英国殖民者被称作是“黑市当局”，毫无公开透明的行政管理可言。
究其根源，新加坡当时有三大特点支撑起贪腐的温床。一是公务人员收入低，二是存在大量“空子”让腐败有机可乘：三是几乎全无事后调查或问责机制。
还以新加坡警察为例，1887年新加坡普通本土警察的平均月薪不到10新元，而同一年，驻新加坡同职位英国警员则可以拿到50新元。巨大的收入落差使得一些本土警察索贿成性，加上没有相应的管理机制和松垮的究责体系，警察腐败“水到渠成”。
李光耀在三个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用提高公务员门槛和高薪养廉排除贪腐的需要，用调查机关摸底排查堵住贪腐的漏洞，用密不透风的严厉法律震慑贪腐的欲望。
[磨快两把尖刀]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要斩断腐败基因，李光耀首先对一个名存实亡的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造，使其不仅有名有实，而且达到一个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力之巅，这个机构就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贪污调查局1952年成立，其成立初衷是调查新加坡的一些腐败行为。但直至1959年英国人离开新加坡，这个机构几乎无所作为。李光耀分析，原因有两个，一是贪污调查局没有必要资源，二是缺乏法律授予的权力。
所以，在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后，李光耀快速磨快了两把“刀”，一是完善和强化法律，二是调整贪污调查局的定位。
李光耀把贪污调查局的权限提到最高，只向总理一人负责，只要总理同意调查，调查就必须进行。而且，李光耀规定，如果案情涉及总理本人或总理不明确表态，贪污调查局可绕过总理寻求总统的批准。换言之，贪污调查局获得一种可以调查任何人的“极权”。
在完善法律方面，李光耀收紧了打击贪腐的各项条款力度，并对贪污调查局给予法律支撑。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新加坡公民，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乃至侨居海外的新加坡籍公民都属于其监察对象。贪污调查局权力包括：调查权、搜查权、逮捕权、跟踪监视权、获取财产情报权和不明财产检查权。
另外，还有一项“有罪推定”法律条款备受关注，那就是“异常财富”可以成为指控证据，无法解释的财产就算贪污。
新加坡高级外交官韦尔盖塞·马修斯这样解释这项条款：如果你是一个公务员，每个月挣500新元，但你自己开着宝马5系，你的妻子开着奔驰，你俩还拥有一座500万新元的宅子，你就得解释一下，你是不是有个叔叔是大佬，如果证明不了这一点，说不清楚财产的来源，抄没是肯定的，另外你还得面对法律的严惩。
[出鞘才是好刀]
李光耀深知，贪污调查局不能靠举报过日子，刀不出鞘，不仅拿不了人，自己也会生锈。在独立之初，李光耀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规定所有内阁成员在会议时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作出“自清”的表率。
“自清”不仅表现在形象上，更有切实举措。每年7月1日，新加坡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给以满意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第二件事是把贪污调查局植入各职能部门，从各部门的工作流程入手，查找可能导致腐败的漏洞，从源头杜绝腐败。例如，移民局是最可能出现腐败的政府部门之一，那么贪污调查局就进驻移民局，查找各项程序中是否存在行贿受贿的“窗口”。
再如，作为一个有最大调查权的机构，贪污调查局本身也有可能成为行贿的对象。于是，李光耀给贪污调查局设立了一套最高标准的自查机制，可以自上而下查，可以平行互查，也可以自下而上查。而且，贪污调查局出现任何问题，由局长担责。
2013年，因贪污调查局助理司长杨少雄涉嫌侵吞公款，调查局局长陈宗宪被撤职，理由是管理疏失。用高压手段和最高标准管理贪污调查局，目的是为了维持民众对贪污调查局的信任。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在这50年里，李光耀长期执政新加坡。在他执政期间，新加坡创造了在一代人时间里变身发达国家的奇迹，从196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400多美元，到1991年超过1.4万美元，再到2013年的5.5万美元，不断跨越发展，全球竞争力名列前茅。
这些只是可量化的指标。在一代人时间里，新加坡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脆弱走向稳定，从腐败走向廉洁，从人情关系社会走向全面法治社会，从缺乏归属感的移民聚散地变成族群和谐共处、身份认同感强烈的国家，从“地图上的一个点”发展成有重要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新加坡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这一奇迹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在于，新加坡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西化之路，而是一条坚持自力更生、博采东西方之长的新加坡现代化之路。
诚然，这一奇迹绝非一人之功，本身亦非十全十美。但作为新加坡奇迹的“总设计师”，李光耀功不可没。正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说，是他带领新加坡走上了“进步的捷径”。而且，这条“进步的捷径”稳定且可持续。
李光耀是一名政治家、战略家，更是行动派、实干派。他拥有前瞻性和开放性的国际视野，对国家在现代世界如何生存始终保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西方经验并不照单全收，而是精挑细选；面对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抹黑，也从不怯于拿起法律武器来回应。
不仅如此，李光耀从不把目光停留在眼前。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政府始终紧盯亚洲和世界的最新发展趋势，感触潜在危机，审时度势及时应变。李光耀相信全球化，相信自力更生，相信变革图存，相信每个国家都需要也能够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些，都是他留给新加坡的宝贵精神财富。
李光耀的“反腐经”
新加坡天生与贪腐绝缘吗？否。
1959年，新加坡摆脱殖民实现独立，李光耀担任新加坡首任总理。他环顾四周，发现新加坡是这样的：“我们病得不轻，贪婪、腐败、颓废盛行。曾经为了人民而战的自由战士正在掠夺人民的财富，社会在倒退。”
所以，李光耀当即提出，打造廉洁和高效的政府，确保政府预算的每一块钱花得有理有据。数年后，新加坡腐败状况有所改善；几十年后，新加坡稳居几大机构评选的全球廉洁国家排行榜前五位。
李光耀怎么做到的？
[斩断殖民基因]
新加坡独立之初，殖民时代留下的贪腐风气盛行。长期殖民和腐败风气成为一种社会基因，根深蒂固地侵入这片弹丸之地的每一个毛孔。
以当时手无缚鸡之力的警察系统为例，新加坡《海峡时报》曾就媒体报道过的警方贪腐案进行梳理，发现1845年至1921年，总计有172桩警察贪腐事件见诸报端，其中最主要的腐败行为是受贿，占63.4%，偷盗、抢劫等直接犯罪占24.4%。
1942年至1 945年日本占领时期，高通胀和低收入迫使新加坡民众普遍用行贿换取生存权：而战后英国统治时期，英国殖民者被称作是“黑市当局”，毫无公开透明的行政管理可言。
究其根源，新加坡当时有三大特点支撑起贪腐的温床。一是公务人员收入低，二是存在大量“空子”让腐败有机可乘：三是几乎全无事后调查或问责机制。
还以新加坡警察为例，1887年新加坡普通本土警察的平均月薪不到10新元，而同一年，驻新加坡同职位英国警员则可以拿到50新元。巨大的收入落差使得一些本土警察索贿成性，加上没有相应的管理机制和松垮的究责体系，警察腐败“水到渠成”。
李光耀在三个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用提高公务员门槛和高薪养廉排除贪腐的需要，用调查机关摸底排查堵住贪腐的漏洞，用密不透风的严厉法律震慑贪腐的欲望。
[磨快两把尖刀]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要斩断腐败基因，李光耀首先对一个名存实亡的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造，使其不仅有名有实，而且达到一个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力之巅，这个机构就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贪污调查局1952年成立，其成立初衷是调查新加坡的一些腐败行为。但直至1959年英国人离开新加坡，这个机构几乎无所作为。李光耀分析，原因有两个，一是贪污调查局没有必要资源，二是缺乏法律授予的权力。
所以，在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后，李光耀快速磨快了两把“刀”，一是完善和强化法律，二是调整贪污调查局的定位。
李光耀把贪污调查局的权限提到最高，只向总理一人负责，只要总理同意调查，调查就必须进行。而且，李光耀规定，如果案情涉及总理本人或总理不明确表态，贪污调查局可绕过总理寻求总统的批准。换言之，贪污调查局获得一种可以调查任何人的“极权”。
在完善法律方面，李光耀收紧了打击贪腐的各项条款力度，并对贪污调查局给予法律支撑。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新加坡公民，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乃至侨居海外的新加坡籍公民都属于其监察对象。贪污调查局权力包括：调查权、搜查权、逮捕权、跟踪监视权、获取财产情报权和不明财产检查权。
另外，还有一项“有罪推定”法律条款备受关注，那就是“异常财富”可以成为指控证据，无法解释的财产就算贪污。
新加坡高级外交官韦尔盖塞·马修斯这样解释这项条款：如果你是一个公务员，每个月挣500新元，但你自己开着宝马5系，你的妻子开着奔驰，你俩还拥有一座500万新元的宅子，你就得解释一下，你是不是有个叔叔是大佬，如果证明不了这一点，说不清楚财产的来源，抄没是肯定的，另外你还得面对法律的严惩。
[出鞘才是好刀]
李光耀深知，贪污调查局不能靠举报过日子，刀不出鞘，不仅拿不了人，自己也会生锈。在独立之初，李光耀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规定所有内阁成员在会议时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作出“自清”的表率。
“自清”不仅表现在形象上，更有切实举措。每年7月1日，新加坡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给以满意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第二件事是把贪污调查局植入各职能部门，从各部门的工作流程入手，查找可能导致腐败的漏洞，从源头杜绝腐败。例如，移民局是最可能出现腐败的政府部门之一，那么贪污调查局就进驻移民局，查找各项程序中是否存在行贿受贿的“窗口”。
再如，作为一个有最大调查权的机构，贪污调查局本身也有可能成为行贿的对象。于是，李光耀给贪污调查局设立了一套最高标准的自查机制，可以自上而下查，可以平行互查，也可以自下而上查。而且，贪污调查局出现任何问题，由局长担责。
2013年，因贪污调查局助理司长杨少雄涉嫌侵吞公款，调查局局长陈宗宪被撤职，理由是管理疏失。用高压手段和最高标准管理贪污调查局，目的是为了维持民众对贪污调查局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