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幅巨画，竟有40米长！
2017年的春天，当我走进那个大厅的时候，瞬间就震惊了。
偌大的大厅里面，只有一幅画！40多米长、7米多高的一幅画！这幅画占据了整个大厅。不，应该说那个大厅甚至那栋建筑，就是为了摆放这幅画而修建的。
画面上满满地挤着几百个农民的形象，有的牵着水牛，有的挑着担子，有的在干农活。大部分的农民差不多都是真人大小。画上的水牛，也和真的水牛一样大。
为什么要画这些人呢？原来这幅画表现的是1978年中国南方第一个大型的自由集市，这背后是一股开放的“春潮”。创作那幅画的画家姓万，据说他以前每天大早上开车到那里，抽空画一会儿画，再去市内上班。后来他退休了，终于可以花大把时间好好经营这幅画。
我见到了画家本人，是一位60多歲的老先生，瘦高个，头发很蓬乱，但精神很好，两眼几乎是在放光。他告诉我，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半成品，这个半成品他画了11年。
这件事情，发生在北京昌平区一个偏僻的“画家村”里。那个画家村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它叫作“上苑村”。
我之所以知道那个地方，是因为更早的时候，也就是在2016年冬天，市文联组织了一次“非京籍、体制外艺术家生存状况”的调研，当时调研的地点里就有上苑村。那时候的我，到文联工作只有几个月，是研究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当时我们一起在画家村里走了走，调查了几个地方，开了个小型的座谈会。屋子外面是从山野吹来的寒风，屋子里面是壁炉暖烘烘的热气。那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隔年开春，我又和朋友单独“回去”了一趟，这才遇见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神奇”的画家，才遇见了那幅惊人的巨作。
可以说，那纯粹是一次不期而遇，是偶然的相逢。回忆我在市文联工作的3年时间，这种“不期而遇”的经历，似乎还有很多次。
评协，不是唱评剧的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把时间倒回到2010年，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普通的研究生，整日在学校里闷头读书。
一次聚会上，我偶然听到北大中文系的姜涛老师，对坐在旁边的一位师兄说：“谢老师他们，搞了个评论家协会。”所谓的“谢老师”，指的就是中文系著名的学者谢冕教授。至于那个“评论家协会”又是什么玩意儿，我并没想要搞清楚。
6年后，我突然在网上看到“北京市文联研究部”招聘的通知，没多加考虑就报名了。那时候的我还在博物馆工作，除了观众服务之外，主要负责展厅维护，所以我的手上整天拎着展厅里各个展柜的钥匙。那些钥匙一共有两大串、几十个，一走路就哗啦哗啦响。我经常嘲笑自己像个“监狱长”，只是我的“犯人”不会逃跑，而且很娇贵。我希望换个更有“书卷气”的工作，最好跟研究有关。“研究部”这三个字，很吸引我。
等到我变成“研究部”的一员之后，我才知道：这里就是“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我就是评论家协会的工作人员，而协会的主席就是谢冕教授。多少年前断开的记忆链条，这才扣上了。怎么说好呢？世界就是这么小，而事情就是这么巧！
还有一件事也特别有意思。在后面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会跟别人提到“评论家协会”，简称叫“评协”。不知道有多少次，别人听到我们是“评协”的人之后，都以为我们是唱评剧的。我只能解释说，不不不，我是搞文艺评论的……
“裸奔”的舞台，靠布帘子救场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接触“北京文艺论坛”和一系列的研讨会，才知道办会并不是那么容易。
世界顶级咨询公司麦肯锡内部，似乎有一句话叫“电话就是你的武器”。用这句话形容那时候的我，最贴切不过了。如果要开一个什么会，那我就要打很多电话。我一辈子也没有打过那么多电话。我这个笨嘴的人，有时候说着说着，甚至把“您”都说成了“你”——但愿专家们别介意吧。
2017年9月中旬，我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北京文艺论坛。第一天的论坛还开得好好的，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接到一个“噩耗”：舞台上写着“2017·北京文艺论坛”几个大字的那块大背景板，竟然被拆掉了！舞台上是空的！已经有专家入场了，会场上空似乎横竖写着两个大字：尴尬。
我甚至一度以为是自己跟会服人员交代错了开会时间。然而并没有，是对方记错了开会时间，以为论坛在那天早上就结束了，于是拆下了背景板，扔掉了。这可怎么办呢？
折腾了几个回合，最后救命的那根“稻草”，是一块深紫红色的大布帘子。当他们指挥会服人员把那块丝绒状布帘子拉上的时候，尴尬感似乎减轻了很多。原来“裸奔”的舞台，好歹有块布挡一挡。然而参会专家们几乎并没有注意到台上的变化，他们仍旧捏着话筒，谈论着文艺问题。一场小小的危机，就这么化解了。
等到专家们的发言结束，我就要回去整理他们发言的主要内容，变成一个报告。回想那些讨论会议，其实非常有特点。比如当年《战狼2》很火，我们就立马开了一个有关类似题材电影的座谈会。再比如北京有很多“漂着”的外来者，他们里头有不少人写诗，学者称其为“北漂诗歌”。我们曾经就开过一个专门讨论“北漂诗歌”的研讨会。
那些会议的参加者，也很有特点。其中有93岁的戏剧界老前辈蓝天野先生，也有一边品评网络小说一边写博士论文的学生;有不善言辞的手艺人，也有没说几句话就开唱的自由音乐家。如此种种，很难一一列举。
自己给自己留的纪念品
说起“到场”，我想起了北京之外的几个地方。在那三年里，文联每年都要到几个偏远地区作慰问演出，有时候是西藏，有时候是新疆，有时候是内蒙古，后来又加了个青海。除了新疆之外，其他几个地方我都作为随行的工作人员去过。
2017年7月中旬，我坐上了从文联门口开走的大巴，下车的时候已经到了内蒙古赤峰市。在赤峰的慰问演出完毕后，我们又一路前往更远的乌兰察布市进行演出。那一路上，我们的车途经了一个叫“克什克腾”的地方。我那时刚看过一部名叫《美丽的克什克腾》的纪录片，没想到就真的来到了那里。
车窗外，厚实的黄土上长着暗绿色的树，死去树木的枯枝犹如动物的白骨;行进的车惊起了一只歇在路边的大鸟，或许它是只草原雕。在前方更荒凉的荒野上，偶尔立着一个个小土包，每个小土包前面有一堵很低矮的矮墙，墙上似乎有一道极其矮小的门。这就是当地人的坟墓。那道“门”的寓意，我猜是准许灵魂自由出入。
文联的艺术家们，就是要去比这还偏僻的地方演出。等到他们到了，准备好了，开始演出了，别人都在关注舞台上发生的事，我这个“逆行者”却在密切注意舞台下的观众们。说真的，台下有时候比台上更有意思。
比如在赤峰，文联的演出是在一个空旷的文化广场上进行的。一位老大娘来晚了，舞台上的表演已经开始。她急切地想找一把塑料凳子，赶紧坐下来看，却到处都找不到。这时，周围几个男男女女，都抬起屁股，给她让座。我隔着老远，就能听到一群人七嘴八舌地在说：“你坐，你坐……”而那个老大娘似乎很扭捏害羞，不肯去坐。他们推推搡搡的样子，真有几分可爱。等到最后，所有的人不知道怎么竟然一人一个凳子坐好了，他们开始攀谈起来。
那时我才发现，这些观众喜欢和周围的人聊天。那么他们之间认识不认识呢？于是我开始观察。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之间完全是陌生人。实际上，等到演出一结束，他们就各走各的了。但是当台上还有演出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自然地攀谈起来。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大叔就跟我聊起了天;还有一位大妈，竟然聊着聊着，聊到了怎么养龟这个话题。
当时我的身上正好带了个小本子，手里有支笔。我就开始把我看到的观众画下来。我不是专业的画家，也几乎不会写生，但我就是想“抓住”那个时候的感觉。我潦潦草草地画了不少脑袋、后背、胳膊和腿，把那个小本子变成了一个涂鸦本。
回到北京之后，我看着这个潦草的涂鸦本，心里又有了一个想法：我想把这些各式各样的观众给画下来，组合成一幅画，真正地变成一个作品。我不是个画家，画成什么样不重要，关键是给自己的那种“感觉”留个纪念。于是我拿起了针管笔，开始磨磨蹭蹭地画起来。
等到这幅画画完，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那是在2018年9月。在我的那幅画里，出现了大约150个大大小小的人物，其中比较清晰的人物大约有90个。此前，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幅画，也没有任何人见到过这幅画的原作。直到我接到《北京纪事》编辑老师的邀请，整理我在文联工作三年的回忆，我才又想起这张1米多长的画。我把它从旧报纸的包裹里抽出来，一展开它，仿佛就看到了那个时候演出现场的那些观众。
为什么要提到这幅画呢？不是因为我当时画得有多好，而是跟这个生动的记录相比，我上面的那些文字，都变得很苍白了。这些生动的形象，是我在文联最后的珍贵纪念。半年后，我离开了文联，变成了一个新媒体工作者。
这让我想起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的一部小说，名叫《交叉小径的花园》。在那本小说里，有个小径分岔的花园——那里面时空交错，无数的时刻中有无数的你和我;人们在这一刻相遇的时候是朋友，下一刻相遇的时候或许就是路人。
其实，我们的人生何尝不就是一个交叉小径的花园呢？我们在这个岔路口岔开了，在下一个路口也许又会相遇。未来会发生什么，会碰到什么，会走上什么路，谁又能知道呢？对于我来说，自己所能做的，只是珍惜每一個“遇见”，并且时不时把它们拿出来回忆一下——当你回忆它们的时候，它们就是美好的。 编辑 韩旭
